星火燎原,文武雙全的變法先鋒譚嗣同(下)
導讀:
因在湖南維新運動的巨大政績,譚嗣同被光緒皇帝諭令進京並任命為軍機章京,他由此成為了「戊戌變法」的骨幹人物。
維新派和守舊派的鬥爭進入白熱化階段,譚嗣同被康有為所激,不得不違心地去找袁世凱「共商大計」。
康有為見勢不妙揮袖走人,梁啟超冒著危險勸告譚嗣同一起走,而譚嗣同卻決意用鮮血和生命為「戊戌變法」正名,以報答光緒皇帝的知遇之恩。
(接上期)
大事底定 嗣同入京
第二,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幫陳寶箴捋清思路。「鐵路改道」事件有一個巨大的障礙——那就是譚嗣同的靠山湖南巡撫(地位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湖南省長)陳寶箴本身是江西義寧人。
這個事情要把江西繞過去、讓湖南上位可能會讓陳巡撫有一些思想層面的障礙。
俗話說的好,出身牛犢不怕虎。不怕辦不到,就怕想不到。世界上的很多事往往都是被愣頭青一鼓作氣地努力干成的。
於是,譚嗣同跟歐陽中鵠、熊希齡等人交流了一下,決定親自出馬再跟巡撫大人認真捋一下思路。
譚嗣同拜訪陳寶箴,先是口若懸河地大談了一番此事對於湖南發展以及巡撫衙門政績的重要性,然後又言辭懇切地建議陳寶箴「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來了湖南就是湖南人,要以更高的格局和思想層次摒棄狹隘的出身地域觀念」云云。
結果,陳寶箴還真被譚嗣同滔滔不絕的話給繞暈了,也覺得「在其位謀其政」是很有道理的。
於是,他點頭同意了譚嗣同繼續推動「粵漢鐵路浙贛入湘」事宜,從而讓譚嗣同去除了此事的最大障礙,得以充分調動湖南的各種資源。
第三,多管齊下,充分調動人脈影響湖廣總督(地位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湖南、湖北省委書記兼兩湖大軍區司令)張之洞。
一方面,譚嗣同利用長沙時務學堂的負責人熊希齡跟張之洞首席智囊趙鳳昌的關係,讓趙鳳昌幫忙遊說張之洞。
另一方面,譚嗣同不得不硬著頭皮跟自己的父親湖北巡撫(地位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湖北省長)譚繼洵彙報,獲取他對此事的支持。同時,譚嗣同和熊希齡一起到武昌遊說張之洞,爭取把粵漢鐵路「折贛入湘」。
通過譚嗣同等人艱苦的布局和規劃,湖廣總督張之洞決定粵漢鐵路取道湖南,在境內設立站點。
然而,負責勘察具體鐵道線路的是一個瀏陽人,他倡議線路從平江到長沙(平江和瀏陽相鄰,過平江必過瀏陽)。在勘探結果上報後,規劃幾乎已成定局。
這時候岳陽人怒了,這麼重要的事情竟然沒有我岳陽什麼事?這絕對不得行!
岳陽士紳李澄宇認為這個線路規劃的走向不合理,馬上大造輿論並寫了《萬言書》呈送朝廷。
他在書中從地理環境、自然資源、物流便捷、線路難易、耗資多寡、水路運輸銜接等方面詳細論述了粵漢鐵路經過岳陽的重要性,並組織一批岳陽籍人士集資運作這件事關地域未來發展的大事。
與此同時,李澄宇還通過人脈聯繫上譚嗣同,也建議他——「要有大格局,不應該局限於自己是瀏陽人,而應該把自己當成湖南的代言人,這樣未來才能成為我們湖湘士人的表率」等等。
譚嗣同想了一下,也覺得鐵路只要是在湖南境內就好,至於省內花落誰家自己就不參合了。自己的影響力應該定位於全國,確實不宜局限於狹隘的瀏陽籍貫。
因此,他對前來遊說的人說道:「這件事在省內落到誰家我保持觀點中立,不參與你們的爭論。最後究竟鹿死誰手,就看你們各自的運作了。」
岳陽人去除了實力最強大的潛在對手後極為欣喜,大讚譚嗣同——「思想有大格局,是成大事的人,未來在湖南絕對一呼百應」。因此,此事就逐漸塵埃落定。
光緒二十四年(1898)初,康有為進呈《上清帝第六書》——《應詔統籌全局折》,請求增設制度局作為主持變法的最高機構,儘快推動維新變法。同時,他建議光緒以皇帝的權威公開「詔定國是」,確定維新變法作為朝廷施政的總方針。
與此同時,廖平寫了一封長信給恩師王闓運,向他和盤托出了康有為深刻參考自己書籍寫出《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的事情。王闓運收到信後覺得這是一個新動態,可能有深入謀劃的價值,於是召集弟子楊度前來進行商議。
王闓運對楊度說道:「皙子,我認真考慮了一下,這件事可能是一個機會,我們要進行認真籌謀。
第一,我會跟廖平寫信讓他不要聲張,就當作不知道書籍的事情。如果將來維新變法勝利,那麼誰都繞不過廖平。
但是,自古以來歷次變法都是驚濤駭浪、前途叵測,萬一出問題,這事情也跟廖平關係不大。這樣可進可退,才是真正的明哲保身之道。
第二,這次變法確實是朝廷一個自上而下的改良機會,這種大事我們不能完全置身其外。
楊銳和劉光第等人既然已經深度參與,你可以寫信跟他們敘敘同門情誼。萬一未來變法成功,你也可以順勢加入他們隊伍。
第三,變法的風險很大,盡量讓廣東人打頭陣,我們湖湘人士盡量在外圍遊離。
皙子,你也參加過公車上書,與康有為等人熟識,你可先與維新派建立聯繫,參與一些外圍組織。但是,你切記不要介入太深,先在外圍觀望,免得到時候粉身碎骨。」
王闓運在湖湘崛起的過程中是一個深度的知情者,但是從謀略上來說,他並不算是一個一流的智囊人才。
他雖然被稱為「帝王學說」的最後一個集大成者,但是客觀來說他的謀略能力是比不上趙鳳昌的,這一點從他為肅順和曾國藩的謀劃中也可管中窺豹。
從某個角度來看,王闓運的謀划水平有點像《天龍八部》中的段譽的六脈神劍,有時靈驗有時失靈。靈驗的時候令人驚嘆,不靈的時候令人愕然,也許這正是歷史的弔詭之處。
光緒二十四年(1898)7月,譚嗣同因自己在湖南維新變法取得的巨大成績受到光緒皇帝的重視。光緒皇帝諭令他快點進京共成大事——「迅速來京,毋稍遲延。」
山雨欲來 夜見世凱
譚嗣同到北京後住在瀏陽會館,第一次見到了維新變法的總舵手——康有為。抗、譚兩人在見面時交流了一下關於維新變法的思想和具體主張,達成了一定的共識。
不久後,光緒皇帝召見譚嗣同並發布諭令——「授予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等四人為軍機章京(四品卿銜),鼓勵他們襄助新政,所有奏摺由他四個人閱覽,凡有上諭由他們起草」。
這份知遇之恩讓譚嗣同等四人痛哭流涕,發誓要粉身碎骨以報答聖主。
此時,維新派和守舊派的鬥爭逐漸進入白熱化階段,慈禧作為一名政壇老手,敏銳地意識到形勢的劇烈變化。因此,她馬上開始進行布局。
第一,強迫光緒把翁同龢革職,並任命她的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地位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政治局委員兼河北省委書記、北京市委書記兼大軍區司令),掌控京畿之地「北洋三軍」的軍權——統領聶士成的武毅軍、董福祥的甘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
第二,下令親信刑部尚書崇禮兼署步軍統領(九門提督,統管京畿地區的警備、治安等),奪取京城的警衛大權。
同時,任命剛毅掌管西山健銳營(類似於清朝的特種兵),並更換了一些要害部門的八旗統領。
第三,用光緒的名義宣布——「今後凡是賞加官吏品級,必須到太后面前謝恩」。這一舉措實際上剝奪了光緒皇帝對高級官員的人事任免權。
慈禧的步步緊逼讓整個形勢風雨欲來,在這種太后和皇帝相爭的敏感時刻,久經宦海沉浮的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人馬上對「維新變法」偃旗息鼓,開始敷衍光緒皇帝,決定先看看再說。
新舊力量的懸殊對比讓「維新派」舉步維艱,此時連光緒皇帝都覺得前途艱難。
康有為一看到當前得這種狀況,不禁心想:「這樣不行,如果變法沒成功,那我頭上的所有光環都沒有了,難道我又要重新回到灰頭土臉的生活中去?與其這樣,不如拚死一搏,激勵有志者去做一些有價值的事。」
於是,康有為作為維新變法的總舵手,馬上送給光緒皇帝一本書——《波蘭分滅記》,書中描寫的是俄、德、奧等國瓜分波蘭的事。這本書的內容讓光緒皇帝感同身受,他體會到巨大的危機,堅定了維新變法的方向。
然後,康有為又絞盡腦汁地提出了兩個「妙計」:一是向列強求援,請求他們幫助「維新派」壓制慈禧一方的勢力。二是直接發動政變,把朝政的掌控權從慈禧的手上奪過來。
譚嗣同覺得「政變方案」很不靠譜,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觀點——「維新派在京城的根基太淺,又不掌握刀把子,如果翻臉反而會死的很慘」。
康有為雲淡風輕地說道:「復生,你太低估我們的力量了。現在聖皇想振作,無數的有識之士早就摩拳擦掌。只要我們登高一呼,就會有很多人贏糧景從。
再說,我們掌握大義名分,那些掌控軍權的人未嘗不能為我所用。比如袁世凱,他跟你們湖湘的淵源很深,而且他也是我們強學會的會員,你完全可以找他捋一下思路,共商大計。
復生,這我可要批評你了。要成大事不可能沒有困難,你是文武全才,是我們維新派的中堅力量。我們都是很看好你,關鍵時刻你可不能怕死啊!
想想你們湖南的先賢在近代做了多少大事?他們是多麼讓世人所敬仰?我相信你關鍵時刻一定不會讓大家失望的。
現在正需要靠你這樣的人物力挽狂瀾,準備好了嗎?要麼,我請皇上跟你捋一下思路?」
譚嗣同被康有為激勵了一下,雖然覺得這個事情不靠譜,但是也沒有選擇。
他心想:「光緒皇帝對自己有知遇之恩,康有為拿出皇上的名義隱隱威脅,又用湖南先賢的事迹相激,自己不得不出頭。不過想想也是,他們都手無縛雞之力,維新派中就自己武功較高,動刀槍的關鍵時刻還是要自己頂上去。沒辦法了,拼一下吧!」
譚嗣同勉強同意了康有為的建議,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9月18日晚上,他抱著拚死的決心前往法華寺遊說袁世凱共成大事。
袁世凱深知此事風險太大,搞不好會被滅了九族,所以最後給了他一個模稜兩可的答覆(詳情請見下文「袁世凱系列」)。
有為出逃 大業崩俎
康有為一看形勢不對,馬上對梁啟超、譚嗣同等人說道:「兄弟們(諸君),維新變法的大局已經到了最關鍵的時刻。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雖略有曲折但影響不大,古今成大事者哪有一帆風順的?大家要堅定信心大膽地去努力。我們都沒有退路,成功了我們就名傳青史,失敗了就可能粉身碎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整合一切的力量。
因此,你們在北京大膽地搞,我準備去上海一趟,利用輿論發揮各方力量來支援你們。只要我們一起努力,勝利一定屬於我們。兄弟們,一起努力吧。」
第二天凌晨,康有為離開北京,在英國人的幫助下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輪船。在悠閑的路途中,康有為順便在街上購了一下物,做了一個意氣風發的採訪(發了一個朋友圈),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其他維新派人士一看情況不妙,紛紛逃離京城這個危險之地。譚嗣同的好友畢永年(也是計劃中的敢死隊長)臨走前給他寫了一封信,勸譚嗣同馬上走,免得白白送死——「速定計,勿徒死也」。
此時的譚嗣同已經做好為維新變法獻身的決心,他搬回了瀏陽會館並開始準備後事。
想不到危急時刻梁啟超竟然還敢來尋找譚嗣同,對他說道:「復生,事已不可為,大局可能很快就崩潰。快走吧,我們一起走。」
譚嗣同感動地說道:「卓如,想不到你在這種時候還回來通知我,你這個朋友我沒有白交。你走吧,如果沒有人離開,將來就沒有人繼續我們的事業,如果沒有人犧牲,就沒有辦法報答皇上。
世界各國凡是成功的變法沒有不流血的,我們的變法之所以沒有成功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如果變法需要流血犧牲的話就從我譚嗣同開始吧(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卓如,我們是生死之交,有些話不吐不快。你要小心你的老師,他給我的感覺跟你不一樣。
他在前面一直激勵我去見袁世凱,現在一看情況不對自己連夜跑了,連通知都不通知我們一下。雖然為了成就大事,我已經做好了一切的準備,但是這想來真是讓人心寒啊!」
時間緊急,大家都無法啰嗦,梁啟超馬上前往日本大使館請求保護(日本侵華之前跟中國的革命黨人關係不錯),並在伊藤博文的幫助下潛逃天津,隨後前往日本。
而譚嗣同則留在瀏陽會館中整理自己的詩歌、文章、信件,把親朋好友的來信都予以焚燒,以免他們受到牽連。
但是,他卻把自己父親譚繼洵的幾封信件留下,因為譚繼洵思想保守,很反對譚嗣同維新變法,經常勸說他要恪守古訓,不要做激進的事情。譚嗣同希望父親的這些信件能夠讓他少受到自己的牽連。
譚嗣同還是圖樣圖森破,這種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的事件中哪裡有這種小把戲存身的空間。後來他的父親譚繼洵果然被他牽連,驚懼而亡,此為後話。
當天晚上,好友大刀王五潛入瀏陽會館,懇求譚嗣同說道:「復生,走吧,我掩護你走,絕對萬無一失。」譚嗣同還是雲淡風輕地拒絕了:「我意已決,不過就是一死而已。這把寶劍跟隨我多年,就留個兄弟你做個紀念吧。」
譚嗣同和楊銳、林旭幾乎同時被捕,劉光第聞訊後自投入獄,加上已被逮捕的楊深秀、康廣仁,「戊戌六君子」在監獄風雲際會。
坦白來說,六君子中康廣仁是最冤枉的,他對維新變法並不上心,算不上是「戊戌變法」的中堅力量。
因此,康廣仁從入獄時就一直在喊冤:「我不是維新派啊,我就是打醬油的,不過就是借住在堂哥的家裡省一下房租而已。大哥,你不能把我扔下來頂替你啊。」
遠方的輪船上,康有為在記者面前侃侃而談,雲淡風輕。夕陽照射在他的側臉,在甲板上留下了躊躇滿志的身影。
刑場上人山人海,曾經在刑部任職的劉光第有一些法律人的思維,他大聲地質問道:「沒有提審就要定罪殺頭嗎?我們死不足惜,你們還講不講法律啦?」
楊銳悲涼地說道:「裴邨(劉光第),這個時候還說這些幹嘛?誰讓你還跑來入獄的?也罷,我們兄弟一起上路,來生再共成大事。」譚嗣同仰天大笑:「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譚嗣同的旁邊,康廣仁不斷地在地上磕頭,依然還在大聲地吶喊:「我真不是維新派啊,我就是一個打醬油的,不過就是借住在堂哥的家裡省一下房租而已。我冤枉啊!蒼天吶,哥哥的事要兄弟來承擔,我冤枉啊!」史載:「六君子在刑場對清政府大罵,以頭磕地,場面極為壯烈」。
「戊戌六君子」以身殉國後,康有為在香港接受英文報紙的採訪,對慈禧專制無道的行為大加鞭撻,聲稱自己有光緒皇帝的「衣帶詔」,懇求英國人相助光緒恢復帝位。
不久後,康有為的一個學生對他說道:「老師,譚嗣同在獄中的牆壁上寫了一首詩,可能對我們不利,您可能要關注一下——望門投止憐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
康有為把臉抹了一下,斬釘截鐵地說道:「這詩寫的很好,譚復生(譚嗣同)不愧是我們維新派的先鋒人物,正氣凜然,文武雙全。不過該詩在氣魄方面稍稍遜色了一些,我們要幫他加強一下,這樣才配得上他的名聲和氣度。」
康有為大筆一揮,稍稍幫忙譚嗣同潤色了一下《獄中題壁》——「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然後,康有為微笑地對學生說道:「明天在報紙上發出去吧,我們不能讓英雄的壯舉默默無聞。」
(全文完)
南山君曰:譚嗣同的波瀾人生戛然而止,他作為湖南崛起過程中承前啟後的人物,重要性毋庸置疑。
在譚嗣同之前的陶澍、賀長齡、魏源、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等人都是希望通過自下而上的努力去慢慢地實現國家的中興,並從中實現湖南的地域性崛起。
而譚嗣同發現這條路走不通之後,果斷地開始在體制內部展開自上而下的探索,希望通過改變上層建築來影響國家的未來。
譚嗣同雖然一腔熱血、文武雙全,但是從根本上來說,他對政治、對改革的理解和認知還停留在較淺的層次,而這個也是他變法失敗的關鍵原因之一。
他妄想通過幾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的一腔熱血去撼動既得利益者的蛋糕,此舉不啻於緣木求魚。其行可憐,其遇可憫!無論如何,譚嗣同也在歷史的車輪上輕輕地划上了一筆,只是這個代價未免太大了一些,令人哀嘆。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譚嗣同模式的失敗也讓湖南的有識之士終結了「經世致用」精神在傳統道路上的努力,同時開創了湖湘志士從外部努力開始的救國之路。
鑒於往事,資以治道。這裡是南山煮酒,歡迎你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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