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雁南：故鄉的年

　　我們一家三口是在除夕當天回到陝西老家的。那天，回家的高速路上積著厚厚的冰雪，全部車輛整齊地排在最中間的車道上，稍一踩剎車就可能引發一次驚險的漂移。途中我曾經好幾次勸說父親，路況太危險，「要不算了」，可他卻執意要繼續朝老家的方向前進。

　　「年紀越大，就越想回家過年。」出發之前，他曾經這樣說過。

　　父親和母親都是1977年恢復高考後離開家鄉的學生。在那之前，他們從沒出過遠門；而在那次改變命運的高考之後，他們外出讀書，畢業後又遵從國家分配，在距離家鄉千里之外的河南安家落戶，並且度過了人生大半的時光。

　　如今，從村裡出來的人越來越多，父親卻越來越頻繁地想回故鄉看看。

　　我的老家在陝西山區的一座村落里。爺爺奶奶在那裡將5個子女撫養成人，但現在，他們全部在外工作，只有兩位老人孤零零地生活在村子裡。

　　幾個兒女曾經勸兩位老人搬到山腳下的城市裡，但被他們堅決拒絕了。因為城裡沒有自己的地，也沒有村裡那些可以一起聊天的親戚們。

　　「住在那兒像坐牢一樣，有什麼意思！」奶奶說。

　　於是，為了和爺爺奶奶一起過年，我們在冰封的高速路上戰戰兢兢地行駛了8個小時，又緩慢開上了積滿冰雪的盤山公路，終於在除夕的傍晚抵達了老家的村口。

　　對於留在村子裡的老人來說，出門在外的子女是最大的驕傲

　　當我們抵達村口的時候，天色已經有些暗了。相比於城市裡張燈結綵的熱鬧，這裡顯得冷清，只有各家門口的春聯和斷斷續續的鞭炮聲，透出些年味兒。

　　老家所在的村子位於陝西中部的山區里，因為地處黃土高原，山勢不高，山頂也是一片平坦的闊地，所以山不稱為山，而被叫做「塬」。一條柏油小路自下而上，串起了塬上的十幾座村落。

　　大多數時候，從小路進入村子的入口，都是全村最熱鬧的地方。回家的人總要路過這個必經之地，出門的人在這裡等待「村村通」的公交車；而農閑的老人們也喜歡蹲在這裡，晒晒太陽，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聊天。

　　對於那些生活在村子裡的老人來說，各家出門在外的子女是最好的談資。早些年，家裡有人能「進城」，就足夠拿來炫耀。那個時候，能夠擁有一張城市戶口，吃上「商品糧」，是村裡每個人都羨慕的事情。20多年前，爺爺奶奶的5個子女先後考學離開了村子，在塬上的好幾個村裡都傳為佳話。

　　再後來，進城的人越來越多了，村裡的人們便不再滿足於此，一個「有本事帶車回家的兒子」才是令人羨慕的。每當有小車開到村口，聚在這裡聊天的老人們都會停下來，目不轉睛地盯著，想看清楚是誰家的孩子。現在，買車的人越來越多，村裡人又開始悄悄比較各家汽車的好壞，他們大多認不全那些複雜的汽車標誌，但對於每輛車的價錢，卻總能記得清清楚楚。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每當有人回來，村口的那片空地就成了一個舞台。前幾次父親開車回來的時候，爺爺奶奶就是在這裡，面對眾人交織的目光，笑呵呵地從人堆里站起來，坐上兒子的小汽車，回到100米外的家裡。

　　甚至有一次，爺爺還像電視里的領導人那樣，把胳膊從車窗里伸出去，沖著剛剛還在一起聊天的人們揮了揮手。

　　不過這一回，我們回來得晚了，天氣也太冷，原本熱鬧的村口空蕩蕩的沒有一個人，只有那個供人們等公交車的小亭子孤零零地立在一片積雪裡。接爺爺奶奶上車的計劃落了空，父親只好默默地把車開到了爺爺奶奶的院子門口，想了想，又用力地按了按喇叭。

　　他們回不來，外面生意太忙

　　爺爺奶奶一共有4個兒子、1個女兒，如今又有了1個孫子、3個孫女和1個外孫女。其中，包括父親在內的3個兒子，工作都在很遠的地方，只有小兒子和女兒——也就是我的小叔和姑姑生活在村子山下的市區里。

　　按照家裡的規矩，姑姑過年必須要回到婆婆家裡，而4個兒子，最近十幾年也幾乎從沒有一起回過家。今年的春節，真正回到家裡的，也只有我父親和小叔兩個兒子。

　　當然，這一切比我在河南經歷的過年還是要熱鬧多了。我和父親、小叔在寒風裡縮手縮腳地貼好了春聯和門神，母親和嬸嬸身為家裡的媳婦也和奶奶一起麻利地備好了晚飯。作為一家之主的爺爺，則點好了幾個爐子，讓家裡的窯洞開始透出了點暖和氣兒。

　　如同黃土高原上其他的村落一樣，老家的住宅並不是房屋，而是三間拱形的窯洞。它們由磚塊壘成，上面又覆上了厚厚的黃土，保溫隔熱，村裡人常誇口說它「比空調還舒服」。至於睡覺的床，則是中間挖空的火炕，冬天燒起來，整個被窩都被烘得暖洋洋，再寒冷的天氣也能讓人睡出一身大汗。

　　於是，在這個窯洞里，我們吃了這一年的團圓飯。爺爺還專門為此找出存了一年捨不得喝的白酒。不過，在這場8個人的團圓飯中，晚輩們不斷舉杯，爺爺卻幾乎沒說一句話。

　　有理由相信，這樣的場景並不會讓爺爺覺得滿足。12年前的春節，全家4個兒子都回家過年，因為人太多，大家擠得連飯桌都坐不下了。我還記得，那一年的團圓飯，爺爺笑得咧開了嘴，舉著手裡的酒杯，對著桌上的晚輩說：「今年的團圓飯很熱鬧，我希望明年能繼續保持。」

　　可惜，在那之後，全家人又回到了不同的城市，過上了自己的小日子，團圓飯也再沒有那麼熱鬧過。

　　事實上，冷清的變化瀰漫在這個新年的很多場景里，連除夕夜裡照例的祭祖儀式也不例外。

　　故鄉的祭祖儀式並不複雜，在父親的爺爺居住過的窯洞里，全族男人面對先人的遺像燒紙、磕頭。2000年除夕的時候，我跟著父親參加過一次，那時，整間窯洞跪滿了黑壓壓的人，我只能遠遠地站在門外。而這一回，只有不到10個人稀稀拉拉地跪在那裡。

　　「他們回不來了，外面生意太忙。」一位親戚這樣解釋他兒子的缺席。

　　回到老家的族人在炭盆里一點一點燒著紙錢，旁邊的電視里，春晚的小品還在不斷引發觀眾的大笑和掌聲。

　　「磕頭了！」小爺爺的一聲令下，跪著的人們匆匆磕下頭去。在他們面前，一些沒有燃盡的紙錢灰帶著火星，飄飄揚揚地飛上了屋頂。

　　村裡已經很久沒有唱過秦腔了

　　除夕的守歲結束後，初一的早上，我是被村裡此起彼伏的鞭炮聲震醒的。那大概是村裡最有年味的時刻。不過，這些噼噼啪啪和硝煙並沒有改變爺爺的作息，他依然像往常一樣，按時起床，坐在炕頭的椅子上，擰開了桌上收音機的開關。

　　打從我有記憶的時候起，爺爺那個銀灰色的收音機始終被固定在同一個頻道，每天早上只要一擰開關，就會有秦腔依依呀呀的唱詞流淌出來。

　　「這些詞兒唱的到底是什麼啊？」我問爺爺。

　　爺爺一時被問住了。他側過頭，聽了一會兒才告訴我，那彷彿是《楊家將》里的一個唱段。大多數時候，他並沒有認真在聽這些旋律，那些模糊熱鬧的唱腔，僅僅是爺爺每天早晨的生活里，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背景。

　　爺爺是個地道的秦腔票友。從前村裡排樣板戲，他唱過《紅燈記》里的李玉和，也唱過《沙家浜》里的郭建光。十幾年前的暑假，我曾在村口的一場表演中，看到爺爺伴著板胡的旋律和板鼓的節奏，唱了一段慷慨激昂的段落。當時，全段的唱詞我一點都沒聽懂，唯一留下印象的，就是爺爺為了完成秦腔里高亢的唱腔，整張臉都漲得通紅。

　　可是，對於年輕人而言，擁有兩千多年歷史的秦腔已經顯得有些無趣。

　　爺爺已經很久沒有機會重新吼上兩嗓子秦腔了。在生產隊解散之後，很少再有人組織排練樣板戲，唱戲的人們也很難再聚到一起。如今，村裡的人甚至說不清楚，那些用來伴奏的樂器到底被丟在了哪兒——反正，幾乎沒有人再去張羅這些。

　　過年的幾天里，村裡唯一的慶祝活動是打鼓。村口支起一面大鼓，又備下一面鑼、4面鈸，6個人聚在一起就能叮叮咣咣敲上5分鐘。這些歡快的節奏原本該配上更多的項目，如今卻只有幾個老人聚在一起自娛自樂。

　　「老了，沒力氣了。」爺爺敲完一輪之後，揮一揮發酸的胳膊，和一起敲打的幾位老人自嘲地笑了起來。

　　年輕人是不會參與這些活動的。就在去年，因為一位親戚的過世，家裡人請來了戲班子，又唱起了久違的秦腔。可台下的觀眾再沒有表現出過去的熱情。等到戲曲結束的時候，台下只剩下寥寥幾位老人，至於年輕人和小孩子，早就耐不住性子散去了。

　　流行歌曲才是他們真正感興趣的音樂。就在爺爺打開收音機，固執地聽著秦腔的時候，隔壁院子里的孩子們也跟著家裡的VCD唱起了卡拉OK。那些並不時新的歌曲音量充沛，輕易就把爺爺收音機里咿咿呀呀的秦腔蓋了過去。

　　總而言之，農民靠種地是掙不來錢的

　　除了春節的幾天，大部分時間，爺爺奶奶都是獨自生活在這個村子裡。

　　爺爺和他的兄弟們曾經在解放初的時候，在山下的煤礦里做過礦工，他的大哥就是在一次礦難中去世的。後來，人民公社成立，爺爺也回到了村裡，老老實實地又過上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

　　上世紀80年代土地承包之後，家裡分到了幾畝地。之後，幾個孩子一一考學、轉成城市戶口，家裡只剩下兩塊共計3畝的土地。

　　平常的日子裡，爺爺奶奶兩個人在地里耕作，種些莊稼。農忙的時候，他們還會打電話，把距離最近的小叔叫回家裡，讓他幫著幹些農活兒。

　　不過，對於早早進城當上幹部的小叔，這些工作實在過於繁重了。

　　更何況，種地根本沒給爺爺奶奶帶來什麼收入。黃土高原上氣候不好，土地大多廣種薄收，一年辛苦勞作下來，只有一兩千斤麥子的收成，最多也就能掙到1000多元——幾乎抵不上化肥的花銷。

　　90年代，村裡流行起種經濟作物，爺爺奶奶也猶猶豫豫地轉變觀念，跟隨潮流，在其中一塊地里種上100多棵「據說很賺錢」的蘋果樹。

　　然而在經過了5年的育苗、扦插等複雜的培育之後，好容易長出的蘋果並沒有給家裡帶來想像中的收入。事實上，最開始的那幾年，爺爺奶奶賣蘋果的收入跟種地的收入相比，並沒有什麼變化。

　　唯一讓他們感到些許安慰的是，從種莊稼改為種樹之後，國家每年多給了幾十元「退耕還林」的補貼。

　　「總而言之，農民靠種地是掙不來錢的。」回憶起那些年，爺爺嘆著氣總結說。

　　最近兩年，在村裡的一次重新分配之後，爺爺又得到一片不大不小的土地。那兒離家足足有5公里，而且土壤貧瘠，幾乎種不了什麼莊稼。一番精打細算之後，爺爺決定在那裡種上些花椒樹：不用常常照顧，還能收穫些上好的花椒，而且，這些布滿了刺的、乾巴巴的枝條，還能像蘋果樹一樣，換來國家「退耕還林」的補貼。

　　但日常的照料和收穫時的採摘還是少不了的。每到那個時候，爺爺就需要大清早出門，走上來回10公里的山路，幹上一天的農活兒，直到天黑才能回到家裡。

　　土地就是老人們最重要的財產，可年輕人卻不願意再以種地為生

　　因為覺得太過辛苦，小叔堅決不同意爺爺去耕種那片新分來的地，他希望讓那些花椒樹在那片遙遠的土地上自生自滅。對此，爺爺奶奶並沒有表示抗議——事實上，他們是顧不上抗議。更大的變故發生了，小叔已經「先斬後奏」，把家裡的那片麥地悄悄送給了另外一戶親戚。

　　小叔自然是有自己的理由的。「每天走那麼遠的路去種地，又辛苦又掙不來錢。萬一把身體累壞了可怎麼辦啊？」小叔不止一次對爺爺奶奶說。

　　爺爺奶奶的兩塊地離家裡不遠，但過去的路卻並不好走，趕上下雨天，沒走幾步，鞋上就會沾滿沉沉的一腳泥。更何況，在幾個子女看來，大家每年寄回家的生活費已經遠遠超過了種地的收入，反倒是老人種地的來回奔波總讓大家覺得擔心。

　　「送出去也好。」連我聽到消息時也是鬆了口氣的感覺。

　　可爺爺奶奶並不領情，兒子「先斬後奏」的行為把他們氣壞了。儘管村裡的年輕人早就發現，在田裡辛苦耕種一年所換來的收入，還趕不上在省城裡當一個月的小工，可對於兩位大半輩子都在種地的老人而言，土地仍然是自己最重要的財產。

　　因此，每當想起自己一份「重要的財產」被白白送了人，奶奶都會恨恨地抱怨一句「敗家子」，尤其是在她需要花錢買面的時候。

　　在那之前，爺爺奶奶家裡吃的麵粉都是自己地里的麥子打出來的，看起來有點發黃，卻因為「沒有添加劑」，深受幾位在外地工作的子女的喜愛。而現在，家裡不僅沒了自產的「綠色食品」，還需要花錢去買那些「來歷不明」的麵粉，這讓奶奶每次想起來都會氣憤不已。

　　離爺爺奶奶最近的小叔最常接收到這些抱怨。因此，每次回到老家，他都會檢查家裡的麵缸，在發現快吃完的時候迅速買回麵粉把它補滿，讓兩位老人盡量忘記自己那塊已經送人的地。

　　「我真的是不容易啊！」有一次，喝醉了酒的小叔在電話里對我抱怨。

　　唯一留下的那片蘋果園依舊是他最大的負擔。每年秋天，他和同樣在附近城裡工作的姑姑都會被爺爺奶奶叫回家，弓著腰，從低矮的蘋果樹上把滿園成熟的蘋果一個一個摘下來，堆在紙箱里。

　　有一次，姑姑在電話里告訴我，一天的時間，她和我小叔摘了4000多斤蘋果，足足堆滿了家裡的整個院子。

　　「我現在看見蘋果就想吐！」姑姑說。

　　那些摘下來的蘋果，大多都直接交給了前來收購的果汁、果醋廠。10年前，紅富士蘋果在北京的市場上兩元一斤，可家裡收穫的蘋果，每斤的收購價從沒超過兩角錢。

　　可以想像，小叔和姑姑發現自己腰酸背痛的結果只換來了七八百元，是一種多麼鬱悶的心情——這還是沒有扣除肥料、農藥等成本的毛收入。

　　有一年，小叔乾脆想了個新辦法。他自己花錢包了輛車，請同事們來家裡「體驗農家採摘」，最後請大家吃一頓飯作為答謝。結束後一算賬，單是包車和請大家吃飯的費用，就超過了1000元，兩位老人在果園裡一年的勞作，就算是白乾了。

　　「敗家子！」聽到賬目的奶奶忍不住又憤憤地抱怨起來。

　　大年初二的那天，我踩著積雪覆蓋的泥巴，深一腳淺一腳地來到了蘋果園裡。這是爺爺奶奶最後一片用心耕種的土地，近百棵枝枝杈杈的果樹光禿禿地立在雪地里，等待著來年新的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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