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真具備了讀懂加繆的能力嗎

黑暗中的加繆，by Loomis Dean

隨想錄

西 颺

蘆馬琳探訪加繆墓

文｜西颺

原刊於公眾號｜灰光燈

- 聲明：刊發已獲授權，轉載先請私信聯繫-

8月18日，星期二，普羅旺斯。這是我們離開巴黎後的第一站。首先去阿維尼翁城，然後是附近的奧朗治、尼姆。第三天， 我們驅車向東穿越魯貝隆（Luberon）山區，探訪這裡的幾座小城，還想試著找找那些常出現在普羅旺斯的圖片中標誌性的薰衣草地。

首先抵達的是Fontaine-de-Vaucluse，小城依著山坡，泉水從中間流過。湧泉從深不可測的地下冒出，形成了穿過這個地區的Sorgue河。接著我們去山城Gordes，經過陡峭的盤山路，我們忽然看見了山谷對面矗立在山頭的小城，那些古老的房子全都貼著山而建，褐黃色的牆面跟山石相近，整座城像是用房屋壘起來的另一座山，令人覺得不可思議，視覺上也是十分震撼。Gordes也許太有名了，在其中崎嶇曲折的巷子中，滿是各地的遊人，而城中間的市場更是人聲鼎沸。可是這樣一個景點卻找不到廁所，即便在收費的停車場也沒有。我們很是尷尬的離開，等找到廁所，已是幾十公里以外的另一座城市Apt，一家酒吧的女侍者雖然一句英文也不懂，我們一番比劃後她明白我們有「急」，馬上邀請我們進酒吧內解決。

阿爾貝·加繆（AlbertCamus，1913-1960），法國文學家、哲學家

Apt除了名字特別外，城市卻很一般，主要是沒什麼出名的古建築，所以沒什麼遊客。我們猶豫著究竟是往東還是往西去找薰衣草。網上的資料說往東可能有幾片薰衣草地，而在剛才的路上不斷有指示牌說往西有一個薰衣草博物館。考慮到少走回頭路，我們選擇向西，去了博物館。結果我們在那兒看了薰衣草的錄像，又在熱情介紹下買了些薰衣草產品。但真正的薰衣草地則沒能看見，因為通常在八月初，絕大多數薰衣草已經收割了。這是從博物館得到的知識。不過，Apt向東沒準還留下幾片沒收割的呢？這就無法證明了。

接著，我們駛上了向南的小路。這一天另外一個目的地是去蘆馬琳(Lourmarin)，因為阿爾貝·加繆的墓就在那裡。路上來往的車輛越來越稀少，但因為是山區，彎道較多，車速始終無法很快。間或會經過一些的小城，也同樣很有特點，有古老的教堂聳立。雖然我們對之聞所未聞，但仍然會看見一些背包旅行者在其中興緻勃勃地遊盪。

終於到了蘆馬琳。原以為是座小村鎮，卻是比預想要大一些的小城，主要街道相當寬敞，旁邊有綠地和操場。旅遊問訊處設在顯眼的位置，門口也有免費的停車位。我走進去索要了地圖，並問了加繆墓的位置。接待小姐替我在地圖上標出了位置，我一看，需要穿過老城，在另一邊的城外，於是問她走去要多少時間。小姐回答：15分鐘。我又問：是否可以開車過去，那邊有停車的地方嗎？小姐建議我最好不要開車去，雖然那邊也有免費的停車位，但通常人很多，不容易找到位置。我聽了頓時心頭一熱，到底是法國，愛文學愛加繆的人還真不少啊。

從加繆墓遠望小鎮蘆馬琳

我們走進了蘆馬琳老城。小城相當漂亮，全是風格相近的老建築，因為是山城，道路也是彎彎曲曲，忽高忽地。街上有不少飯店、酒吧、藝廊和各式小店鋪，遊客也不少，但沒到擁擠的地步，氣氛顯得悠閑隨意。

加繆在蘆馬琳買房是1958年的事了。難以想像50年前的蘆馬琳是怎樣的氣氛，雖然我們現在見到的城中的建築當年已經存在，但普羅旺斯成為世界性的旅遊熱點，也是在彼得·梅爾的書暢銷之後，更別說一直不算熱門的蘆馬琳了。不知道加繆為何喜歡蘆馬琳，但我也是喜歡蘆馬琳的，因為它漂亮、有味道，卻又不太招人，怪不得彼得·梅爾後來也定居在了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有關加繆的傳記中提及蘆馬琳都稱之為村。因為在當時，這裡的居民總共才600人。我能查到的最新的數據是1999年的，這裡也才只有1119個居民。

加繆當年決定買房時，他太太並不中意，因為所要買的街面房子擠在其它房子中間，不是很清凈。但加繆之前已看了十五處房子了，已經看煩了，說要麼買這個，要麼就不買了。事情因此而定下來，購房協議書是在10月份簽的，協議上特別註明加繆得保證照料住宅地上的橄欖樹。加繆正式搬到這裡是半年後，1959年的5月。從此他常常散步，和當地人聊天、交朋友。人們很尊重這位知名作家，但別人若稱他為「大師」，他會馬上拒絕。加繆在蘆馬琳的定居顯然是他一年半後遽然離世的關鍵前提。正是在從蘆馬琳返回巴黎的途中，出的那場震驚世界的車禍。

我們在蘆馬琳的街巷中行走。炎炎烈日下，路邊冰淇淋店的生意格外熱火。買冰淇淋的時候，碰到一對說上海話年輕人。老鄉見面，攀談起來。他們是和另外幾位中國人組團，由導遊帶著來游普羅旺斯。見我們是剛進城，他們推薦道：「上面的教堂蠻不錯的，可以去看看。」我說：「你們去過墓地了嗎？」他們問：「什麼墓地？」我說：「加繆啊，得過諾貝爾獎的。」他們仍然迷惘地看著我。

墓園門口的示意圖

和老鄉道別，我們往城外走去。街道到頭，便是城外了。面前是幾條交叉路，讓我們一時沒了方向。按剛才拿到的地圖所示，我們找到的卻是一座私人別墅，門口停了輛車，車門也開著。本想找人問一問的，但不見一個人影。就這樣在原地團團轉了一圈，還是不見墓地的影子。日頭仍是毒辣辣的，像是在逼著我們告退。我有些不甘心，便沿著別墅所在的這條路又往前走了百多米，忽然驚喜地在路邊看見了「墓地」的指示牌。墓園有個小門，門開著，門口的空地上並沒有停任何車。走進墓園，裡面不大，規模不大，遠不能和巴黎那些大墓地相比。這裡的墓也都比較小，墓碑也都簡樸。近門口有塊牌子，上面畫了個指示圖，標明了幾個名字，除了加繆，另外幾個我都不認識。這樣，我很容易就在左側找到了加繆的墓。墓碑藏在草叢之間，其實哪兒叫什麼墓碑，不過塊普通的石頭，上面寫著：ALBERT CAMUS 1913－1960。如此而已，簡單得過分。

墓園內空空的，再沒別的訪客。我俯身將墓碑前的雜草扯去了些，免得我拍照留念時，它們擋住墓碑上的字。

其實，啟發我來這裡尋訪加繆的墓，是因為讀了我的老師葉維廉先生的書《幽悠細味普羅旺斯》。2003年6月，葉老師和葉師母曾經也走過這條線路，並於８日抵達這兒。面對加繆墓的過分簡單，葉老師在遊記中用「悲憤」表達了不滿，並追問：「他為什麼沒有進入巴黎那個著名的墳場里，與薩特共榮光！」其實，巴黎的蒙巴納斯公墓也不是什麼八寶山，薩特和波伏娃在那兒的墓也談不上豪華，不過是多了塊大理石而已。可是，與薩特齊名的加繆，居然置身於這樣一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墓園，擠在雜亂的石碑間，實在讓人覺得有些不可思議。

另外稍感遺憾的是，我沒能把我的朋友吳玄的書《陌生人》帶來。這其實也是我來這裡的另外一個原因。前一個月，我去杭州訪問好友吳玄，他送了我他的新作《陌生人》，這部和加繆的《局外人》同名（因為加繆的小說英文名就是《陌生人》）的長篇小說。在其中，吳玄塑造了一個當代中國版的「陌生人」，一個在世界文學中早有的典型形象，卻在中國文學中有些陌生的人物。其實吳玄之前就給我看過手稿，但當時我卻沒有接受他創造的這個形象。我覺得他的人物太「逃避」了，似乎不夠格擔當一部小說的主人公的任務。但擱了很長時間，我才漸漸回味到吳玄小說的主人公身上的「反抗」，一種既非英雄也不是反英雄的反抗。必須承認，一個非力量性的主人公並不妨礙小說本身的強有力。或許這就是吳玄的小說成為去年中國文壇一道重要風景的原因吧。所以，我接過他的書時，立即就表示會把它帶到加繆的墓前。吳玄馬上說不必，我說就算給我一個去蘆馬琳的理由吧。可是最後，因為怕行李太重，我還是把書拉著在了家中。

墓園門

加繆對世界文壇的影響深遠且廣泛，他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是最年輕的得主，可惜不到三年就離世。這成了「諾貝爾獎詛咒」中最嚴重的一個。葉維廉先生在他的書中回憶了加繆死訊傳到台北時的情形：給他打電話報訊的朋友「眼前一黑」，覺得「人文最後的一絲希望都熄滅了」，葉老師自己也是「非常震撼」。可見加繆對當時台灣現代主義文學影響之重要。至於我們這些人，加繆去世時尚未出生，他的影響要到上世紀80年代，大量西方當代文學和哲學著作被翻譯過來時，才變得洶湧澎湃。在那套影響了幾代人如今又常常被詬病的四卷本《外國現代派作品選》中，加繆的《局外人》無疑是很突出的。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局外人》是在第二卷當中，而這一卷書，我們時常拿起來顛來倒去看的，就是加繆的這篇。現在回想，那時我們多數人不過20來歲，甚至不到。我們真具備了讀懂加繆的能力嗎？但加繆就是具有這樣的穿透力，可以讓懵懂的少年都可以得到思想的洗禮，他在文學傳統上開啟了另一扇窗，讓我們看到了一種新的寫作的可能性。正是有了加繆以及他同時代的一些作家的影響，我們這些人再也不可能以我們前一代人的方式寫作了。

除了《局外人》，加繆的《鼠疫》，《墮落》和哲學散文《西緒佛斯的神話》等也相繼翻譯到中國。但最大的影響無疑還是《局外人》，其實在法國似乎也是如此，難怪加繆也憤憤不平，耿耿於懷人們只記得他的這部寫於1942年的小說。加繆這樣想，或許一方面是覺得他的其它作品沒得到應有的重視，另一方面大概是覺得《局外人》的意義被誇大了，他不過是要寫一部小說而已，絕非要給他的存在主義思想作一個圖解。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測。不過我覺得，若按照哲學思想，是無法寫出《局外人》的。很可能這是一部靈感之作，卻超越了自身直指存在的本質。而作品一旦完成，作者不再擁有解釋權，重要的已不是他要說的，而是作品是如何被說的。所以，《局外人》在千里萬里之外，產生奇特深遠的影響，一點兒也不奇怪，即便很可能是帶著多重的誤讀。

加繆的墓

我們很多人都是把加繆和薩特一起讀的，因此都曾為他們的決裂而惋惜。通常，我們都是先喜歡薩特，然後喜歡加繆。後者的文章更耐讀，也更像個作家，而前者更多是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這使得我們想當然地在薩特和加繆之間偏於加繆這一方。加繆和薩特是因阿爾及利亞問題而決裂的。加繆是法國人，但出生於阿爾及利亞，與這個北非國家有著無法割捨的血脈相連。按邏輯推斷，加繆的身份一定會使得他對阿爾及利亞有更多的感情，薩特則是「局外人」。但令人跌眼鏡的是，當時的事實恰恰相反。加繆更力主法阿之間的和解，竭力想維持法國的宗主國地位。薩特，甚至右派的阿隆，卻以知識分子的立場，力主剷除殖民主義，由阿爾及利亞人自主獨立。儼然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二戰之後是席捲全球的殖民地尋求自主，民族國家紛紛獨立的潮流。時過境遷，我不知道半個世紀之後，阿爾及利亞人是喜歡目前的國家地位，還是更願意作法國的一個外省。但在當時，加繆的立場顯然是兩頭不討好。更可惜的是，他的突然離世，使得他既無法把自己的「錯誤」更進一步，也無法糾正之，阿爾及利亞的獨立他也沒有看到。加繆就像一個在球賽中途罰下場的球員，對結局無能為力。

站在加繆墓前，我忽然想到了另一個人：齊內丁·齊達內。在世界盃賽場上，這位一代足球藝術大師竟被義大利的馬特拉齊使壞激怒，在終場前被紅牌罰下，從此告別了世界足壇。那場比賽我是義大利的擁躉，但齊達內這樣的下場，仍讓我不忍。同加繆相近卻相反，齊達內是出生於馬賽的阿爾及利亞後裔，在之前八年的另一屆世界盃上，他率領一支多數由移民後裔組成的法國隊為法國首奪世界盃，據說在當時令頹唐沉淪的法蘭西民族因此而自信心大增。

加繆也是足球愛好者，不過他並不踢球，而是專職守門員。他參加過地區級的比賽，因為傷病而沒能繼續職業生涯。但他十分看重足球，覺得這項運動教給了他「道德感」和「責任感」。據加繆的傳記記載，在蘆馬琳，每到周末，加繆總是去看當地青年的足球賽，在場邊吶喊助威。

2009年8月18日記於途中，9月8日寫完

墓地照片均為西颺攝

編輯：C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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