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中東外交】俄羅斯（蘇聯）與敘利亞聯盟關係新論

文章來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1期

內容提要

本文以俄羅斯（蘇聯）與敘利亞聯盟關係的演進為研究對象，探究大國與小國交往關係的新模式。自冷戰以來，基於在地區和全球環境中強烈的不安全感，兩國形成一致性聯盟，這種聯盟關係不同於現實主義觀念所演繹的大國—小國關係模式。正是由於這種一致性聯盟的存在，歷經蘇聯解體、政權變遷以及國家危機的兩國盟友關係，不但沒有疏遠，反而隨著西方威脅的增加而更為緊密。然而，這種關係模式的驅動力也較為脆弱，共同存在的不安全感是其發展的核心動力，任何一方對周邊環境和全球環境安全感的上升都會削弱這種一致性，從而影響兩國聯盟關係的發展。

關鍵詞

俄羅斯；蘇聯；敘利亞；聯盟；新型聯盟關係

作者簡介

孫超，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2014級博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參與中東安全事務的理論與案例研究」(16JJDGJW011)的階段性成果。

正文

一、引言

地緣政治利益始終是蘇聯(俄羅斯)制定中東政策的主要依據。從沙俄帝國到蘇聯，再到俄羅斯，其對外政策的核心目標都是獲得更加安全且有助於軍力投射的地緣空間。對蘇聯而言，中東地區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中東地區不僅與蘇聯南部接壤，成為蘇聯社會主義革命投射的重要地域，而且也是維護蘇聯政治和軍事安全、爭奪冷戰主動權、維護和擴展在第三世界國家利益的重要地緣空間。中東是蘇聯維護自身安全並獲取國家利益的重要外緣地區，其戰略價值與東歐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因此，獲取和鞏固安全對蘇聯而言具有戰略意義：一方面有助於阻止其他外部勢力控制中東，另一方面則為蘇聯與中東各國交往創造良好的地區環境。蘇聯需要通過與中東各國的深度合作，來填補二戰後英法撤離中東後留下的地區權力真空。

敘利亞被強鄰環伺，獨立後又歷經長期的政治動蕩，國家不安全感一直根植於該國的政治實踐中。第一次中東戰爭和巴格達條約集團的形成加劇了中東安全環境的惡化。實現國家內部體制安全和外部環境穩定成為敘利亞當時最迫切的需求。這種需求恰與蘇聯通過結盟破除不安全感的心態不謀而合。20世紀50年代後，敘利亞與蘇聯在各領域的合作步入快車道。1980年，蘇聯與敘利亞簽訂了《蘇敘友好合作條約》，加強了其在敘利亞的軍事存在。

與此同時，敘利亞與蘇(俄)關係不僅受到兩國政治變遷的影響，而且受到西方國家、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等第三方勢力的衝擊。在戈爾巴喬夫時期，敘蘇關係曾一度疏遠。蘇聯解體後，敘利亞不再是俄羅斯最好的朋友，反而成為俄外交事務上的「麻煩」。敘利亞利用俄羅斯政權內部的分歧實行對沖策略，牽動俄羅斯勢力對抗美國和以色列。但隨著俄羅斯內部分歧迅速被化解，敘俄關係進入新階段，然而雙邊關係仍受到多方面限制。普京執政後，敘利亞再次成為俄維護國家外圍空間安全的重要角色，成為俄羅斯與美國較量的最後防線之一。普京在敘利亞危機和反恐戰爭中的積極表現不僅鞏固了俄羅斯在中東的據點，而且抵制住了阿拉伯「民主化浪潮」、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擴張和西方國家的強力干預，維護了阿薩德政權的安全。

敘利亞與蘇(俄)雙邊關係的發展體現了一種新的不對稱聯盟關係模式。兩國既不屬於大國控制小國的「庇護關係」模式，也不屬於小國利用大國之間博弈而獲利的「坐莊」模式。在現實主義者看來，小國的獨立總是依靠權力均衡，聯盟的價值在於維持均勢，並以此生存。聯盟的存在主要是為了實現「制衡」，即均勢(balance of power)、制衡威脅(balance of threat)以及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這些觀點有其理論價值，但缺陷在於只解釋了聯盟的起源和生成，卻無法解釋聯盟的存續，特別是當小國嘗試跟隨其他大國時聯盟依然持續的問題。俄羅斯(蘇聯)與敘利亞聯盟關係的產生和發展顯然不僅僅是為了制衡外部威脅。兩國所形成的不對稱聯盟隨著時間的推移並沒有瓦解，反而在不同時段一直比較穩固，這就弱化了現實主義框架中聯盟作為均勢的功能價值。使用現實主義理論無法解釋為何在威脅弱化的前提下，兩國關係依舊保持穩定的聯盟關係，更無法解釋在中東均勢被西方破壞的前提下，俄敘聯盟關係為何呈現出走弱的傾向。反觀聯盟文化，即共同的不安全感和對威脅認知的一致看法，則成為兩國面對複雜外部環境時緊密合作、患難與共的前提。這種大國—小國互動模式成為一種相互支持的不對稱聯盟關係的典型。本文嘗試以蘇(俄)與敘利亞關係史為案例，對上述問題進行分析和探討，以期得出有價值的結論。

二、冷戰時期敘利亞與蘇聯不對稱聯盟的形成

（一）尋求庇護與支持

由於體量較小、資源較少，小國獨立伊始若要生存和發展，就必須尋求大國的支持。二戰後，敘利亞為結束法國在敘的殖民統治，積極尋求諸大國的幫助，而蘇聯就是其中之一。蘇聯與阿拉伯國家一直保持著較為友好的關係，早在1943年蘇聯就與埃及建立了外交關係。受此鼓舞，敘利亞積極與蘇聯外交代表開展談判，以期獲得蘇聯的承認。1944年，蘇聯外交代表諾維科夫(Nikolai Novikov)借道巴勒斯坦秘密訪問敘利亞和黎巴嫩，向敘利亞政府傳達承認敘利亞的獨立地位和建立雙邊關係的意願。很快，敘利亞就獲得了蘇聯的承認。隨後，蘇聯人民委員莫洛托夫發送電報，強調兩國關係平等，廢除沙俄帝國的各種條約和特權，並表示蘇聯支持、增強和鞏固敘利亞的主權和獨立。對蘇聯如此熱情積極的態度，敘利亞政府感到非常滿意。大國向小國示好一方面意味著兩國合作的開始，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大國爭鬥的開始。蘇聯和英國、美國是敘利亞政府對抗前宗主國法國干預的重要砝碼，各國對敘利亞主權的承認旨在防止法國將敘再次殖民化。在1945年的波茨坦會議上，斯大林要求將敘利亞和黎巴嫩列入議事日程，並同美國一道要求英法軍隊從敘利亞撤出。1946年，蘇聯分別與敘利亞、黎巴嫩簽訂秘密條約，在支持兩國完全獨立和提升雙邊關係的基礎上，同意向兩國政府派遣軍事人員，幫助兩國組建國民軍隊。蘇聯積極支持敘利亞獨立之初的革命政權，為兩國日後的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礎。這既拓展了蘇聯的勢力範圍，也順應了敘利亞尋求安全的心理。

1946年，敘利亞脫離法國的殖民統治，實現了國家獨立。獨立後的傳統民族主義者繼續扮演著國家政治生活的主導力量，以庫阿特里為代表的民族同盟(民族愛國同盟)成為獨立初期敘利亞的執政黨。1947年，民族同盟因部族和家族利益分裂為國民黨和人民黨，阿拉伯社會黨與阿拉伯復興黨也於此時崛起。至20世紀40年代末期，由於敘利亞內部勢力紛爭不斷，蘇聯與敘利亞的關係並未得到顯著提升，但蘇聯還是恪守了秘密條約的義務。第一次中東戰爭期間，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向敘利亞和黎巴嫩提供了大量軍事援助。蘇聯與敘利亞官方的文化互動日益積極和頻繁，如蘇聯曾向敘利亞派遣文化代表團進行過長達數周的友好訪問。

（二）小國政治的喜劇

相比之下，西方國家嚴重干預敘利亞內政，對敘利亞的國家安全產生了負面影響，激起了敘利亞民族主義者的不滿。因此，第一次中東戰爭後，反美思潮逐漸成為敘利亞外交的主旋律。大國嘗試主導敘利亞政局並發揮影響力的「庇護關係」模式從一開始就被敘利亞否定。儘管二戰結束後美國從崛起國轉變為霸權國，能夠為敘利亞提供較為豐富的國際公共產品，但敘利亞社會的歷史記憶和民族主義觀念一直對這種「庇護關係」持否定態度。事實上，英美等「帝國主義式」認知框架並未顧及到小國的利益，其目的只是維護本國的利益，並拓展在中東的影響力。這種現實主義的外交邏輯自然會引起敘利亞民族主義的反抗。20世紀50年代初期，敘利亞開始積極向蘇聯靠攏，蘇聯出於冷戰的需要向敘伸出援手。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報告指出，敘利亞與蘇聯在1950年簽訂過秘密經濟與軍事協議，並通過拉塔基亞港口獲得了大量蘇式裝備。蘇聯及其東方集團向阿拉伯國家提供了大量武器裝備，由此不僅獲得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的信任，而且將勢力迅速滲透到中東地區。

西方國家並不願意看到蘇聯擴大在中東的勢力範圍。1950年5月，美國聯合英國和法國發表「三方聲明」，承認中東國家有權購買武器裝備用於國家防衛，但軍備只能售給那些放棄侵略的國家。阿拉伯國家隨後接受了這份三方聲明，並希望藉助西方國家力量實現經濟發展與社會復興。由於西方國家的利益誘惑，敘利亞並沒有與蘇聯走得更近。這正體現了「小國政治的喜劇」，巨大的利益誘惑可以消解小國原先賴以依託的政治信任，通過制衡大國的權力博弈而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對政局不穩定的小國而言，其利益訴求比其他訴求更為明顯，其政策的不確定性也更強。在20世紀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之前，蘇聯只是願意與敘利亞合作的大國中的一員。

如果僅從國際關係角度審視而不考慮政體或政治變革的因素，大國在中東地區的爭奪將一直上演「小國坐莊」模式。美國和蘇聯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雖然都發揮著影響，但影響都較為有限，埃及、敘利亞等國家能夠順利地從大國的爭鬥中獲得自主性，並通過各國出讓好處、提供安全保障等獲得安全和援助。在兩極格局的體系中，大國對小國的爭奪反過來也可以理解為小國觀看「大國遊戲」，保持與各國關係的平衡，獲取安全和利益的最大化。

埃及正是如此。埃及納賽爾政權並沒有倒向任何一個陣營，反而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中成功利用大國的矛盾將英法勢力趕走，實現國家的自主性。在敘利亞，情況卻有所不同。1954年，敘利亞舉行大選，新興左翼政黨及中間派人士在選舉中所獲席位數量增加，但1958年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成立很快打斷了敘利亞的政治演進，敘利亞民族主義者遭到排擠和打壓，引起敘利亞國內普遍不滿。1961年，敘利亞資產階級地方集團和右翼軍官發動政變，宣布脫離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成立獨立的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

國內政治生態的變化直接影響了敘利亞與大國的互動。隨著傳統勢力的沒落和左派力量的崛起，蘇聯在敘利亞的影響力逐漸增長，並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至70年代初到達頂點。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時，蘇聯希望派出志願軍幫助埃及收回運河主權，表示「給予敘利亞必要的支持以克服殖民主義後遺症」，並強調「並不需要回報」。蘇聯同情阿拉伯民族主義、反對西方大國干預以及敵視以色列的政策贏得了阿拉伯國家特別是敘利亞的歡迎。蘇聯向敘利亞承諾，幫助敘防範土耳其對其內政的干預，支持敘共產主義運動與民族主義力量的聯合，與埃及、敘利亞和黎巴嫩簽訂貿易協議，並給予三國大量的經濟援助。1957年7月，敘利亞與蘇聯政府簽署第一個經濟和技術合作協定，並開展廣泛的合作，援助總額達5.79億美元。共產主義既成為兩國精英的認同基礎和對抗西方與以色列的觀念來源，也成為蘇聯和阿拉伯民族國家的溝通工具。

（三）盟友關係的確立

敘利亞與埃及合併後遇到了許多問題，尤其是強推土地改革和國有化運動，最終釀成軍事政變。隨後敘利亞再次進入動蕩期，接連發生多次軍事政變。1963年「三·八革命」成功後，以復興黨軍事委員會為代表的新生代在政治角逐中崛起，確立了黨政合一的軍政體制。1966年2月，敘利亞復興黨少壯派賈迪德和哈菲茲·阿薩德等人再次發動政變，奪取了復興黨民族委員會和地區委員會的領導權。至此，敘利亞政局隨著復興社會黨的崛起逐漸趨於穩定。阿拉伯復興社會黨領導地位的確立，意味著敘利亞對外關係需要再次構建。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所秉持的社會主義理論強調將社會主義作為阿拉伯理想的生活方式，並推崇一黨統治。1970年，阿薩德發動不流血的政變推翻原政府，確立了以其為核心的政權體制。新興政權的鞏固不僅需要內部的統一，更需要外部環境的改善。1966年，敘利亞再次與蘇聯結好，簽訂新的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合作領域包括基礎設施建設、石油勘探與開發、大型水利工程等項目，但之後爆發的「六·五」戰爭（第三次中東戰爭）改變了敘利亞周邊的安全態勢。

第三次中東戰爭歷時僅六天，卻給埃及、敘利亞和約旦三國造成重大損失，敘利亞在戰爭中喪失了戈蘭高地。美蘇兩國在此次戰爭中的不同表現給阿拉伯國家留下了不同印象。美國被阿拉伯人視為敵對勢力，它既是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的威脅，又是承繼英法權力的新帝國主義國家，還是以色列對抗阿拉伯各國的幕後幫凶。儘管蘇聯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袖手旁觀，但仍被賦予了更多的道義光環，被視為不干涉阿拉伯民族主義解放運動的親善國家。在美蘇兩國操縱安理會通過決議實現戰爭停火後，蘇聯開始了密集的外交行動：重新武裝埃及，派遣軍事顧問；與以色列斷交，在安理會舉行譴責以色列的會議；在戰爭後向埃及、敘利亞兩國分別提供了17億美元和1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這些行動取得了切實成效。為改變與以色列「不戰不和」的狀態，1971年埃及與蘇聯簽訂了《埃蘇友好合作條約》，而敘利亞則與蘇聯簽訂了軍事防禦協定，並向蘇聯提供港口。阿拉伯國家在獲得蘇聯支持後，於1973年10月向以色列發動突然襲擊。第四次中東戰爭沒有改變中東地區的強弱格局，敘埃再次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蘇聯在反對阿拉伯人向以色列進攻的同時，也認識到經營敘利亞的重要性，便持續向敘利亞空運了大量武器裝備。這些武器裝備不僅彌補了敘利亞的戰爭損失，還使敘軍力大大超過戰前。1971年至1978年，為穩固敘蘇關係，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先後七次訪問蘇聯，成為蘇聯的「鐵杆」盟友。

一直以來，敘利亞處於阿拉伯民族主義與以色列對抗的前線。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爭不僅意味著國家間的衝突，更體現了大國的角力和中東地區的權力結構。敘以衝突可以影響到全球、地區和雙邊層次權力格局的轉換。在某種意義上，第三次中東戰爭和第四次中東戰爭將美蘇兩國固定在了對抗的兩極，並不利於美蘇緩和政策的實施。因此，美蘇的解決方案是通過安理會決議處理戰後問題。埃、敘同以色列矛盾的激化不利於中東的權力平衡和穩定，同時對地區安全與和平帶來了較大威脅。這些因素使得敘利亞在中東和平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成為中東穩定的重要力量。敘利亞也認識到了自身位置的特殊性——它不僅是阿拉伯民族主義的關鍵角色，更因處在中東衝突的漩渦之中，成為大國競相拉攏的對象。為了維持阿拉伯民族主義和「庇護關係」的平衡，敘利亞有必要尋找更適合其自身的聯盟關係。除埃及之外，蘇聯是敘利亞最好的選擇。1972年，埃及總統薩達特宣布驅逐蘇聯軍事顧問，並邀請敘利亞一同建立開羅(埃及)—大馬士革(敘利亞)—利雅得(沙特)反以、反蘇軸心。敘利亞對此並不感興趣，反而與蘇聯關係更加友善。蘇聯對敘利亞的軍事援助隨即迅猛增長。自1972年起，蘇聯與敘利亞先後簽訂了三項軍事協定。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前，敘政府軍已裝備蘇式T-54/55和T-62型坦克750多輛，100多門火炮，覆蓋以色列全境的FROG-7蛙式地對地導彈；敘利亞空軍則裝備蘇聯米格-21戰鬥機100多架，大量運輸直升機，SA-3和SA-6防空導彈。此外，蘇聯還向敘利亞派遣大量軍事顧問，派駐的軍事專家多達3，500人。隨著1979年埃及與以色列和約的簽訂，阿薩德進一步認識到沒有蘇聯的支持，敘利亞的弱小國力將難以應對中東地區不斷變化的局勢。

敘利亞需要與蘇聯建立長期穩定的盟友關係，以抵禦外來風險。而敘利亞又是蘇聯進入中東地區、獲得對美戰略優勢的最好突破口。1980年10月8日，敘利亞與蘇聯締結了為期20年的《敘蘇友好合作條約》，明確了雙方軍事合作的立場，同時強調「堅決回擊帝國主義及其幫凶推行的侵略政策；繼續反對各種形式的新老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包括猶太復國主義；主張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1980年敘蘇聯盟關係的確立能夠平衡全球層次的美國、地區層次的以色列的權力優勢。正是利益和外部威脅的一致性，敘蘇兩國總是從實際需要出發建設多層次關係，並不因政局動蕩和時代變遷而破壞關係模式。敘蘇聯盟關係的正式確立標誌著兩國關係達到新高峰，聯盟關係得到切實鞏固。

三、蘇（俄）敘聯盟關係面臨的考驗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引起了全世界特別是中東伊斯蘭國家的強烈不滿。1980年，伊拉克與伊朗爆發兩伊戰爭，敘利亞因公開支持伊朗導致自身陷入以色列和伊拉克的夾擊之下。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企圖消滅敘利亞在貝卡谷地的導彈基地，敘以在黎巴嫩交戰，敘利亞處境更加艱難。由於兩伊戰爭中伊朗遭到大多數阿拉伯國家的反對，敘利亞在阿拉伯世界處於孤立境地，敘在黎巴嫩境內對以色列發動戰爭時只有伊朗提供了軍力支持。阿富汗戰爭、黎巴嫩內戰和兩伊戰爭的爆發成為大歐亞地區特別是中東國際權力結構變遷的重要事件。受以下因素的影響，蘇聯與敘利亞在互惠基礎上的盟友關係經歷了嚴峻考驗。

第一，蘇聯對外戰略的調整衝擊著蘇敘盟友關係。阿富汗戰爭使蘇聯在中東的聲望急劇下降，蘇聯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和伊斯蘭復興運動的共同敵人。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蘇聯已不再擁有昔日強大的意識形態影響力。60年代中後期，勃列日涅夫推行擴張戰略，對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等國家進行了赤裸裸的軍事干涉，損害了蘇聯的國際形象，使其在戰略上日益孤立。80年代中期戈爾巴喬夫執政後，蘇聯開始尋求同美國和西方緩和關係，甚至不惜犧牲蘇聯在中東盟國的利益。蘇聯極力改善與美國和以色列的關係，並允許蘇聯猶太人向以色列大規模移民引起了大馬士革的不滿。蘇聯向以色列的移民無疑提升了以色列的經濟和軍力水平，同時也改變了敘利亞與以色列之間的權力平衡。在敘利亞看來，蘇聯的行為無疑是幫助西方對付阿拉伯國家。

第二，蘇聯難以滿足敘利亞日益增長的國家安全需求。30年的蘇敘關係已發展成為多管道、系統性的關係網路。敘利亞成為蘇聯勢力在中東存在的重要標誌，但也需要蘇聯投入大量資源來維繫。20世紀80年代初，蘇聯加緊武裝敘利亞，使敘武裝力量增強，在中東地區變得越來越強硬。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在1985年、1987年和1990年先後三次出訪蘇聯，要求蘇聯援助敘利亞抵抗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並支持敘利亞同以色列進行對抗。但實力急速下降的蘇聯難以滿足敘利亞的要求。當時的蘇聯經濟困難日益嚴重，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降，農業連續四年欠收，社會弊端叢生。在全球戰略受阻和經濟困難的背景下，儘管蘇聯儘力維持蘇敘聯盟的穩定，但支持力度大不如前。1984年，敘利亞14,000名左右來自蘇聯東歐地區的軍事專家中，至少有一半來自蘇聯。但從1985年開始，蘇聯駐敘利亞的軍事專家數量大幅度下降，維持在4,000人左右。另外，蘇聯對敘利亞的軍售不是建立在互惠基礎之上，而是為了維持蘇聯在中東的地位，進而使對敘軍售逐漸蛻變成蘇聯嚴重的財政負擔。20世紀80年代，國際石油價格下跌使敘利亞購買蘇式武器裝備和資金捉襟見肘，進一步影響了蘇聯介入中東事務的熱情。蘇聯對中東內部衝突從積極介入到「審慎地加以忽略」，再到呼籲根據「六項原則」處理中東內部問題，反映了蘇聯中東政策欲罷不能的「兩難心態」：既要維持蘇聯在中東的影響力，又無力適應中東高烈度的美蘇競爭，難以有力掌控變化的中東局勢。

第三，敘利亞外交議程設置能力和行動能力的增強壓縮了蘇聯對敘利亞施加影響的空間。20世紀80年代初，阿薩德政府面臨國內經濟危機。由於發展戰略不合理、宏觀經濟結構失調、油價下跌、外匯短缺，敘利亞經濟出現問題，1981年到1989年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20%。當時的敘利亞處在內部危機加劇和外部援助減少的雙重困境中，政權危機進一步引發外部孤立。兩伊戰爭期間，敘利亞支持伊朗的行為令其在阿拉伯世界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孤立。1986年，鑒於國內壓力，在與伊朗保持戰略盟友關係的同時，敘利亞決定冰釋與伊拉克的關係，選擇在兩伊戰爭中保持中立。隨後，敘利亞又成功支持黎巴嫩廢除黎以協議，促使黎巴嫩內部各派勢力實現和解，敘利亞遂成為黎巴嫩和解後的最大受益者。在20世紀80年代的地區變局中，敘利亞政權的內部危機在沒有得到蘇聯支持下就得以緩解，蘇敘的同盟關係經受著多方面的挑戰。阿薩德政權認識到，蘇聯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謀求緩和，對盟友的政治承諾難以維繫。蘇聯晚期的國家危機也使其難以承擔盟友的責任。基於此，敘利亞開始改善與埃及的關係，承認埃及在阿拉伯國家中的領袖地位。在隨後爆發的海灣戰爭中，敘利亞積極配合美軍的行動，滿足了美國對敘利亞的期望。美國調整了對敘利亞的制裁政策，兩國關係開始走向緩和。1990年9月，美國國務卿貝克訪問敘利亞並會見阿薩德，這是美國高官時隔多年後第一次訪問敘利亞。11月，時任美國總統布希訪問敘利亞，就中東和平進程等多項問題達成一致意見。但在冷戰末期，美國國會與行政機構對敘利亞態度的分歧影響了美國—敘利亞—以色列三邊關係以及中東和平進程。儘管敘利亞在海灣戰爭期間向美國傳遞過改善關係的信號，並支持美國主導的中東和平進程，但由於國會的阻撓和猶太院外集團的強烈抗議，行政部門並未把握住改善與敘利亞關係的良機，美國對敘利亞的制裁沒有得到實質性改變。

隨著國際形勢的轉變，敘利亞自身也面臨轉型壓力。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內外交困的敘利亞亟需在內政外交上進行調整。因此，阿薩德政府開始進行改革，在經濟和外交上進行大幅調整，開始了兩場較具規模的轉型。第一場是經濟轉型，在80年代中後期，敘利亞開始從計劃經濟轉向更為自由開放的外向型經濟。90年代敘利亞經濟出現較大起色，日均最高產油量達60萬桶，農業發展迅速，小麥、棉花和柑橘實現豐收，實現了7%的GDP增長率。第二場是對外關係轉型，重點是調整敘利亞與以色列的關係。首先，兩極格局的終結將蘇聯從對敘利亞供應大量武器的支持者中排除，削弱了敘利亞對以色列的軍事制衡。敘利亞認識到已難以繼續從與以色列持續敵對中獲益。儘管敘利亞並沒有改變維護阿拉伯人權利以及維護自身地區利益的原則，但敘利亞還是參與了由美國主導的中東和平進程，在中東和平會議做出了程序上的讓步。1991年10月，中東和平會議在馬德里順利召開，敘利亞與黎巴嫩、約旦、巴勒斯坦聯合代表團和以色列在美國的倡議下走到談判桌前，尋求政治解決巴以衝突問題。其次，敘利亞的對外關係轉型順應了國際權力結構的變遷。在敘利亞看來，蘇聯解體和兩極格局的終結並非是阿拉伯國家的「災難」。儘管兩國尋求安全的一致性減弱，但敘利亞基於傳統關係仍繼續維持與俄羅斯的親密關係。1991年，敘利亞承認俄羅斯聯邦為蘇聯合法繼承國家。1992年，敘利亞外交部長訪問俄羅斯，希望俄羅斯在中東和平進程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與此同時，敘利亞逐漸走近美國，並在海灣戰爭和隨後的中東和平談判中表現出色。敘利亞順利適應了單極世界的遊戲規則，在對美交往中顯示出靈活性和實用性等特點，贏得了美國行政部門的讚譽和支持。隨後，美國多次召集敘利亞和以色列舉行圓桌會議，解決兩國之間的矛盾，討論多項議題，進一步改善了敘以關係，提升了敘利亞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敘利亞利用國際時局的改變掌握主動權，扭轉了冷戰時期的孤立態勢，成為當時地區變局的贏家。

四、後冷戰時代俄敘聯盟關係的鞏固

俄敘聯盟關係並未隨著冷戰的終結而消亡。儘管兩國關係歷經國際體系變革和權力更替的考驗，但俄羅斯和敘利亞基於共同的不安全感結成了更為緊密的雙邊關係。雙方共同應對外部挑戰，使同盟關係得到了延續和鞏固。

（一）俄敘同盟關係延續的困境

海灣戰爭後，美國主導了中東地區的權力格局和巴以和平進程。與此同時，俄羅斯確立了新的國家邊界和國家利益。俄羅斯不再與中東國家直接接壤，中東在俄羅斯對外戰略中的地位下降，俄羅斯軍事投射能力也大幅減弱。在此前提下，俄羅斯開始優先考慮中亞、伊朗、土耳其等地區和國家。俄羅斯雖然承繼蘇聯時代的傳統關係，與敘利亞關係進行重新對接，但對接過程並不容易。1992年10月，俄羅斯外交部長、財政部長和國防部長組團訪問敘利亞，與敘總統阿薩德舉行會談。敘利亞拒絕向俄羅斯償還110億美元債務，並要求俄羅斯持續提供軍備支持，而俄羅斯將敘利亞償還債務視為提供軍備的前提條件。敘利亞與俄羅斯關係一度降到兩國關係的最低水平。

即便如此，兩國還是繼續保持交往。1993年，俄羅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訪問敘利亞，並向敘利亞表示俄願意參與巴以和平進程。與此同時，阿薩德政府密切關注著俄羅斯內部的權力鬥爭，並與俄總統葉利欽及其競爭對手保持聯繫管道暢通，但敘利亞已不再是俄羅斯域外的首要盟友。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俄羅斯民族主義崛起，葉利欽敏銳地意識到國內2,000萬穆斯林與中東問題密切相關，敘利亞在俄羅斯對外戰略中的地位重新上升。與此同時，美國肆意干涉他國內政進行政權更替的做法引起了俄羅斯的極大不滿，敘利亞與俄羅斯具有體制上的相似性，也面臨著美國「人道主義」干預的危機。1997年，俄羅斯外長普里馬科夫訪問敘利亞，恢復了與敘利亞的戰略合作關係。2000年，以色列單方面宣布從黎巴嫩撤軍，俄羅斯注意到了敘利亞什葉派(阿拉維派)對於制衡美國中東霸權的重要性。「9·11」事件後，美國霸權的強勢以及北約和歐盟的雙重東擴促使俄羅斯需要進一步開展對敘外交，以平衡美國霸權並降低俄同西方競爭中的不安全感。

（二）不安全感與盟友關係的增強

政權安全問題是敘利亞面臨的一大難題。從內部看，以領袖魅力型權力維繫政權的軍政府模式面臨著體制更新的難題。自哈菲茲·阿薩德在敘利亞建立領袖魅力型統治以來，國家、政黨和軍隊與個人權威整合在一起，構成敘利亞政權的統治架構。2000年，巴沙爾·阿薩德子承父業繼任總統，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強調由復興黨領導完成政治有限民主化和多元化。但「子承父業」的繼承方式並未得到普遍支持，而政治改革也沒有滿足敘利亞民眾日益增長的政治參與需求，而阿薩德家族的腐敗行為進一步導致阿薩德政權合法性的下降。2003年，敘利亞政治反對派力量「敘利亞改革黨」在美國組建，其宗旨就是推翻阿薩德政權，在敘利亞建立民主國家。敘利亞經濟也逐漸陷入困境，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官僚主義和貪腐盛行。敘利亞全國失業率超過20%以上，30%的人口生活在官方公布的貧困線(49美元)以下，大多數年輕人面臨失業而不得不到黎巴嫩等其他阿拉伯國家打工。

從外部看，黎巴嫩民族主義、恐怖主義以及美國霸權都對敘利亞政權穩定構成威脅。20世紀90年代末，與敘利亞存在特殊關係的黎巴嫩民族主義勢力崛起，強烈主張民族獨立，反對外來干涉。黎巴嫩民族主義領袖、前總理哈里里促成了聯合國安理會第1559號決議的通過，敦促敘利亞撤軍。敘黎特殊關係的改變不僅影響著敘利亞在中東地區的地位和影響力，也增強了敘利亞的不安全感。2001年「9·11」事件的爆發將中東再次拉回世界舞台的中心。美國在「9·11」事件後發動的反恐戰爭進一步加劇了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對立。在此背景下，敘利亞政權面臨兩方面的挑戰：一是國家內部極端政治伊斯蘭勢力的崛起；二是西方國家敵視敘利亞政權，將其列入「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黑名單。美國的全球反恐鬥爭打響後，「基地」組織在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力迅速上升，並加大了在中東地區的擴張態勢。除反對阿薩德政權的政治伊斯蘭勢力——穆斯林兄弟會和庫爾德反叛組織外，「基地」組織的意識形態也影響著敘利亞伊斯蘭極端勢力的發展，並漸成氣候，對敘利亞政權構成重大威脅。而美國則以敘利亞政權支持恐怖主義為借口，採取多種措施在中東開展政權更迭的強制民主化實踐，嚴重威脅著敘利亞的政權安全。2003年，美國繞過聯合國發動伊拉克戰爭。2004年，美國國會通過《敘利亞責任及黎巴嫩主權法》，對敘利亞實施經濟制裁。巴沙爾政權的生存危機日益嚴重。

俄羅斯與敘利亞都面臨著內外雙重挑戰。實力大為衰落的俄羅斯意識到，放棄與敘利亞已有的盟友關係將使其在未來付出更大代價。敘利亞也深深地意識到，俄羅斯的支持對其生存至關重要。共同的安全利益驅使兩國再次緊密地結合在一起。1999年哈菲茲·阿薩德訪問莫斯科，被認為是「敘俄關係的轉折點，反映了兩國長存友誼關係的精神表現」。在會談中，阿薩德和葉利欽都主張反對美國霸權，支持世界多極化，呼籲增強聯合國的地位和作用。隨後俄敘發布公報，兩國元首承認了俄羅斯在中東和平進程中的重要地位，俄羅斯也認可敘利亞在黎巴嫩的特殊地位，支持敘黎團結。

2000年前後，俄羅斯與敘利亞國內政局都發生了變化。普京取代葉利欽成為俄羅斯聯邦總統，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去世。普京上台後表示，俄羅斯繼續維持與敘利亞的聯盟關係，希望兩國關係能夠進一步發展。2003年伊拉克戰爭後，普京高調支持敘利亞威權政體並發出警告說，「即使有不喜歡的政權，也不應該從外部對其加以改變」，俄敘兩國關係再次升溫。2005年，阿薩德訪問俄羅斯請求給予支持，並支持俄羅斯在中東發揮作用。此後，俄羅斯決心恢復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鞏固與敘利亞的盟友關係。普京宣布免除敘利亞在冷戰時期欠蘇聯的98億美元債務，佔俄總債務的73%；在剩下的36.15億美元債務中，其中15億美元敘利亞需要在十年內償清，另外21.18億美元允許使用敘利亞里拉交付，這筆錢將用於敘利亞的投資建設。在貿易層面，俄敘雙邊貿易額在2004年僅為2.18億美元，2005年後迅速增長，到2008年時接近20億美元。在外交層面，俄羅斯外交代表在安理會上使用否決權，多次否決不利於敘利亞的決議草案，並最終通過了第1636號決議，避免了敘利亞被制裁的風險。俄羅斯在國際場合既維護敘利亞的利益，反對針對敘利亞的各種制裁，又採用擦邊球的手法避免與美歐直接對抗。正如俄外長拉夫羅夫強調，「威脅的語言只能使情況變得更糟??如果對敘利亞事務關切的話，應掌握充分的證據並通過對話來解決」。這種方式契合了俄羅斯的國家能力，也減輕了敘利亞所遭受到的國際壓力。在軍事層面，2010年前俄羅斯在敘利亞只有技術支援站，該站擁有三個浮動的系泊處，一個浮動的工作站、一個軍械庫、一個兵營以及多種裝備設施。自2010年以來，俄羅斯重建了在敘利亞的塔爾圖斯軍港和梅赫米姆空軍基地，隨後又修建大型後勤基地，並錨泊大型航空母艦。此外，俄羅斯還不遺餘力地阻止美國對敘利亞進行「民主化」改造，採取多種措施支持阿薩德政權的穩定。

（三）中東變局以來俄敘聯盟關係的鞏固

2011年敘利亞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抗議運動，並逐漸演變為敘利亞內戰。與此同時，「阿拉伯之春」引發的地區國家動蕩逐漸演變成大國的地區控制權之爭。在國際層面，西方和地區國家提出的不利於敘利亞巴沙爾政權的提案遭到俄羅斯和中國的多次否決，西方國家妄圖重塑敘利亞政權的圖謀受挫。在地區層面，敘利亞危機成為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與海灣阿拉伯國家(以沙特、卡達為首)和土耳其等地區大國博弈的重要平台，敘利亞成為這場紛爭的受害者。敘利亞內部政治分裂嚴重，各方勢力政治極化並最終升級為內戰。各方在敘利亞都有代理人，而以「伊斯蘭國」組織為代表的地區極端勢力在敘利亞瘋狂肆虐。阿薩德政權因受到「阿拉伯之春」的衝擊而搖搖欲墜，地區大國的博弈和恐怖主義的抬頭，進一步加劇了敘利亞的政權危機，使其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

新普京時代的俄羅斯也面臨著兩場危機——烏克蘭危機和經濟危機，它們嚴重衝擊了俄羅斯的國力。烏克蘭危機使俄羅斯遭受了西方勢力的排擠、孤立和經濟制裁。即便如此，俄羅斯並未放棄敘利亞，相反卻將敘利亞視為對抗西方的橋頭堡。丟失敘利亞對俄羅斯來說不僅意味著在中東失去盟友，還面臨著國際聲望下降和國內伊斯蘭極端勢力泛濫的風險。因此，俄羅斯加大了對敘利亞危機的介入力度，並在敘利亞問題上採取攻勢：一方面積極倡導召開國際會議，爭取獲得有關敘利亞問題外交議程的主動權；另一方面著手組建常駐地中海艦隊，並對敘利亞增加S-300防空導彈系統、「紅寶石」反艦導彈等軍事援助，敘利亞因此同俄羅斯簽訂了40億美元的軍事訂單。敘利亞危機以來，俄敘貿易迅速增長，僅在2011年兩國貿易額就達到19.7億美元。

2015年9月底，俄羅斯直接軍事介入敘利亞反恐，採用空襲等手段展開了打擊敘利亞境內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軍事行動。2016年3月15日，普京宣布克里姆林宮已經實現在敘利亞的所有目標，俄軍主要力量將從敘利亞撤出。俄國防部長謝爾蓋·紹伊古指出，自俄羅斯介入敘利亞衝突以來的5個半月，俄軍出動戰鬥機9,000架次，成功奪回400多個居民點，消滅2,000多名恐怖分子，摧毀209個石油生產設施以及大量的石油運輸儲備，並徹底斬斷了恐怖分子的補給線。在普京宣布撤軍的同一天，英國《簡氏防務周刊》刊文指出，「伊斯蘭國」組織控制區自2015年12月至今已經縮小了22%。普京在此刻高調宣布撤軍顯然達到了其所宣稱的戰術目標，並成功贏得了聲望。

事實表明，俄敘盟友關係隨著國際體系的轉換和中東問題的複雜化而更加堅定，兩國基於同樣的不安全感關係得以存續，至少在較長一段時間內不會發生改變。儘管敘利亞內部衝突仍處於膠著狀態，但阿拉維派掌控國家政治、經濟和軍事權力的現實，使巴沙爾政權至今仍然保持對國家的全面控制。敘利亞再次將俄羅斯視為合作的首要盟友，延續了蘇聯時代的友好同盟關係，並逐漸形成了基於共同安全的同盟。俄羅斯儘管面臨內外危機，但在關鍵時刻介入敘利亞內戰，為延續阿薩德政權注入了一針強心劑。自俄羅斯介入敘利亞危機以來，阿薩德政權被反對派和「伊斯蘭國」組織顛覆的概率大為下降。俄軍牢牢佔據著著梅赫米姆空軍基地和塔爾圖斯海軍基地，並保留迅速介入的軍事力量。敘利亞政權的生存得到了俄羅斯的軍事支持和政治保證。

2016年2月26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2268號決議，要求敘利亞各方停止敵對行動，並推動敘利亞問題的政治解決。阿薩德政府顯然不願意對反對派作出過多讓步。政治解決能否實現取決於美俄兩國能否達成實質性妥協。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後，敘利亞危機能否實現政治解決將受到美俄關係調整、烏克蘭危機、歐盟對敘政策、地區恐怖主義發展等多重因素的影響。

五、結語

俄羅斯(蘇聯)與敘利亞聯盟關係的確立源於冷戰時期雙方消除不安全感的相互需要。這種從全球和地區政治出發而逐漸確定的關係，並不是現實主義思維所演繹的「庇護—代理」和「小國坐莊」的關係模式，而是基於雙方對地區和全球政治環境和國內的不安全感所作出的一致反應。這種反應並不是基於機會主義或是沙文主義的，而是基於一種對國家生存的理性設計，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認同觀，反映了俄羅斯(蘇聯)與敘利亞各自國家所處環境的一致性。

然而，這種關係並非恆久不變的友誼關係。通過對俄羅斯(蘇聯)與敘利亞關係史的分析可以發現，雙方領袖並沒有結成良好的私人友誼，兩國存在顯著的文明差異，兩國在文化交流上的往來較少。俄敘兩國之間的互動雖然頻繁，但卻局限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層面。俄敘相互之間依然是陌生的國家，一方的政權變革並沒有引起另一方強烈的反應。在地區體系或是國際體系發生變革之時，雙方的聯盟關係會自動加強。聯盟的驅動力既來自俄羅斯外交戰略中的中東利益考量，也來源於敘利亞與以色列同西方關係的變化。俄敘關係是以兩國共同安全為核心形成的一種聯盟結構，具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效果。這種奇怪且複雜的關係模型很難從現實主義權力界定利益的主張來進行分析，也難以適應自由主義相互依賴的分析框架，更不是從建構主義角度出發的安全文化。較為合理的解釋路徑是從關係的系統效應進行分析，即兩國存在「一致性」的不安全感，聯盟關係構建並不是源自客觀存在外部威脅的衝擊，而是雙方共同擁有不安全心理，以及保護共同安全空間的迫切性。

按照傑維斯的說法，維持一致性的最大力量在於擁有共同的敵人。關於聯盟的系統效應，對敘利亞而言，與阿拉伯民族復興力量對抗的是敵人，而對其政權生存構成威脅的也是敵人；冷戰時期的西方並沒有因冷戰結束而消解其作為敵對方的身份。隨著時代的演進，儘管俄敘兩國的外部威脅力量發生變化，但外部威脅感的存在已經對關係文化形成慣性效應，西方成為兩國共同的敵人或他者。他者力量的強大是俄敘國家不安全感的重要來源，也是兩國一致對外的重要內容。為了對抗強大的他者，弱者必須要聯合在一起，保持一致性，獲得心理上的平衡。儘管俄羅斯(蘇聯)與敘利亞在國家規模和國家利益上都存在差異，但基於不安全感的一致性促使雙方結成了聯盟關係。這種一致性促使兩國建立和維繫聯盟，並成為聯盟關係穩固的核心。聯盟關係的減弱即是一致性的減弱，而這種一致性減弱只有在國家安全感增強時才能發揮作用。但無論如何，聯盟關係不會因為外部威脅的下降而消失，一致性將頑固地維持聯盟關係的存在。在戈爾巴喬夫時代和葉利欽執政初期，西方與蘇聯(俄羅斯)關係一度緩和，西方對蘇聯(俄羅斯)的威脅下降時，俄羅斯的安全感會增強，其與敘利亞的盟友關係自然會發生鬆動，但並沒有放棄與敘利亞的聯盟關係。俄羅斯(蘇聯)與敘利亞關係的演變表明，基於不安全感一致性的聯盟關係可以成為解釋大國—小國同盟關係模式的新範式。

本訂閱號關注中東研究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發布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的學術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