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夢與大國崛起夢的衝突

美國已經進入「奧巴馬時代」。

儘管在過去的八年中，美國及其人民被「布希主義」整得傷痕纍纍，因而相信了奧巴馬提出的「變、變、變」的口號，並選擇了他做美國總統，但是，種種跡象已經表明，「奧巴馬時代」將很難真的改變什麼。

「奧巴馬時代」，對於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而言，已經沒有多少懸念。奧巴馬提出的口號，儘管順應了民意，但是，也像一張在競選的非常時刻，老練政客慣常開出的空頭支票。

對於美國來說，這個時代困難重重。奧巴馬一個人的夢想，不可能很快地改變積重難返的美國；奧巴馬也不可能尋找到一個阿基米德支點，幫助他撬動地球。儘管整個世界對奧巴馬充滿了期待甚至渴望，包括我們這些並不與美國直接打交道的中國老百姓。

然而，我們期待著一個更好的美國，也期待著奧巴馬真的能夠改變美國，並且給世界帶來更多的和平、發展的因素。

美國最大的歷史功勞，就是向全世界輸出了美國的核心價值觀——儘管無數人並不歡迎這種東西，——它是未來世界「普世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美國的繁榮，除了來自自由、民主的體制之外，也有著其自身致命的弱點。這些弱點決定了，美國的繁榮中，存在著很多外人看不見的內傷。它部分地建立在他人、他國的利益受損上。

美國並不是一個真正平等的國家。表現在：一、美國的利益集團長期左右著政府、政治和政策；二、美圓在全球的霸權地位；三、種族主義。正是這些不平等現象的存在，才使得亨廷頓發出了《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的嗟嘆。晚年的亨廷頓似乎放棄了「世界文明衝突論」；然而，他在這本著作中，卻將自己的「文明衝突論」運用到了國內，他對美國各族群的文化認同憂心忡忡。同時，美國近些年「草根主義」的興起，也可以算是對美國精英政治的解構和反動。

我們希望看到一個社會各階層平等的美國。只有這樣，美國才能遏制「單邊主義」，以及充當「世界領袖」的衝動。正是布希，將美國一腳踢進了這個黑暗的深淵。物極必反。奧巴馬的競選主張中，就有建設一個平等社會的希望。加上奧巴馬非洲裔的特殊身份，他今後在這方面必然會有所作為。

就像馬丁·路德·金牧師在《我有一個夢》中所說的那樣，——「現在正是時候，是從黑暗與荒涼的種族主義幽谷中崛起進到充滿陽光的種族平等的大道上的時候。現在正是時候，是向所有上帝的兒女打開機會大門的時候。現在正是時候，是將我們的國家從種族不平等的流沙中遷到弟兄和睦相處的磐石上的時候。」——平等，對於美國來說，與對於世界來說，都一樣值得肯定和期待。平等，才能讓世界走向和平、多元、拒絕戰爭的格局之中。但是，平等，在美國的建國之父那裡沒能實現。所以，奧巴馬誓言，要帶給美國一個「新獨立宣言」。

然而，奧巴馬的「美國夢」在策略上，存在著以下諸多問題：

一、奧巴馬的「美國夢」，是一個標準的「大國崛起夢」。奧巴馬未來的白宮辦公廳主任伊曼紐爾在接受全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說，奧巴馬在演說中將強調開創「一個強調責任感的時代」，以取代目前在美國社會流行的一種「什麼都無所謂」的不正確心態，將呼籲美國人民「重建一個強調經濟領域的責任感、人人為國家做貢獻和以振興國家為己任的價值體系」。

國家領導人強調國家利益是當然的，但是像奧巴馬這樣的講話精神，「人人為國家做貢獻和以振興國家為己任」，就是「國家利益至上」的說法了。這與標準的美國夢是有內在衝突的。著名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就反對這樣的說法。他在反駁一位美國總統時說：「不要問我為國家貢獻了什麼，而要問國家為我做了什麼。」

在世界歷史上，「國家利益至上」是引起國與國之間戰爭的根源之一。布希主義的失誤也與「國家利益至上」有關。結果，引發了戰爭，導致了美國與其盟友和對手的分歧。當然，「國家利益至上」對於選民來說，是有迷惑力的，是受一般人歡迎的。

二、奧巴馬最近說，美國「需要建國者們表現出的堅定不移與理想主義」，需要「新獨立宣言」，摒棄「個人零星見解、成見與偏執」。在這裡，奧巴馬混淆了政府和社會的關係。

首先，理想主義並非都是好東西，尤其是來自國家領導人的個人理想或夢想。美國的建國者們究竟有多少理想主義，最終只能通過社會自身來進行實質性的觀察。

其次，政府不應該有義務引導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儘管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憲法里有很多美國的價值觀，但是，其淵源也是歷史、社會運動自身自發產生的，並非都是美國的建國者們想像和「製造」出來的。同樣，儘管未來的普世價值中有美國的貢獻，但是，普世價值的逐漸靠近，一樣是世界歷史自身運動自生自發的秩序。

再次，摒棄「個人零星見解、成見與偏執」，是與「自生自發秩序」衝突著的。例如，波普爾強調，社會演化來自「零星社會工程」，而非「系統社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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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奧巴馬的「美國夢」並非標準的美國夢，而是一種「大國崛起夢」的版本。這是美國的建國之父們所沒有的東西。二戰以來，美國才逐步成為了「世界領袖」。然而，這樣的夢想，不應該持續下去了。因為世界已經走向多極化，任何國家都不會接受單一的領導中心。

其實，對於奧巴馬來說，需要的並非「變」或者「創新」之類，更不是再次奪回「世界領袖」的地位，而是回到國內，首先解決國內的不平等問題，其次，結束戰爭狀態，與世界其他國家開展和平對話。當然，這兩個問題是相輔相成的。奧巴馬如果想真的成為「林肯第二」、「羅斯福第二」，那麼，他的唯一選擇就是關注美國自身的社會問題，而不是繼承美國的單邊主義。

奧巴馬有責任挽回布希主義在道義上的損失。據說貫穿奧巴馬整個演說的主題是「責任感」和「讓國家回到正軌」。那麼，「責任感」應該用到自己和政府身上，而不是「大國崛起」上，也不是美國公民身上。「讓國家回到正軌」，就是相信美國的憲政、法治，以及聯合國領導的新的世界秩序。

當然，本文就滲透著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但是，這種理想主義是建立在歷史的、現實的分析，以及，對未來世界的合理預期的基礎上的。

最後，還是要談談中國的問題。中國與美國，在布希執政的八年，相似性越來越多。我們也長期處於一個公民身份不怎麼平等的社會結構之中，我們也有一個種族複雜的社會，我們也有一個強烈的「大國崛起夢」，我們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集團，我們也有拋開法治而像布希那樣人治的做法，我們也有一個超級政府，我們也有由於網路化而不斷湧現的「草根主義」，我們也有文化多元、社會身份認同的訴求，等等。但是，在強烈的「大國崛起夢」的刺激下，就不會出現自由、理性、公平的國際、國內競爭，就會犧牲一些社會群體的切身利益，就會出現一些政治信任危機，就會出現一些不必要的國際爭端，等等。

因此，同樣可以想像的是，奧巴馬的美國，將會採取一些對於中國不太友善、比較苛刻的政策。而這，可能就是奧巴馬的「大國崛起夢」刺激的結果。

最後指出：「大國崛起夢」是美國式的實用主義的結果。但是，就像我在《布希是美國最好的總統之一》中所說的那樣：「美國的衰落將不可避免。然而，這種衰落只有在未來的新的世界秩序下才會出現。同時，美國的衰落不是頹廢，而是成就了世界的共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