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天堂很遠，中國卻很近(2)

與此相對應，鄧小平在東海、南海島嶼問題上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暫時忍讓政策。其目的是力爭在十年內實現台海統一這個戰略目標。當時鄧小平同志考慮的是從台海統一打開「三海一體」的困局，今天可以設想，如果這個目標即台海統一如期實現，為此而擱置「爭議」問題的解決，也就迎刃而解。這是從中國方面講。如果從長期遏制中國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權的戰略對手的角度看，台灣是亞太大國博弈的中樞，它在近現代史中既是西方列強比如荷蘭、西班牙從南海北進黃海、日本南下南海的必經之地，又是美國遏制新中國東進太平洋的橋頭堡。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草擬了一份《征伐清國策》，其中目標就是「吞併蓋平（今遼寧蓋縣）以南的遼東，以及山東的登州、舟山群島、澎湖列島、台灣和長江兩岸十里以南的地區」【52】。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戰中打敗中國後，第一件事就是根據《馬關條約》佔領中國的台灣和澎湖列島。佔領這些島嶼，日本就控制西太平洋制海權的「命門」，就有了依次滾動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政治的穩固軸心。台灣之於日本的意義，時任戰後駐日盟軍總司令的麥克阿瑟將軍（DauglasMacArthur，1880～1964）有比較到位的分析：福摩薩【53】在歷史上就被（日本——筆者）當作向南部地區進行軍事侵略的跳板。最著名也是最近的一個例子，是日本在「二戰」期間對福摩薩的利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福摩薩作為日本各種護航船隊的中途集結地和補給基地，發揮了重要作用。駐紮在呂宋林加延灣的軍隊主要力量是從基隆、高雄和澎湖列島運來的。支援日本的陸軍、海軍的空軍部隊也是以位於福摩薩南部和台中的飛機場為基地的。高雄是1942年2月日本人入侵爪哇的中途集結點。1942～1944年，福摩薩是從日本、經過沖繩和菲律賓、到達東南亞的交通運輸的重要連接點。1944～1945年期間，福摩薩是日本為準備守住菲律賓地區的重要戰役向菲律賓部署增援部隊和飛機的關鍵中途集結點。隨美國航母艦隊開進西太平洋，福摩薩作為空軍基地在日本的防禦計劃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1945年1月美國佔領呂宋後，日本空軍撤退了福摩薩機場，佔據了主動發動攻擊的有利位置，用來阻止我們前進的部隊。1941年日本控制琉球群島和中國東部的周邊後，福摩薩的軍事作用便充分表現了出來。【54】台灣在美國的遠東戰略中具有「一石三鳥」即遏制俄國、中國和日本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擬定了NSC48/1和48/2號文件。在NSC48/1號文件中提出：從軍事的角度看，如果要成功地防禦蘇聯將來的入侵，美國必須在亞洲保持一種最低限度的地位。我們認為，這種最低限度的地位至少應包括在亞洲沿海島嶼連線上維持我們目前的軍事地位，以及在戰時阻止共產黨佔領這條線。這條線是我們第一道防禦線，另外，也是我們的第一道進攻線，從這裡可以使用任何可以使用的方式，尋求減少共產黨控制的地區，但不使用大規模的武裝力量。這條防禦線應包括日本、琉球群島和菲律賓。這種最低限度的地位可能控制主要的交通線，它們是美國在亞洲的重要地區戰略發展所必需的。【55】1949年12月29日，為了「確切地弄清福摩薩的戰略意義」，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召開會議，陸軍參謀長勞頓·柯林斯在會上「強調保住台灣的重要性，因為它具有牽製作用，並相信，只要中國共產黨想爭奪或征服福摩薩，他們就不會向南擴張」【56】。1953年11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政策聲明》的附件即《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對美國有關台灣和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和行動準則的研究》對台灣之於美國的影響作出如下判斷：在地理位置上，福摩薩和澎湖列島是我們沿海防禦陣地【57】的一部分。它們掌握在友好的政權手中，對於我們在防禦這些陣地時進行的空中和海上作戰，十分重要。單純將它們中立化不能滿足美國的戰略需要，因為這樣會（1）大大改善中國共產黨的戰略地位，使他們的防禦部隊得以緩解，能夠同時在其他地方集結；（2）大大削弱我們自己在該地區的戰略地位，一旦軍事局勢需要對大陸上的中國共產黨發動攻擊，行動自由會受到限制。軍事局勢的發展可能需要以後使用這些島嶼，作為對中國共產黨發動進攻性作戰行動的基地。基於這些原因，把福摩薩和澎湖列島納入美國遠東防禦體系會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應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阻止敵對力量控制它們，即使是冒著爆發全面戰爭的嚴重危險。【58】通過控制台灣牽制中國南下南海和遏制中國東進太平洋至今還是美國沒有放棄的戰略。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它也有其不便說明的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在冷戰期間防止蘇聯或日本再次南下南海的戰略目標。1972年尼克松在與毛澤東會談時說：「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決不能留下真空，因為真空是有人會來填補的。」尼克松在與周恩來會談時告訴周恩來：「如果我們缺乏同日本的防禦安排，我們在與它有關的問題上就發揮不出影響了。」「如果我們從我提到的世界上那些地方撤退，那就會給美國帶來巨大的危險——中國所遭受的危險甚至會更大。」【59】但是，與日本的地緣政治需求不同，台灣並不處在美國核心利益的線路上，它只是美國核心利益線上的「編外人員」。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核心利益就是要確保從夏威夷經關島、菲律賓，最終至馬六甲海峽這條通往波斯灣的海上運輸線的安全。台灣不在這條線上，只要不影響美國核心利益，美國就不會為台灣動用全部力量。太平洋戰爭後期美國反攻日本的時候，就沒有選擇離日本更近的阿拉斯加而是從中太平洋發起攻擊，因為在這一帶有美國必須死保的海上運輸線。可以斷定，未來阻撓中國台海統一進程的主要力量來自美國。但與日本相比，由於台灣不在美國核心利益線上，非核心利益就不會動用無限手段，況且美國有那麼多的全球問題要處理，因此美國未來用於支持台灣分離勢力的資源絕不會大於朝鮮戰爭，更不會大過越南戰爭；這是由於美國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台灣，這與美國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朝鮮一樣。美國只能將其有限力量用於保護從夏威夷經關島、菲律賓至馬六甲的海上生命線。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可以用無限手段——且不說台灣就近於中國大陸，中國有的是時間以逸待勞，而美國為台灣則要勞師征遠。對美國而言，台灣只是用於北御日本和俄羅斯、西阻中國的「虛子」。既然是「虛子」，美國就不會全力以赴。有人會說，美國是海權大國，這話沒錯。但矛盾是可以轉化的。我們戰略研究的中心任務不是製造矛盾，而是轉化矛盾，將矛盾轉化為有利於自己。我們知道，絕對的制海權是以絕對制陸權為依託的【60】。近代史上英國海權實踐的成功經驗表明，絕對制海權的實現永遠需要絕對陸權的配合，正如19世紀的英國在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正是依託其在印度大陸的絕對制陸權而實現的道理一樣，用於支持海上作戰的島嶼資源的總量決定海上戰鬥力持續時間的長短。而中國大陸對其近海的作戰力量的資源供給線最短，其資源供給量近乎無限。與美國相比，中國在其近海的制海權具有美國無法比擬的天然且不可抗的優勢。美國無疑是世界海上強國，但具體到中國東部近海海域，美國的海上優勢就會在此大打折扣。美國歷史上的兩位總統即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Roosevelt，1858～1919年）和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Roosevelt，1882～1945年）是明白這個道理的，前者反對他的繼任者威廉·霍華德·塔夫脫（William HowardTaft，1857～1930年）總統進軍東北亞的「金元外交」。他寫信並拜訪塔夫脫，告誡他：應將美國的國力用於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認為，日本可能成為包括美國在太平洋領地在內的美國安全的嚴重威脅。亞洲大陸的利益對日本是生死攸關的，而美國在那裡的利益，特別是在滿洲的利益「實在不重要，而且美國人民也不會甘心為它冒導致衝突的最低限度的風險」。他警告塔夫脫：在滿洲向日本挑戰需要巨大的軍事力量，相當於把英國海軍和德國陸軍結合在一起的實力。羅斯福對塔夫脫的理想主義「新計劃」大潑冷水，認為當一個強大的國家有意不顧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而寧願使用武力時，「門戶開放」政策就毫無用處。當前美國除辯論外，並不具備和日本在東北亞進行大規模較量的實力。羅斯福建議塔夫脫放棄帶有攻勢的東北亞政策。【61】後者則在二戰後期將東北亞放與蘇聯並在向日本投放原子彈後放手讓斯大林進軍中國東北。可以肯定，如果富蘭克林·羅斯福活到20世紀50年代，他一定會反對其繼任者杜魯門封鎖台灣海峽並出兵朝鮮的政策。事後證明，美國50年代的「對台政策」使其背上至今不能卸下的沉重包袱，更令美國沒有料到的是，美國在與蘇聯和中國對抗並消耗自身國力的同時，歐洲卻攜歐元快速走向統一。可以斷定，隨時間推移，美國在今後逐漸脫手台灣只是個遲早的問題。如上所述，台灣雖不在美國核心利益線上，但卻處於日本南下南海和中國東進太平洋的兩條核心線路的交叉帶上。除了主權因素外，台灣不僅是中國打開中國西北太平洋制海權的關鍵環節，它更是中國進入太平洋深海海區最便捷的門戶。目前，中國制海權最大的制約因素是缺乏對深海的制海能力。而沒有深海，中國最具威懾力的海上戰略力量就無法充分施展。從近現代中國分裂的導火索多來自海上入侵以及2011年利比亞因失去地中海制海權而陷入內戰的經驗看，實現從遼東半島經台灣島至海南島的無縫鏈接，是中國新世紀順利成長為有影響力的世界大國必須完成的國防任務。東南亞、西南亞這裡的國家分陸海兩類，其經濟形態各異，版圖大小不同，但其經濟對西方整體性的依附和版圖呈現圍繞中國的歐洲式的「對稱性破碎」卻是其共同特徵。這兩大特徵是歷史的產物，前者打斷了這些國家經濟獨立自主發展的進程，後者則使之相互牽制。比如，在中南半島有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的相互牽制；在印度半島有印度和北面的巴基斯坦及南面的斯里蘭卡的相互牽制；在中亞有中亞五國之間以及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相互牽制等；在南海則有菲律賓、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之間的相互牽制等。這些牽制關係大大降低了這些地區整體合力。亞洲地緣政治的對稱性即中國主體板塊與其破碎的周邊不對稱共存的特點，並不是歐洲列強最願意看到的結果：它們希望的是亞洲出現歐洲那樣從中心到外圍的全面對稱型破碎，而不是以中國為中心板塊的不對稱型破碎。這樣的多國版圖與中國不對稱共存特徵對亞洲的整體發展是有利的。這是因為：第一，中國周邊鑲嵌的這些碎片小國，保護性地將當時還處於弱勢的中國與西方列強屏隔開來，比如，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等猶如避雷針將中國屏蔽於西方強犯之外，這有利於中國積蓄力量再次崛起。第二，中國周邊存在碎片化國家，這既減少了西方殖民統治的成本，也減少了中國在這一地區發揮主導作用的成本。第三，它也因其難以整合的破碎性而更增加了西方遏制中國的成本，這種成本增加的幅度與參與遏制中國的地區對稱型破碎化的程度成正比。20世紀50年代美國戰略思想家李普曼認識到這一點，針對當時美國全面遏制蘇聯和中國的政策，他明確指出：這種企圖用邊緣國家築成「攻不破的藩籬」來「遏制」蘇聯的政策，還有更不利之處。我們必須承認，這些邊緣國家都是弱國。而弱小的盟國並不是資本，它們是負擔。為了支撐和維持它們，需要分散我們的力量，花費我們的金錢和信譽。這些弱國是容易受侵害的。而為保護它們所花的氣力絲毫也無助於我們決定或者解決主要衝突。【62】我們可以明白看出，這個新的聯合陣線其實是聯合不起來的。這個邊緣地帶沒有成為抵禦蘇聯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籬，而卻是一鍋沸騰內爭的稀粥。【63】喬治·凱南是美國遏制戰略最初的倡導者，可他在20世紀80年代也認識到美國並非無所不能，他在一次講演中，「以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的身份告誡年青的一代：我們的國力還是有限的；為爭取自由我們必須付出代價。我們要承認世界上有些問題我們是沒有本領解決的，我們深深捲入其中既無益也於事無補；地球其他地區的難題只好在沒有我們插手的情況下讓人家自己去解決。【64】對稱型破碎地區易於由大國牽頭串聯，但要想整合起來需要的幾乎就是無限透支的資源。這似乎是一種規律性的現象，即破碎地帶——比如歐洲、中東、東南亞等——的國家整合需要更大的資源，這個規律性現象符合合力計算的一般原理：當兩分力大小不變時，其矢量相交的夾角越大，合力就越小。這樣一個主要由西方殖民主義在亞洲製造的地緣政治布局給中國的發展帶來雙重影響：一方面，這些破碎國家經濟的依附性和政治的破碎性弱化了其抵抗西方霸權主義的力量，但也同比地增大了中國在近代反殖和當代反霸的政治風險；另一面，它也大大增加了西方列強為了孤立和封鎖中國整合這一地區力量的難度。這樣的對稱性破碎現象及其互動規律在東南亞和西南亞，尤其在這兩大地區靠鄰中國的地區表現得也較為充分。在這些地區的碎片國家根本無力形成與中國長期對抗的力量，因而它們迫切需要藉助外來力量以提升自身的分量，從而也使西方比較容易將這些國家碎片串聯起來形成什麼「C型」或「O型」包圍鏈條，同樣也由於它的對稱型破碎的特點使它們和西方國家兩方誰也拿不出太多資源以回報對方，而那些有能力拉起包圍鏈條的大國沒有足夠財力來長期「維修」這根鏈條。比如，巴基斯坦曾是美國拼湊起的《巴格達條約》中的國家，1971年年底第三次印巴衝突時，美國無力擔當起保護巴基斯坦的責任，當時美國的表現反不如中國仗義【65】，為此巴基斯坦退出《巴格達條約》反成了中國的「鐵哥們」。與美國在亞洲的處境不同，中國在亞洲的地緣政治——與對稱型破碎的歐洲版圖相比——位勢有更強的自主性。只要中國的主體板塊地位不變，亞洲以中國為主動力的獨立發展路線就不會為外來力量所破壞，而維護中國在亞洲的主體地位是保持亞洲在世界各大洲中競爭優勢的關鍵。毛澤東曾說「中國是亞洲的重心」【66】，從這個意義上說，亞洲問題即中國問題，中國問題亦即亞洲問題。當年歐洲列強為了達到長期殖民的目的，人為地打斷了亞洲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獨立性，並通過製造一些領土糾紛肢解了亞洲地區的整體性。但在它們被趕出亞洲後，又無奈地看到在這一地區出現了一個不利於西方卻有利於亞洲穩定的以中國為主體板塊的地緣政治形勢——這種形勢使中國近鄰地區避免了歐洲那種因多國對稱性力量（矢量）長期對沖而消解其整體合力的歷史悲劇，並使亞洲國家反對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鬥爭獲得亞洲主體國家即中國的有力支持。作為辯證的結果，這些對稱型破碎的亞洲國家也為中國分解了來自西方的壓力。正是由於這種雙向互動，亞洲國家才得以將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驅逐出亞洲並使亞洲在世界各洲間獲得相當的競爭優勢。勿庸諱言，亞洲地緣政治的「不對稱」特性有利於西方諸大國的操縱，但由於地理空間距離遙遠和中國主體板塊的就近存在，西方操縱這些國家的深度是非常有限的。只要中國周邊國家的和平格局不出現大變，亞洲國家對中國的需求及由此產生的外交傾斜，不管從空間還是時間來看，都要大於遠在天邊的西方諸國。需要指出的是，在東南亞國家中，印度尼西亞自身版圖的破碎性對其國防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它處四戰之地且在東亞強國的包圍之中，其鬆散島嶼構成的地緣政治形勢以及它所持有的馬六甲海三個共管國之一的誘人身份使其國防極其脆弱並面臨巨大的壓力，它因此要比其他東南亞國家更需要遠交大國以獲得幫助，其外交政策亦不會輕易跟隨東南亞其他國家。對此特點，中國應有予以充分的關注。「天堂很遠，中國卻很近」，這是越南原國防部長範文茶對這種關係所做的比較形象又比較到位的概括【67】。只要中國外交政策不要出現那種「圍淵驅魚、圍叢驅雀」式的失誤，西方國家利用亞洲國家尤其是亞洲與中國鄰近的國家以圍堵中國的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印度和伊朗如果說東南亞國家是一種對稱型碎片化且無重心的存在，那麼南亞的印度和西亞的伊朗具有地區重心的特點。與中國類似，印度——儘管在較低即地區級別上——也是被破碎的南亞國家群落所包嵌的國家，這些國家與印度呈不對稱性共存狀態。但與中國根本不同的是，印度大版圖下包裹的只是一個「個大腎虛」即內部社會結構已被完全碎化因此不能有效擔當洲際大國責任的國家。印度國家大版圖是英國人根據其控制印度洋的戰略需要有意識保留下來的。英國人在其制海權的實踐中明白：絕對的制海權是以絕對制陸權為依託的。為了長期控制印度洋，英國人在佔領印度後便儘可能地擴張印度的領土邊界；也是為了同樣的目的，英國人又用一切手段將印度內部自生型的結構予以碎化，使之變為對稱相互掣肘因而必須對外依附的結構。自1939年始，英國將其直接統治下的印度（稱英屬印度）分為13個省，其中包括緬甸。而印度王公統治的土邦卻被分為約600多個——這幾乎是法國黎塞留【68】肢解德國以保障法國在歐洲大陸主導地位的手法的再版。據尼赫魯在《印度的發現》一書中提供的材料：「其中有15個可以認為是主要的土邦。最大的是海得拉巴、克什米爾、邁索爾、特拉凡哥爾、巴羅達、瓜略爾、印多爾、柯欽、齋浦爾、佐德浦爾、比加尼爾、波保爾與巴的亞拉。跟著就是許多中等土邦，最後是幾百個很小的地區，有些在地圖上並不比針尖大。這些小土邦大多數是在加提雅瓦爾、西部印度與旁遮普」【69】。這種土邦在英國的嚴密監督下存在著，占整個印度面積的2/5。英王統治下的印度雖然是一個由英國統治的龐大殖民地帝國，可是，印度其實是分為英屬印度和土邦印度兩部分，造成了奇特的國中之國的現象。印度版圖外觀完整而內部破碎的地緣政治結構保證了英國統治地位的穩固。而這種內部破碎又是英國人統治印度的前提，正如英國人統治印度是控制印度洋的前提一樣。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英國人對印度的碎化不僅是物理上更是心理上的。它最終表現在對印度人的自覺精神和自主意識的摧毀。英國在印度在無情鎮壓印度民族反抗的同時卻刻意扶持甘地思想中的「非暴力不合作」意識。英國人將甘地塑造為印度精神的「聖雄」。甘地不主張——與中國的清末武訓【70】的主張相似——對英國的殖民統治進行暴力抵抗，這樣就徹底抹殺了印度人民的革命意識，使印度文化染上了「告別革命」的色彩。而沒有「革命」，印度就不可能實現有效的改造和管理。關於此，1943年11月8日，就在德黑蘭第一次會議「前一個小時」，羅斯福與斯大林的一段對話說得很明白：羅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爾談印度問題，因為他羅斯福知道，丘吉爾對印度問題任何主意。丘吉爾認為，這個問題可留到戰爭結束以後解決。斯大林說，印度是丘吉爾的一個病灶。羅斯福同意這一點，但他認為，英國必須在印度採取某種行動。羅斯福說，他希望同斯大林隨便談談印度問題。隨後他對斯大林提出一個讓今天美國「民主制度」的粉絲們想不到的建議。他認為，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斯大林答，從下面開始——這意味著走革命道路。羅斯福說，關於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這個問題有直接關係的人能更好地解決問題。斯大林說，當然，局外人能比較客觀地觀察事物。【71】斯大林抓住了印度歷史中「告別革命」的軟肋！英國人在印度推廣的甘地學說中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使印度人失去了革命和反抗意識，對入侵者失去了民族自衛的意識，使印度人最終失掉了民族獨立的靈魂，而失去了獨立的靈魂，印度也就失去了一切。馬克思說：「印度人失掉了他們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他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色彩」【72】；馬克思還說「英國人在印度進行統治的歷史，除破壞以外恐怕就沒有別的什麼內容了」【73】。英國人不僅摧毀了印度人的反抗精神，更為重要的，他們還摧毀了能讓印度人重新整合為統一民族的工業基礎。我們知道，英國是以紡織工業起家的國家，初期更是以非常殘酷的手段確保工業技術立國【74】。17世紀末和18世紀的大部分時期，當印度紡織品質量高於英國同種產品時，政府明令禁止人民使用印度的絲織品和印花布，出賣或貯藏這些印度商品者要被處以罰金。英國工業革命成功後，憑藉近代大機器工業和產品的低廉價格，整個地將原本高於英國的印度紡織技術以及建立其上的印度紡織業摧毀。馬克思不無感慨地說：曾經產生了無數紡工和織工的手紡車和手織機是印度社會結構的樞紐。歐洲從很古的時候起就得到印度製作的絕妙的紡織品，同時運貴金屬去交換，這樣就給當地的金匠提供了原料，而金匠是印度社會裡的必要成員，因為印度人極其愛好裝飾品，甚至最低階級中的那些幾乎是裸體的人們通常都戴著一副金耳墜，脖子上套著某種金飾品。手指和腳趾上戴環戒也很普遍。婦女和孩子常常戴著沉甸甸的金銀臂鐲和腳鐲，而金銀的神像在普通的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列顛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織機，毀掉了它的手紡車。英國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織品擠出了歐洲市場，然後是向印度斯坦輸入棉紗，最後就使這個棉織品的祖國充滿了英國的棉織品。從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顛向印度輸出的棉紗增長的比例是1：5200。在1824年，輸入印度的不列顛細棉布不過100萬碼，而到1837年就超過了6400萬碼。但是在同一時期，達卡的人口卻從15萬人減少到2萬人。然而，曾以製造業聞名於世的印度城市遭到這樣的衰落決不是英國統治的最壞的結果。不列顛的蒸汽機和科學在印度斯坦全境把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徹底摧毀了。【75】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亞諾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一書中以印度為例，對英國的自由貿易學說的虛偽性做了深刻揭露，他寫道：1814年，印度對從英國進口的毛織品僅征2%的關稅，棉織品、絲織品僅征3.5%的關稅。相反，英國對從印度進口的原棉征的稅很輕微，但對印度的棉織品征的稅則高達70%～80%。結果，在1814年至1844年的30年里，印度棉織品輸入英國的數量從125萬匹跌到6.3萬匹，而英國棉織品輸入印度的數量從不到100萬碼增加到超過5300萬碼。」1840年，研究近代英國殖民地歷史的歷史學家M．馬丁在上院特別委員會作證時也說：「印度紡織工業的被摧毀是由於英國在大聲疾呼實行自由貿易，卻不許印度本國自由貿易。」【76】最後，斯塔夫里亞諾斯對英國在印度的政策一言中的，他說：「總而言之，英國人創立的整個基礎結構，旨在一個依附於自己的殖民地經濟，而不是一個獨立發展的經濟。【77】由此，我們在印度看到了外表龐大而內部完全碎化了社會結構【78】。印度獨立是在完整保存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產權關係和英國在印度的殖民地版圖基礎上出現的，巨大的版圖上承載的是從封建主義到殖民主義和獨立後的資本主義的全部生產關係，低成本的革命帶來的結果是高成本的和低效的發展。而這恰恰是印度與中國在同期獨立後出現巨大差別的原因所在。與印度的近代起點相似，中國在近代史中從一個自主的宗法封建國家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中國版圖在20世紀上半葉被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反覆瓜分，幾經碎裂，但中國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使中國走上了與印度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國人民的英勇抵抗使中國再次獲得基本統一；也就是說，中國今天的統一大版圖及由此形成的在亞洲的主體板塊地位是主要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象印度和埃及那樣靠外力即英國的力量贏得的。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運動使中國革命自然而然地帶上了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性質。革命成功又使中國經濟徹底擺脫了原來依附於西方中心的性質，走上了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道路。在這條道路上，中國建立了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此後中國經濟與印度迅速拉開了距離。如下表【79】所示： 1913～1995年印度與中國業績增長比較（年均複合增長率 %）不難看出，1952年是中國與印度經濟差距全面拉開的第一個關節點，而恰恰在這一年，作為中國革命的第一個成果即中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並開始向社會主義所有制過渡；而在印度，不觸動產權關係因而是馬拉松式且最終不了了之的印度土地改革才剛起步。徹底且成功的土地改革正是中國革命的直接結果，抓住這一點，也就抓住了中國與印度國家潛力及其比較的關鍵。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Developmentas Freedom）一書中認為，中國上述成就的根源應當從包括土改在內的毛澤東的成就去尋找，他寫道：隨著東亞和東南亞經濟的高速經濟進步得到更充分的分析，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並非僅僅是經濟開放——以及更大程度地依賴國內和國際貿易——導致了這些經濟經歷如此快速的經濟轉變。積極的社會變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識字的普及、更好的醫療保健服務——也為發展奠定了基礎。我們在這裡觀察的，不是經濟改革的社會後果，而是社會改革的經濟後果。市場經濟在這樣的社會發展基礎上繁榮起來，就像印度最近認識到的那樣，缺乏社會發展會阻礙經濟發展。中國的這種社會變革是在什麼時候、如何發生的？這些社會變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實際上很多是發生在毛澤東政策的活躍時期。毛澤東是有意識地為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擴展建立基礎的嗎（他事實上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這個假設是很難接受的。但是毛澤東的土地改革、普及識字、擴大公共醫療保健等等政策，對改革後的經濟增長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後的中國受益於改革前中國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應該得到更多的承認。【80】那麼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退出印度洋時為什麼沒有對印度——當然也包括埃及——進行全面而只是有限的肢解呢？這首先是因為英國當時不具備全面肢解印度的力量，其次是英國覺得也沒有這樣做的必要。英國在被迫退出印度時對印度洋周邊國家的均勢重新做了完全不同於19世紀的安排。英國人根據自己控制印度洋的成功經驗，知道絕對的制海權來自絕對的制陸權。美國未來如果不能在印度擁有絕對制陸權，就不能擁有對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為此，英國在離開南亞時給印度留下一個龐大版圖以此使印度有足夠的國力抵禦其他海上強國——比如美國——直接佔領，同時又留給印度一個破碎的社會結構以使印度的國力增長極限不足以形成對印度洋的絕對控制。同時，英國又在印度分裂出一個巴基斯坦從北方對印度實行牽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國之間製造摩擦，以此牽制印度乃至中國未來進入印度洋的能力。這是英國為自己將來重返印度洋——2011年已重返利比亞了——埋下的伏筆。伊朗位於亞洲西南部，中北部緊靠裏海、南靠波斯灣和阿拉伯海。伊朗東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東北部與土庫曼接壤，西北與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為鄰，西界土耳其和伊拉克。伊朗國土絕大部分在伊朗高原上，屬高原國家，海拔一般在900～1500米之間。西部和西南部是寬闊的扎格羅斯山山系，約佔國土面積一半。中部為乾燥的盆地，形成許多沙漠，有卡維爾荒漠與盧特荒漠，僅西南部波斯灣沿岸與北部裏海沿岸有小面積的沖積平原。在西南亞地緣政治中最具歷史意義現象的是扎格羅斯山脈馳東與興都庫什山、繼而與印度北面的喜馬拉雅山連為一體，與伊朗高原、青藏高原一道形成世界最壯偉的由西而東保障亞洲大陸「樞紐地帶」的「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天然戰略屏障。正是有了這道戰略屏障，除中世紀阿拉伯人統治時期外，伊朗在古代（如安息王朝，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81】、薩珊王朝，公元224～651年【82】）和近代已被肢解為多個伊朗高原國家（包括伊朗全部及阿富汗、巴基斯坦部分地區等），但這些國家最終還是成功地抵抗了西方列強的侵犯並使其避免了印度那樣完全殖民地的厄運。印度由於被屏蔽在這道戰略屏障之外並在近代被英國長期殖民，最終淪落為宗主國英國拋在南亞的「霧都孤兒」【83】。伊朗所處的地緣政治位勢對中國西陲安全具有極大的「橋頭堡」的意義。歷史上中國西陲安全長期面臨歐洲強勢東擴的壓力，如古希臘時代的亞歷山大東征、羅馬帝國的東擴、歐洲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以及近現代歐洲、沙俄、蘇聯乃至進入21世紀的美國等都對伊朗高原國家進行過強勢入侵，這些外來列強的入侵無一例外地被拒阻於伊朗高原之外或被大量消耗在伊朗高原之中。不僅如此，伊朗高原國家與中國西陲被「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戰略屏障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樣，位於屏障最西端的國家伊朗實際上成為中國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牆」，它們抵抗西方列強的鬥爭的命運與中國西陲安全唇齒相依：如果伊朗被壓垮，那麼或海或陸由此東進的西方強勢力量就會沿著途經伊朗高原的古絲綢之路（在此地理基礎上形成今天的「歐亞大陸橋」）倒逼中國並對中國西陲造成重大危險。比如中國漢時期，羅馬帝國東擴——這是另種「北約東擴」——的力量被拒止於安息西部邊陲，這大大緩解了中國西部邊陲的戰略壓力；大概也是出於同樣的戰略需求，漢武帝派出的西域特使張騫還於公元前119年特意派其副手訪問安息（帕提亞，即今天伊朗地區）帝國，安息王竟激動地派出兩萬騎遠迎中國使者。這說明當時安息國與中國已有互為依存的戰略需求。同樣也由於近代阿富汗人民藉助興都庫什山的險峻地形對英國殖民者實行的極頑強的抵抗【84】，英國無法北上接近遑論深入中國西陲的薄弱地帶即新疆西境勾結阿古柏偽政權【85】禍亂中國；而世界最高峰喜馬拉雅山的阻隔更使英國在佔領印度的一百多年中竟無力從印度北境有效介入中國西藏政治：1904年8月3日，英國曾攻陷拉薩，但到了冬天，英國人因熬不過高寒天氣被迫撤回印度。英國人由此得到了「西藏不容易進入的特點使得任何加強對中國進行軍事抵抗的行動都不現實」【86】的經驗。這種經驗對英國世界霸權的後繼者美國來說也不是一點沒有：1950年，美國人曾想為西藏叛亂分子提供為時半年的作戰裝備，由於「牲畜馱運是惟一實用的運送手段，上述彈藥數量約需7000頭騾子的運送。由於沒有那麼多的騾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徑迫擊炮和彈藥可能無法運離印度」【87】，以至美國後來也意識到對達賴集團的支持「在很長的時期內需要相當巨大的經費」【88】。「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山系形成的對中國西陲的大縱深的防護使得近代西方即使佔領印度後仍不能有效地從西南陸上牽制中國，而不得不沿海路繞道進入東海推行其強力控制中國的目的。換言之，這條防護屏障不僅大大推遲了西方自羅馬帝國以來對中國全面入侵的時間而且減弱了——與印度相比——其影響中國的力度。同樣的道理，正是當年從中國新疆居高臨下西進的匈奴人，由於一路上沒有這樣的高原屏障，才有可能率先——與羅馬東進速度相比——西進歐洲並迫使可能東進的日耳曼人南下並最終壓垮了羅馬帝國。比較而言，處於上述「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屏護之外且地勢低緩的印度則較容易受到外來侵犯。印度平原約佔全國總面積的2/5強，山地只佔1/4，高原佔1/3，但這些山地、高原大部分海拔不超過1000米。低矮平緩的地形在全國佔有絕對優勢，不僅交通方便而且富饒。低海拔的平緩地形大大弱化了印度人抵禦外敵入侵的能力，並因此受到外族的長期佔領。值得中國邊疆史研究者注意的是，不管是曾打入印度的亞歷山大大帝，還是在中世紀繼而近代佔領印度的蒙古人和英國人，乃至1962年早已獲國家獨立印度人，在高聳的喜馬拉雅山腳下都不能也不曾撼動中國的西南部邊陲。這樣的歷史經驗支持我們得出結論，對中國西陲安全有重大關聯度的是以伊朗為前沿的高原國家而非印度：昨天伊朗高原國家而非印度成功地抵禦了羅馬帝國的東擴，今天它們而非印度正在抵抗和消耗著「北約東擴」。由此，伊朗高原國家而非印度的反霸鬥爭對中國國家安全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如果再考慮到中國對伊朗高原國家原油進口有著巨大依賴性需求，伊朗高原國家的安全——當然，這一判斷成立的前提是中亞沒有出現中世紀阿拉伯帝國【89】那樣的歷史條件——較之印度對中國更具唇亡齒寒的戰略價值。三、人民：地緣政治中最能動的因素也許有人會問，在科學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地理環境的差異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傳統地緣政治理論在高技術軍事面前還有意義嗎？筆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們看，擁有21世紀高科技的美國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不還是失敗了嗎？歷史的辯證法是：美國通過現代技術贏得了戰役，但阿富汗、伊拉克人民卻使美軍輸掉了戰爭。技術只有在特定技術組合關係中才有意義，這是微觀層面，但若將此結論放到更大的時空範圍就會進一步發現，技術只有在特定的人地關係中才有意義。21世紀頭10年的伊拉克戰爭以及再往前追溯的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抗日戰爭、50年代的朝鮮戰爭和60年代的越南戰等，都是擁有先進軍事技術的侵略者在反侵略國家的人民抵抗中的失敗的經典案例。對此認識最深刻也最有權威的是美國遏制理論的創始人凱南，他晚年告誡美國後生們：我們在戰後犯的第二個錯誤跟我們接受並信賴核武器有關。我們把這種武器當作我國軍事事態的主要支柱，想念它能保證我國戰後時期的軍事政治優勢。我們的根本錯誤就是認為一種武器的效力和它的破壞力直接成正比，而這種武器的破壞力並不是僅僅針對敵方的武裝力量，還針對他們的平民和民用經濟。我們忘記了戰爭的目的是、或應當是以最小的而不是最大的一般性破壞得分；我們還忘記了：一種好武器不只是要有破壞力，還要能夠辨別目標。最重要的是，我們沒有考慮到，已有強有力的證據說明，從長遠看核武器只能是自殺性的武器，不可能是別的。【90】按這種打法幹起來，合乎邏輯的結局就是毀滅我們自己，而且很可能是毀滅世界文明本身。也就是說，我們使自己鑽進了一個死胡同。今天，在我們設法從這個陷阱里退出時，事情越來越明顯，我們在運用武裝力量方面並沒有另一種可行的原則可以依靠。【91】凱南因其「遏制戰略之父」的特殊身份使他的上述認識更有「過來人」的教益。當然，科學技術的發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但不能消除地理差異及其對軍事行動的不利作用。比如，火車、艦船、電訊、光電信息等技術並沒有在阿富汗給19世紀以蒸汽航海動力技術裝備的英國軍隊、20世紀末以導彈技術裝備的蘇聯軍隊、21世紀以信息技術裝備的美國軍隊帶來榮光。當這些擁有時代最先進的軍事裝備的入侵者進入具有典型高原地貌特徵的阿富汗後，均被穿梭在崇山峻岭、手持原始武器的阿富汗人民拖得疲於奔命並最終無功而返。兩千多年前的孟夫子道出其原因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92】這些都說明，技術對地緣政治的基礎作用及其規律的影響是有限的，地緣政治中最能動的因素不是物而是人，不是技術而是人運用地緣政治基本規律把握人地關係的智慧。「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93】世界最終還是由人民創造的，地緣政治講的是人地關係，而在人地之間，「人緣」即人的關係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有人緣的地方才有政治。地緣政治的前提是資源，沒有人對資源的爭奪，也就沒有了政治。地理環境可謂是「硬實力」，而人利用地理環境的能力可謂「軟實力」。人當然是在特定社會結構中的人，因此，特定的社會結構是影響地緣政治表現水平的深層次的內容，而地理環境只不過是不同社會結構的物質載體。同一地理環境，配之以不同的社會人群，其表現出的人地關係及由此產生的攻防能量是完全不同的。故而，地理位勢乃至技術優劣並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由當地人民及其政治家的智慧轉換的。不然，歷史就不會出現在同一地域中不同的政治家導演的起伏跌宕的悲喜大劇。地緣政治所反映的本質上還是人地關係。對此黑格爾有過經典的論述。他說：自然的聯繫似乎是一種外在的東西。但是我們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從而表演的場地，它也就是一種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礎。我們所注重的，並不是要把各民族所佔據的土地當做是一種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這地方的自然類型和生長在這土地上的人民的類型和性格有著密切的聯繫。這個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歷史上出現和發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採取的地位。我們不應該把自然界估量的太高或者太低：愛奧尼亞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於荷馬詩的優美，但是這個明媚的天空決不能單獨產生荷馬。而且事實上，它也並沒有繼續產生其他的荷馬。在土耳其統治下，就沒有出過詩人。【94】黑格爾的話應合了中國「一方土地養一方人」的俗語。同一地理條件可以出現不同的政治結果，不同的政治結果也可產生於同一地理條件。此間的莫測變化取決於人的因素。正如毛澤東所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95】總而言之，地緣政治的真正力量來自人民。霸權的真正阻力來自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人民是一個特定區域中居民主體或多數的概念。而技術尤其是高技術可以解決一部分矛盾，但解決不了一切矛盾特別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當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激化為敵對關係時，這個矛盾基本無解，而勝利的一方面總是代表絕大多數人民的一方。目前深陷技術拜物教中的西方人不願意承認這一點，他們認為技術萬能，每當軍事技術有了什麼新突破，他們就容易想入非非，其戰略制定也就容易脫離實際，其戰略目標居然會大到如不與一切人為敵則不能罷休的地步。這樣的戰略，即使坐擁天下形勝，也沒有不失敗的。與此相對應，鄧小平在東海、南海島嶼問題上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暫時忍讓政策。其目的是力爭在十年內實現台海統一這個戰略目標。當時鄧小平同志考慮的是從台海統一打開「三海一體」的困局，今天可以設想，如果這個目標即台海統一如期實現，為此而擱置「爭議」問題的解決，也就迎刃而解。這是從中國方面講。如果從長期遏制中國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權的戰略對手的角度看，台灣是亞太大國博弈的中樞，它在近現代史中既是西方列強比如荷蘭、西班牙從南海北進黃海、日本南下南海的必經之地，又是美國遏制新中國東進太平洋的橋頭堡。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草擬了一份《征伐清國策》，其中目標就是「吞併蓋平（今遼寧蓋縣）以南的遼東，以及山東的登州、舟山群島、澎湖列島、台灣和長江兩岸十里以南的地區」【52】。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戰中打敗中國後，第一件事就是根據《馬關條約》佔領中國的台灣和澎湖列島。佔領這些島嶼，日本就控制西太平洋制海權的「命門」，就有了依次滾動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政治的穩固軸心。台灣之於日本的意義，時任戰後駐日盟軍總司令的麥克阿瑟將軍（DauglasMacArthur，1880～1964）有比較到位的分析：福摩薩【53】在歷史上就被（日本——筆者）當作向南部地區進行軍事侵略的跳板。最著名也是最近的一個例子，是日本在「二戰」期間對福摩薩的利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福摩薩作為日本各種護航船隊的中途集結地和補給基地，發揮了重要作用。駐紮在呂宋林加延灣的軍隊主要力量是從基隆、高雄和澎湖列島運來的。支援日本的陸軍、海軍的空軍部隊也是以位於福摩薩南部和台中的飛機場為基地的。高雄是1942年2月日本人入侵爪哇的中途集結點。1942～1944年，福摩薩是從日本、經過沖繩和菲律賓、到達東南亞的交通運輸的重要連接點。1944～1945年期間，福摩薩是日本為準備守住菲律賓地區的重要戰役向菲律賓部署增援部隊和飛機的關鍵中途集結點。隨美國航母艦隊開進西太平洋，福摩薩作為空軍基地在日本的防禦計劃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1945年1月美國佔領呂宋後，日本空軍撤退了福摩薩機場，佔據了主動發動攻擊的有利位置，用來阻止我們前進的部隊。1941年日本控制琉球群島和中國東部的周邊後，福摩薩的軍事作用便充分表現了出來。【54】台灣在美國的遠東戰略中具有「一石三鳥」即遏制俄國、中國和日本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擬定了NSC48/1和48/2號文件。在NSC48/1號文件中提出：從軍事的角度看，如果要成功地防禦蘇聯將來的入侵，美國必須在亞洲保持一種最低限度的地位。我們認為，這種最低限度的地位至少應包括在亞洲沿海島嶼連線上維持我們目前的軍事地位，以及在戰時阻止共產黨佔領這條線。這條線是我們第一道防禦線，另外，也是我們的第一道進攻線，從這裡可以使用任何可以使用的方式，尋求減少共產黨控制的地區，但不使用大規模的武裝力量。這條防禦線應包括日本、琉球群島和菲律賓。這種最低限度的地位可能控制主要的交通線，它們是美國在亞洲的重要地區戰略發展所必需的。【55】1949年12月29日，為了「確切地弄清福摩薩的戰略意義」，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召開會議，陸軍參謀長勞頓·柯林斯在會上「強調保住台灣的重要性，因為它具有牽製作用，並相信，只要中國共產黨想爭奪或征服福摩薩，他們就不會向南擴張」【56】。1953年11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政策聲明》的附件即《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對美國有關台灣和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和行動準則的研究》對台灣之於美國的影響作出如下判斷：在地理位置上，福摩薩和澎湖列島是我們沿海防禦陣地【57】的一部分。它們掌握在友好的政權手中，對於我們在防禦這些陣地時進行的空中和海上作戰，十分重要。單純將它們中立化不能滿足美國的戰略需要，因為這樣會（1）大大改善中國共產黨的戰略地位，使他們的防禦部隊得以緩解，能夠同時在其他地方集結；（2）大大削弱我們自己在該地區的戰略地位，一旦軍事局勢需要對大陸上的中國共產黨發動攻擊，行動自由會受到限制。軍事局勢的發展可能需要以後使用這些島嶼，作為對中國共產黨發動進攻性作戰行動的基地。基於這些原因，把福摩薩和澎湖列島納入美國遠東防禦體系會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應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阻止敵對力量控制它們，即使是冒著爆發全面戰爭的嚴重危險。【58】通過控制台灣牽制中國南下南海和遏制中國東進太平洋至今還是美國沒有放棄的戰略。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它也有其不便說明的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在冷戰期間防止蘇聯或日本再次南下南海的戰略目標。1972年尼克松在與毛澤東會談時說：「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決不能留下真空，因為真空是有人會來填補的。」尼克松在與周恩來會談時告訴周恩來：「如果我們缺乏同日本的防禦安排，我們在與它有關的問題上就發揮不出影響了。」「如果我們從我提到的世界上那些地方撤退，那就會給美國帶來巨大的危險——中國所遭受的危險甚至會更大。」【59】但是，與日本的地緣政治需求不同，台灣並不處在美國核心利益的線路上，它只是美國核心利益線上的「編外人員」。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核心利益就是要確保從夏威夷經關島、菲律賓，最終至馬六甲海峽這條通往波斯灣的海上運輸線的安全。台灣不在這條線上，只要不影響美國核心利益，美國就不會為台灣動用全部力量。太平洋戰爭後期美國反攻日本的時候，就沒有選擇離日本更近的阿拉斯加而是從中太平洋發起攻擊，因為在這一帶有美國必須死保的海上運輸線。可以斷定，未來阻撓中國台海統一進程的主要力量來自美國。但與日本相比，由於台灣不在美國核心利益線上，非核心利益就不會動用無限手段，況且美國有那麼多的全球問題要處理，因此美國未來用於支持台灣分離勢力的資源絕不會大於朝鮮戰爭，更不會大過越南戰爭；這是由於美國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台灣，這與美國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朝鮮一樣。美國只能將其有限力量用於保護從夏威夷經關島、菲律賓至馬六甲的海上生命線。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可以用無限手段——且不說台灣就近於中國大陸，中國有的是時間以逸待勞，而美國為台灣則要勞師征遠。對美國而言，台灣只是用於北御日本和俄羅斯、西阻中國的「虛子」。既然是「虛子」，美國就不會全力以赴。有人會說，美國是海權大國，這話沒錯。但矛盾是可以轉化的。我們戰略研究的中心任務不是製造矛盾，而是轉化矛盾，將矛盾轉化為有利於自己。我們知道，絕對的制海權是以絕對制陸權為依託的【60】。近代史上英國海權實踐的成功經驗表明，絕對制海權的實現永遠需要絕對陸權的配合，正如19世紀的英國在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正是依託其在印度大陸的絕對制陸權而實現的道理一樣，用於支持海上作戰的島嶼資源的總量決定海上戰鬥力持續時間的長短。而中國大陸對其近海的作戰力量的資源供給線最短，其資源供給量近乎無限。與美國相比，中國在其近海的制海權具有美國無法比擬的天然且不可抗的優勢。美國無疑是世界海上強國，但具體到中國東部近海海域，美國的海上優勢就會在此大打折扣。美國歷史上的兩位總統即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Roosevelt，1858～1919年）和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Roosevelt，1882～1945年）是明白這個道理的，前者反對他的繼任者威廉·霍華德·塔夫脫（William HowardTaft，1857～1930年）總統進軍東北亞的「金元外交」。他寫信並拜訪塔夫脫，告誡他：應將美國的國力用於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認為，日本可能成為包括美國在太平洋領地在內的美國安全的嚴重威脅。亞洲大陸的利益對日本是生死攸關的，而美國在那裡的利益，特別是在滿洲的利益「實在不重要，而且美國人民也不會甘心為它冒導致衝突的最低限度的風險」。他警告塔夫脫：在滿洲向日本挑戰需要巨大的軍事力量，相當於把英國海軍和德國陸軍結合在一起的實力。羅斯福對塔夫脫的理想主義「新計劃」大潑冷水，認為當一個強大的國家有意不顧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而寧願使用武力時，「門戶開放」政策就毫無用處。當前美國除辯論外，並不具備和日本在東北亞進行大規模較量的實力。羅斯福建議塔夫脫放棄帶有攻勢的東北亞政策。【61】後者則在二戰後期將東北亞放與蘇聯並在向日本投放原子彈後放手讓斯大林進軍中國東北。可以肯定，如果富蘭克林·羅斯福活到20世紀50年代，他一定會反對其繼任者杜魯門封鎖台灣海峽並出兵朝鮮的政策。事後證明，美國50年代的「對台政策」使其背上至今不能卸下的沉重包袱，更令美國沒有料到的是，美國在與蘇聯和中國對抗並消耗自身國力的同時，歐洲卻攜歐元快速走向統一。可以斷定，隨時間推移，美國在今後逐漸脫手台灣只是個遲早的問題。如上所述，台灣雖不在美國核心利益線上，但卻處於日本南下南海和中國東進太平洋的兩條核心線路的交叉帶上。除了主權因素外，台灣不僅是中國打開中國西北太平洋制海權的關鍵環節，它更是中國進入太平洋深海海區最便捷的門戶。目前，中國制海權最大的制約因素是缺乏對深海的制海能力。而沒有深海，中國最具威懾力的海上戰略力量就無法充分施展。從近現代中國分裂的導火索多來自海上入侵以及2011年利比亞因失去地中海制海權而陷入內戰的經驗看，實現從遼東半島經台灣島至海南島的無縫鏈接，是中國新世紀順利成長為有影響力的世界大國必須完成的國防任務。東南亞、西南亞這裡的國家分陸海兩類，其經濟形態各異，版圖大小不同，但其經濟對西方整體性的依附和版圖呈現圍繞中國的歐洲式的「對稱性破碎」卻是其共同特徵。這兩大特徵是歷史的產物，前者打斷了這些國家經濟獨立自主發展的進程，後者則使之相互牽制。比如，在中南半島有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的相互牽制；在印度半島有印度和北面的巴基斯坦及南面的斯里蘭卡的相互牽制；在中亞有中亞五國之間以及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相互牽制等；在南海則有菲律賓、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之間的相互牽制等。這些牽制關係大大降低了這些地區整體合力。亞洲地緣政治的對稱性即中國主體板塊與其破碎的周邊不對稱共存的特點，並不是歐洲列強最願意看到的結果：它們希望的是亞洲出現歐洲那樣從中心到外圍的全面對稱型破碎，而不是以中國為中心板塊的不對稱型破碎。這樣的多國版圖與中國不對稱共存特徵對亞洲的整體發展是有利的。這是因為：第一，中國周邊鑲嵌的這些碎片小國，保護性地將當時還處於弱勢的中國與西方列強屏隔開來，比如，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等猶如避雷針將中國屏蔽於西方強犯之外，這有利於中國積蓄力量再次崛起。第二，中國周邊存在碎片化國家，這既減少了西方殖民統治的成本，也減少了中國在這一地區發揮主導作用的成本。第三，它也因其難以整合的破碎性而更增加了西方遏制中國的成本，這種成本增加的幅度與參與遏制中國的地區對稱型破碎化的程度成正比。20世紀50年代美國戰略思想家李普曼認識到這一點，針對當時美國全面遏制蘇聯和中國的政策，他明確指出：這種企圖用邊緣國家築成「攻不破的藩籬」來「遏制」蘇聯的政策，還有更不利之處。我們必須承認，這些邊緣國家都是弱國。而弱小的盟國並不是資本，它們是負擔。為了支撐和維持它們，需要分散我們的力量，花費我們的金錢和信譽。這些弱國是容易受侵害的。而為保護它們所花的氣力絲毫也無助於我們決定或者解決主要衝突。【62】我們可以明白看出，這個新的聯合陣線其實是聯合不起來的。這個邊緣地帶沒有成為抵禦蘇聯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籬，而卻是一鍋沸騰內爭的稀粥。【63】喬治·凱南是美國遏制戰略最初的倡導者，可他在20世紀80年代也認識到美國並非無所不能，他在一次講演中，「以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的身份告誡年青的一代：我們的國力還是有限的；為爭取自由我們必須付出代價。我們要承認世界上有些問題我們是沒有本領解決的，我們深深捲入其中既無益也於事無補；地球其他地區的難題只好在沒有我們插手的情況下讓人家自己去解決。【64】對稱型破碎地區易於由大國牽頭串聯，但要想整合起來需要的幾乎就是無限透支的資源。這似乎是一種規律性的現象，即破碎地帶——比如歐洲、中東、東南亞等——的國家整合需要更大的資源，這個規律性現象符合合力計算的一般原理：當兩分力大小不變時，其矢量相交的夾角越大，合力就越小。這樣一個主要由西方殖民主義在亞洲製造的地緣政治布局給中國的發展帶來雙重影響：一方面，這些破碎國家經濟的依附性和政治的破碎性弱化了其抵抗西方霸權主義的力量，但也同比地增大了中國在近代反殖和當代反霸的政治風險；另一面，它也大大增加了西方列強為了孤立和封鎖中國整合這一地區力量的難度。這樣的對稱性破碎現象及其互動規律在東南亞和西南亞，尤其在這兩大地區靠鄰中國的地區表現得也較為充分。在這些地區的碎片國家根本無力形成與中國長期對抗的力量，因而它們迫切需要藉助外來力量以提升自身的分量，從而也使西方比較容易將這些國家碎片串聯起來形成什麼「C型」或「O型」包圍鏈條，同樣也由於它的對稱型破碎的特點使它們和西方國家兩方誰也拿不出太多資源以回報對方，而那些有能力拉起包圍鏈條的大國沒有足夠財力來長期「維修」這根鏈條。比如，巴基斯坦曾是美國拼湊起的《巴格達條約》中的國家，1971年年底第三次印巴衝突時，美國無力擔當起保護巴基斯坦的責任，當時美國的表現反不如中國仗義【65】，為此巴基斯坦退出《巴格達條約》反成了中國的「鐵哥們」。與美國在亞洲的處境不同，中國在亞洲的地緣政治——與對稱型破碎的歐洲版圖相比——位勢有更強的自主性。只要中國的主體板塊地位不變，亞洲以中國為主動力的獨立發展路線就不會為外來力量所破壞，而維護中國在亞洲的主體地位是保持亞洲在世界各大洲中競爭優勢的關鍵。毛澤東曾說「中國是亞洲的重心」【66】，從這個意義上說，亞洲問題即中國問題，中國問題亦即亞洲問題。當年歐洲列強為了達到長期殖民的目的，人為地打斷了亞洲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獨立性，並通過製造一些領土糾紛肢解了亞洲地區的整體性。但在它們被趕出亞洲後，又無奈地看到在這一地區出現了一個不利於西方卻有利於亞洲穩定的以中國為主體板塊的地緣政治形勢——這種形勢使中國近鄰地區避免了歐洲那種因多國對稱性力量（矢量）長期對沖而消解其整體合力的歷史悲劇，並使亞洲國家反對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鬥爭獲得亞洲主體國家即中國的有力支持。作為辯證的結果，這些對稱型破碎的亞洲國家也為中國分解了來自西方的壓力。正是由於這種雙向互動，亞洲國家才得以將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驅逐出亞洲並使亞洲在世界各洲間獲得相當的競爭優勢。勿庸諱言，亞洲地緣政治的「不對稱」特性有利於西方諸大國的操縱，但由於地理空間距離遙遠和中國主體板塊的就近存在，西方操縱這些國家的深度是非常有限的。只要中國周邊國家的和平格局不出現大變，亞洲國家對中國的需求及由此產生的外交傾斜，不管從空間還是時間來看，都要大於遠在天邊的西方諸國。需要指出的是，在東南亞國家中，印度尼西亞自身版圖的破碎性對其國防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它處四戰之地且在東亞強國的包圍之中，其鬆散島嶼構成的地緣政治形勢以及它所持有的馬六甲海三個共管國之一的誘人身份使其國防極其脆弱並面臨巨大的壓力，它因此要比其他東南亞國家更需要遠交大國以獲得幫助，其外交政策亦不會輕易跟隨東南亞其他國家。對此特點，中國應有予以充分的關注。「天堂很遠，中國卻很近」，這是越南原國防部長範文茶對這種關係所做的比較形象又比較到位的概括【67】。只要中國外交政策不要出現那種「圍淵驅魚、圍叢驅雀」式的失誤，西方國家利用亞洲國家尤其是亞洲與中國鄰近的國家以圍堵中國的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印度和伊朗如果說東南亞國家是一種對稱型碎片化且無重心的存在，那麼南亞的印度和西亞的伊朗具有地區重心的特點。與中國類似，印度——儘管在較低即地區級別上——也是被破碎的南亞國家群落所包嵌的國家，這些國家與印度呈不對稱性共存狀態。但與中國根本不同的是，印度大版圖下包裹的只是一個「個大腎虛」即內部社會結構已被完全碎化因此不能有效擔當洲際大國責任的國家。印度國家大版圖是英國人根據其控制印度洋的戰略需要有意識保留下來的。英國人在其制海權的實踐中明白：絕對的制海權是以絕對制陸權為依託的。為了長期控制印度洋，英國人在佔領印度後便儘可能地擴張印度的領土邊界；也是為了同樣的目的，英國人又用一切手段將印度內部自生型的結構予以碎化，使之變為對稱相互掣肘因而必須對外依附的結構。自1939年始，英國將其直接統治下的印度（稱英屬印度）分為13個省，其中包括緬甸。而印度王公統治的土邦卻被分為約600多個——這幾乎是法國黎塞留【68】肢解德國以保障法國在歐洲大陸主導地位的手法的再版。據尼赫魯在《印度的發現》一書中提供的材料：「其中有15個可以認為是主要的土邦。最大的是海得拉巴、克什米爾、邁索爾、特拉凡哥爾、巴羅達、瓜略爾、印多爾、柯欽、齋浦爾、佐德浦爾、比加尼爾、波保爾與巴的亞拉。跟著就是許多中等土邦，最後是幾百個很小的地區，有些在地圖上並不比針尖大。這些小土邦大多數是在加提雅瓦爾、西部印度與旁遮普」【69】。這種土邦在英國的嚴密監督下存在著，占整個印度面積的2/5。英王統治下的印度雖然是一個由英國統治的龐大殖民地帝國，可是，印度其實是分為英屬印度和土邦印度兩部分，造成了奇特的國中之國的現象。印度版圖外觀完整而內部破碎的地緣政治結構保證了英國統治地位的穩固。而這種內部破碎又是英國人統治印度的前提，正如英國人統治印度是控制印度洋的前提一樣。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英國人對印度的碎化不僅是物理上更是心理上的。它最終表現在對印度人的自覺精神和自主意識的摧毀。英國在印度在無情鎮壓印度民族反抗的同時卻刻意扶持甘地思想中的「非暴力不合作」意識。英國人將甘地塑造為印度精神的「聖雄」。甘地不主張——與中國的清末武訓【70】的主張相似——對英國的殖民統治進行暴力抵抗，這樣就徹底抹殺了印度人民的革命意識，使印度文化染上了「告別革命」的色彩。而沒有「革命」，印度就不可能實現有效的改造和管理。關於此，1943年11月8日，就在德黑蘭第一次會議「前一個小時」，羅斯福與斯大林的一段對話說得很明白：羅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爾談印度問題，因為他羅斯福知道，丘吉爾對印度問題任何主意。丘吉爾認為，這個問題可留到戰爭結束以後解決。斯大林說，印度是丘吉爾的一個病灶。羅斯福同意這一點，但他認為，英國必須在印度採取某種行動。羅斯福說，他希望同斯大林隨便談談印度問題。隨後他對斯大林提出一個讓今天美國「民主制度」的粉絲們想不到的建議。他認為，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斯大林答，從下面開始——這意味著走革命道路。羅斯福說，關於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這個問題有直接關係的人能更好地解決問題。斯大林說，當然，局外人能比較客觀地觀察事物。【71】斯大林抓住了印度歷史中「告別革命」的軟肋！英國人在印度推廣的甘地學說中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使印度人失去了革命和反抗意識，對入侵者失去了民族自衛的意識，使印度人最終失掉了民族獨立的靈魂，而失去了獨立的靈魂，印度也就失去了一切。馬克思說：「印度人失掉了他們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他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色彩」【72】；馬克思還說「英國人在印度進行統治的歷史，除破壞以外恐怕就沒有別的什麼內容了」【73】。英國人不僅摧毀了印度人的反抗精神，更為重要的，他們還摧毀了能讓印度人重新整合為統一民族的工業基礎。我們知道，英國是以紡織工業起家的國家，初期更是以非常殘酷的手段確保工業技術立國【74】。17世紀末和18世紀的大部分時期，當印度紡織品質量高於英國同種產品時，政府明令禁止人民使用印度的絲織品和印花布，出賣或貯藏這些印度商品者要被處以罰金。英國工業革命成功後，憑藉近代大機器工業和產品的低廉價格，整個地將原本高於英國的印度紡織技術以及建立其上的印度紡織業摧毀。馬克思不無感慨地說：曾經產生了無數紡工和織工的手紡車和手織機是印度社會結構的樞紐。歐洲從很古的時候起就得到印度製作的絕妙的紡織品，同時運貴金屬去交換，這樣就給當地的金匠提供了原料，而金匠是印度社會裡的必要成員，因為印度人極其愛好裝飾品，甚至最低階級中的那些幾乎是裸體的人們通常都戴著一副金耳墜，脖子上套著某種金飾品。手指和腳趾上戴環戒也很普遍。婦女和孩子常常戴著沉甸甸的金銀臂鐲和腳鐲，而金銀的神像在普通的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列顛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織機，毀掉了它的手紡車。英國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織品擠出了歐洲市場，然後是向印度斯坦輸入棉紗，最後就使這個棉織品的祖國充滿了英國的棉織品。從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顛向印度輸出的棉紗增長的比例是1：5200。在1824年，輸入印度的不列顛細棉布不過100萬碼，而到1837年就超過了6400萬碼。但是在同一時期，達卡的人口卻從15萬人減少到2萬人。然而，曾以製造業聞名於世的印度城市遭到這樣的衰落決不是英國統治的最壞的結果。不列顛的蒸汽機和科學在印度斯坦全境把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徹底摧毀了。【75】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亞諾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一書中以印度為例，對英國的自由貿易學說的虛偽性做了深刻揭露，他寫道：1814年，印度對從英國進口的毛織品僅征2%的關稅，棉織品、絲織品僅征3.5%的關稅。相反，英國對從印度進口的原棉征的稅很輕微，但對印度的棉織品征的稅則高達70%～80%。結果，在1814年至1844年的30年里，印度棉織品輸入英國的數量從125萬匹跌到6.3萬匹，而英國棉織品輸入印度的數量從不到100萬碼增加到超過5300萬碼。」1840年，研究近代英國殖民地歷史的歷史學家M．馬丁在上院特別委員會作證時也說：「印度紡織工業的被摧毀是由於英國在大聲疾呼實行自由貿易，卻不許印度本國自由貿易。」【76】最後，斯塔夫里亞諾斯對英國在印度的政策一言中的，他說：「總而言之，英國人創立的整個基礎結構，旨在一個依附於自己的殖民地經濟，而不是一個獨立發展的經濟。【77】由此，我們在印度看到了外表龐大而內部完全碎化了社會結構【78】。印度獨立是在完整保存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產權關係和英國在印度的殖民地版圖基礎上出現的，巨大的版圖上承載的是從封建主義到殖民主義和獨立後的資本主義的全部生產關係，低成本的革命帶來的結果是高成本的和低效的發展。而這恰恰是印度與中國在同期獨立後出現巨大差別的原因所在。與印度的近代起點相似，中國在近代史中從一個自主的宗法封建國家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中國版圖在20世紀上半葉被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反覆瓜分，幾經碎裂，但中國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使中國走上了與印度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國人民的英勇抵抗使中國再次獲得基本統一；也就是說，中國今天的統一大版圖及由此形成的在亞洲的主體板塊地位是主要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象印度和埃及那樣靠外力即英國的力量贏得的。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運動使中國革命自然而然地帶上了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性質。革命成功又使中國經濟徹底擺脫了原來依附於西方中心的性質，走上了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道路。在這條道路上，中國建立了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此後中國經濟與印度迅速拉開了距離。如下表【79】所示： 1913～1995年印度與中國業績增長比較（年均複合增長率 %）不難看出，1952年是中國與印度經濟差距全面拉開的第一個關節點，而恰恰在這一年，作為中國革命的第一個成果即中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並開始向社會主義所有制過渡；而在印度，不觸動產權關係因而是馬拉松式且最終不了了之的印度土地改革才剛起步。徹底且成功的土地改革正是中國革命的直接結果，抓住這一點，也就抓住了中國與印度國家潛力及其比較的關鍵。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Developmentas Freedom）一書中認為，中國上述成就的根源應當從包括土改在內的毛澤東的成就去尋找，他寫道：隨著東亞和東南亞經濟的高速經濟進步得到更充分的分析，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並非僅僅是經濟開放——以及更大程度地依賴國內和國際貿易——導致了這些經濟經歷如此快速的經濟轉變。積極的社會變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識字的普及、更好的醫療保健服務——也為發展奠定了基礎。我們在這裡觀察的，不是經濟改革的社會後果，而是社會改革的經濟後果。市場經濟在這樣的社會發展基礎上繁榮起來，就像印度最近認識到的那樣，缺乏社會發展會阻礙經濟發展。中國的這種社會變革是在什麼時候、如何發生的？這些社會變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實際上很多是發生在毛澤東政策的活躍時期。毛澤東是有意識地為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擴展建立基礎的嗎（他事實上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這個假設是很難接受的。但是毛澤東的土地改革、普及識字、擴大公共醫療保健等等政策，對改革後的經濟增長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後的中國受益於改革前中國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應該得到更多的承認。【80】那麼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退出印度洋時為什麼沒有對印度——當然也包括埃及——進行全面而只是有限的肢解呢？這首先是因為英國當時不具備全面肢解印度的力量，其次是英國覺得也沒有這樣做的必要。英國在被迫退出印度時對印度洋周邊國家的均勢重新做了完全不同於19世紀的安排。英國人根據自己控制印度洋的成功經驗，知道絕對的制海權來自絕對的制陸權。美國未來如果不能在印度擁有絕對制陸權，就不能擁有對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為此，英國在離開南亞時給印度留下一個龐大版圖以此使印度有足夠的國力抵禦其他海上強國——比如美國——直接佔領，同時又留給印度一個破碎的社會結構以使印度的國力增長極限不足以形成對印度洋的絕對控制。同時，英國又在印度分裂出一個巴基斯坦從北方對印度實行牽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國之間製造摩擦，以此牽制印度乃至中國未來進入印度洋的能力。這是英國為自己將來重返印度洋——2011年已重返利比亞了——埋下的伏筆。伊朗位於亞洲西南部，中北部緊靠裏海、南靠波斯灣和阿拉伯海。伊朗東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東北部與土庫曼接壤，西北與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為鄰，西界土耳其和伊拉克。伊朗國土絕大部分在伊朗高原上，屬高原國家，海拔一般在900～1500米之間。西部和西南部是寬闊的扎格羅斯山山系，約佔國土面積一半。中部為乾燥的盆地，形成許多沙漠，有卡維爾荒漠與盧特荒漠，僅西南部波斯灣沿岸與北部裏海沿岸有小面積的沖積平原。在西南亞地緣政治中最具歷史意義現象的是扎格羅斯山脈馳東與興都庫什山、繼而與印度北面的喜馬拉雅山連為一體，與伊朗高原、青藏高原一道形成世界最壯偉的由西而東保障亞洲大陸「樞紐地帶」的「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天然戰略屏障。正是有了這道戰略屏障，除中世紀阿拉伯人統治時期外，伊朗在古代（如安息王朝，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81】、薩珊王朝，公元224～651年【82】）和近代已被肢解為多個伊朗高原國家（包括伊朗全部及阿富汗、巴基斯坦部分地區等），但這些國家最終還是成功地抵抗了西方列強的侵犯並使其避免了印度那樣完全殖民地的厄運。印度由於被屏蔽在這道戰略屏障之外並在近代被英國長期殖民，最終淪落為宗主國英國拋在南亞的「霧都孤兒」【83】。伊朗所處的地緣政治位勢對中國西陲安全具有極大的「橋頭堡」的意義。歷史上中國西陲安全長期面臨歐洲強勢東擴的壓力，如古希臘時代的亞歷山大東征、羅馬帝國的東擴、歐洲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以及近現代歐洲、沙俄、蘇聯乃至進入21世紀的美國等都對伊朗高原國家進行過強勢入侵，這些外來列強的入侵無一例外地被拒阻於伊朗高原之外或被大量消耗在伊朗高原之中。不僅如此，伊朗高原國家與中國西陲被「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戰略屏障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樣，位於屏障最西端的國家伊朗實際上成為中國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牆」，它們抵抗西方列強的鬥爭的命運與中國西陲安全唇齒相依：如果伊朗被壓垮，那麼或海或陸由此東進的西方強勢力量就會沿著途經伊朗高原的古絲綢之路（在此地理基礎上形成今天的「歐亞大陸橋」）倒逼中國並對中國西陲造成重大危險。比如中國漢時期，羅馬帝國東擴——這是另種「北約東擴」——的力量被拒止於安息西部邊陲，這大大緩解了中國西部邊陲的戰略壓力；大概也是出於同樣的戰略需求，漢武帝派出的西域特使張騫還於公元前119年特意派其副手訪問安息（帕提亞，即今天伊朗地區）帝國，安息王竟激動地派出兩萬騎遠迎中國使者。這說明當時安息國與中國已有互為依存的戰略需求。同樣也由於近代阿富汗人民藉助興都庫什山的險峻地形對英國殖民者實行的極頑強的抵抗【84】，英國無法北上接近遑論深入中國西陲的薄弱地帶即新疆西境勾結阿古柏偽政權【85】禍亂中國；而世界最高峰喜馬拉雅山的阻隔更使英國在佔領印度的一百多年中竟無力從印度北境有效介入中國西藏政治：1904年8月3日，英國曾攻陷拉薩，但到了冬天，英國人因熬不過高寒天氣被迫撤回印度。英國人由此得到了「西藏不容易進入的特點使得任何加強對中國進行軍事抵抗的行動都不現實」【86】的經驗。這種經驗對英國世界霸權的後繼者美國來說也不是一點沒有：1950年，美國人曾想為西藏叛亂分子提供為時半年的作戰裝備，由於「牲畜馱運是惟一實用的運送手段，上述彈藥數量約需7000頭騾子的運送。由於沒有那麼多的騾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徑迫擊炮和彈藥可能無法運離印度」【87】，以至美國後來也意識到對達賴集團的支持「在很長的時期內需要相當巨大的經費」【88】。「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山系形成的對中國西陲的大縱深的防護使得近代西方即使佔領印度後仍不能有效地從西南陸上牽制中國，而不得不沿海路繞道進入東海推行其強力控制中國的目的。換言之，這條防護屏障不僅大大推遲了西方自羅馬帝國以來對中國全面入侵的時間而且減弱了——與印度相比——其影響中國的力度。同樣的道理，正是當年從中國新疆居高臨下西進的匈奴人，由於一路上沒有這樣的高原屏障，才有可能率先——與羅馬東進速度相比——西進歐洲並迫使可能東進的日耳曼人南下並最終壓垮了羅馬帝國。比較而言，處於上述「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屏護之外且地勢低緩的印度則較容易受到外來侵犯。印度平原約佔全國總面積的2/5強，山地只佔1/4，高原佔1/3，但這些山地、高原大部分海拔不超過1000米。低矮平緩的地形在全國佔有絕對優勢，不僅交通方便而且富饒。低海拔的平緩地形大大弱化了印度人抵禦外敵入侵的能力，並因此受到外族的長期佔領。值得中國邊疆史研究者注意的是，不管是曾打入印度的亞歷山大大帝，還是在中世紀繼而近代佔領印度的蒙古人和英國人，乃至1962年早已獲國家獨立印度人，在高聳的喜馬拉雅山腳下都不能也不曾撼動中國的西南部邊陲。這樣的歷史經驗支持我們得出結論，對中國西陲安全有重大關聯度的是以伊朗為前沿的高原國家而非印度：昨天伊朗高原國家而非印度成功地抵禦了羅馬帝國的東擴，今天它們而非印度正在抵抗和消耗著「北約東擴」。由此，伊朗高原國家而非印度的反霸鬥爭對中國國家安全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如果再考慮到中國對伊朗高原國家原油進口有著巨大依賴性需求，伊朗高原國家的安全——當然，這一判斷成立的前提是中亞沒有出現中世紀阿拉伯帝國【89】那樣的歷史條件——較之印度對中國更具唇亡齒寒的戰略價值。三、人民：地緣政治中最能動的因素也許有人會問，在科學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地理環境的差異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傳統地緣政治理論在高技術軍事面前還有意義嗎？筆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們看，擁有21世紀高科技的美國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不還是失敗了嗎？歷史的辯證法是：美國通過現代技術贏得了戰役，但阿富汗、伊拉克人民卻使美軍輸掉了戰爭。技術只有在特定技術組合關係中才有意義，這是微觀層面，但若將此結論放到更大的時空範圍就會進一步發現，技術只有在特定的人地關係中才有意義。21世紀頭10年的伊拉克戰爭以及再往前追溯的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抗日戰爭、50年代的朝鮮戰爭和60年代的越南戰等，都是擁有先進軍事技術的侵略者在反侵略國家的人民抵抗中的失敗的經典案例。對此認識最深刻也最有權威的是美國遏制理論的創始人凱南，他晚年告誡美國後生們：我們在戰後犯的第二個錯誤跟我們接受並信賴核武器有關。我們把這種武器當作我國軍事事態的主要支柱，想念它能保證我國戰後時期的軍事政治優勢。我們的根本錯誤就是認為一種武器的效力和它的破壞力直接成正比，而這種武器的破壞力並不是僅僅針對敵方的武裝力量，還針對他們的平民和民用經濟。我們忘記了戰爭的目的是、或應當是以最小的而不是最大的一般性破壞得分；我們還忘記了：一種好武器不只是要有破壞力，還要能夠辨別目標。最重要的是，我們沒有考慮到，已有強有力的證據說明，從長遠看核武器只能是自殺性的武器，不可能是別的。【90】按這種打法幹起來，合乎邏輯的結局就是毀滅我們自己，而且很可能是毀滅世界文明本身。也就是說，我們使自己鑽進了一個死胡同。今天，在我們設法從這個陷阱里退出時，事情越來越明顯，我們在運用武裝力量方面並沒有另一種可行的原則可以依靠。【91】凱南因其「遏制戰略之父」的特殊身份使他的上述認識更有「過來人」的教益。當然，科學技術的發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但不能消除地理差異及其對軍事行動的不利作用。比如，火車、艦船、電訊、光電信息等技術並沒有在阿富汗給19世紀以蒸汽航海動力技術裝備的英國軍隊、20世紀末以導彈技術裝備的蘇聯軍隊、21世紀以信息技術裝備的美國軍隊帶來榮光。當這些擁有時代最先進的軍事裝備的入侵者進入具有典型高原地貌特徵的阿富汗後，均被穿梭在崇山峻岭、手持原始武器的阿富汗人民拖得疲於奔命並最終無功而返。兩千多年前的孟夫子道出其原因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92】這些都說明，技術對地緣政治的基礎作用及其規律的影響是有限的，地緣政治中最能動的因素不是物而是人，不是技術而是人運用地緣政治基本規律把握人地關係的智慧。「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93】世界最終還是由人民創造的，地緣政治講的是人地關係，而在人地之間，「人緣」即人的關係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有人緣的地方才有政治。地緣政治的前提是資源，沒有人對資源的爭奪，也就沒有了政治。地理環境可謂是「硬實力」，而人利用地理環境的能力可謂「軟實力」。人當然是在特定社會結構中的人，因此，特定的社會結構是影響地緣政治表現水平的深層次的內容，而地理環境只不過是不同社會結構的物質載體。同一地理環境，配之以不同的社會人群，其表現出的人地關係及由此產生的攻防能量是完全不同的。故而，地理位勢乃至技術優劣並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由當地人民及其政治家的智慧轉換的。不然，歷史就不會出現在同一地域中不同的政治家導演的起伏跌宕的悲喜大劇。地緣政治所反映的本質上還是人地關係。對此黑格爾有過經典的論述。他說：自然的聯繫似乎是一種外在的東西。但是我們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從而表演的場地，它也就是一種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礎。我們所注重的，並不是要把各民族所佔據的土地當做是一種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這地方的自然類型和生長在這土地上的人民的類型和性格有著密切的聯繫。這個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歷史上出現和發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採取的地位。我們不應該把自然界估量的太高或者太低：愛奧尼亞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於荷馬詩的優美，但是這個明媚的天空決不能單獨產生荷馬。而且事實上，它也並沒有繼續產生其他的荷馬。在土耳其統治下，就沒有出過詩人。【94】黑格爾的話應合了中國「一方土地養一方人」的俗語。同一地理條件可以出現不同的政治結果，不同的政治結果也可產生於同一地理條件。此間的莫測變化取決於人的因素。正如毛澤東所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95】總而言之，地緣政治的真正力量來自人民。霸權的真正阻力來自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人民是一個特定區域中居民主體或多數的概念。而技術尤其是高技術可以解決一部分矛盾，但解決不了一切矛盾特別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當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激化為敵對關係時，這個矛盾基本無解，而勝利的一方面總是代表絕大多數人民的一方。目前深陷技術拜物教中的西方人不願意承認這一點，他們認為技術萬能，每當軍事技術有了什麼新突破，他們就容易想入非非，其戰略制定也就容易脫離實際，其戰略目標居然會大到如不與一切人為敵則不能罷休的地步。這樣的戰略，即使坐擁天下形勝，也沒有不失敗的。與此相對應，鄧小平在東海、南海島嶼問題上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暫時忍讓政策。其目的是力爭在十年內實現台海統一這個戰略目標。當時鄧小平同志考慮的是從台海統一打開「三海一體」的困局，今天可以設想，如果這個目標即台海統一如期實現，為此而擱置「爭議」問題的解決，也就迎刃而解。這是從中國方面講。如果從長期遏制中國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權的戰略對手的角度看，台灣是亞太大國博弈的中樞，它在近現代史中既是西方列強比如荷蘭、西班牙從南海北進黃海、日本南下南海的必經之地，又是美國遏制新中國東進太平洋的橋頭堡。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草擬了一份《征伐清國策》，其中目標就是「吞併蓋平（今遼寧蓋縣）以南的遼東，以及山東的登州、舟山群島、澎湖列島、台灣和長江兩岸十里以南的地區」【52】。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戰中打敗中國後，第一件事就是根據《馬關條約》佔領中國的台灣和澎湖列島。佔領這些島嶼，日本就控制西太平洋制海權的「命門」，就有了依次滾動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政治的穩固軸心。台灣之於日本的意義，時任戰後駐日盟軍總司令的麥克阿瑟將軍（DauglasMacArthur，1880～1964）有比較到位的分析：福摩薩【53】在歷史上就被（日本——筆者）當作向南部地區進行軍事侵略的跳板。最著名也是最近的一個例子，是日本在「二戰」期間對福摩薩的利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福摩薩作為日本各種護航船隊的中途集結地和補給基地，發揮了重要作用。駐紮在呂宋林加延灣的軍隊主要力量是從基隆、高雄和澎湖列島運來的。支援日本的陸軍、海軍的空軍部隊也是以位於福摩薩南部和台中的飛機場為基地的。高雄是1942年2月日本人入侵爪哇的中途集結點。1942～1944年，福摩薩是從日本、經過沖繩和菲律賓、到達東南亞的交通運輸的重要連接點。1944～1945年期間，福摩薩是日本為準備守住菲律賓地區的重要戰役向菲律賓部署增援部隊和飛機的關鍵中途集結點。隨美國航母艦隊開進西太平洋，福摩薩作為空軍基地在日本的防禦計劃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1945年1月美國佔領呂宋後，日本空軍撤退了福摩薩機場，佔據了主動發動攻擊的有利位置，用來阻止我們前進的部隊。1941年日本控制琉球群島和中國東部的周邊後，福摩薩的軍事作用便充分表現了出來。【54】台灣在美國的遠東戰略中具有「一石三鳥」即遏制俄國、中國和日本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擬定了NSC48/1和48/2號文件。在NSC48/1號文件中提出：從軍事的角度看，如果要成功地防禦蘇聯將來的入侵，美國必須在亞洲保持一種最低限度的地位。我們認為，這種最低限度的地位至少應包括在亞洲沿海島嶼連線上維持我們目前的軍事地位，以及在戰時阻止共產黨佔領這條線。這條線是我們第一道防禦線，另外，也是我們的第一道進攻線，從這裡可以使用任何可以使用的方式，尋求減少共產黨控制的地區，但不使用大規模的武裝力量。這條防禦線應包括日本、琉球群島和菲律賓。這種最低限度的地位可能控制主要的交通線，它們是美國在亞洲的重要地區戰略發展所必需的。【55】1949年12月29日，為了「確切地弄清福摩薩的戰略意義」，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召開會議，陸軍參謀長勞頓·柯林斯在會上「強調保住台灣的重要性，因為它具有牽製作用，並相信，只要中國共產黨想爭奪或征服福摩薩，他們就不會向南擴張」【56】。1953年11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政策聲明》的附件即《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對美國有關台灣和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和行動準則的研究》對台灣之於美國的影響作出如下判斷：在地理位置上，福摩薩和澎湖列島是我們沿海防禦陣地【57】的一部分。它們掌握在友好的政權手中，對於我們在防禦這些陣地時進行的空中和海上作戰，十分重要。單純將它們中立化不能滿足美國的戰略需要，因為這樣會（1）大大改善中國共產黨的戰略地位，使他們的防禦部隊得以緩解，能夠同時在其他地方集結；（2）大大削弱我們自己在該地區的戰略地位，一旦軍事局勢需要對大陸上的中國共產黨發動攻擊，行動自由會受到限制。軍事局勢的發展可能需要以後使用這些島嶼，作為對中國共產黨發動進攻性作戰行動的基地。基於這些原因，把福摩薩和澎湖列島納入美國遠東防禦體系會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應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阻止敵對力量控制它們，即使是冒著爆發全面戰爭的嚴重危險。【58】通過控制台灣牽制中國南下南海和遏制中國東進太平洋至今還是美國沒有放棄的戰略。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它也有其不便說明的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在冷戰期間防止蘇聯或日本再次南下南海的戰略目標。1972年尼克松在與毛澤東會談時說：「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決不能留下真空，因為真空是有人會來填補的。」尼克松在與周恩來會談時告訴周恩來：「如果我們缺乏同日本的防禦安排，我們在與它有關的問題上就發揮不出影響了。」「如果我們從我提到的世界上那些地方撤退，那就會給美國帶來巨大的危險——中國所遭受的危險甚至會更大。」【59】但是，與日本的地緣政治需求不同，台灣並不處在美國核心利益的線路上，它只是美國核心利益線上的「編外人員」。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核心利益就是要確保從夏威夷經關島、菲律賓，最終至馬六甲海峽這條通往波斯灣的海上運輸線的安全。台灣不在這條線上，只要不影響美國核心利益，美國就不會為台灣動用全部力量。太平洋戰爭後期美國反攻日本的時候，就沒有選擇離日本更近的阿拉斯加而是從中太平洋發起攻擊，因為在這一帶有美國必須死保的海上運輸線。可以斷定，未來阻撓中國台海統一進程的主要力量來自美國。但與日本相比，由於台灣不在美國核心利益線上，非核心利益就不會動用無限手段，況且美國有那麼多的全球問題要處理，因此美國未來用於支持台灣分離勢力的資源絕不會大於朝鮮戰爭，更不會大過越南戰爭；這是由於美國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台灣，這與美國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朝鮮一樣。美國只能將其有限力量用於保護從夏威夷經關島、菲律賓至馬六甲的海上生命線。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可以用無限手段——且不說台灣就近於中國大陸，中國有的是時間以逸待勞，而美國為台灣則要勞師征遠。對美國而言，台灣只是用於北御日本和俄羅斯、西阻中國的「虛子」。既然是「虛子」，美國就不會全力以赴。有人會說，美國是海權大國，這話沒錯。但矛盾是可以轉化的。我們戰略研究的中心任務不是製造矛盾，而是轉化矛盾，將矛盾轉化為有利於自己。我們知道，絕對的制海權是以絕對制陸權為依託的【60】。近代史上英國海權實踐的成功經驗表明，絕對制海權的實現永遠需要絕對陸權的配合，正如19世紀的英國在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正是依託其在印度大陸的絕對制陸權而實現的道理一樣，用於支持海上作戰的島嶼資源的總量決定海上戰鬥力持續時間的長短。而中國大陸對其近海的作戰力量的資源供給線最短，其資源供給量近乎無限。與美國相比，中國在其近海的制海權具有美國無法比擬的天然且不可抗的優勢。美國無疑是世界海上強國，但具體到中國東部近海海域，美國的海上優勢就會在此大打折扣。美國歷史上的兩位總統即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Roosevelt，1858～1919年）和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Roosevelt，1882～1945年）是明白這個道理的，前者反對他的繼任者威廉·霍華德·塔夫脫（William HowardTaft，1857～1930年）總統進軍東北亞的「金元外交」。他寫信並拜訪塔夫脫，告誡他：應將美國的國力用於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認為，日本可能成為包括美國在太平洋領地在內的美國安全的嚴重威脅。亞洲大陸的利益對日本是生死攸關的，而美國在那裡的利益，特別是在滿洲的利益「實在不重要，而且美國人民也不會甘心為它冒導致衝突的最低限度的風險」。他警告塔夫脫：在滿洲向日本挑戰需要巨大的軍事力量，相當於把英國海軍和德國陸軍結合在一起的實力。羅斯福對塔夫脫的理想主義「新計劃」大潑冷水，認為當一個強大的國家有意不顧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而寧願使用武力時，「門戶開放」政策就毫無用處。當前美國除辯論外，並不具備和日本在東北亞進行大規模較量的實力。羅斯福建議塔夫脫放棄帶有攻勢的東北亞政策。【61】後者則在二戰後期將東北亞放與蘇聯並在向日本投放原子彈後放手讓斯大林進軍中國東北。可以肯定，如果富蘭克林·羅斯福活到20世紀50年代，他一定會反對其繼任者杜魯門封鎖台灣海峽並出兵朝鮮的政策。事後證明，美國50年代的「對台政策」使其背上至今不能卸下的沉重包袱，更令美國沒有料到的是，美國在與蘇聯和中國對抗並消耗自身國力的同時，歐洲卻攜歐元快速走向統一。可以斷定，隨時間推移，美國在今後逐漸脫手台灣只是個遲早的問題。如上所述，台灣雖不在美國核心利益線上，但卻處於日本南下南海和中國東進太平洋的兩條核心線路的交叉帶上。除了主權因素外，台灣不僅是中國打開中國西北太平洋制海權的關鍵環節，它更是中國進入太平洋深海海區最便捷的門戶。目前，中國制海權最大的制約因素是缺乏對深海的制海能力。而沒有深海，中國最具威懾力的海上戰略力量就無法充分施展。從近現代中國分裂的導火索多來自海上入侵以及2011年利比亞因失去地中海制海權而陷入內戰的經驗看，實現從遼東半島經台灣島至海南島的無縫鏈接，是中國新世紀順利成長為有影響力的世界大國必須完成的國防任務。東南亞、西南亞這裡的國家分陸海兩類，其經濟形態各異，版圖大小不同，但其經濟對西方整體性的依附和版圖呈現圍繞中國的歐洲式的「對稱性破碎」卻是其共同特徵。這兩大特徵是歷史的產物，前者打斷了這些國家經濟獨立自主發展的進程，後者則使之相互牽制。比如，在中南半島有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的相互牽制；在印度半島有印度和北面的巴基斯坦及南面的斯里蘭卡的相互牽制；在中亞有中亞五國之間以及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相互牽制等；在南海則有菲律賓、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之間的相互牽制等。這些牽制關係大大降低了這些地區整體合力。亞洲地緣政治的對稱性即中國主體板塊與其破碎的周邊不對稱共存的特點，並不是歐洲列強最願意看到的結果：它們希望的是亞洲出現歐洲那樣從中心到外圍的全面對稱型破碎，而不是以中國為中心板塊的不對稱型破碎。這樣的多國版圖與中國不對稱共存特徵對亞洲的整體發展是有利的。這是因為：第一，中國周邊鑲嵌的這些碎片小國，保護性地將當時還處於弱勢的中國與西方列強屏隔開來，比如，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等猶如避雷針將中國屏蔽於西方強犯之外，這有利於中國積蓄力量再次崛起。第二，中國周邊存在碎片化國家，這既減少了西方殖民統治的成本，也減少了中國在這一地區發揮主導作用的成本。第三，它也因其難以整合的破碎性而更增加了西方遏制中國的成本，這種成本增加的幅度與參與遏制中國的地區對稱型破碎化的程度成正比。20世紀50年代美國戰略思想家李普曼認識到這一點，針對當時美國全面遏制蘇聯和中國的政策，他明確指出：這種企圖用邊緣國家築成「攻不破的藩籬」來「遏制」蘇聯的政策，還有更不利之處。我們必須承認，這些邊緣國家都是弱國。而弱小的盟國並不是資本，它們是負擔。為了支撐和維持它們，需要分散我們的力量，花費我們的金錢和信譽。這些弱國是容易受侵害的。而為保護它們所花的氣力絲毫也無助於我們決定或者解決主要衝突。【62】我們可以明白看出，這個新的聯合陣線其實是聯合不起來的。這個邊緣地帶沒有成為抵禦蘇聯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籬，而卻是一鍋沸騰內爭的稀粥。【63】喬治·凱南是美國遏制戰略最初的倡導者，可他在20世紀80年代也認識到美國並非無所不能，他在一次講演中，「以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的身份告誡年青的一代：我們的國力還是有限的；為爭取自由我們必須付出代價。我們要承認世界上有些問題我們是沒有本領解決的，我們深深捲入其中既無益也於事無補；地球其他地區的難題只好在沒有我們插手的情況下讓人家自己去解決。【64】對稱型破碎地區易於由大國牽頭串聯，但要想整合起來需要的幾乎就是無限透支的資源。這似乎是一種規律性的現象，即破碎地帶——比如歐洲、中東、東南亞等——的國家整合需要更大的資源，這個規律性現象符合合力計算的一般原理：當兩分力大小不變時，其矢量相交的夾角越大，合力就越小。這樣一個主要由西方殖民主義在亞洲製造的地緣政治布局給中國的發展帶來雙重影響：一方面，這些破碎國家經濟的依附性和政治的破碎性弱化了其抵抗西方霸權主義的力量，但也同比地增大了中國在近代反殖和當代反霸的政治風險；另一面，它也大大增加了西方列強為了孤立和封鎖中國整合這一地區力量的難度。這樣的對稱性破碎現象及其互動規律在東南亞和西南亞，尤其在這兩大地區靠鄰中國的地區表現得也較為充分。在這些地區的碎片國家根本無力形成與中國長期對抗的力量，因而它們迫切需要藉助外來力量以提升自身的分量，從而也使西方比較容易將這些國家碎片串聯起來形成什麼「C型」或「O型」包圍鏈條，同樣也由於它的對稱型破碎的特點使它們和西方國家兩方誰也拿不出太多資源以回報對方，而那些有能力拉起包圍鏈條的大國沒有足夠財力來長期「維修」這根鏈條。比如，巴基斯坦曾是美國拼湊起的《巴格達條約》中的國家，1971年年底第三次印巴衝突時，美國無力擔當起保護巴基斯坦的責任，當時美國的表現反不如中國仗義【65】，為此巴基斯坦退出《巴格達條約》反成了中國的「鐵哥們」。與美國在亞洲的處境不同，中國在亞洲的地緣政治——與對稱型破碎的歐洲版圖相比——位勢有更強的自主性。只要中國的主體板塊地位不變，亞洲以中國為主動力的獨立發展路線就不會為外來力量所破壞，而維護中國在亞洲的主體地位是保持亞洲在世界各大洲中競爭優勢的關鍵。毛澤東曾說「中國是亞洲的重心」【66】，從這個意義上說，亞洲問題即中國問題，中國問題亦即亞洲問題。當年歐洲列強為了達到長期殖民的目的，人為地打斷了亞洲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獨立性，並通過製造一些領土糾紛肢解了亞洲地區的整體性。但在它們被趕出亞洲後，又無奈地看到在這一地區出現了一個不利於西方卻有利於亞洲穩定的以中國為主體板塊的地緣政治形勢——這種形勢使中國近鄰地區避免了歐洲那種因多國對稱性力量（矢量）長期對沖而消解其整體合力的歷史悲劇，並使亞洲國家反對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鬥爭獲得亞洲主體國家即中國的有力支持。作為辯證的結果，這些對稱型破碎的亞洲國家也為中國分解了來自西方的壓力。正是由於這種雙向互動，亞洲國家才得以將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驅逐出亞洲並使亞洲在世界各洲間獲得相當的競爭優勢。勿庸諱言，亞洲地緣政治的「不對稱」特性有利於西方諸大國的操縱，但由於地理空間距離遙遠和中國主體板塊的就近存在，西方操縱這些國家的深度是非常有限的。只要中國周邊國家的和平格局不出現大變，亞洲國家對中國的需求及由此產生的外交傾斜，不管從空間還是時間來看，都要大於遠在天邊的西方諸國。需要指出的是，在東南亞國家中，印度尼西亞自身版圖的破碎性對其國防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它處四戰之地且在東亞強國的包圍之中，其鬆散島嶼構成的地緣政治形勢以及它所持有的馬六甲海三個共管國之一的誘人身份使其國防極其脆弱並面臨巨大的壓力，它因此要比其他東南亞國家更需要遠交大國以獲得幫助，其外交政策亦不會輕易跟隨東南亞其他國家。對此特點，中國應有予以充分的關注。「天堂很遠，中國卻很近」，這是越南原國防部長範文茶對這種關係所做的比較形象又比較到位的概括【67】。只要中國外交政策不要出現那種「圍淵驅魚、圍叢驅雀」式的失誤，西方國家利用亞洲國家尤其是亞洲與中國鄰近的國家以圍堵中國的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印度和伊朗如果說東南亞國家是一種對稱型碎片化且無重心的存在，那麼南亞的印度和西亞的伊朗具有地區重心的特點。與中國類似，印度——儘管在較低即地區級別上——也是被破碎的南亞國家群落所包嵌的國家，這些國家與印度呈不對稱性共存狀態。但與中國根本不同的是，印度大版圖下包裹的只是一個「個大腎虛」即內部社會結構已被完全碎化因此不能有效擔當洲際大國責任的國家。印度國家大版圖是英國人根據其控制印度洋的戰略需要有意識保留下來的。英國人在其制海權的實踐中明白：絕對的制海權是以絕對制陸權為依託的。為了長期控制印度洋，英國人在佔領印度後便儘可能地擴張印度的領土邊界；也是為了同樣的目的，英國人又用一切手段將印度內部自生型的結構予以碎化，使之變為對稱相互掣肘因而必須對外依附的結構。自1939年始，英國將其直接統治下的印度（稱英屬印度）分為13個省，其中包括緬甸。而印度王公統治的土邦卻被分為約600多個——這幾乎是法國黎塞留【68】肢解德國以保障法國在歐洲大陸主導地位的手法的再版。據尼赫魯在《印度的發現》一書中提供的材料：「其中有15個可以認為是主要的土邦。最大的是海得拉巴、克什米爾、邁索爾、特拉凡哥爾、巴羅達、瓜略爾、印多爾、柯欽、齋浦爾、佐德浦爾、比加尼爾、波保爾與巴的亞拉。跟著就是許多中等土邦，最後是幾百個很小的地區，有些在地圖上並不比針尖大。這些小土邦大多數是在加提雅瓦爾、西部印度與旁遮普」【69】。這種土邦在英國的嚴密監督下存在著，占整個印度面積的2/5。英王統治下的印度雖然是一個由英國統治的龐大殖民地帝國，可是，印度其實是分為英屬印度和土邦印度兩部分，造成了奇特的國中之國的現象。印度版圖外觀完整而內部破碎的地緣政治結構保證了英國統治地位的穩固。而這種內部破碎又是英國人統治印度的前提，正如英國人統治印度是控制印度洋的前提一樣。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英國人對印度的碎化不僅是物理上更是心理上的。它最終表現在對印度人的自覺精神和自主意識的摧毀。英國在印度在無情鎮壓印度民族反抗的同時卻刻意扶持甘地思想中的「非暴力不合作」意識。英國人將甘地塑造為印度精神的「聖雄」。甘地不主張——與中國的清末武訓【70】的主張相似——對英國的殖民統治進行暴力抵抗，這樣就徹底抹殺了印度人民的革命意識，使印度文化染上了「告別革命」的色彩。而沒有「革命」，印度就不可能實現有效的改造和管理。關於此，1943年11月8日，就在德黑蘭第一次會議「前一個小時」，羅斯福與斯大林的一段對話說得很明白：羅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爾談印度問題，因為他羅斯福知道，丘吉爾對印度問題任何主意。丘吉爾認為，這個問題可留到戰爭結束以後解決。斯大林說，印度是丘吉爾的一個病灶。羅斯福同意這一點，但他認為，英國必須在印度採取某種行動。羅斯福說，他希望同斯大林隨便談談印度問題。隨後他對斯大林提出一個讓今天美國「民主制度」的粉絲們想不到的建議。他認為，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斯大林答，從下面開始——這意味著走革命道路。羅斯福說，關於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這個問題有直接關係的人能更好地解決問題。斯大林說，當然，局外人能比較客觀地觀察事物。【71】斯大林抓住了印度歷史中「告別革命」的軟肋！英國人在印度推廣的甘地學說中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使印度人失去了革命和反抗意識，對入侵者失去了民族自衛的意識，使印度人最終失掉了民族獨立的靈魂，而失去了獨立的靈魂，印度也就失去了一切。馬克思說：「印度人失掉了他們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他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色彩」【72】；馬克思還說「英國人在印度進行統治的歷史，除破壞以外恐怕就沒有別的什麼內容了」【73】。英國人不僅摧毀了印度人的反抗精神，更為重要的，他們還摧毀了能讓印度人重新整合為統一民族的工業基礎。我們知道，英國是以紡織工業起家的國家，初期更是以非常殘酷的手段確保工業技術立國【74】。17世紀末和18世紀的大部分時期，當印度紡織品質量高於英國同種產品時，政府明令禁止人民使用印度的絲織品和印花布，出賣或貯藏這些印度商品者要被處以罰金。英國工業革命成功後，憑藉近代大機器工業和產品的低廉價格，整個地將原本高於英國的印度紡織技術以及建立其上的印度紡織業摧毀。馬克思不無感慨地說：曾經產生了無數紡工和織工的手紡車和手織機是印度社會結構的樞紐。歐洲從很古的時候起就得到印度製作的絕妙的紡織品，同時運貴金屬去交換，這樣就給當地的金匠提供了原料，而金匠是印度社會裡的必要成員，因為印度人極其愛好裝飾品，甚至最低階級中的那些幾乎是裸體的人們通常都戴著一副金耳墜，脖子上套著某種金飾品。手指和腳趾上戴環戒也很普遍。婦女和孩子常常戴著沉甸甸的金銀臂鐲和腳鐲，而金銀的神像在普通的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列顛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織機，毀掉了它的手紡車。英國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織品擠出了歐洲市場，然後是向印度斯坦輸入棉紗，最後就使這個棉織品的祖國充滿了英國的棉織品。從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顛向印度輸出的棉紗增長的比例是1：5200。在1824年，輸入印度的不列顛細棉布不過100萬碼，而到1837年就超過了6400萬碼。但是在同一時期，達卡的人口卻從15萬人減少到2萬人。然而，曾以製造業聞名於世的印度城市遭到這樣的衰落決不是英國統治的最壞的結果。不列顛的蒸汽機和科學在印度斯坦全境把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徹底摧毀了。【75】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亞諾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一書中以印度為例，對英國的自由貿易學說的虛偽性做了深刻揭露，他寫道：1814年，印度對從英國進口的毛織品僅征2%的關稅，棉織品、絲織品僅征3.5%的關稅。相反，英國對從印度進口的原棉征的稅很輕微，但對印度的棉織品征的稅則高達70%～80%。結果，在1814年至1844年的30年里，印度棉織品輸入英國的數量從125萬匹跌到6.3萬匹，而英國棉織品輸入印度的數量從不到100萬碼增加到超過5300萬碼。」1840年，研究近代英國殖民地歷史的歷史學家M．馬丁在上院特別委員會作證時也說：「印度紡織工業的被摧毀是由於英國在大聲疾呼實行自由貿易，卻不許印度本國自由貿易。」【76】最後，斯塔夫里亞諾斯對英國在印度的政策一言中的，他說：「總而言之，英國人創立的整個基礎結構，旨在一個依附於自己的殖民地經濟，而不是一個獨立發展的經濟。【77】由此，我們在印度看到了外表龐大而內部完全碎化了社會結構【78】。印度獨立是在完整保存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產權關係和英國在印度的殖民地版圖基礎上出現的，巨大的版圖上承載的是從封建主義到殖民主義和獨立後的資本主義的全部生產關係，低成本的革命帶來的結果是高成本的和低效的發展。而這恰恰是印度與中國在同期獨立後出現巨大差別的原因所在。與印度的近代起點相似，中國在近代史中從一個自主的宗法封建國家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中國版圖在20世紀上半葉被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反覆瓜分，幾經碎裂，但中國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使中國走上了與印度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國人民的英勇抵抗使中國再次獲得基本統一；也就是說，中國今天的統一大版圖及由此形成的在亞洲的主體板塊地位是主要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象印度和埃及那樣靠外力即英國的力量贏得的。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運動使中國革命自然而然地帶上了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性質。革命成功又使中國經濟徹底擺脫了原來依附於西方中心的性質，走上了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道路。在這條道路上，中國建立了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此後中國經濟與印度迅速拉開了距離。如下表【79】所示： 1913～1995年印度與中國業績增長比較（年均複合增長率 %）不難看出，1952年是中國與印度經濟差距全面拉開的第一個關節點，而恰恰在這一年，作為中國革命的第一個成果即中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並開始向社會主義所有制過渡；而在印度，不觸動產權關係因而是馬拉松式且最終不了了之的印度土地改革才剛起步。徹底且成功的土地改革正是中國革命的直接結果，抓住這一點，也就抓住了中國與印度國家潛力及其比較的關鍵。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Developmentas Freedom）一書中認為，中國上述成就的根源應當從包括土改在內的毛澤東的成就去尋找，他寫道：隨著東亞和東南亞經濟的高速經濟進步得到更充分的分析，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並非僅僅是經濟開放——以及更大程度地依賴國內和國際貿易——導致了這些經濟經歷如此快速的經濟轉變。積極的社會變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識字的普及、更好的醫療保健服務——也為發展奠定了基礎。我們在這裡觀察的，不是經濟改革的社會後果，而是社會改革的經濟後果。市場經濟在這樣的社會發展基礎上繁榮起來，就像印度最近認識到的那樣，缺乏社會發展會阻礙經濟發展。中國的這種社會變革是在什麼時候、如何發生的？這些社會變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實際上很多是發生在毛澤東政策的活躍時期。毛澤東是有意識地為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擴展建立基礎的嗎（他事實上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這個假設是很難接受的。但是毛澤東的土地改革、普及識字、擴大公共醫療保健等等政策，對改革後的經濟增長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後的中國受益於改革前中國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應該得到更多的承認。【80】那麼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退出印度洋時為什麼沒有對印度——當然也包括埃及——進行全面而只是有限的肢解呢？這首先是因為英國當時不具備全面肢解印度的力量，其次是英國覺得也沒有這樣做的必要。英國在被迫退出印度時對印度洋周邊國家的均勢重新做了完全不同於19世紀的安排。英國人根據自己控制印度洋的成功經驗，知道絕對的制海權來自絕對的制陸權。美國未來如果不能在印度擁有絕對制陸權，就不能擁有對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為此，英國在離開南亞時給印度留下一個龐大版圖以此使印度有足夠的國力抵禦其他海上強國——比如美國——直接佔領，同時又留給印度一個破碎的社會結構以使印度的國力增長極限不足以形成對印度洋的絕對控制。同時，英國又在印度分裂出一個巴基斯坦從北方對印度實行牽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國之間製造摩擦，以此牽制印度乃至中國未來進入印度洋的能力。這是英國為自己將來重返印度洋——2011年已重返利比亞了——埋下的伏筆。伊朗位於亞洲西南部，中北部緊靠裏海、南靠波斯灣和阿拉伯海。伊朗東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東北部與土庫曼接壤，西北與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為鄰，西界土耳其和伊拉克。伊朗國土絕大部分在伊朗高原上，屬高原國家，海拔一般在900～1500米之間。西部和西南部是寬闊的扎格羅斯山山系，約佔國土面積一半。中部為乾燥的盆地，形成許多沙漠，有卡維爾荒漠與盧特荒漠，僅西南部波斯灣沿岸與北部裏海沿岸有小面積的沖積平原。在西南亞地緣政治中最具歷史意義現象的是扎格羅斯山脈馳東與興都庫什山、繼而與印度北面的喜馬拉雅山連為一體，與伊朗高原、青藏高原一道形成世界最壯偉的由西而東保障亞洲大陸「樞紐地帶」的「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天然戰略屏障。正是有了這道戰略屏障，除中世紀阿拉伯人統治時期外，伊朗在古代（如安息王朝，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81】、薩珊王朝，公元224～651年【82】）和近代已被肢解為多個伊朗高原國家（包括伊朗全部及阿富汗、巴基斯坦部分地區等），但這些國家最終還是成功地抵抗了西方列強的侵犯並使其避免了印度那樣完全殖民地的厄運。印度由於被屏蔽在這道戰略屏障之外並在近代被英國長期殖民，最終淪落為宗主國英國拋在南亞的「霧都孤兒」【83】。伊朗所處的地緣政治位勢對中國西陲安全具有極大的「橋頭堡」的意義。歷史上中國西陲安全長期面臨歐洲強勢東擴的壓力，如古希臘時代的亞歷山大東征、羅馬帝國的東擴、歐洲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以及近現代歐洲、沙俄、蘇聯乃至進入21世紀的美國等都對伊朗高原國家進行過強勢入侵，這些外來列強的入侵無一例外地被拒阻於伊朗高原之外或被大量消耗在伊朗高原之中。不僅如此，伊朗高原國家與中國西陲被「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戰略屏障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樣，位於屏障最西端的國家伊朗實際上成為中國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牆」，它們抵抗西方列強的鬥爭的命運與中國西陲安全唇齒相依：如果伊朗被壓垮，那麼或海或陸由此東進的西方強勢力量就會沿著途經伊朗高原的古絲綢之路（在此地理基礎上形成今天的「歐亞大陸橋」）倒逼中國並對中國西陲造成重大危險。比如中國漢時期，羅馬帝國東擴——這是另種「北約東擴」——的力量被拒止於安息西部邊陲，這大大緩解了中國西部邊陲的戰略壓力；大概也是出於同樣的戰略需求，漢武帝派出的西域特使張騫還於公元前119年特意派其副手訪問安息（帕提亞，即今天伊朗地區）帝國，安息王竟激動地派出兩萬騎遠迎中國使者。這說明當時安息國與中國已有互為依存的戰略需求。同樣也由於近代阿富汗人民藉助興都庫什山的險峻地形對英國殖民者實行的極頑強的抵抗【84】，英國無法北上接近遑論深入中國西陲的薄弱地帶即新疆西境勾結阿古柏偽政權【85】禍亂中國；而世界最高峰喜馬拉雅山的阻隔更使英國在佔領印度的一百多年中竟無力從印度北境有效介入中國西藏政治：1904年8月3日，英國曾攻陷拉薩，但到了冬天，英國人因熬不過高寒天氣被迫撤回印度。英國人由此得到了「西藏不容易進入的特點使得任何加強對中國進行軍事抵抗的行動都不現實」【86】的經驗。這種經驗對英國世界霸權的後繼者美國來說也不是一點沒有：1950年，美國人曾想為西藏叛亂分子提供為時半年的作戰裝備，由於「牲畜馱運是惟一實用的運送手段，上述彈藥數量約需7000頭騾子的運送。由於沒有那麼多的騾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徑迫擊炮和彈藥可能無法運離印度」【87】，以至美國後來也意識到對達賴集團的支持「在很長的時期內需要相當巨大的經費」【88】。「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山系形成的對中國西陲的大縱深的防護使得近代西方即使佔領印度後仍不能有效地從西南陸上牽制中國，而不得不沿海路繞道進入東海推行其強力控制中國的目的。換言之，這條防護屏障不僅大大推遲了西方自羅馬帝國以來對中國全面入侵的時間而且減弱了——與印度相比——其影響中國的力度。同樣的道理，正是當年從中國新疆居高臨下西進的匈奴人，由於一路上沒有這樣的高原屏障，才有可能率先——與羅馬東進速度相比——西進歐洲並迫使可能東進的日耳曼人南下並最終壓垮了羅馬帝國。比較而言，處於上述「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屏護之外且地勢低緩的印度則較容易受到外來侵犯。印度平原約佔全國總面積的2/5強，山地只佔1/4，高原佔1/3，但這些山地、高原大部分海拔不超過1000米。低矮平緩的地形在全國佔有絕對優勢，不僅交通方便而且富饒。低海拔的平緩地形大大弱化了印度人抵禦外敵入侵的能力，並因此受到外族的長期佔領。值得中國邊疆史研究者注意的是，不管是曾打入印度的亞歷山大大帝，還是在中世紀繼而近代佔領印度的蒙古人和英國人，乃至1962年早已獲國家獨立印度人，在高聳的喜馬拉雅山腳下都不能也不曾撼動中國的西南部邊陲。這樣的歷史經驗支持我們得出結論，對中國西陲安全有重大關聯度的是以伊朗為前沿的高原國家而非印度：昨天伊朗高原國家而非印度成功地抵禦了羅馬帝國的東擴，今天它們而非印度正在抵抗和消耗著「北約東擴」。由此，伊朗高原國家而非印度的反霸鬥爭對中國國家安全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如果再考慮到中國對伊朗高原國家原油進口有著巨大依賴性需求，伊朗高原國家的安全——當然，這一判斷成立的前提是中亞沒有出現中世紀阿拉伯帝國【89】那樣的歷史條件——較之印度對中國更具唇亡齒寒的戰略價值。三、人民：地緣政治中最能動的因素也許有人會問，在科學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地理環境的差異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傳統地緣政治理論在高技術軍事面前還有意義嗎？筆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們看，擁有21世紀高科技的美國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不還是失敗了嗎？歷史的辯證法是：美國通過現代技術贏得了戰役，但阿富汗、伊拉克人民卻使美軍輸掉了戰爭。技術只有在特定技術組合關係中才有意義，這是微觀層面，但若將此結論放到更大的時空範圍就會進一步發現，技術只有在特定的人地關係中才有意義。21世紀頭10年的伊拉克戰爭以及再往前追溯的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抗日戰爭、50年代的朝鮮戰爭和60年代的越南戰等，都是擁有先進軍事技術的侵略者在反侵略國家的人民抵抗中的失敗的經典案例。對此認識最深刻也最有權威的是美國遏制理論的創始人凱南，他晚年告誡美國後生們：我們在戰後犯的第二個錯誤跟我們接受並信賴核武器有關。我們把這種武器當作我國軍事事態的主要支柱，想念它能保證我國戰後時期的軍事政治優勢。我們的根本錯誤就是認為一種武器的效力和它的破壞力直接成正比，而這種武器的破壞力並不是僅僅針對敵方的武裝力量，還針對他們的平民和民用經濟。我們忘記了戰爭的目的是、或應當是以最小的而不是最大的一般性破壞得分；我們還忘記了：一種好武器不只是要有破壞力，還要能夠辨別目標。最重要的是，我們沒有考慮到，已有強有力的證據說明，從長遠看核武器只能是自殺性的武器，不可能是別的。【90】按這種打法幹起來，合乎邏輯的結局就是毀滅我們自己，而且很可能是毀滅世界文明本身。也就是說，我們使自己鑽進了一個死胡同。今天，在我們設法從這個陷阱里退出時，事情越來越明顯，我們在運用武裝力量方面並沒有另一種可行的原則可以依靠。【91】凱南因其「遏制戰略之父」的特殊身份使他的上述認識更有「過來人」的教益。當然，科學技術的發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但不能消除地理差異及其對軍事行動的不利作用。比如，火車、艦船、電訊、光電信息等技術並沒有在阿富汗給19世紀以蒸汽航海動力技術裝備的英國軍隊、20世紀末以導彈技術裝備的蘇聯軍隊、21世紀以信息技術裝備的美國軍隊帶來榮光。當這些擁有時代最先進的軍事裝備的入侵者進入具有典型高原地貌特徵的阿富汗後，均被穿梭在崇山峻岭、手持原始武器的阿富汗人民拖得疲於奔命並最終無功而返。兩千多年前的孟夫子道出其原因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92】這些都說明，技術對地緣政治的基礎作用及其規律的影響是有限的，地緣政治中最能動的因素不是物而是人，不是技術而是人運用地緣政治基本規律把握人地關係的智慧。「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93】世界最終還是由人民創造的，地緣政治講的是人地關係，而在人地之間，「人緣」即人的關係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有人緣的地方才有政治。地緣政治的前提是資源，沒有人對資源的爭奪，也就沒有了政治。地理環境可謂是「硬實力」，而人利用地理環境的能力可謂「軟實力」。人當然是在特定社會結構中的人，因此，特定的社會結構是影響地緣政治表現水平的深層次的內容，而地理環境只不過是不同社會結構的物質載體。同一地理環境，配之以不同的社會人群，其表現出的人地關係及由此產生的攻防能量是完全不同的。故而，地理位勢乃至技術優劣並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由當地人民及其政治家的智慧轉換的。不然，歷史就不會出現在同一地域中不同的政治家導演的起伏跌宕的悲喜大劇。地緣政治所反映的本質上還是人地關係。對此黑格爾有過經典的論述。他說：自然的聯繫似乎是一種外在的東西。但是我們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從而表演的場地，它也就是一種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礎。我們所注重的，並不是要把各民族所佔據的土地當做是一種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這地方的自然類型和生長在這土地上的人民的類型和性格有著密切的聯繫。這個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歷史上出現和發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採取的地位。我們不應該把自然界估量的太高或者太低：愛奧尼亞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於荷馬詩的優美，但是這個明媚的天空決不能單獨產生荷馬。而且事實上，它也並沒有繼續產生其他的荷馬。在土耳其統治下，就沒有出過詩人。【94】黑格爾的話應合了中國「一方土地養一方人」的俗語。同一地理條件可以出現不同的政治結果，不同的政治結果也可產生於同一地理條件。此間的莫測變化取決於人的因素。正如毛澤東所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95】總而言之，地緣政治的真正力量來自人民。霸權的真正阻力來自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人民是一個特定區域中居民主體或多數的概念。而技術尤其是高技術可以解決一部分矛盾，但解決不了一切矛盾特別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當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激化為敵對關係時，這個矛盾基本無解，而勝利的一方面總是代表絕大多數人民的一方。目前深陷技術拜物教中的西方人不願意承認這一點，他們認為技術萬能，每當軍事技術有了什麼新突破，他們就容易想入非非，其戰略制定也就容易脫離實際，其戰略目標居然會大到如不與一切人為敵則不能罷休的地步。這樣的戰略，即使坐擁天下形勝，也沒有不失敗的。與此相對應，鄧小平在東海、南海島嶼問題上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暫時忍讓政策。其目的是力爭在十年內實現台海統一這個戰略目標。當時鄧小平同志考慮的是從台海統一打開「三海一體」的困局，今天可以設想，如果這個目標即台海統一如期實現，為此而擱置「爭議」問題的解決，也就迎刃而解。這是從中國方面講。如果從長期遏制中國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權的戰略對手的角度看，台灣是亞太大國博弈的中樞，它在近現代史中既是西方列強比如荷蘭、西班牙從南海北進黃海、日本南下南海的必經之地，又是美國遏制新中國東進太平洋的橋頭堡。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草擬了一份《征伐清國策》，其中目標就是「吞併蓋平（今遼寧蓋縣）以南的遼東，以及山東的登州、舟山群島、澎湖列島、台灣和長江兩岸十里以南的地區」【52】。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戰中打敗中國後，第一件事就是根據《馬關條約》佔領中國的台灣和澎湖列島。佔領這些島嶼，日本就控制西太平洋制海權的「命門」，就有了依次滾動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政治的穩固軸心。台灣之於日本的意義，時任戰後駐日盟軍總司令的麥克阿瑟將軍（DauglasMacArthur，1880～1964）有比較到位的分析：福摩薩【53】在歷史上就被（日本——筆者）當作向南部地區進行軍事侵略的跳板。最著名也是最近的一個例子，是日本在「二戰」期間對福摩薩的利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福摩薩作為日本各種護航船隊的中途集結地和補給基地，發揮了重要作用。駐紮在呂宋林加延灣的軍隊主要力量是從基隆、高雄和澎湖列島運來的。支援日本的陸軍、海軍的空軍部隊也是以位於福摩薩南部和台中的飛機場為基地的。高雄是1942年2月日本人入侵爪哇的中途集結點。1942～1944年，福摩薩是從日本、經過沖繩和菲律賓、到達東南亞的交通運輸的重要連接點。1944～1945年期間，福摩薩是日本為準備守住菲律賓地區的重要戰役向菲律賓部署增援部隊和飛機的關鍵中途集結點。隨美國航母艦隊開進西太平洋，福摩薩作為空軍基地在日本的防禦計劃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1945年1月美國佔領呂宋後，日本空軍撤退了福摩薩機場，佔據了主動發動攻擊的有利位置，用來阻止我們前進的部隊。1941年日本控制琉球群島和中國東部的周邊後，福摩薩的軍事作用便充分表現了出來。【54】台灣在美國的遠東戰略中具有「一石三鳥」即遏制俄國、中國和日本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擬定了NSC48/1和48/2號文件。在NSC48/1號文件中提出：從軍事的角度看，如果要成功地防禦蘇聯將來的入侵，美國必須在亞洲保持一種最低限度的地位。我們認為，這種最低限度的地位至少應包括在亞洲沿海島嶼連線上維持我們目前的軍事地位，以及在戰時阻止共產黨佔領這條線。這條線是我們第一道防禦線，另外，也是我們的第一道進攻線，從這裡可以使用任何可以使用的方式，尋求減少共產黨控制的地區，但不使用大規模的武裝力量。這條防禦線應包括日本、琉球群島和菲律賓。這種最低限度的地位可能控制主要的交通線，它們是美國在亞洲的重要地區戰略發展所必需的。【55】1949年12月29日，為了「確切地弄清福摩薩的戰略意義」，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召開會議，陸軍參謀長勞頓·柯林斯在會上「強調保住台灣的重要性，因為它具有牽製作用，並相信，只要中國共產黨想爭奪或征服福摩薩，他們就不會向南擴張」【56】。1953年11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政策聲明》的附件即《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對美國有關台灣和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和行動準則的研究》對台灣之於美國的影響作出如下判斷：在地理位置上，福摩薩和澎湖列島是我們沿海防禦陣地【57】的一部分。它們掌握在友好的政權手中，對於我們在防禦這些陣地時進行的空中和海上作戰，十分重要。單純將它們中立化不能滿足美國的戰略需要，因為這樣會（1）大大改善中國共產黨的戰略地位，使他們的防禦部隊得以緩解，能夠同時在其他地方集結；（2）大大削弱我們自己在該地區的戰略地位，一旦軍事局勢需要對大陸上的中國共產黨發動攻擊，行動自由會受到限制。軍事局勢的發展可能需要以後使用這些島嶼，作為對中國共產黨發動進攻性作戰行動的基地。基於這些原因，把福摩薩和澎湖列島納入美國遠東防禦體系會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應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阻止敵對力量控制它們，即使是冒著爆發全面戰爭的嚴重危險。【58】通過控制台灣牽制中國南下南海和遏制中國東進太平洋至今還是美國沒有放棄的戰略。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它也有其不便說明的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在冷戰期間防止蘇聯或日本再次南下南海的戰略目標。1972年尼克松在與毛澤東會談時說：「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決不能留下真空，因為真空是有人會來填補的。」尼克松在與周恩來會談時告訴周恩來：「如果我們缺乏同日本的防禦安排，我們在與它有關的問題上就發揮不出影響了。」「如果我們從我提到的世界上那些地方撤退，那就會給美國帶來巨大的危險——中國所遭受的危險甚至會更大。」【59】但是，與日本的地緣政治需求不同，台灣並不處在美國核心利益的線路上，它只是美國核心利益線上的「編外人員」。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核心利益就是要確保從夏威夷經關島、菲律賓，最終至馬六甲海峽這條通往波斯灣的海上運輸線的安全。台灣不在這條線上，只要不影響美國核心利益，美國就不會為台灣動用全部力量。太平洋戰爭後期美國反攻日本的時候，就沒有選擇離日本更近的阿拉斯加而是從中太平洋發起攻擊，因為在這一帶有美國必須死保的海上運輸線。可以斷定，未來阻撓中國台海統一進程的主要力量來自美國。但與日本相比，由於台灣不在美國核心利益線上，非核心利益就不會動用無限手段，況且美國有那麼多的全球問題要處理，因此美國未來用於支持台灣分離勢力的資源絕不會大於朝鮮戰爭，更不會大過越南戰爭；這是由於美國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台灣，這與美國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朝鮮一樣。美國只能將其有限力量用於保護從夏威夷經關島、菲律賓至馬六甲的海上生命線。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可以用無限手段——且不說台灣就近於中國大陸，中國有的是時間以逸待勞，而美國為台灣則要勞師征遠。對美國而言，台灣只是用於北御日本和俄羅斯、西阻中國的「虛子」。既然是「虛子」，美國就不會全力以赴。有人會說，美國是海權大國，這話沒錯。但矛盾是可以轉化的。我們戰略研究的中心任務不是製造矛盾，而是轉化矛盾，將矛盾轉化為有利於自己。我們知道，絕對的制海權是以絕對制陸權為依託的【60】。近代史上英國海權實踐的成功經驗表明，絕對制海權的實現永遠需要絕對陸權的配合，正如19世紀的英國在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正是依託其在印度大陸的絕對制陸權而實現的道理一樣，用於支持海上作戰的島嶼資源的總量決定海上戰鬥力持續時間的長短。而中國大陸對其近海的作戰力量的資源供給線最短，其資源供給量近乎無限。與美國相比，中國在其近海的制海權具有美國無法比擬的天然且不可抗的優勢。美國無疑是世界海上強國，但具體到中國東部近海海域，美國的海上優勢就會在此大打折扣。美國歷史上的兩位總統即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Roosevelt，1858～1919年）和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Roosevelt，1882～1945年）是明白這個道理的，前者反對他的繼任者威廉·霍華德·塔夫脫（William HowardTaft，1857～1930年）總統進軍東北亞的「金元外交」。他寫信並拜訪塔夫脫，告誡他：應將美國的國力用於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認為，日本可能成為包括美國在太平洋領地在內的美國安全的嚴重威脅。亞洲大陸的利益對日本是生死攸關的，而美國在那裡的利益，特別是在滿洲的利益「實在不重要，而且美國人民也不會甘心為它冒導致衝突的最低限度的風險」。他警告塔夫脫：在滿洲向日本挑戰需要巨大的軍事力量，相當於把英國海軍和德國陸軍結合在一起的實力。羅斯福對塔夫脫的理想主義「新計劃」大潑冷水，認為當一個強大的國家有意不顧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而寧願使用武力時，「門戶開放」政策就毫無用處。當前美國除辯論外，並不具備和日本在東北亞進行大規模較量的實力。羅斯福建議塔夫脫放棄帶有攻勢的東北亞政策。【61】後者則在二戰後期將東北亞放與蘇聯並在向日本投放原子彈後放手讓斯大林進軍中國東北。可以肯定，如果富蘭克林·羅斯福活到20世紀50年代，他一定會反對其繼任者杜魯門封鎖台灣海峽並出兵朝鮮的政策。事後證明，美國50年代的「對台政策」使其背上至今不能卸下的沉重包袱，更令美國沒有料到的是，美國在與蘇聯和中國對抗並消耗自身國力的同時，歐洲卻攜歐元快速走向統一。可以斷定，隨時間推移，美國在今後逐漸脫手台灣只是個遲早的問題。如上所述，台灣雖不在美國核心利益線上，但卻處於日本南下南海和中國東進太平洋的兩條核心線路的交叉帶上。除了主權因素外，台灣不僅是中國打開中國西北太平洋制海權的關鍵環節，它更是中國進入太平洋深海海區最便捷的門戶。目前，中國制海權最大的制約因素是缺乏對深海的制海能力。而沒有深海，中國最具威懾力的海上戰略力量就無法充分施展。從近現代中國分裂的導火索多來自海上入侵以及2011年利比亞因失去地中海制海權而陷入內戰的經驗看，實現從遼東半島經台灣島至海南島的無縫鏈接，是中國新世紀順利成長為有影響力的世界大國必須完成的國防任務。東南亞、西南亞這裡的國家分陸海兩類，其經濟形態各異，版圖大小不同，但其經濟對西方整體性的依附和版圖呈現圍繞中國的歐洲式的「對稱性破碎」卻是其共同特徵。這兩大特徵是歷史的產物，前者打斷了這些國家經濟獨立自主發展的進程，後者則使之相互牽制。比如，在中南半島有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的相互牽制；在印度半島有印度和北面的巴基斯坦及南面的斯里蘭卡的相互牽制；在中亞有中亞五國之間以及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相互牽制等；在南海則有菲律賓、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之間的相互牽制等。這些牽制關係大大降低了這些地區整體合力。亞洲地緣政治的對稱性即中國主體板塊與其破碎的周邊不對稱共存的特點，並不是歐洲列強最願意看到的結果：它們希望的是亞洲出現歐洲那樣從中心到外圍的全面對稱型破碎，而不是以中國為中心板塊的不對稱型破碎。這樣的多國版圖與中國不對稱共存特徵對亞洲的整體發展是有利的。這是因為：第一，中國周邊鑲嵌的這些碎片小國，保護性地將當時還處於弱勢的中國與西方列強屏隔開來，比如，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等猶如避雷針將中國屏蔽於西方強犯之外，這有利於中國積蓄力量再次崛起。第二，中國周邊存在碎片化國家，這既減少了西方殖民統治的成本，也減少了中國在這一地區發揮主導作用的成本。第三，它也因其難以整合的破碎性而更增加了西方遏制中國的成本，這種成本增加的幅度與參與遏制中國的地區對稱型破碎化的程度成正比。20世紀50年代美國戰略思想家李普曼認識到這一點，針對當時美國全面遏制蘇聯和中國的政策，他明確指出：這種企圖用邊緣國家築成「攻不破的藩籬」來「遏制」蘇聯的政策，還有更不利之處。我們必須承認，這些邊緣國家都是弱國。而弱小的盟國並不是資本，它們是負擔。為了支撐和維持它們，需要分散我們的力量，花費我們的金錢和信譽。這些弱國是容易受侵害的。而為保護它們所花的氣力絲毫也無助於我們決定或者解決主要衝突。【62】我們可以明白看出，這個新的聯合陣線其實是聯合不起來的。這個邊緣地帶沒有成為抵禦蘇聯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籬，而卻是一鍋沸騰內爭的稀粥。【63】喬治·凱南是美國遏制戰略最初的倡導者，可他在20世紀80年代也認識到美國並非無所不能，他在一次講演中，「以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的身份告誡年青的一代：我們的國力還是有限的；為爭取自由我們必須付出代價。我們要承認世界上有些問題我們是沒有本領解決的，我們深深捲入其中既無益也於事無補；地球其他地區的難題只好在沒有我們插手的情況下讓人家自己去解決。【64】對稱型破碎地區易於由大國牽頭串聯，但要想整合起來需要的幾乎就是無限透支的資源。這似乎是一種規律性的現象，即破碎地帶——比如歐洲、中東、東南亞等——的國家整合需要更大的資源，這個規律性現象符合合力計算的一般原理：當兩分力大小不變時，其矢量相交的夾角越大，合力就越小。這樣一個主要由西方殖民主義在亞洲製造的地緣政治布局給中國的發展帶來雙重影響：一方面，這些破碎國家經濟的依附性和政治的破碎性弱化了其抵抗西方霸權主義的力量，但也同比地增大了中國在近代反殖和當代反霸的政治風險；另一面，它也大大增加了西方列強為了孤立和封鎖中國整合這一地區力量的難度。這樣的對稱性破碎現象及其互動規律在東南亞和西南亞，尤其在這兩大地區靠鄰中國的地區表現得也較為充分。在這些地區的碎片國家根本無力形成與中國長期對抗的力量，因而它們迫切需要藉助外來力量以提升自身的分量，從而也使西方比較容易將這些國家碎片串聯起來形成什麼「C型」或「O型」包圍鏈條，同樣也由於它的對稱型破碎的特點使它們和西方國家兩方誰也拿不出太多資源以回報對方，而那些有能力拉起包圍鏈條的大國沒有足夠財力來長期「維修」這根鏈條。比如，巴基斯坦曾是美國拼湊起的《巴格達條約》中的國家，1971年年底第三次印巴衝突時，美國無力擔當起保護巴基斯坦的責任，當時美國的表現反不如中國仗義【65】，為此巴基斯坦退出《巴格達條約》反成了中國的「鐵哥們」。與美國在亞洲的處境不同，中國在亞洲的地緣政治——與對稱型破碎的歐洲版圖相比——位勢有更強的自主性。只要中國的主體板塊地位不變，亞洲以中國為主動力的獨立發展路線就不會為外來力量所破壞，而維護中國在亞洲的主體地位是保持亞洲在世界各大洲中競爭優勢的關鍵。毛澤東曾說「中國是亞洲的重心」【66】，從這個意義上說，亞洲問題即中國問題，中國問題亦即亞洲問題。當年歐洲列強為了達到長期殖民的目的，人為地打斷了亞洲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獨立性，並通過製造一些領土糾紛肢解了亞洲地區的整體性。但在它們被趕出亞洲後，又無奈地看到在這一地區出現了一個不利於西方卻有利於亞洲穩定的以中國為主體板塊的地緣政治形勢——這種形勢使中國近鄰地區避免了歐洲那種因多國對稱性力量（矢量）長期對沖而消解其整體合力的歷史悲劇，並使亞洲國家反對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鬥爭獲得亞洲主體國家即中國的有力支持。作為辯證的結果，這些對稱型破碎的亞洲國家也為中國分解了來自西方的壓力。正是由於這種雙向互動，亞洲國家才得以將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驅逐出亞洲並使亞洲在世界各洲間獲得相當的競爭優勢。勿庸諱言，亞洲地緣政治的「不對稱」特性有利於西方諸大國的操縱，但由於地理空間距離遙遠和中國主體板塊的就近存在，西方操縱這些國家的深度是非常有限的。只要中國周邊國家的和平格局不出現大變，亞洲國家對中國的需求及由此產生的外交傾斜，不管從空間還是時間來看，都要大於遠在天邊的西方諸國。需要指出的是，在東南亞國家中，印度尼西亞自身版圖的破碎性對其國防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它處四戰之地且在東亞強國的包圍之中，其鬆散島嶼構成的地緣政治形勢以及它所持有的馬六甲海三個共管國之一的誘人身份使其國防極其脆弱並面臨巨大的壓力，它因此要比其他東南亞國家更需要遠交大國以獲得幫助，其外交政策亦不會輕易跟隨東南亞其他國家。對此特點，中國應有予以充分的關注。「天堂很遠，中國卻很近」，這是越南原國防部長範文茶對這種關係所做的比較形象又比較到位的概括【67】。只要中國外交政策不要出現那種「圍淵驅魚、圍叢驅雀」式的失誤，西方國家利用亞洲國家尤其是亞洲與中國鄰近的國家以圍堵中國的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印度和伊朗如果說東南亞國家是一種對稱型碎片化且無重心的存在，那麼南亞的印度和西亞的伊朗具有地區重心的特點。與中國類似，印度——儘管在較低即地區級別上——也是被破碎的南亞國家群落所包嵌的國家，這些國家與印度呈不對稱性共存狀態。但與中國根本不同的是，印度大版圖下包裹的只是一個「個大腎虛」即內部社會結構已被完全碎化因此不能有效擔當洲際大國責任的國家。印度國家大版圖是英國人根據其控制印度洋的戰略需要有意識保留下來的。英國人在其制海權的實踐中明白：絕對的制海權是以絕對制陸權為依託的。為了長期控制印度洋，英國人在佔領印度後便儘可能地擴張印度的領土邊界；也是為了同樣的目的，英國人又用一切手段將印度內部自生型的結構予以碎化，使之變為對稱相互掣肘因而必須對外依附的結構。自1939年始，英國將其直接統治下的印度（稱英屬印度）分為13個省，其中包括緬甸。而印度王公統治的土邦卻被分為約600多個——這幾乎是法國黎塞留【68】肢解德國以保障法國在歐洲大陸主導地位的手法的再版。據尼赫魯在《印度的發現》一書中提供的材料：「其中有15個可以認為是主要的土邦。最大的是海得拉巴、克什米爾、邁索爾、特拉凡哥爾、巴羅達、瓜略爾、印多爾、柯欽、齋浦爾、佐德浦爾、比加尼爾、波保爾與巴的亞拉。跟著就是許多中等土邦，最後是幾百個很小的地區，有些在地圖上並不比針尖大。這些小土邦大多數是在加提雅瓦爾、西部印度與旁遮普」【69】。這種土邦在英國的嚴密監督下存在著，占整個印度面積的2/5。英王統治下的印度雖然是一個由英國統治的龐大殖民地帝國，可是，印度其實是分為英屬印度和土邦印度兩部分，造成了奇特的國中之國的現象。印度版圖外觀完整而內部破碎的地緣政治結構保證了英國統治地位的穩固。而這種內部破碎又是英國人統治印度的前提，正如英國人統治印度是控制印度洋的前提一樣。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英國人對印度的碎化不僅是物理上更是心理上的。它最終表現在對印度人的自覺精神和自主意識的摧毀。英國在印度在無情鎮壓印度民族反抗的同時卻刻意扶持甘地思想中的「非暴力不合作」意識。英國人將甘地塑造為印度精神的「聖雄」。甘地不主張——與中國的清末武訓【70】的主張相似——對英國的殖民統治進行暴力抵抗，這樣就徹底抹殺了印度人民的革命意識，使印度文化染上了「告別革命」的色彩。而沒有「革命」，印度就不可能實現有效的改造和管理。關於此，1943年11月8日，就在德黑蘭第一次會議「前一個小時」，羅斯福與斯大林的一段對話說得很明白：羅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爾談印度問題，因為他羅斯福知道，丘吉爾對印度問題任何主意。丘吉爾認為，這個問題可留到戰爭結束以後解決。斯大林說，印度是丘吉爾的一個病灶。羅斯福同意這一點，但他認為，英國必須在印度採取某種行動。羅斯福說，他希望同斯大林隨便談談印度問題。隨後他對斯大林提出一個讓今天美國「民主制度」的粉絲們想不到的建議。他認為，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斯大林答，從下面開始——這意味著走革命道路。羅斯福說，關於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這個問題有直接關係的人能更好地解決問題。斯大林說，當然，局外人能比較客觀地觀察事物。【71】斯大林抓住了印度歷史中「告別革命」的軟肋！英國人在印度推廣的甘地學說中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使印度人失去了革命和反抗意識，對入侵者失去了民族自衛的意識，使印度人最終失掉了民族獨立的靈魂，而失去了獨立的靈魂，印度也就失去了一切。馬克思說：「印度人失掉了他們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他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色彩」【72】；馬克思還說「英國人在印度進行統治的歷史，除破壞以外恐怕就沒有別的什麼內容了」【73】。英國人不僅摧毀了印度人的反抗精神，更為重要的，他們還摧毀了能讓印度人重新整合為統一民族的工業基礎。我們知道，英國是以紡織工業起家的國家，初期更是以非常殘酷的手段確保工業技術立國【74】。17世紀末和18世紀的大部分時期，當印度紡織品質量高於英國同種產品時，政府明令禁止人民使用印度的絲織品和印花布，出賣或貯藏這些印度商品者要被處以罰金。英國工業革命成功後，憑藉近代大機器工業和產品的低廉價格，整個地將原本高於英國的印度紡織技術以及建立其上的印度紡織業摧毀。馬克思不無感慨地說：曾經產生了無數紡工和織工的手紡車和手織機是印度社會結構的樞紐。歐洲從很古的時候起就得到印度製作的絕妙的紡織品，同時運貴金屬去交換，這樣就給當地的金匠提供了原料，而金匠是印度社會裡的必要成員，因為印度人極其愛好裝飾品，甚至最低階級中的那些幾乎是裸體的人們通常都戴著一副金耳墜，脖子上套著某種金飾品。手指和腳趾上戴環戒也很普遍。婦女和孩子常常戴著沉甸甸的金銀臂鐲和腳鐲，而金銀的神像在普通的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列顛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織機，毀掉了它的手紡車。英國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織品擠出了歐洲市場，然後是向印度斯坦輸入棉紗，最後就使這個棉織品的祖國充滿了英國的棉織品。從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顛向印度輸出的棉紗增長的比例是1：5200。在1824年，輸入印度的不列顛細棉布不過100萬碼，而到1837年就超過了6400萬碼。但是在同一時期，達卡的人口卻從15萬人減少到2萬人。然而，曾以製造業聞名於世的印度城市遭到這樣的衰落決不是英國統治的最壞的結果。不列顛的蒸汽機和科學在印度斯坦全境把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徹底摧毀了。【75】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亞諾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一書中以印度為例，對英國的自由貿易學說的虛偽性做了深刻揭露，他寫道：1814年，印度對從英國進口的毛織品僅征2%的關稅，棉織品、絲織品僅征3.5%的關稅。相反，英國對從印度進口的原棉征的稅很輕微，但對印度的棉織品征的稅則高達70%～80%。結果，在1814年至1844年的30年里，印度棉織品輸入英國的數量從125萬匹跌到6.3萬匹，而英國棉織品輸入印度的數量從不到100萬碼增加到超過5300萬碼。」1840年，研究近代英國殖民地歷史的歷史學家M．馬丁在上院特別委員會作證時也說：「印度紡織工業的被摧毀是由於英國在大聲疾呼實行自由貿易，卻不許印度本國自由貿易。」【76】最後，斯塔夫里亞諾斯對英國在印度的政策一言中的，他說：「總而言之，英國人創立的整個基礎結構，旨在一個依附於自己的殖民地經濟，而不是一個獨立發展的經濟。【77】由此，我們在印度看到了外表龐大而內部完全碎化了社會結構【78】。印度獨立是在完整保存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產權關係和英國在印度的殖民地版圖基礎上出現的，巨大的版圖上承載的是從封建主義到殖民主義和獨立後的資本主義的全部生產關係，低成本的革命帶來的結果是高成本的和低效的發展。而這恰恰是印度與中國在同期獨立後出現巨大差別的原因所在。與印度的近代起點相似，中國在近代史中從一個自主的宗法封建國家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中國版圖在20世紀上半葉被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反覆瓜分，幾經碎裂，但中國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使中國走上了與印度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國人民的英勇抵抗使中國再次獲得基本統一；也就是說，中國今天的統一大版圖及由此形成的在亞洲的主體板塊地位是主要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象印度和埃及那樣靠外力即英國的力量贏得的。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運動使中國革命自然而然地帶上了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性質。革命成功又使中國經濟徹底擺脫了原來依附於西方中心的性質，走上了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道路。在這條道路上，中國建立了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此後中國經濟與印度迅速拉開了距離。如下表【79】所示： 1913～1995年印度與中國業績增長比較（年均複合增長率 %）不難看出，1952年是中國與印度經濟差距全面拉開的第一個關節點，而恰恰在這一年，作為中國革命的第一個成果即中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並開始向社會主義所有制過渡；而在印度，不觸動產權關係因而是馬拉松式且最終不了了之的印度土地改革才剛起步。徹底且成功的土地改革正是中國革命的直接結果，抓住這一點，也就抓住了中國與印度國家潛力及其比較的關鍵。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Developmentas Freedom）一書中認為，中國上述成就的根源應當從包括土改在內的毛澤東的成就去尋找，他寫道：隨著東亞和東南亞經濟的高速經濟進步得到更充分的分析，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並非僅僅是經濟開放——以及更大程度地依賴國內和國際貿易——導致了這些經濟經歷如此快速的經濟轉變。積極的社會變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識字的普及、更好的醫療保健服務——也為發展奠定了基礎。我們在這裡觀察的，不是經濟改革的社會後果，而是社會改革的經濟後果。市場經濟在這樣的社會發展基礎上繁榮起來，就像印度最近認識到的那樣，缺乏社會發展會阻礙經濟發展。中國的這種社會變革是在什麼時候、如何發生的？這些社會變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實際上很多是發生在毛澤東政策的活躍時期。毛澤東是有意識地為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擴展建立基礎的嗎（他事實上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這個假設是很難接受的。但是毛澤東的土地改革、普及識字、擴大公共醫療保健等等政策，對改革後的經濟增長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後的中國受益於改革前中國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應該得到更多的承認。【80】那麼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退出印度洋時為什麼沒有對印度——當然也包括埃及——進行全面而只是有限的肢解呢？這首先是因為英國當時不具備全面肢解印度的力量，其次是英國覺得也沒有這樣做的必要。英國在被迫退出印度時對印度洋周邊國家的均勢重新做了完全不同於19世紀的安排。英國人根據自己控制印度洋的成功經驗，知道絕對的制海權來自絕對的制陸權。美國未來如果不能在印度擁有絕對制陸權，就不能擁有對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為此，英國在離開南亞時給印度留下一個龐大版圖以此使印度有足夠的國力抵禦其他海上強國——比如美國——直接佔領，同時又留給印度一個破碎的社會結構以使印度的國力增長極限不足以形成對印度洋的絕對控制。同時，英國又在印度分裂出一個巴基斯坦從北方對印度實行牽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國之間製造摩擦，以此牽制印度乃至中國未來進入印度洋的能力。這是英國為自己將來重返印度洋——2011年已重返利比亞了——埋下的伏筆。伊朗位於亞洲西南部，中北部緊靠裏海、南靠波斯灣和阿拉伯海。伊朗東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東北部與土庫曼接壤，西北與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為鄰，西界土耳其和伊拉克。伊朗國土絕大部分在伊朗高原上，屬高原國家，海拔一般在900～1500米之間。西部和西南部是寬闊的扎格羅斯山山系，約佔國土面積一半。中部為乾燥的盆地，形成許多沙漠，有卡維爾荒漠與盧特荒漠，僅西南部波斯灣沿岸與北部裏海沿岸有小面積的沖積平原。在西南亞地緣政治中最具歷史意義現象的是扎格羅斯山脈馳東與興都庫什山、繼而與印度北面的喜馬拉雅山連為一體，與伊朗高原、青藏高原一道形成世界最壯偉的由西而東保障亞洲大陸「樞紐地帶」的「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天然戰略屏障。正是有了這道戰略屏障，除中世紀阿拉伯人統治時期外，伊朗在古代（如安息王朝，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81】、薩珊王朝，公元224～651年【82】）和近代已被肢解為多個伊朗高原國家（包括伊朗全部及阿富汗、巴基斯坦部分地區等），但這些國家最終還是成功地抵抗了西方列強的侵犯並使其避免了印度那樣完全殖民地的厄運。印度由於被屏蔽在這道戰略屏障之外並在近代被英國長期殖民，最終淪落為宗主國英國拋在南亞的「霧都孤兒」【83】。伊朗所處的地緣政治位勢對中國西陲安全具有極大的「橋頭堡」的意義。歷史上中國西陲安全長期面臨歐洲強勢東擴的壓力，如古希臘時代的亞歷山大東征、羅馬帝國的東擴、歐洲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以及近現代歐洲、沙俄、蘇聯乃至進入21世紀的美國等都對伊朗高原國家進行過強勢入侵，這些外來列強的入侵無一例外地被拒阻於伊朗高原之外或被大量消耗在伊朗高原之中。不僅如此，伊朗高原國家與中國西陲被「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戰略屏障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樣，位於屏障最西端的國家伊朗實際上成為中國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牆」，它們抵抗西方列強的鬥爭的命運與中國西陲安全唇齒相依：如果伊朗被壓垮，那麼或海或陸由此東進的西方強勢力量就會沿著途經伊朗高原的古絲綢之路（在此地理基礎上形成今天的「歐亞大陸橋」）倒逼中國並對中國西陲造成重大危險。比如中國漢時期，羅馬帝國東擴——這是另種「北約東擴」——的力量被拒止於安息西部邊陲，這大大緩解了中國西部邊陲的戰略壓力；大概也是出於同樣的戰略需求，漢武帝派出的西域特使張騫還於公元前119年特意派其副手訪問安息（帕提亞，即今天伊朗地區）帝國，安息王竟激動地派出兩萬騎遠迎中國使者。這說明當時安息國與中國已有互為依存的戰略需求。同樣也由於近代阿富汗人民藉助興都庫什山的險峻地形對英國殖民者實行的極頑強的抵抗【84】，英國無法北上接近遑論深入中國西陲的薄弱地帶即新疆西境勾結阿古柏偽政權【85】禍亂中國；而世界最高峰喜馬拉雅山的阻隔更使英國在佔領印度的一百多年中竟無力從印度北境有效介入中國西藏政治：1904年8月3日，英國曾攻陷拉薩，但到了冬天，英國人因熬不過高寒天氣被迫撤回印度。英國人由此得到了「西藏不容易進入的特點使得任何加強對中國進行軍事抵抗的行動都不現實」【86】的經驗。這種經驗對英國世界霸權的後繼者美國來說也不是一點沒有：1950年，美國人曾想為西藏叛亂分子提供為時半年的作戰裝備，由於「牲畜馱運是惟一實用的運送手段，上述彈藥數量約需7000頭騾子的運送。由於沒有那麼多的騾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徑迫擊炮和彈藥可能無法運離印度」【87】，以至美國後來也意識到對達賴集團的支持「在很長的時期內需要相當巨大的經費」【88】。「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山系形成的對中國西陲的大縱深的防護使得近代西方即使佔領印度後仍不能有效地從西南陸上牽制中國，而不得不沿海路繞道進入東海推行其強力控制中國的目的。換言之，這條防護屏障不僅大大推遲了西方自羅馬帝國以來對中國全面入侵的時間而且減弱了——與印度相比——其影響中國的力度。同樣的道理，正是當年從中國新疆居高臨下西進的匈奴人，由於一路上沒有這樣的高原屏障，才有可能率先——與羅馬東進速度相比——西進歐洲並迫使可能東進的日耳曼人南下並最終壓垮了羅馬帝國。比較而言，處於上述「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屏護之外且地勢低緩的印度則較容易受到外來侵犯。印度平原約佔全國總面積的2/5強，山地只佔1/4，高原佔1/3，但這些山地、高原大部分海拔不超過1000米。低矮平緩的地形在全國佔有絕對優勢，不僅交通方便而且富饒。低海拔的平緩地形大大弱化了印度人抵禦外敵入侵的能力，並因此受到外族的長期佔領。值得中國邊疆史研究者注意的是，不管是曾打入印度的亞歷山大大帝，還是在中世紀繼而近代佔領印度的蒙古人和英國人，乃至1962年早已獲國家獨立印度人，在高聳的喜馬拉雅山腳下都不能也不曾撼動中國的西南部邊陲。這樣的歷史經驗支持我們得出結論，對中國西陲安全有重大關聯度的是以伊朗為前沿的高原國家而非印度：昨天伊朗高原國家而非印度成功地抵禦了羅馬帝國的東擴，今天它們而非印度正在抵抗和消耗著「北約東擴」。由此，伊朗高原國家而非印度的反霸鬥爭對中國國家安全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如果再考慮到中國對伊朗高原國家原油進口有著巨大依賴性需求，伊朗高原國家的安全——當然，這一判斷成立的前提是中亞沒有出現中世紀阿拉伯帝國【89】那樣的歷史條件——較之印度對中國更具唇亡齒寒的戰略價值。三、人民：地緣政治中最能動的因素也許有人會問，在科學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地理環境的差異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傳統地緣政治理論在高技術軍事面前還有意義嗎？筆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們看，擁有21世紀高科技的美國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不還是失敗了嗎？歷史的辯證法是：美國通過現代技術贏得了戰役，但阿富汗、伊拉克人民卻使美軍輸掉了戰爭。技術只有在特定技術組合關係中才有意義，這是微觀層面，但若將此結論放到更大的時空範圍就會進一步發現，技術只有在特定的人地關係中才有意義。21世紀頭10年的伊拉克戰爭以及再往前追溯的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抗日戰爭、50年代的朝鮮戰爭和60年代的越南戰等，都是擁有先進軍事技術的侵略者在反侵略國家的人民抵抗中的失敗的經典案例。對此認識最深刻也最有權威的是美國遏制理論的創始人凱南，他晚年告誡美國後生們：我們在戰後犯的第二個錯誤跟我們接受並信賴核武器有關。我們把這種武器當作我國軍事事態的主要支柱，想念它能保證我國戰後時期的軍事政治優勢。我們的根本錯誤就是認為一種武器的效力和它的破壞力直接成正比，而這種武器的破壞力並不是僅僅針對敵方的武裝力量，還針對他們的平民和民用經濟。我們忘記了戰爭的目的是、或應當是以最小的而不是最大的一般性破壞得分；我們還忘記了：一種好武器不只是要有破壞力，還要能夠辨別目標。最重要的是，我們沒有考慮到，已有強有力的證據說明，從長遠看核武器只能是自殺性的武器，不可能是別的。【90】按這種打法幹起來，合乎邏輯的結局就是毀滅我們自己，而且很可能是毀滅世界文明本身。也就是說，我們使自己鑽進了一個死胡同。今天，在我們設法從這個陷阱里退出時，事情越來越明顯，我們在運用武裝力量方面並沒有另一種可行的原則可以依靠。【91】凱南因其「遏制戰略之父」的特殊身份使他的上述認識更有「過來人」的教益。當然，科學技術的發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但不能消除地理差異及其對軍事行動的不利作用。比如，火車、艦船、電訊、光電信息等技術並沒有在阿富汗給19世紀以蒸汽航海動力技術裝備的英國軍隊、20世紀末以導彈技術裝備的蘇聯軍隊、21世紀以信息技術裝備的美國軍隊帶來榮光。當這些擁有時代最先進的軍事裝備的入侵者進入具有典型高原地貌特徵的阿富汗後，均被穿梭在崇山峻岭、手持原始武器的阿富汗人民拖得疲於奔命並最終無功而返。兩千多年前的孟夫子道出其原因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92】這些都說明，技術對地緣政治的基礎作用及其規律的影響是有限的，地緣政治中最能動的因素不是物而是人，不是技術而是人運用地緣政治基本規律把握人地關係的智慧。「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93】世界最終還是由人民創造的，地緣政治講的是人地關係，而在人地之間，「人緣」即人的關係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有人緣的地方才有政治。地緣政治的前提是資源，沒有人對資源的爭奪，也就沒有了政治。地理環境可謂是「硬實力」，而人利用地理環境的能力可謂「軟實力」。人當然是在特定社會結構中的人，因此，特定的社會結構是影響地緣政治表現水平的深層次的內容，而地理環境只不過是不同社會結構的物質載體。同一地理環境，配之以不同的社會人群，其表現出的人地關係及由此產生的攻防能量是完全不同的。故而，地理位勢乃至技術優劣並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由當地人民及其政治家的智慧轉換的。不然，歷史就不會出現在同一地域中不同的政治家導演的起伏跌宕的悲喜大劇。地緣政治所反映的本質上還是人地關係。對此黑格爾有過經典的論述。他說：自然的聯繫似乎是一種外在的東西。但是我們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從而表演的場地，它也就是一種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礎。我們所注重的，並不是要把各民族所佔據的土地當做是一種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這地方的自然類型和生長在這土地上的人民的類型和性格有著密切的聯繫。這個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歷史上出現和發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採取的地位。我們不應該把自然界估量的太高或者太低：愛奧尼亞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於荷馬詩的優美，但是這個明媚的天空決不能單獨產生荷馬。而且事實上，它也並沒有繼續產生其他的荷馬。在土耳其統治下，就沒有出過詩人。【94】黑格爾的話應合了中國「一方土地養一方人」的俗語。同一地理條件可以出現不同的政治結果，不同的政治結果也可產生於同一地理條件。此間的莫測變化取決於人的因素。正如毛澤東所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95】總而言之，地緣政治的真正力量來自人民。霸權的真正阻力來自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人民是一個特定區域中居民主體或多數的概念。而技術尤其是高技術可以解決一部分矛盾，但解決不了一切矛盾特別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當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激化為敵對關係時，這個矛盾基本無解，而勝利的一方面總是代表絕大多數人民的一方。目前深陷技術拜物教中的西方人不願意承認這一點，他們認為技術萬能，每當軍事技術有了什麼新突破，他們就容易想入非非，其戰略制定也就容易脫離實際，其戰略目標居然會大到如不與一切人為敵則不能罷休的地步。這樣的戰略，即使坐擁天下形勝，也沒有不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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