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毛澤東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早探索者之一。黨的十八大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全黨全國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並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這一結論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歷史貢獻，也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是從毛澤東時代開始的；同時表明：有人以黨中央沒有把毛澤東思想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由而否定毛澤東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中的獨特貢獻和歷史地位，否定毛澤東思想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指導地位，這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是錯誤的。產生這一錯誤的原因在於，學界沒有正確理解毛澤東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且大多數研究者主要局限於從1956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探索中尋找答案，而沒有看到中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以及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對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整個歷史進程的影響，以致在理論和實踐上產生了不必要的困惑和疑慮。因此，全面準確地闡述毛澤東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係，對我們澄清理論和實踐上的一些誤解或是非，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健康發展，都是必要的。

　　一

　　目前學界關於毛澤東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係，大都是從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角度或毛澤東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關係中來尋找答案。這顯然是不全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包括其理論體系，也包括其實踐道路和基本制度。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來看，就社會主義道路和基本制度而言，毛澤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僅就理論體系來說，毛澤東的貢獻也是不能否定的。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命題雖然不是毛澤東提出的，但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已經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建設實際實現第二次結合的思想。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正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開始的。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毛澤東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重要的聯繫還在於以他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在這個基礎上開始探索的，而且從來沒有離開過這一基礎。因此毛澤東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聯繫決不僅僅因為毛澤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早探索者，他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設計者。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無論是道路還是理論體系都是相對於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尤其是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而言的，而不是相對於毛澤東同志探索和建設的社會主義而言的。也就是說，同國外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相比，我們是不能把毛澤東的探索排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外的。我們之所以沒有把毛澤東的探索歸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範疇，除了毛澤東思想主要是中國革命經驗的理論總結外，還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毛澤東的探索中才剛剛提出，甚至這種提出也不是系統的，而且毛澤東的理論旨趣和實踐旨趣也不在這裡。即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探索與從鄧小平開始的社會主義探索有著重要的區別，要區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探索與鄧小平及其後繼者對社會主義的探索的異同，必須把二者對社會主義的探索的基本內容和實質搞清楚。

　　與蘇聯模式相比，毛澤東開創和探索的社會主義建設有許多自己的特點，這是眾所周知的。毛澤東本人在號召向蘇聯學習時，也強調不能照搬蘇聯經驗和模式。如我們的國家制度、政黨制度和社會主義改造就沒有照搬蘇聯的，中國在基本政治制度、政黨制度、經濟文化制度等方面具有與蘇聯不同的特點。從這些方面來說，如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是指不同於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話，毛澤東開創、探索和建立的中國的社會主義也完全可以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因為毛澤東當時建立社會主義雖然是「以俄為師」、並在一定程度上有蘇聯人參與和幫助，卻有許多是我們自己的創造發明，並不全是照搬蘇聯的。這一點與鄧小平及其以後的探索是一致的。更為重要的是，鄧小平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在毛澤東探索的基礎上開始的。這從鄧小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定性的評價中可見一斑。他說：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革是「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完善和發展」。「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1](P369)他還說：「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2](P300)鄧小平之所以說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沒有丟掉毛澤東，是因為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一個必須堅持的前提，那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這四項基本原則實際上就是鄧小平對毛澤東所探索和建立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內容的概括和提煉。因此，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本質上就是堅持毛澤東所開創、建立的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制度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由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是在堅持毛澤東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進行探索的，是對毛澤東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因此，毛澤東探索建立的社會主義是鄧小平探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邏輯起點和實踐出發點，二者是一脈相承的。對此，胡錦濤明確指出：「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基礎上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3]因此，把毛澤東思想置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外，並不意味著把毛澤東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立起來，更不是抹殺毛澤東在探索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偉大事業中的歷史功績，而是為了強調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價值和歷史地位。這是理解毛澤東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係時必須明確的觀點和立場。

　　二

　　為什麼毛澤東探索和建立的社會主義也可以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中央卻沒有把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探索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原因是什麼呢?道理很簡單，從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和實踐來看，如果說毛澤東探索並建立的社會主義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那麼，毛澤東的探索側重的是中國社會的社會主義屬性這一問題，即人民常說的「姓資姓社」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1956年後毛澤東的探索基本是圍繞這一問題而展開的，這與他建國前後的一系列思考是一致的。可以說，在毛澤東的意識中，走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道路，這對中國而言是一個根本問題。他對這一問題的堅持在「文革」中幾乎達到了荒謬的程度。而鄧小平及其以後對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則更重視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前提下，突出「中國特色」，建設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在這裡，鄧小平及其後繼者所關注的並不是抽象的「姓資姓社」問題，而是如何解決中國面臨的具體實踐問題。這並不是說鄧小平不關心「姓資姓社」問題，他強調要反對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以及後來黨的領導人強調要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保障執政安全，實質上談的都是堅持社會主義的問題。與毛澤東不同的是，鄧小平強調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在實踐中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而不是在理論上展開辯論。這才是堅持社會主義的正確途徑。

　　從毛澤東的一生及其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來看，「姓資姓社」一直是他考慮的首要問題。正如他一直所強調的：「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問題，原則問題。」[4](P345)在中國社會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上，他始終是旗幟鮮明，毫不含糊的。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毛澤東就明確表示，中國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當然，他也不會容許他領導人民建立的社會主義中國改變顏色。這不是說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沒有中國自己的特點，而是從總體上而言，毛澤東主要是從如何保持中國社會的社會主義屬性這一角度去考慮問題，以防止「黨變修、國變色」為自己思考問題的焦點。由於自己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更由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取得的成績，使毛澤東很容易把蘇聯模式與社會主義掛鉤。毛澤東對斯大林的肯定，實際上就是對斯大林領導和建立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肯定；反過來說，毛澤東把對斯大林的否定等同於對社會主義的否定。從毛澤東把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歸結為斯大林的個人問題，而不是蘇聯模式的問題；同時把赫魯曉夫開始的社會主義斥之為修正主義就可證明這一點。由於對社會主義認識上存在的這一誤區，加上蘇聯在蘇共二十大報告上及其後所反映出來的問題，毛澤東對中國未來能否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擔憂壓倒了一切，「姓資姓社」成了他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更為嚴重的是，他對斯大林及其領導建立的社會主義的肯定使他把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捍衛與蘇聯模式聯繫在一起，捍衛社會主義道路變成了對蘇聯模式的捍衛。一旦現實與這種模式不符，不是去反思這種模式的合理與否，而是剪裁現實以適應模式。這一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帶來了嚴重的影響，中國後來發生的許多失誤都可以在這找到根源。

　　毛澤東時代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就是毛澤東的這一邏輯的典型表現。從理論上來說，這一口號誇大了「革命」對「生產」的促進作用，且在事實上又把「抓革命」而非「促生產」作為目的。即毛澤東的重點是「抓革命」，以為革命搞好了，生產自然就上去了。在這裡，生產不是毛澤東關注的重點，只是抓革命的副產品；防止「黨變修，國變色」才是他思考問題的中心。這是革命思維方式思考社會主義的必然產物，也是以「姓資姓社」為思考問題的中心所必然導致的邏輯結果。按照這一思路去進行社會主義的探索和實踐，必然在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導致「越左越革命」的荒謬後果：「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踢開黨委鬧革命」等等。從這種思維邏輯來思考和處理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結果只能是社會大亂，發展停滯，人民普遍貧窮。其實，毛澤東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對的，問題是他的方法錯了。用鄧小平的話來說是「方法不對頭」，所以好心辦了壞事。事實證明，離開了中國的特點來談堅持社會主義，其結果必然是用理論來剪裁現實，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們以往對毛澤東在「文革」中的錯誤往往歸結為毛澤東把革命中的經驗簡單地搬到建設中來，而沒有探究其中的理論和邏輯上的原因，顯然是不深刻、不全面的，也不是很有說服力的。因為毛澤東作為辯證法的大師，其對社會主義的探索從來是不拘泥於陳規的。要真正找到毛澤東在「文革」中犯錯誤的原因，還必須從理論和思維的邏輯上去尋找。就此而言，能不能實現理論上的突破，就成了鄧小平能不能開創新局面的關鍵。真理標準大討論之所以能成為鄧小平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起點，其原因就在於此。

　　我們知道，鄧小平是在繼承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探索的基礎上開始自己的探索的。這種探索一開始就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要總結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另一方面必須解決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所遺留下的問題。這首先需要對毛澤東建國以來的探索進行清理和評價，既要總結成績，也要分析問題，以便為今後的探索打下基礎。這一任務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得到了解決。全會對黨在建國以來的歷史和毛澤東同志的功過的評價，實際上也是對毛澤東探索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評價，這一評價構成了改革開放政策的出發點，也是鄧小平領導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在理論上的邏輯起點。因為只有肯定了建國以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毛澤東的探索是社會主義的，我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有自己的立足點和出發點。我們知道，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及其以後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都有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國已經是社會主義國家了。鄧小平指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但在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現在講的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1](P138)這就是說，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如何建立社會主義的問題，而是如何堅持社會主義的問題，也就是如何保持中國社會的社會主義屬性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出發點和要解決的問題是一樣的。但是，事實已經證明，在中國現有的條件下，按照毛澤東那樣去追求純之又純的社會主義的理想狀況是行不通的；要堅持社會主義，必須有一條新的道路；這條新道路不能在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中尋找，而應該到中國的現實中去尋找，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普遍性只有體現在特殊性中才是現實的，社會主義的普遍道路要由各國具體的建設道路體現。為此，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在「中國特色」上下工夫，建設符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至此，鄧小平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思路自然就變成了「各個國家應根據自己的特點來實行社會主義的政策。」[2](P313)從而為中國人民在實際中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堅持社會主義找到了一條現實的途徑。

　　既然現實問題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立足點，那麼基本國情就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首先必須認識的問題，因為基本國情不過是中國面臨的現實問題的總體狀況。我們知道，鄧小平當時領導中國人民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面對的主要問題一是窮，二是亂；經濟停滯不前，人民普遍貧窮，黨的組織渙散，社會處於內戰邊緣，整個國家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其中經濟問題是一切問題的根源。在這種情況下，能否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主要是看能不能發展中國的經濟，解決人民的穿衣吃飯問題。也就是說，「最終說服不相信社會主義的人要靠我們的發展。」而「發展，關鍵是發展經濟。」[1](P304、375)為此，鄧小平指出，要在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必須集中力量發展中國的經濟。正是抓住了經濟建設這決定性的一環，鄧小平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開創出一條路來。他說，在中國搞社會主義「歸根結底，就是要發展生產力，逐步發展中國的經濟。」[1](P117)要發展經濟，就必須實現國家和社會的穩定。而在中國，這兩方面的目標的實現又離不開一個堅強的黨的領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說，「要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能的。」[1](P208)因此，加強黨的建設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顯得尤為重要。至此，鄧小平理論乃至後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三個核心問題被合乎邏輯地提了出來：發展問題、社會穩定問題、黨的建設問題。鄧小平正是緊緊抓住這些問題去思考和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才取得了成功。從這裡看出，鄧小平考慮的出發點仍然是如何堅持社會主義的問題，但是，他認為只有發展社會主義才能堅持社會主義，要在發展中解決中國如何堅持社會主義的問題，而不能拘泥於「姓資姓社」的抽象爭論。為此，他提出經濟停滯不前不是社會主義，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要安定團結，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領導。這都是就如何堅持社會主義而提出的。他說：「經濟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總不能叫社會主義。人民生活長期停止在低水平總不能叫社會主義。」[2](P312)「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1](P116)這就是說只有消滅貧窮才能堅持社會主義，要在發展中堅持社會主義，堅持黨的領導才能堅持社會主義。其整體理論前提是，毛澤東所探索和建立的是社會主義，我們必須堅持；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發展社會主義，只有發展才能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發展是硬道理。這些立場構成了鄧小平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原則，也是我們理解鄧小平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和邏輯線索。

　　中國已經是社會主義國家這一判斷所包含的邏輯是：我國已經是社會主義，凡有利於我們發展的一切東西都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有利於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的。鄧小平後來把計劃與社會主義、市場與資本主義區別開來，也是從這一判斷得出的合乎邏輯的結論。這一基本判斷為後來提出的「初級階段」理論奠定了理論前提和基礎。因為只有先明了社會的性質，才能進一步研究和判斷社會發展所處的階段；同時，這一判斷也為在探索過程中避開「姓資姓社」的無謂爭論，廣泛吸取西方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包括引進西方的資金和人才提供了理論上的先導，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提供了廣泛的空間。鄧小平指出：「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好東西，包括經營管理方法，也不等於實行資本主義。這是社會主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有些東西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的。比如說，技術問題是科學，生產管理是科學，在任何社會，對任何國家都是有用的。我們學習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科學、先進的管理來為社會主義服務，而這些東西本身並沒有階級性。」[2](P351)可見，做出「中國已經是社會主義國家」這一判斷既是對毛澤東探索取得的成績的肯定，也是對建國以來黨領導人民建立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的肯定。這條道路鄧小平用四項基本原則加以概括，使之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和前提。江澤民提出判斷社會主義的標準同樣是從這一判斷得出的合乎邏輯的結論。[5](P286、287)因為我們的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只要有利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的，自然都是有利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社會階層和人員既然是在社會主義中國產生和成長起來的，其性質自然是社會主義的。正因為有了中國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判斷，胡錦濤才說，堅持當前的發展道路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6](P12)

　　可見，中國已經是社會主義這一判斷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一是肯定了毛澤東建立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社會主義性質，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邏輯起點。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另起爐灶和重新開始，而是在已有的基礎上開始。二是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而非資本主義的，是在社會主義框架內進行的。三是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根本屬性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四是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目標。中國已經是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基本符合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和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但缺少中國的特色，存在許多不適合中國情況的地方，沒有很好地解決中國的具體問題，因而改革不是在中國社會的社會主義屬性上糾纏，而是使其帶有更多的中國特點，符合中國的實際需要。因此，對中國特點和解決中國具體的實踐問題的強調，就成了鄧小平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堅持的基本立場。他反覆指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1](P3)

　　到此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與鄧小平的探索雖然具有許多共同點，但二者的理論和實踐旨趣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後果。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經驗表明，如果拘泥於抽象的姓資姓社的爭論與區分，必然走向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導致理論對現實的批判和否定。這種探索的根本問題就在於只承認本本的合法性，不承認現實社會的合法性。其最終的結果必然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踐脫節。這就是說，要承認中國現實的合法性和真實性，必須首先打破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的束縛。只有這樣，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中國現實才是真正的現實。做到了這一點，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才可能把注意力集中於中國面臨的現實問題，而不僅僅是關注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中國的實際情況才能真正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與實踐關注的對象，實現馬克思主義與真正的中國實際相結合。因此，把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重心從單純的追求社會主義屬性轉移到關注中國社會的具體實踐，其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無論怎麼強調都不過分。真理標準大談論所起的解放思想的作用之所以如此之大，其理論和實踐意味就在於此；黨的領導人反覆強調要不斷解放思想，原因也在於此。因此，實現不是從本本而是從實踐出發來確立評價社會主義的標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一個重大變革和轉折，也是毛澤東探索的社會主義與鄧小平及其以後探索的社會主義的分水嶺。由於這一轉變，毛澤東所開創的社會主義實踐與鄧小平所開始的社會主義探索就有了原則的不同。鄧小平反覆強調：「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1](P382)建設社會主義是從本本出發還是從實踐出發就成了他的探索與毛澤東的探索的區別所在。鄧小平反覆強調對「姓資姓社」問題不要爭論，說「看準了就干」，「錯了就改過來」。這隱含的一個基本判斷就是，只要我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了社會主義，至於其他的，有錯誤也是社會主義在發展中的錯誤，不是路線和原則問題，不會危害到我國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實際上是用發展社會主義的辦法來解決如何堅持社會主義的問題，而不是在具體的「姓資姓社」的問題上兜圈子。鄧小平強調發展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性，其用意也在於此。

　　因此，鄧小平說的：「多年來，存在一個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理解問題。」[1](P291)「我們總結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1](P137)這並不是說我們不知道社會主義是什麼。如果是這樣，我們就不可能說蘇聯建設的是社會主義，也不可能把毛澤東探索和建立的社會制度稱之為社會主義，更無從講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鄧小平的話只是說，我們知道社會主義是什麼，但中國要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如何在實踐中建設、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這一問題我們並沒有搞清楚。這是經典作家沒有說清楚也不可能說清楚的，是要由後人去探索的。後人如果把經典作家對社會主義的原則性勾畫取代自己的探索，在社會主義的實踐中用靜態的理論來取代動態的社會主義發展過程，把社會主義理論與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做法混為一談，必然扼殺社會主義運動的豐富內容和勃勃生機，使馬克思主義喪失對現實的實踐的批判力量，使社會主義的實踐走向歧途。鄧小平指出：「馬克思去世以後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後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列寧同樣也不能承擔為他去世以後五十年、一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任務。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1](P291、292)因此，始終結合中國面臨的現實問題來發展馬克思主義，我們才能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艱難探索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財富，也是我們堅持社會主義的唯一選擇。

　　總之，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想及其創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為後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和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就毛澤東的探索而言，他更關注中國社會的社會主義屬性即「姓資姓社」這一問題，鄧小平及其以後的探索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強調中國的特色和走自己的路。這兩種不同的致思取嚮導致了不同的實踐後果，也是毛澤東的探索與鄧小平及其以後的探索相區別的基本依據。但是要看到，鄧小平及其以後的探索畢竟是在毛澤東探索的基礎上進行的，更沒有改變毛澤東的探索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架構和基本制度。因此，無論是把二者等同起來還是把二者對立起來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是有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與現實的，也是不利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發展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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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江澤民文選：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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