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什麼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中國人是有諾貝爾獎情結的。作為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作家，魯迅先生對於這個獎及本國文學卻有著清醒、理智的認識。早在1927年，瑞典考古探險家斯文？赫定來中國考察研究時，就和魯迅的北大老同事劉半農商量，想提名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並通過魯迅的老朋友台靜農寫信徵詢魯迅本人的意見。魯迅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這在今天的國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這樣的好事求之不得，魯迅為什麼要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他自己有著怎樣的解釋？ 魯迅當年在日本的學業沒有完成便踏上文學之路，身無分文，心憂天下，和弟弟周作人一起翻譯外國小說，辦文學刊物。有個同學叫蔣抑卮，家裡是開綢庄的，祖籍紹興，與魯迅私交很好，贊助了印刷費兩百元。但魯迅在日本最初的文學活動，毫無反響，雜誌沒辦成，翻譯的小說印出來賣不動。出師不利，使魯迅認識到不可能靠文學吃飯。 回國之後，理智的魯迅當然沒有選擇文學道路，而是在杭州、紹興教書育人，養家糊口。人首先要吃飯，錢是重要的，這一點他一生都很清楚。辛亥革命後，欣賞他的同鄉前輩蔡元培做了教育部部長，經好朋友許壽裳推薦，魯迅有機會到教育部工作。從1912年到1926年的14年間，魯迅的職業身份都是教育部的公務員，寫作是業餘的，主要是晚上的事。魯迅在文學道路上的轉機出現於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狂人日記》。寫白話小說他不是第一人，但是他的這一篇石破天驚，這也是他第一次使用「魯迅」這個筆名。胡適出名時不過二十幾歲，而這一年的魯迅，已經38歲了。其實1918年以前，魯迅的生活是比較灰暗、孤獨的，他自己說抄古書、古碑，似乎是看破了紅塵。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在《新青年》發表文章是沒有稿費的，這是個同人刊物，大家都是義務寫稿。所以魯迅早期不是靠寫作吃飯的，他的收入來自教育部的工資和兼職講課費。魯迅依靠文學寫作獲得生活保障是從1923年以後才變成可能的，不過那時他依然沒有想過放棄職業，專心從事寫作。1926年7月離開北京南下，他先是到廈門大學做教授，半年後到廣州中山大學做教授，不到半年，又放棄了這份有500大洋一個月的職業（大致相當於現在的17500元人民幣）。離開大學的崗位，47歲的魯迅面臨新的選擇。從1927年10月到達上海，直到1936年10月去世，這生命中最後的9年他做了一個正式的自由撰稿人。魯迅靠寫作過上了小康生活，看得起電影、上得起飯館、吃得起葯，還能經常接濟一些文學青年。 魯迅一生大約在103種報刊上發表了742篇文章。進入1934年，魯迅已出版的著作全部成了禁書，他經常投稿的《申報？自由談》先後兩任編輯黎烈文、張梓生被迫離開，其他幾個常往來的報刊也被查封。11月，《申報》老闆史量才被國民黨軍統特務暗殺。12月，他有點悲涼地在一封信中說：「在日報上，我已經沒有發表的地方。」但這只是一個方面，否則魯迅怎麼生活下來？ 國民黨不斷查禁魯迅的書、查禁他編的刊物是事實，但是效果很不好，因為國民黨沒有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上海還有外國租界，那些「詆毀黨國」、「誘惑青年」的書刊，可以在租界書店裡堂皇出售。舉個例子，1933年，「左聯五烈士」被殺害已整整兩年，當時上海的報刊都不敢說這件事，魯迅憤怒地寫下一篇《為了忘卻的紀念》，《現代》雜誌的編輯施蟄存回憶說，這篇文章在兩個雜誌的編輯室里擱了好幾天，編輯都不敢用，這枚「炸彈」轉到他手裡，他也有點猶豫，請老闆張靜廬先生拿主意。張考慮了兩三天，最後決定：「上！」理由有兩點：第一，捨不得魯迅這篇異乎尋常的傑作被扼殺，或被別的刊物取得發表的榮譽。第二，經仔細研究，這篇文章沒有直接觸犯統治者的語句，在租界里發表，算不上什麼大罪。 租界實際上提供了一把文化保護傘。魯迅住在租界，個人安全基本沒有問題。況且，國民黨內部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不同的人在性格、人品、思想上也有差異，魯迅的同鄉中就有一直愛護他的人，如蔡元培、陳佈雷、邵力子等，這些人都是身居高位並有發言權的。當年左翼文學走紅之後，雜誌只要登魯迅的文章，銷路就有了保險，只要有兩種魯迅的書，開起書店來就可以發達。碰上有些作品書店不敢出，魯迅還可以自己印刷出版，隨便編一個出版社的名字，比如「三閑書屋」之類。 1932年冬天，魯迅講過這樣一個故事：號稱上海「文化街」的四馬路上，集中著大大小小的書店，國民黨特務看到許多書店裡擺的都是左翼的書刊，讀者買的也多是這一類書和雜誌，而他們經營的書店門可羅雀。他們把左翼書刊賣得最興旺的一個書店老闆抓了起來，審問他為什麼不賣右翼的書刊？為什麼愛賣左翼的書刊？書店老闆回答：「我們老闆，將本求利。我不懂左翼右翼，我只懂算盤。」「算盤」這兩個字，魯迅是用很濃重的紹興口音講的，在座的多數是北方人，沒有聽懂，幾個南方人則會心地笑了。魯迅又把這幾句話重複了一遍，他在用普通話講的同時，還伸出左手掌，右手的指頭在掌心上作撥打算盤珠子的樣子。這一下，在場的人都明白過來了，哄堂大笑。 魯迅其實不主張赤膊上陣和國民黨拚命。他主張打「壕溝戰」，認為「戰鬥當首先守住營壘，若專一衝鋒，而反遭復滅，乃無謀之勇，非真勇也。」在他眼中，用真姓名無異是「無謀之勇」。他自有與國民黨檢查官玩遊戲的手法。辦的刊物往往出一期就被禁了，怎麼辦？換一個名稱再出版。比如《萌芽》不行了，改名《新地》再辦，《前哨》不行了，改名《文學導報》繼續，《拓荒者》不行了，改名《海燕》當然，這些刊物最後都沒能逃脫查封、停刊的命運。還有一個手法就是他津津樂道的「筆名」戰術，有人統計過，魯迅一生至少用過130個以上的筆名，其中光是在《申報？自由談》就用過41個。他自己說過，不斷地變換讓人防不勝防的筆名，就是為了和檢查官們打一仗。胡適卻主張「真姓名，負責任」，這是兩種不同的選擇。 晚年魯迅大受左翼青年的歡迎。他曾經嚮往蘇聯，蘇聯也曾請他去參加在莫斯科舉辦的國際進步作家大會，他沒有去。1932年冬天，魯迅談及此事時說，能夠去列寧的家鄉，親眼看一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他確實很嚮往，而且在那裡能見到許多來自世界各國的著名作家，當然是難得的機會。但他認為在國民黨統治下，自己的活動受到嚴重壓迫，寫的文章經常被檢查或扣壓，但總還可以千方百計地衝出一些，能發揮些作用。「我未去蘇聯已被誣為拿盧布的人了，如果去蘇聯公開參與盛會，那我回國後寫作活動就更困難了。」經過再三考慮，他謝絕了邀請。從魯迅自己的話不難看出，他在意的不是文學成就，而是發表文章，發揮一些作用。這是他的真心話，所以他會毫不猶豫地拒絕世人趨之若騖的諾貝爾獎提名。 從1927年9月27日魯迅寫給台靜農的信來看，他對「諾獎」提名的拒絕不僅僅是謙虛。魯迅在信中寫到：「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請你轉致半農先生，為我，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願意如此。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哪裡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國人，靠著這「中國」兩個字罷，那麼，與陳煥章在美國做《孔門理財學》而得博士無異了，自己也覺得好笑。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魯迅的話雖然有些尖刻，卻是一語中的。對自己的文學成就，他當然有謙虛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他對自己深愛的民族瀰漫的虛榮心、虛驕之氣最清醒、最徹底的認識，他內心是多麼渴望這個民族能站起來。 此外，魯迅對自己也不無擔心。他怕接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崇高榮譽後，沒有條件安下心來從事文學創作，寫不出什麼好作品，有負這一榮譽。他說：「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頹唐，此後能否創作，尚在不可知之數。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對不起人；倘再寫，也許變了翰林文字，一無可觀了。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罷。」 事實上，自從《吶喊》、《彷徨》兩本小說集之後魯迅沒有再寫小說，在上海的最後9年只完成了一本歷史小說《故事新編》。他曾構思一部長篇小說，反映包括自己在內的四代知識分子命運，終未完成。由於時代及個人的種種原因，他把主要精力用於雜文創作。魯迅知道中國新文學起步僅僅10年，用世界文學的尺度來衡量，中國確實還沒有產生足以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作品。魯迅是明智的，不會被諾貝爾獎的光環照暈了頭。他雖然為此失去了獲諾獎提名的機會，但無損於他在中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摘自《文人的骨氣和底氣》作者：王家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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