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精心創作《連環套》遭傅雷嚴厲批評
張愛玲愛錯了人，這是不爭的事實。有的「張傳」作家把胡張戀寫成了「寶黛愛情」，這是因為他們不會用別的手法寫愛情，只能以才子佳人做比。
這一段亂世因緣，實是複雜得很。
胡蘭成的闖入，對張愛玲來說，並非像流星那樣倏忽而沒，而是對她後來的人生起了深刻影響。
首先一個，就是導致張愛玲創作勢頭的明顯減弱。
前面提到過，兩人的熱戀、同居，其情也熾，結果弄得「兩人都吃力」，胡蘭成只好回南京去，讓張愛玲有時間寫作。
這之後，張愛玲的寫作仍然勤奮，重頭散文連翩而出，蔚為大觀。但在小說創作上，則明顯衰退。雖有《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出來，但豐瞻華麗的高峰期已過，無法與《金鎖記》、《傾城之戀》等相提並論了。
特別是從1944年1月在《萬象》連載的長篇小說《連環套》，就更為粗糙。連載六期後，不得不自行「腰斬」。
她在香港時曾聽炎櫻講過麥唐納太太的故事，加之她在上海又認識了麥唐納太太，《連環套》就是根據這位太太的經歷而寫出，主人公霓喜也即麥唐納太太的化身。素材用得不錯，不過，故事和人物對話卻是用了酷似章回小說的語言寫出，有人覺得不倫不類。
就在這年的五月，文壇中有一位「大將」，匿名給了張愛玲一記迎頭悶棍。這位大將，就是當時蟄居上海的大翻譯家傅雷。
傅雷先生翻譯的巴爾扎克小說，和在戰前就開始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文筆美倫美奐，後人恐再不可企及。他同時也寫文論，但哪一篇恐怕也沒有評張愛玲的這篇名氣大。
他對張愛玲的崛起，也一直是關注，深為張愛玲出頭過早而惋惜。直到《連環套》出來，見竟是沿用舊小說的腔調來寫現代故事，覺得不能忍了，要當頭棒喝一聲。
他以「迅雨」為筆名，寫了一篇批評文章，題為《論張愛玲的小說》，交給了柯靈，就在五月的《萬象》上登出。
一面在發作者的小說，一面又登批評作者的文章，在柯靈看來，這並不衝突。所謂「開明」二字，無非就是容得下人家批評。
這篇萬字長文一出，立刻引發諸多猜測——「迅雨」是誰？
眾人都知道肯定是個大手筆，但怎麼也沒法從「雨」猜到「雷」上去。倒是因為文中多次引用法國作家的掌故，所以有人懷疑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法國文學翻譯家李健吾，但看文風又不像。
傅雷的這篇「砸磚」文章，首先還是肯定了張愛玲的好，說張愛玲的出現，是讓人始料不及的「奇花異卉」，特別《金鎖記》「該列為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
而後就掄開了「政治正確」大棒，說張愛玲的作品，主人公全都是遺少和小資，「全都為男女問題這惡夢所苦」。
接著是對《連環套》集中開火，說這篇小說不僅放棄了有意義的主題，還放棄了作者最擅長的心理描寫，單憑想像的技巧編故事。這是「熟極而流」，跟讀者打哈哈。這種不負責任的寫作，發生在《金鎖記》的作者身上，太出人意外。
傅雷斷言:「《連環套》逃不過剛下地就夭折的命運」。他警告張愛玲不要太醉心於玩技巧，尤其是用舊小說筆法，如同玩火，弄不好會把自己的才華給燒掉了。題材方面也要更寬一些，因為「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畢竟還遼闊得很。」
全文結尾，僅有兩句:
一位旅華數十年的外僑和我閑談時說起:「奇蹟在中國不算稀奇，可是都沒有好下場。」但願這兩句話永遠扯不到張愛玲女士身上！
文章是好意，技巧問題說得也對，但是對張愛玲基本沒有正面效果。她大受刺激，不僅不聽，反而決定立即出版小說集《傳奇》，公開申明，就是要「在普通人里尋找傳奇」。
但是對《連環套》，她本人也不滿意，決定在當年《萬象》第六期後中斷連載，此後就再也沒給《萬象》稿件了。
兩個月後，張愛玲有《自己的文章》一文在《新東方》雜誌發表。一般說來，雜誌都有兩個月的組稿、編輯周期，這可以說是對「迅雨」文章立刻做出了回應。
大家都曉得，吾國吾民，有一句流行的俗語:「老婆是別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張愛玲此文的標題，就是取自此意。
她說:「我發現弄文學的人向來是注重人生飛揚的一面，而忽視人生安穩的一面。強調人生飛揚的一面，多少有點超人的氣質，超人是生在一個時代里的，而人生安穩的一面則有永恆的意味。」
張愛玲主張寫小人物，認為「他們不是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正是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個時代的總量。」
她聲稱:「一般所說的『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的，也不打算嘗試……」
在這裡，她是把傅雷的「主題狹窄論」完全駁回，堅信自己的小說「永恆」。
而後，她又辯解道，自己是「用參差對照的手法，寫現代人的虛偽中有真實，浮華之中有素樸」，意思是說，傅雷沒看出她小說中的人性複雜來，以為她真的很欣賞小市民的浮華和虛偽。
這些觀點，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才被中國的文學界普遍認同。當時她說的這些話，大概沒幾個人能懂。
其實傅雷先生的文章里，對張愛玲寫作的技巧還是很欣賞的，也批評了五四以來「我們的作家一向對技巧抱著鄙夷的態度」。批評還涉及到了巴金作品，只是在發表時被柯靈刪掉，如果原樣照登，也許張愛玲受的刺激要小得多。
張愛玲雖然在文藝觀上不接受傅雷的批評，但潛意識裡自信心大為受損，主動對《連環套》「腰斬」，其實就是默認了批評。並且「腰斬」後沒再續寫，也沒收進作品集里。
寫作的人，大抵都很敏感，受不了這樣「強力」的批評。張愛玲的創作轉入低落期，傅雷文章所起的作用相當大。
當今有人評價，《連環套》其實是張愛玲小說中結構最嚴謹的一部，環環相扣，少一環都不行，每個人物都不是多餘的，每處伏筆都是精心設計過的，可見她用功之大。
原以為必得喝彩，卻不料橫遭狙擊，她怎能不黯然！
直到1976年《連環套》這篇小說被人「淘」出，才收入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的《張看》中。其時，張愛玲還特別在《張看》自序里說:「三十年不見，儘管自以為壞，也沒想到這樣惡劣，通篇胡扯，不禁駭笑。」
至於「迅雨」究竟是何方神聖？張愛玲則長期蒙在鼓裡，直到1952年，她去了香港，結識了宋淇（林以亮）夫婦，才從他們口中知道「迅雨」原來是傅雷。
張愛玲聽了，很驚訝，但也沒說什麼。
傅雷先生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其譯著《約翰•；克利斯朵夫》193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前後不知影響了多少「時代青年」的世界觀。可惜，在1966年9月文革爆發之初，他遭遇了紅衛兵更為嚴酷的「政治正確」大棒，夫婦倆含冤自盡。
他對張愛玲，其實還是很愛惜的。其子傅聰後來回憶說:在他十歲左右的時候，整天聽父母議論張愛玲長張愛玲短的，可謂「念念在茲」！
無獨有偶，就在傅雷文章發表的當月起，胡蘭成也有文章《論張愛玲》在《雜誌》上分兩期發表，高調熱捧張愛玲。這篇文章，應是在三、四月間寫的——正是胡張熱戀時。
兩篇文章，一褒一貶，一時瑜亮，令張愛玲成了聚光燈下的人物。
胡蘭成本不以文論見長，這篇算是門外談文，所談的文學技巧問題較少，倒像是在分析張愛玲的人生觀和文學觀。
該文有太多的抒情味，部分段落極像何其芳先生早期的散文詩，但其間也有高論，比如:「魯迅之後有她。她是個偉大的尋求者。和魯迅不同的地方是，魯迅經過幾十年來的幾次革命，和反動，他的尋求是戰場上的受傷的鬥士的凄厲的呼喚，張愛玲則是一株新生的苗……魯迅是尖銳地面對著政治的，所以諷刺、譴責。張愛玲不這樣，到了她手裡，文學從政治走回人間，因而也成為更親切的。時代在解體，她尋求的是自由、真實而安穩的人生。」
據研究者考證，他是將張愛玲與魯迅相提並論的第一人。文中對張愛玲創作「從政治走回人間」的評價，顯然來自張愛玲自己的意思。
文中有一些觀點很值得注意。
他將張愛玲定位為「個人主義者」。這個表述，誤導了後來的一些張傳作家，把張愛玲的創作界定為「個人主義寫作」，而且這個詞完全被他們誤讀，成了「自私自利」、「冷酷無情」的代名詞。言外之意，是說張愛玲的寫作態度冷漠、自我，不關心他人疾苦。
其實胡蘭成的意思是:張愛玲的寫作，是以人為本位的寫作，探究作為個體的人不幸命運的根源，揭示「時代的陰暗」對個人的摧殘，訴說老百姓尋求安穩的願望。
在這個意義上，她是個「偉大的尋求者」。她和魯迅所不同的是，「她不開（葯）方，她是止於偉大的尋求」。
胡蘭成對張愛玲的這些評價，極為精當，迄今很少有人能超越。
此外他對魯迅的評價，也相當透僻。他說:「時代的陰暗給於文學的摧折真是可驚的，沒有摧折的是魯迅，但也是靠的尼采式的超人的憤怒才支持了他自己。」
胡蘭成對魯迅，一直是很景仰的。他二十幾歲在廣西，曾出過一本散文集《西江上》，後來他到南京時，恭恭敬敬給魯迅寄去了一本。此事，《魯迅日記》1933年4月1日有記載:「得胡蘭成由南京寄贈之《西江上》一本。」
胡蘭成後來在給台灣作家朱西寧的一封信中，曾經提到:「……我乃想起戰時在上海許廣平對我說的一節話:『雖兄弟不睦後，作人先生每出書，魯迅先生還是買來看，對家裡人說作人先生的文章寫得好，只是時人不懂。』」（見朱天文《花憶前身•；懺情之書》）
這話不是泛泛之論。由此，有學者認為胡蘭成極有可能見過魯迅（見劉錚《胡蘭成交遊考》）。
比較詭異的是，他與傅雷一樣，也對張愛玲未來的「江郎才盡」有隱憂:「她對於人生的初戀將有一天成為過去，那時候將有一種難以排遣的悵然若失，而她的才華將枯萎。」
這兩個最早評論張愛玲的人，都「不幸而言中」！
胡蘭成初識張愛玲之時，就已是官場失意人，宣傳部政務次長之職在前一年就已失去，這時百無聊賴，對文學也有了興趣。
1944年秋，由日本人出錢，他去南京出面辦了一份文藝刊物《苦竹》。這期間，張愛玲也曾經去南京暫住，全力支持，將《桂花蒸——阿小悲秋》等三篇重要作品交《苦竹》發表，反倒冷落了她的老東家《雜誌》。
不過《苦竹》在辦了兩期後，主旨轉向時政。原來是胡蘭成預見時局要變，想為自己留後手，要先造一些輿論。張愛玲也就把陣地轉回了《雜誌》和《天地》。
《苦竹》在上海印行，一共出了四期。在此期間，胡蘭成野心復萌，又辦了一份政論性刊物，叫《大公周刊》，在南京發行。
他與一批「持不同政見」的日本軍人交往頗深，所以這個刊物上連續發表主張日本撤兵的政論文，還刊登了延安、重慶的電訊，顯出了與南京偽政府很不同的立場。這樣做，是想以此為將來鋪墊一條後路。
在南京期間，有人曾去過胡宅，見到胡、張兩人一同打網球歸來，此人後來在回憶文章中說，當時的張愛玲「年齡略輕，面容娟秀，顯露出一股青春鍾靈的活力。」（古之紅《往事哪堪回味》）
這個印象，當然不錯。這一年的夏秋，還是張愛玲的好日子，創作勢頭雖然減弱了，但因有《傳奇》的出版，外面一時還很熱鬧。
《傳奇》的封面，是她親手設計——「整個一色的孔雀藍，沒有圖章，只印上黑字，不留半點空白，濃稠得使人窒息。以後才聽見我姑姑說我母親從前也喜歡這顏色，衣服全是或深或淺的藍綠色。沒想到對色彩的偏愛也有遺傳。」（《對照記》）
8月15日，也就是她結婚前後，《傳奇》出版，四天內一銷而空。九月份又趁勢再版，封面特意請炎櫻重新設計，由張愛玲自己臨摹而成。
盛名之下，張愛玲躊躇滿志。其時，弟弟張子靜不安於室，與幾個同學合辦同仁刊物《飆》。幾個小孩子也是了得，居然拉到了唐弢、董樂山、施濟美的稿子。大家都知道張愛玲的名聲如日中天，就鼓動張子靜去找他姐姐索稿。
張愛玲聽弟弟講完來意，一口回絕:「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
說完，又略有些歉意，隨手拿了一張她自己畫的素描，交給弟弟，允許他拿去做插圖。
張子靜失望之餘，在同學的慫恿下，斗膽寫了一篇千字文《我的姊姊張愛玲》，發在自己刊物上，裡面說了一些姐姐的小掌故。好在張愛玲後來看了也沒有生氣，一笑置之。
這文章，提到了張愛玲說的一段話:「一個人假使沒有什麼特長，最好是做的特別，可以引人注意，我認為與其做個平庸的人過一輩子清閑生活，終其身，默默無聞，不如做一個特別的人，做點特別的事，大家都曉得有這麼一個人，不管他是好還是壞人，但名氣總歸有了.。」
這倒有些像《三國》曹操的世界觀了！不過，考察張愛玲的創作手法，她完全可能這樣想。潘柳黛後來關於張愛玲穿衣喜歡招搖的一段話，很可能就是由這段話「化用」而來。
這一時期，又發生了一個「灰鈿」事件，宣告張愛玲與《萬象》的關係公開破裂。
張愛玲七月份腰斬了《連環套》，《萬象》編輯室很被動，連續兩期不得不向讀者再三解釋，但是始終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再加上《傳奇》沒給中央書店做，而給了《雜誌》出版，老闆平襟亞有氣，於是在一份小報《海報》上，發表署名「秋翁」文章《一千元的灰鈿》，稱張愛玲在1943年底預支《連環套》稿費時，雙方講好每期一千元，先交兩期稿件，第一筆預支兩千元，下年一月開始連載，以後每月預支一千元。依此累計預支了七千元，到五月份時已將第七期稿費支走，可是第七期的稿子沒有交，就此腰斬，這就等於多支了一千元未退還。
張愛玲不認這個帳，先是去信辯白，後來又寫了《不得不說的廢話》，寄給《語林》雜誌主編錢公俠，錢主編又請平襟亞也寫一篇《一千元的經過》，兩篇在《語林》第二期上同時刊出。
據張愛玲說:「三十二年（1943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當面交給我一張兩千元的支票，作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費。我說:『講好了每月一千元，還是每月拿罷，不然寅年吃卯年糧，使我很擔心。』於是他收回那張支票，另開了一張一千元的支票給我。但是不知為什麼賬簿卻記下的還是兩千元。」
平襟亞話說得也很硬，說一共領取了七期的稿費，都有張愛玲的收據在:「當時曾搜集到張小姐每次取款證據（收條與回單），匯粘一冊……物證尚在，還希張小姐前來查驗，倘有誣陷張小姐處，願受法律裁製，並刊登各大報廣告不論若干次向張小姐道歉。」
該文還附了稿費清單，筆筆清楚。特別是有異議的第一次預支的兩千元，「秋翁」先生寫明，是「永豐銀行支票，銀行有帳可以查對」。
在發表兩方聲明的同時，錢公俠做了和事佬，以編者身份稱:「深信此一千元決為某一方面之誤記，而非圖賴或有意為難，希望此一樁公案從此不了了之，彼此勿存芥蒂。」
這筆「灰色鈔票」，張愛玲到底拿了還是沒拿，當時就這麼以糊塗官司收場。
在「爭吵」中，張愛玲的文章題目很沖，可見火氣很大，除了對秋翁小題大做有氣外，估計也是對《萬象》登載了「迅雨」的文章耿耿於懷。
平襟亞也是有氣難消，後來有刊物約請十位文人寫一篇「接力」小說，題目為《紅葉》，輪到平襟亞，他便借題發揮，寫了一對年輕夫婦在自家園中觀賞花樹。那女子忽發奇想，問老園丁:「這裡有沒有狐仙？」老園丁答:「這裡是沒有的，而某家園中，每逢月夜，時常出現一妖狐，對月兒焚香拜禱，香焚了一爐，又焚一爐，一爐一爐地焚著。直到最後，竟修鍊成功，幻為嬋娟美女，出來迷人……」所指再明白不過。
接下來，輪到著名的「報刊補白大王」鄭逸梅。鄭老先生覺得即便這是戲謔，也頗為不妥，便一筆盪開，岔到別處去了。
對於「迅雨」文章和「灰鈿事件」，胡蘭成在1945年6月，又以「胡覽乘」為筆名，在《天地》月刊發表《張愛玲與左派》一文，對張予以聲援，他針對「迅雨」說:「左派理論家只說要提倡集團主義，要描寫群眾，其實要描寫群眾，便該懂得群眾乃是平常人……」針對「灰鈿事件」他說:「她認真工作，從不沾人便宜，人也休想沾她的，要使她在稿費上吃虧，用怎樣高尚的話也打不動她。」
「灰鈿事件」後來經人考證，曲在張愛玲，直在平老闆，大概是張愛玲少年時「我忘了」的毛病又犯了。不過至今也有一些「張傳」作家堅信張愛玲無辜，認為她「平白無故地受了平襟亞的信口雌黃的誣衊」。
當此大紅大紫之時，忽然受到這許多「攻擊」，張愛玲雖還不至於齜睚必報，但也一句軟話沒說。她生性冷傲，現在更不管是什麼大人物，都一概回敬了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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