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歷史上的四大奇才——蘇門四學士

蘇軾繼歐陽修之後主盟北宋文壇，與歐陽修一樣，以發現、提攜文學新人為己任。他在《答李昭玘書》中說：「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這四人，都是由於蘇軾的賞識、表揚而知名於世，故時人把他們看作蘇軾門下的弟子，因他們四人當時都在館閣任職，世稱「學士」，故而稱他們為蘇門四學士。

四人在政治上蘇軾同命運，共進退，對變法態度大致與蘇軾相同。宋哲宗紹聖初年貶逐舊黨人士，蘇軾被貶到惠州（今廣東境內），後來又流放到海南島。四學士坐元佑黨籍，也先後被貶，最後或在流放中死去，或在長期賦閑之後去世。

四學士在政治上保持了一致的步調，但在文學上卻是各呈才華。嚴格地說，四學士並非同一個文學流派，只能算是有共同思想趨向的文人集團。本來，蘇軾對文學創作從來不專註一格。他認為風格單一是文學的大患，所以特別鼓勵門人保持自己的創作個性，發展獨特的文學風格。他在《答張文潛》書中認為王安石文雖好，但「欲以其學同天下」，結果使文學變得單調貧乏，「彌望皆黃茅白葦」。他希望改變這種狀況，造成百花齊放的繁榮局面，並認為四學士能當此重任。在蘇軾的鼓勵的培養下，蘇門形成了一種容納眾長、平等切磋的良好風氣。四學士也得以各盡其才，在創作上各擅勝場，充分發展了各自的藝術個性。張耒曾在《贈李德載》詩中形容過蘇門師友間各種文學風格同存共榮的盛況：

長翁波濤萬頃陂，少翁巉秀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蒨藻舒桃李，晁論崢嶸走金玉。六公文字滿人間，君欲高飛附鴻鵠。

四學士中，就詩歌的成就和影響而論，黃山谷的名氣最大。山谷在宋詩中是個性突出的大家，與蘇軾並稱「蘇黃」，常有人把山谷詩的藝術風格看作整個宋詩的代表。宋代詩人在唐詩的高峰面前，一方面注意從唐詩汲取營養，一方面努力獨闢蹊徑，寫出特色。山谷尤其重視藝術上的獨創，認為「文章最忌隨人後」。所以山谷詩就特有一種挺峭瘦硬的骨力和苦澀返甘的韻味。

張耒也擅長詩歌，他主要學習白居易和張籍。在四學士中，他是寫作關懷民生疾苦詩歌最多的一個，而且內容相當豐富。這一點可以說是繼承了唐代新樂府運動的精神。張耒詩語言上力求平易自然，而又能達到詞淺意深的境界，尤其是一些寫景抒情的近體詩。如《偶題》：「相逢記得畫橋頭，花似精神柳似柔。莫謂無情即無語，春風傳意水傳愁。」春花春柳形容她的神態，春風春水傳達她無言的深情，全是即景傳情，信手拈來，如行雲流水一般舒暢。晃補之曾形容張耒詩的這種獨特風格說：「君詩容易不著意，忽似春風開百花。」

如果說四學士中，在詩歌方面以山谷影響最大的話，那麼在詞的創作上，理所當然地當推秦觀為第一了。蘇軾變革宋詞風，創豪放派詞（大江東去，浪滔盡，千古風流人物……）。秦觀作為蘇軾門人，卻很少受蘇詞的影響，而是充分施展自己的藝術才華，繼晏、歐、柳永等詞人之後，把北宋婉約詞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當時聲譽極高，後人亦把他看作是宋詞大家。宋人葉夢得《避暑錄話》說他的詞「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

四學士中，詞風最與蘇軾相近的是晃補之。當時曾有人指責蘇詞不能入律歌唱，晃補之便反駁說：「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可見他對蘇詞的創新精神是有正確認知的。而他自己作詞，也有意識地學習蘇軾。不少作品寫得坦蕩磊落，時見奇氣，題材也較為多樣。即使寫男女之情，也很少作綺艷之語，能以清麗辭色，屏去柔靡之音。這一點最不同於一般婉約詞，而與蘇軾相近。宋王灼《碧雞漫志》說晁詞學東坡，「韻製得七八」。後來甚至有人主張學東坡詞要從晁詞入手。

除詩詞之外，四學士的文在當時也是聲譽甚高。山谷的題跋和尺牘，歷來受人推崇。他們議論文字和寫景記事也有一定的成就。南宋人所編選的《蘇門六君子文粹》，就以四學士的文章為主，這個選本在南宋曾產生過很大影響。

四學士在政治上北宋黨爭的犧牲品，終北宋之世，他們在政治上所受的迫害一直未斷。但他們立身處世的高風亮節，一直受到世人景仰。北宋末，宋徽宗下詔立「元佑奸黨碑」，二蘇和四學士都列名其上。他們的著作也遭禁毀。但無論禁令多嚴，也未能阻止他們作品在暗中流傳。統治者的迫害，並沒有影響他們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至於他們在文學上的光輝成就和深遠影響，更不是封建統治者的一紙禁令所能抹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