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轉載]【名家談史】李仲元：遼雙州城考
【名家談史】李仲元：遼雙州城考
作者:李仲元1983年10月於瀋陽（原刊於《遼金史論集》）圖片來自網路，博主所加
遼代雙州古城
【李仲元】男，漢族，遼寧瀋陽人，1933年生。中國當代著名書法家。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瀋陽市書法家協會主席，中國博物館協會理事，瀋陽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瀋陽詩詞學會副會長，瀋陽市文物研究會副會長，瀋陽故宮博物院名譽院長、瀋陽收藏家協會會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多年從事中國古代藝術研究，精於文物鑒定，著述甚豐。編著《瀋陽故宮清繪畫選輯》、《紋飾典故》、《緣齋存稿》、《王羲之書法精華》等專著多種，發表論文數十篇，涉及文物覽賞、專題研究、史地考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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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代雙州是東京道屬下的一個節鎮州。《遼史》卷三八《地理志二》載：「雙州，保安軍，下，節度。本挹婁故地。渤海置安定郡，久廢。漚里僧王從太宗南征，以俘鎮、定二州之民建城置州。察割弒逆誅，沒入焉。故隸延昌宮，後屬屬崇德宮，兵事隸北女直兵馬司。統縣一：雙城縣。本渤海安夷縣地。」金代，初降雙州為瀋州屬縣，後廢。《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載：瀋州轄縣五。其雙城縣下注云：「遼雙州，保安軍也，皇統三年降為縣，章宗時廢。」這便是雙州興廢沿革的大致情況。後世研究者認為這個雙州城就在今遼寧省鐵嶺縣城西六十里一個叫古城子村的地方，主要根據如下三條記載：第一條是北宋曾公亮《武經總要》前集卷二二：「雙州，契丹號保安軍，有通吳軍營壘。東至逆流河二里人生女真界，西至遼州七十里，南至瀋州七十里，北至渝州二十里。」第二條《遼東志》卷二《地理志·古迹門》載：「雙城縣，鐵嶺城西六十里，今在境外。」第三條《鐵嶺縣誌》卷二《建置沿革》謂：「《全遼志》，雙城縣在銀州西六十里，即今遼河西六十里古城子村，猶有城址可尋。」這幾條記載不但嫌其過於簡略，且多出自推斷，缺少明確證據。因此，遼雙州城的具體地焦點雖有推定，卻一直不能確指。1982年，瀋陽市北七十里（如按舊城區計算，則近九十里）石佛寺村的一座磚塔地宮不意被人撬開，有關部門派人前往清理出石函和石碑，【1】石碑上鐫刻的漢宇碑文為我們確認石佛寺村畔的古城址即遼的雙州城址提供了可靠的證據。現將我們實地調查概況和對遼雙州城址的考證略述如次。
一
瀋陽市北七十華里處的石佛寺村，建在一片東西狹長的高坡地的中部。瀋陽通往法庫的公路穿村而過。北有遼河自東向西流過。這片高地的西偏北部為一突兀小山，傍河陡起，山分南北二峰，北峰較南峰高約一倍左右，標高一〇六米。在圓錐體的山頂部有一古塔，此山名稱不一，地圖標識和多數群眾稱七星山，有的記載又稱尖山，部分群眾徑稱塔山。【2】高坡向東偏南延伸，又有一段南北狹長的高台地，約高十餘米，上有一古代土城遺址，雖雉堞無存而牆台尚在，規模不大而遺存完整。城址為長方形，經始規整，無磚木結構痕迹和建築遺址，僅存城牆。據實地測量，東西城牆各三七〇米，南北城牆各一九〇米，除了五處人為破壞形成缺口之外，絕大部分高低連續，保存較好。城牆系夯土築成，夯層約為二五厘米，層次分明，多用不包含文化遺物的生土夯成。現存牆基厚度在六米左右。最高牆段殘存達四米，最低處亦在二米以上。部分牆段有後世補夯加厚的痕迹。東牆中部辟一門，寬近十五米，無結構痕迹，南側門壁利用向外延伸的坡地修起一段弧形土牆，大部被溝壑蝕損不存，應是殘存的「瓮城」。西牆接近南角處辟一門，寬十四米，自北壁向外築起半圓形的「瓮城」。環蔽西門，在近城角處構一小門。西牆中段牆外有殘存的台址，城牆開闢四米寬的小門相通，現有農村車道由此門穿過通向東門。城址四角有土台，舊壘無存。上有國民黨時期修建的水泥碉堡各一座，北牆中段牆外陡坡上有一較大高台，城牆亦開四米寬小門可通台上，亦建有水泥碉堡。立於台上，遼河如帶，兩岸大片平原盡收眼底。南城牆中段外側亦有台、門和碉堡，與北台相對。城內地勢較平，西高東低，中部偏南有高出地面的一片台地，或為建築遺址，有待發掘證實。東門和西南門地勢略低，被雨水沖蝕，流陷為數條大溝，土牆亦有缺殘。城內遺物甚少，發現少量遼金時期乳白釉、醬色釉小瓷片和明代青花瓷片，城角台壘處發現遼金時的繩紋磚和明代斷磚。
城址西北約里許即為前述之七星山。立於城址西側，可見聳立山頭之古塔。塔現已頹殘，據現存殘餘部分和暴露的塔基測定，塔為六角多層密檐式實心磚塔。現僅殘存整個東南面塔基和塔身的外壁。兩側各有一小段連接部分殘程存。塔檐、塔剎部分全部頹毀不存。殘高約八米，塔基高二·二米，面寬四·三上為俯仰蓮瓣及數層迭澀形成的須彌座，中嵌壺門及及內外伎樂人等雕磚裝飾已剝落不存，遺留痕迹尚依稀可辨。塔基平面近年漸漸暴露，1982年，地宮被人撬開，地宮系鑿番在塔基中部的岩石之中，亦為六角形，深八十厘米，每邊寬九十厘米，四周砌磚，口蓋石條。地宮中央置石函一具，兩側各立一小石碑。此塔在《東三省古迹遺聞》一書中有兩處記述，雖失之過簡或有小誤，但證明在成書的1925年此塔尚完整屹立於山頭。據當地老人證實：此塔殘毀於1931年5月間。據其基本建築形制和地宮出土碑銘知道這是一座遼代古塔。
二
塔地宮中之石函系灰色沙岩雕成長方箱形，蓋作廡殿式屋頂形式，正脊和垂脊雕飾龍首，蓋與體有子母口相合。通高十七厘米，長四二、寬三二厘米。函內裝一鐵盒，已嚴重鏽蝕損壞。內有一銀盒套裝之小金盒，盒內盛「舍利子」百餘顆，皆為大小不等的水晶珠、瑪瑙珠和小珍珠粒。函、盒光素無紋飾，亦無鐫刻文字。
兩通石碑為黃灰色花崗岩雕制。碑首作浮雕式雙龍盤纏，兩碑形制相同而尺寸稍異，甲碑稍大：通高八八、碑高六二（身四二、首一九）、座高二六、碑身寬三八、首寬四七、碑身厚一三·五厘米。乙碑略小：通高八二、碑高五六（身三五、首二一）、座高二六、碑身寬三七、首寬四五、碑身厚一三·五厘米。兩碑皆無碑額文字。甲碑正面及碑陰刻有銘文；乙碑正面、碑陰及兩側皆刻文字。碑文陰刻楷書，有些字模糊不清。現將碑文分別過錄如下：
甲碑正面刻文：
諸法因緣生佛說是因緣因緣盡故滅我作如是說□□□當院尊宿沙門智嵩塔主首座沙門吉(?)汝(?)當院講經沙門崇信□首辦塔瀋州弘妙寺講經律業論沙門智岳僧智廣僧雪白僧？英僧可嚴僧宣悟僧宣德僧宣章僧宣英僧宣霞僧宣愛僧峙志僧惠開僧惠才僧惠福僧行教僧行寬僧惠戒僧即文同辦塔持念大德沙門宣昭僧德忍當寨尼行實尼智雲尼志凈尼志余潘藥師女？□邑首劉下李可道韓宋寧時宋政享用培崔亮趙宋英時和尚鄭用行齊向楊條王景遇齊道父宋□志柴士行講經律沙門智信庄守？兵時李氏時氏咸雍十年七月七日中衙時□□葬訖□□
碑陰刻文：
前□州同知兼管內巡檢蕭口孝祖見同知事副率管內巡檢耶律如守□城縣主簿耶律景雲時文遂劉開起立。（下均為造塔人姓氏計凡七十六位，略）
乙碑正面刻文：
時家寨凈居院建塔邑首宣議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州□城縣令邊□昌裔副邑齊方維那前通引官時□行維那前高酒都監時或維那齊文諫維那齊斡維那李經行維那前通引官劉□維那同知衙都孔目官劉臻維那王維賢維那高立維那齊諒維那孫永孝杜加維那劉桂通維那時辿政維那齊希王道李景崔諒□劉宋—□劉及□齊開□崔穎齊文巳□齊開□齊維—□張宋德□道行
（碑陰和左、右側皆有刻文，均為建塔人，刻石人姓名，從略。）
三
我們根據調查和碑文提供的材料對石佛寺古城址進行考證，認定這一古代城址應是遼代雙州和雙城縣的故址所在。其理由如下：
1．遼塔石碑碑文證明此地為遼雙州城。
碑文無記述建塔緣起、籌建經過及對山川形勝、建築形式等慣用文字，只記建塔邑首、邑眾的官職、姓名。碑文雖不能順理成章，但時間、地點皆備。碑文明確標明此塔所在地為時家寨，而在上錄兩碑的題名中有雙州、雙城縣職事官的題名出現：甲碑碑陰刻文中有「前□州同知兼管內巡檢蕭□孝祖、現同知事副率管內巡檢耶律如、守城縣主簿耶律景雲」等；乙碑正面刻文中有建塔邑首「守受州□城縣令邊□昌裔」，說明此地是□受州□城縣的。「□」是雙的異體字。《字彙補》「□與雙同，見《復古篇》」。【3】《契丹國志》卷二十二「州縣縣載記」：「節鎮州三十三處」中，有「□州」，置「遼州」前。受字寫法與碑銘一致，可知是以這種寫法為標準的。【4】這是迄今唯一一件標明雙州地域的出土物。碑文還提供了建塔的確切年代：咸雍十年七月七日。這是從時間和地點的角度明確了石佛寺古城即遼雙州城址的一個具體物證。
2．從所在的地理位置看，當為雙州城。
此城址南鄰瀋陽市（遼代瀋州）九十華里；西接新民縣遼濱塔村（遼代遼州）五十華里；東北連鐵嶺縣（遼代銀州）九十華里；北與東北連通法庫、鐵嶺、開原、昌圖境內遼代之棋、同、咸、韓諸州故地。以此城址為雙州，與遼代鄰近諸州的分布、接壤關係是吻合的，所居方位適中，四至道里合宜。離此位置，在這一遼代諸州分布區內求他址則不可尋。
遼時雙州之軍事統轄關係屬東北路中的北女直兵馬司。據《遼史》卷四六《百官志二》「北面邊防官」「東北路諸司」中有「北女直兵馬司。在東京遼州置。」史載：雙州兵事屬北女直兵馬司，同屬的州還有遼州（即司之所在）、銀州、同州、咸州、祺州、肅州、韓州等。雙州不僅與設司的遼州相毗鄰，而且與銀、咸、同、祺諸州共同組成一個軍事分區，其接壤相連是無疑的。遼末金兵侵奪東京道時，通、祺、雙、遼四州八百餘戶，於天慶八年六月丁卯一齊向金軍投降。他們能夠同日採取一致行動，只有州界相連相近才有可能。【5】石佛寺古城正居於上述遼代各州的排列相連的位置上，這種位置關係是認定城址為雙州城的有力證明。
3．從後世州縣城堡建置的地理關係看，亦當為雙州城。
金代將遼雙州降為雙城縣，歸屬瀋州。《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東京路」載：「瀋州，昭德軍，……縣五：樂郊（遼太祖俘三河之民建三河縣於此，後改，更今名，有渾河。）、章義（遼舊廣州，皇統三年降為縣來屬，有遼河、東梁河、遼河大口）、遼濱（遼舊遼州東平軍，遼太宗改為始平軍，皇統三年廢為縣，有遼河）、挹婁（遼舊興州興中軍常安縣，遼嘗置定理府刺史於此。本挹婁故地，大定二十九年章宗更名。有范河、清河。國名叩隈必剌。）、雙城（遼雙州保安軍也。皇統三年降為縣，章宗時廢。）。「金代是將遼時與瀋州接壤的遼、雙、廣等州俱降為縣而歸屬之。金時瀋州南有渾河，樂郊居東，章義居西南，遼濱居西北，雙城居正北，挹婁居東北，五縣相接，環圍瀋州。而現今石佛寺古城西接遼濱古城，東邊挹婁（現稱懿路）古城，正是這圍環中的一個環節，合於金代變化後的建置關係。
明代在遼東建衛所，設邊堡，以備元良哈及女真患。據《遼東志》卷三《兵食志》記載：瀋陽中衛城以北地區城堡設置情形是：「瀋陽城堡墩攣操守」，下統「靜遠」、「平虜」、「上榆林「等堡和大小墩台四十六座。其北又有「蒲河城堡墩空操守」，下統「十方寺堡」和大小墩台二十二座。從《瀋陽中衛山川地理之圖》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十方寺堡是建在山巔有塔的山地之上，所居位置正是現在石佛寺村的位置，可知現在的石佛寺明代稱為十方寺，石佛寺為十方寺的音轉。明時是瀋陽北部地區一個重要軍事據點，曾有石壘炮台，如今遺迹尚存。【6】古城址四面、四角八個大小土台和城牆開闢的小門，很可能就是明代所施。而且十方寺堡東北連接的「懿路招城堡墩空操守」範圍的「懿路城」，正是金時的挹婁縣。十方寺堡與瀋陽中衛城、懿路城的位置關係，同金代雙城縣與瀋州川、挹婁縣的位置關係正合。可知十方寺堡是在金代雙城縣址建立的。
因此，無論是以金代雙城縣與遼濱、挹婁二縣及瀋州的位置關係比定，還是以明代十方寺堡與懿路、瀋陽中衛城的位置關係比定，都可證明石佛寺古城址就是遼代雙州、雙城縣故城址。
4．從磚塔建築地點分析，當為雙州城。
七星山上之遼塔為雙州雙城縣時家寨凈居院之舍利塔。寺院、寶塔在當時是州縣境內的重要佛教建築，是香火旺盛、信徒頂禮的名勝所在，自應建於州城之內或近州之處，不大可能建於遠離州城的偏僻之地。雙州州城稍嫌狹小。而西山高聳，正是建寺建塔的大好處所。而況時家寨是近傍州城的大聚落，凈居院建於寨邊的山坡之上，舍利塔則建在院後山頂之上，它臨河而起，近倚州城，立寶塔下俯瞰州城歷歷；處城西門仰觀塔影巍巍，形勢壯觀，風景優美，寺塔與州城組成不可分割的整體。這一地點的選擇和布局安排，正是寺塔建築設計者的匠心和高明之處。以這種布局分析，近塔的古城址就是遼代雙州城故址。
遼代雙州雖為節鎮州，但實為小州，僅統有一縣。按一般有縣附郭的慣例，雙城縣應與州治同居一城而不必分建。出土磚塔碑文中，州同知、縣令等州縣主管官員俱在題名之中，而且縣令為建塔邑首。從這種州縣官員共同參加臨州的一項宗教活動的作法看，說明雙州州治與雙城縣是同居一城的。而且金代降雙州為雙城縣，實是取消了遼的州級建置而保留其縣級建置，連名稱亦沿用遼之舊稱，也說明遼代雙州與雙城縣同在一城的事實。
5．石佛寺古城為遼雙州之考定糾正了舊說之誤。
後世研究者對遼雙州位置的推定，歷來是以《武經總要》的記載為主要依據。後世地誌著作亦沿其舊說，或記方位里程，或徑指某古城為其址。1975年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之遼雙州位置的確定，亦是按上述數說推測比定的。然而若躊以上述舊說求之，卻很難尋得。不但所記四至道里不能相合：南距瀋州七十里，則不可能東距鐵嶺六十里，也不可能西距遼濱七十里。而且稍改其方位，求得道里相符的地點，則並無城址存在。而鐵嶺、法庫縣境內雖有幾個舊名古城子的村落，卻又與記載道里甚遠，定為遼雙州顯然不合。而石佛寺古城處鐵嶺之西南，遼濱之東，瀋陽之北，方位相合。雖與記載道里稍異，遠於鐵嶺三十里，近於遼濱二十里，距瀋陽里程亦遠二十里，但其大致里程是接近的。只有定它為遼雙州才有最充分的理由。況且《武經總要》一書，素有定評，它在記述東北地形勢方面有嚴重的缺點，「諸番形勢皆出傳聞，所言道里山川以今考之亦多刺謬」，【7】進行歷史地理考證時，只能與「史志基相參」而已。它對遼雙州的記載之誤便是一個例子。這次遼塔若碑文的發現和石佛寺古城址的調查考定，明確解決了遼雙州城夠故址所在地的問題。
注釋：
【1】由劉偉同志等前往清理。
【2】《東三省古迹遺聞》（續篇）稱尖山。
【3】《康熙字典》「□」字條。
【4】清乾隆癸丑承恩堂刊刻本。
【5】《遼史》卷二八《天祚皇帝二》。
【6】《東三省古迹遺聞》「架炮台」條。
【7】《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九，「武經總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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