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識分子的污名化：一個消費社會學的解釋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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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號「無處不哲學」編輯

文/ 文軍 羅峰 來源/《學術月刊》201404

摘要：

●公共知識分子被污名,一方面加深了中國觀念市場的混亂，另一方面則是社會信任缺失的深化發展。

●公共知識分子被污名也並非都是壞事，知識階層的祛魅將加快公眾的覺醒，公眾在文化消費社會乃至整個社會的影響力得到了提升。

公共知識分子的污名化：一個消費社會學的解釋視角

　　「污名化」(stigmatization)作為一個長期存在的社會現象，自1963年美國社會學家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一書中提出以來，就一直與社會弱勢群體緊密相關，並因此受到了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們的廣泛關注。當前，中國學術界對於「污名化」現象的研究越來越關注，而公共知識分子，這一原本的「社會良心」、「在民眾的集體記憶中的文化知識的傳承者、社會道義和倫理精神的承擔者」 的崇高形象的擁有者，在近年來卻被冠以「叫獸」(教授)、「磚家」(專家)、「妓者」(記者)、「精蠅」(精英)等帶有侮辱性的稱呼，被貼上了「無恥」、「低能」、「空洞無物，只說不做」、「造謠」等標籤，甚至逐步陷入了被「污名化」的泥潭，其背後原因也許並不是傳統的污名研究可以完全解釋的。如果說公共知識分子在進入中國學界視野之初，更多的焦點還是聚集於其本身存在合理性的思考的話，那麼現在，公共知識分子的污名化已經成為了其無法忽視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因此，本文試圖跳出現有的「污名化」分析中社會心理學的一般框架，通過消費社會學的相關理論視角，來對公共知識分子這一原本不該被「污名」的群體性的「污名化」現象進行新的解釋。

一、公共知識分子及其污名化問題

　　「公共知識分子」一詞，最早來源於美國哲學家拉塞爾·雅各比在1987年出版的《最後的知識分子》一書。他認為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應當立足專業，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創作參與社會運轉，並呼籲富有社會責任感，勇於充當引路人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出現。之後，利奧塔、布迪厄、薩義德等進一步論述了公共知識分子問題。一般認為，西方「公共知識分子」思潮的出現是當時歷史條件的產物，是為反抗現實中資本主義對於社會的不斷滲透所帶來的社會各層面的危機而出現的。中國學術界、知識界開始談論「公共知識分子」源自2002年召開的「公共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國際研討會，與會學者編撰了《公共性與公共知識分子》一書，自此，公共知識分子問題開始作為一個獨立的名詞逐漸受到國人的關注。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公布了「影響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50人」名單，並提出評判公共知識分子的標準，這一名單宣告公共知識分子開始進入了普通大眾的視野。許紀霖認為：「公共知識分子是指那些以獨立的身份，藉助知識和精神的力量，對社會表現出強烈的公共關懷，體現出一種公共良知、有社會參與意識的一群文化人。」同時，他認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公共」還包括三個含義：第一是面向(to)公眾發言的；第二是為了(for)公眾而思考的，即從公共立場和公共利益、而非從私人立場、個人利益出發；第三是所涉及的(about)通常是公共社會中的公共事務或重大問題。

　　公共知識分子的污名化，則是伴隨著公共知識分子在公眾中的影響逐步擴大而誕生的一種衍生現象，污名的對象自然是普通公眾認識中的公共知識分子(而不僅僅是知識分子界普遍承認的公共知識分子)，污名的施與者則不但包括彼此敵對、相互攻擊的公共知識分子，更包括贊成並傳播知識分子相關負面「標籤」和「稱謂」的普通民眾，乃至整個社會輿論。對於公共知識分子來說，污名化既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結果。「過程」指的是在可預見的將來，這一現象還將繼續發展下去，「結果」則是在公眾，甚至知識分子心中已經形成了對公共知識分子的貶低性、侮辱性的標籤[例如，我們提到的「叫獸」(教授)、「磚家」(專家)、「妓者」(記者)、「精蠅」(精英)等帶有侮辱性的稱呼]，賦予了公共知識分子某些被貶抑的屬性和特質，這些屬性或特質不僅使公共知識分子產生自我貶損心理(例如，韓寒就曾專門撰文宣稱，「就要做個臭公知」 )，亦導致了社會對其歧視和不公正的待遇。

　　公共知識分子的本來形象是正面甚至光輝的，無論是西方社會所宣揚的「社會的良心」，中國公眾集體記憶深處，關於道義精神和責任擔當的崇高形象，還是《公共性與公共知識分子》一書所宣揚的公共知識分子的三點標準，實際上都充分說明了公共知識分子被污名化的荒誕和對社會集體無意識的批判。那麼，當前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原本最不該被「污名」的公共知識分子落到現在的境地？筆者認為，公共知識分子被污名的原因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傳統的政治權力空間對於公共領域的擠壓；也不單單是公共知識分子內部所謂的派別之間的鬥爭而引發的相互抹黑；更不是用「反智主義」四個字就能簡單加以解釋，而是和當下時代背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通過對公共知識分子污名化的發展過程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公共知識分子污名化的高潮開始於2009年。在這之前，對於公共知識分子的報道一直是以正面為主，之後公共知識分子開始以不那麼光彩的形象出現在了公眾的視野中，而2009年正是中國新浪微博開通的年份。可以說，以新浪微博為首的網路新媒介是伴隨著公共知識分子污名化而同步發展的，公共知識分子一方面通過新媒介的傳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聲望，也同時陷入了污名化的深淵，公眾形象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測，網路新媒介的傳播在公共知識分子污名化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這份作用正是通過其帶來的大眾文化消費社會的強化而實現的。

二、文化消費社會的來臨和作為文化消費品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誕生

　　當下社會轉型期的種種文化問題都難以離開「消費社會」這一基本的歷史語境。按照鮑曼的理解，消費社會即是消費取代生產的社會。他指出，在某種意義上，「消費」是一個存在於任何時代的普遍現象，除了生存所需的消費之外，人類還要滿足各種社會需求，如體面、禮儀權力與時尚再生產和「美好的生活」等。因此，人類的消費需求總體高於單純的生理性需求，而這多出的部分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文化的消費。當代社會之所以被稱為消費社會，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消費已經逐漸取代生產，開始在人類社會生活中佔據主導地位。因此，目前大多數理論家都贊成的一個關於消費社會的顯著歷史特徵是：商品和物質極大豐盛，使消費作為一種控制範疇在經濟領域取代生產範疇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中心。換言之，社會的重心已然從生產轉向了消費，在大眾文化領域也是如此。消費社會中文化產品的符號性、象徵性甚至超越了一般的實物消費品，詹姆森就曾指出：「文化正是消費社會自身的要素，沒有任何社會像消費社會這樣，有過如此充足的記號與影像。」正如工業革命是使消費真正發生轉變的契機，只有大機器生產時代的到來，大規模的物品生產和消費才能超越可能，成為現實一般，文化領域消費社會的形成也依賴於生產技術的重大革新，以及由此而來的消費模式的重大變化，具體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消費民主化」，文化消費品不再主要為少數知識精英所獨佔；二是文化的生產開始以大眾為消費對象，大眾進而成為文化產業的目標，這一重大的革新曾經是電視，而現在則交棒於以微博為首的網路新媒體。

　　傳統的社會文化生產與消費的結構只有兩極，以文化資本作為維度，分為學院知識分子和大眾兩個部分，各自在彼此的文化場域中進行獨立的文化生產和消費，彼此之間交流很少。隨著文化消費社會的發展，大眾對於文化消費的需求開始猛增，尹世傑甚至提出「文化教育是第一消費力」。而當文化社會開始進入文化消費社會之後，難題就不再僅僅是文化生產，而是如何順利實現商品的市場交換。因此，原有的社會文化生產與消費的結構開始改變，並且出現了媒體這一新的維度以及由此而來的媒體這一新的場域，以推動文化消費過程的順利進行。這意味著，一個完整的大眾消費社會開始必須由三個部分組成，除了布迪厄所指出的文化生產場域以及文化消費場域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場域也開始變得必不可少，這就是將兩個場域進行聯接的所謂「媒體場域」。如果說傳統媒體的出現，擴展了大眾與知識分子之間的文化生產與消費的互動，是推進大眾文化領域成長為大眾文化消費社會的基礎的話，那麼在當前，中國的知識分子與大眾傳媒的關係進入「再密切互動期」 中，微博等網路新媒介為主體的新媒體的出現(以其主題的集中性、情感的號召力、網路上下的聯動性以及運作的相對透明性的特徵)，及其所帶來的公共場域空間的重建和文化生產的商業化趨勢則進一步將文化社會的消費屬性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網路新媒介對於大眾文化消費社會的建立是如此的重要，一方面，它或許重新建立了一個公共場域空間，也就是為文化生產場域的知識分子和文化消費場域的公眾建立了一個自由的消費平台。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中國形成的那個以各種思想領袖為核心，以《讀書》、《走向未來叢書》、《文化：中國與世界》、《文匯月刊》、《書林》等公共雜誌(叢書)為載體，以全國數以千百萬知識公眾為受眾的「有關公共討論話題、共同知識背景和密切交往網路的統一文化場域」，由於外部原因導致的公共場域空間的壓縮而中斷的話，那麼近年來，微博等網路新媒介帶來的改變則使得重建這個新的公眾文化場域成為可能。儘管這個場域僅僅建立在網路、微博等這些看似虛擬的空間之上，但是這個空間的力量和影響力卻超乎想像，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企業家，甚至是娛樂明星都在這個空間中通過對公共事件的共同關注而逐步構建現在的公共場域，任何公共事件在此經過「微博大v 」的轉發，會立即形成信息傳播的爆髮式增長點，出現「幾何級放大效應」。另一方面，由於任何場域所生產的產品都是由生產者和受眾的價值與期望共同決定的 ，網路新媒介帶來的文化生產的商業化趨勢則進一步推動了文化場域中生產者與受眾之間地位的易位，使得公眾文化消費者開始能夠對文化生產場域內部的知識分子施加越來越大的影響，以促使其生產迎合後者的文化。同時，消費文化的市場大大擴張，文化公眾休閑時間的增加和消費能力的提高，使得公眾對於文化消費產品的需求進一步提高，亟需文化生產場域提供更多的文化消費品，這一切迫使文化的生產像其他消費品一樣，被強行納入了市場的軌道，文化生產場域的知識分子們開始按照文化消費者的慾望而生產，並且遵循市場的規則進行文化商品的流通和分配。

　　社會學界對於文化消費的幾種理解基本上是按照下列邏輯來演進的：首先是法蘭克福學派對於文化工業的批判，將其稱之為社會控制的手段；凡勃倫(T．Veblen)、齊美爾(G．Simme1)和布迪厄等學者則將消費，尤其是文化消費視為一種標示社會區分的方式；而後現代理論更認為文化消費是一種創製文化的實踐，這種演進意味著我們對於文化消費的認識實際上經歷了一個從否定到中性再到肯定的變化。波德里亞所強調的文化再循環、文化商品化、大眾文化媚俗化則進一步簡練地概括了消費社會中大眾文化的主要特質以及演進邏輯。消費社會的大眾文化同一般商品一樣也要被納入到「消費再循環」系統中進行「文化再循環」，在文化再循環的作用下，文化的生產完全受控於生產邏輯，文化不再是為了延續人類的思想而被創造出來的精神產品，而是屈於消費目的、迫於市場要求、緣於利潤追求而被生產出來的一種商品而已。消費社會造成了大眾文化媚俗的典型特徵。媚俗正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大眾文化的消費性。無論我們認識如何，不可否認的是在當今社會，隨著文化消費社會的確立，越來越多的文化已經被打上了消費品的標籤，同時大眾對於文化消費品的需求也越來越旺盛，原有的狀態無法滿足大眾對於文化這一消費品的需求，於是公共知識分子開始與媒體交融，新媒體的推廣不但促進了廣泛意義上的大眾文化消費社會的建立，也同時催生了公共知識分子朝著大眾文化消費品的方向發展，使得公共知識分子在為大眾生產文化的同時，自身也成為了一種新的文化消費品。

　　因此，公共知識分子的污名化現象背後，除了一般意義上，理解污名化機制的相關原因，其核心還在於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大眾文化消費社會，這個大眾文化消費的社會不但體現在國民逐年增長的文化消費開支上，更體現於閑暇時間用於各種文化消費活動的參與上；不僅體現於國民對於各種有形文化產品的消費上，更體現於對於這些產品背後所蘊含的無形意義的熱情追逐上，「公共知識分子」，則既是一個這樣的有形的文化產品，並在不斷地被賦予越來越多的無形價值和意義。而對公共知識分子「污名化」過程的建構，則是由於公共知識分子在扮演其大眾文化消費品角色之時，由於各種原因導致其不能滿足文化消費大眾對其消費品期待而造成的。具體而言，這些不能滿足消費者期待的原因表現為「公共知識分子」作為群體消費品的文化消費品價值的貶值，以及作為個體消費品的「名人效應」的逐漸破滅。

三、作為群體的「公共知識分子」文化消費價值的貶值

　　「公共知識分子」的誕生及其成長是其作為一種文化消費品的價值而不斷被建構起來的一種結果，而其遭遇「污名化」的境地也是其被建構的文化消費品的價值遭遇不斷地貶值的一種結果。「公共知識分子」概念蘊含著兩重特性：專業性和公共性，正是這兩點使得其實現自我身份的認同和公共價值的建構。這就意味著，在社會生產空前繁複和專業分途日益細密的當今，公共知識分子必然會從屬於某一專業知識領域，但就其社會價值而言，他們又應當積極介入，在公共領域創造或者闡釋意義，並不斷產生著輿論影響力。作為文化消費品的公共知識分子，其存在的全部價值在於滿足公眾對於文化消費的需求，因此其所能提供給大眾文化消費者的消費價值正是其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群體所應提供的「公共性」和「專業性」。現在看來，公共知識分子的這兩項基本的文化消費價值都在經歷不斷的貶值過程。而這種貶值在很大程度上則源於互聯網等新媒體建構下的作為文化消費品的公共知識分子所形成的消費社會的脫域機制及其背後信任關係的破壞。安東尼·吉登斯認為，「脫域」指的是社會關係從彼此互動的場域性關聯中「脫離出來」。在吉登斯看來，脫域機制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即象徵標誌(symbolic tokens)的產生和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的建立，而這兩種機制都在當前的大眾文化消費社會中受到了破壞。

　　「象徵標誌」意味著能夠跨越任何特定場景，傳遞相同信息的交流媒介，不但有吉登斯所言的貨幣符號，也包括政治合法性符號。而在消費社會中，這種符號更多的表現為一種意象(image)，這種意象所代表的符號性意義已經不是以其所指，而是以其在交換過程中為大眾所理解和接受為根本。而在公共文化消費領域，由於其豐富的文化需求與巨大的受眾群體差異，再加上網路媒體的介入幾乎使得任何具有統一意象能力的符號都成為不可能。例如，對於同一件意象，不同的知識分子能夠進行不同的解讀，進而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這件事在牛刀（央視財經評論員——「無處不哲學」小編注）與任志強關於樓市調控政策上的爭論就可見一斑。而如果將這種意象的分歧擴大到政治領域則無疑進一步加深了公共知識分子及其背後消費群體之間的分歧矛盾乃至敵對，使得相互污名成為一種必然的結果，乃至網上互罵為「五毛黨」和「帶路黨」的鬧劇屢見不鮮。而且，不同派別的公共知識分子也在這種相互污名的過程中完成了另一種自身消費價值的建構：幫助消費者在消費自身的過程中完成文化區隔乃至社會區隔的過程，以便其界定自身所屬的群體乃至階級，完成自我身份的獲得。

　　「專家系統」的破壞則更為容易理解，專家系統在於通過跨越延伸「時--空」來提供消費者所預期的「保障」，這種「時--空」的延伸是通過應用於估算技術知識的測試的非人格性質以及用來控制其形式的公眾評價而實現的，具體到大眾文化消費社會，則在於為消費者提供其所需要的準確的「專業性」信息。而目前，大量公共知識分子提供的所謂「專業性」知識卻在事實面前不斷得到證偽。這背後的原因是深層次的，既有「公共知識分子」本身作為文化消費品的天然不足(權力場對於知識場的侵蝕導致公共知識分子本身作為能力的下降，使之無法為公眾提供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也有媒體的推波助瀾(公共知識分子從利用傳媒到被傳媒利用，從內部鬥爭到媒體的偏向性報道導致公共知識分子聲譽的進一步下降，使其道義化身的形象破滅)；還有互聯網帶來的對於脫域的文化生產消費方式的致命打擊(互聯網媒體改變並重構了原有的文化生產消費的主客體之間的關係，使得文化生產者進一步降低了在文化消費市場中的地位)；更有知識分子由「立法者」到「專家」的，由「提供知識的全景式圖景」到「處理局部知識領域內的問題」的轉變(現代性帶來的人與知識之間的關係由結合到脫離)。

　　而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公共知識分子」生產方式(內外部)導致其內部良莠不齊的質量影響了大眾對於公共知識分子的整體印象(真正的知識精英難以在消費社會得到認同，善於和媒體結合的則大行其道，而後者往往不具備真正的知識價值)。大眾傳播、消費文化和文化市場在1990年代的迅速繁榮，也得力於文化生產場域的分化，文化生產場內部分化為「有限的文化生產場」和「批量化的文化生產場」，為了滿足急速擴展的文化消費需求，「批量化的文化生產場」誕生了大量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儘管在知識分子圈，他們更多的被稱為「媒體知識分子」，但是在公眾看來，他們就是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但是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卻由於各種原因不能提供真正準確的信息而導致聲名一落千丈，被「污名」也就變得理所當然了。對此，波斯納也曾指出，「在現代知識的專業化和職業化時代，如今一個領域的專家進入公共領域去發表其他方面的意見時，很可能錯誤百出，大說外行話。這使得公共知識分子所提供的『公共』多於『知識』。因此，知識分子在傳播信息、提供意見方面可能會表現很差，判斷錯誤屢見不鮮，對改善公眾的理解貢獻不大，對重大問題的事實只有極為表面的理解」。

　　吉登斯說：「所有的脫域機制都依賴於信任。」或者換言之，脫域程度決定於背後的信任關係。無論脫域機制建立於符號系統的通行，還是專業協會對於專家的認可，其背後的根源在於一種信任態度。對公眾文化消費社會的脫域機制的破壞，其實質傷害的是文化消費者對於為他們生產文化消費品的公共知識分子們的信任，而隨著信任度的不斷降低，將不可避免地會響起對於文化消費品不滿的聲音。對公共知識分子進行污名不過是大眾最為有效且常見的一種表達形式而已。

四、作為個體的「公共知識分子」文化品牌效應的破滅

　　作為文化消費品的「公共知識分子」，其消費價值不但包含了前文所言的公共知識分子群體所能為公眾提供的「公共性」和「專業性」，』也包含了個體所能提供的蘊含在自身內部的某些象徵性價值，比如個人所代表的某種價值觀或者世界觀，這一點在公共知識分子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如果我們把前者稱之為商品質量的話，那麼後者則可以稱之為品牌價值。媒介場域對於文化生產和消費場域的進一步侵佔，創造並毀滅了公共知識分子作為個人而發揮的「文化品牌效應」。

　　網路新傳媒的加入，在溝通原有的文化生產與消費的場域之間聯繫的同時，更是在原來的知識從生產到消費的簡單二元關係中加入了一個新的環節——包裝。經過媒體包裝的文化能夠更好地為大眾所消費，而包裝過程給原有的文化生產環節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一是包裝環節的日趨重要使得媒介開始在知識消費過程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影響；二是知識的極大豐富使得簡單的辨別開始變得不可能。於是，品牌的忠誠度成為包裝過程中的重要一環，開始興起了圍繞具體知識分子為核心的整體包裝，通過對知識分子本身的忠誠來加強對於其宣揚知識的消費忠誠度。而公共知識分子在生產文化產品的同時，自身也作為文化消費品而被消費。一旦成為文化消費品，則意味著公共知識分子個體開始成為符號生產的一部分。它的包裝機制也必須滿足兩項基本法則：首先，需要按照市場的需要與慾望加以包裝；其次，必須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曝光的頻率與人群覆蓋率。這兩項基本原則徹底解構了前現代、現代的名人文化，形成一種新的名人文化，以及名人文化的消費方式。

　　可惜的是，這兩條基本法則在不斷推升公共知識分子品牌效應(即「名人效應」)的背後，進一步地損害了公共知識分子作為文化消費品的價值，甚至解構了「公共知識分子」自身「名人效應」應有的存在意義。

按照市場的需求和慾望生產和製造文化產品的最可怕結果是在消費社會的生產體制之中，公共知識分子作為名人的符號開始在交際過程中與「實用」、「能力」等基本品質徹底脫節，與真相脫節，造成波德里亞所言的「指意文化的勝利」(triumph of signifying culture)。由此帶來的結果就是媒體選擇性的包裝和推廣專業人士、文化精英，並導致了其異化，導致了他們中不少人變為了所謂「媒體知識分子」，致使一方面「嚴肅的、批判的公共空間的真實消亡，另一方面卻是虛假的公共生活的空前繁榮」，「在技術專家和媒體明星的二重唱中，形成了以技術化和商業化為主調的世俗意識形態」。

出於上述原因，大量的公共知識分子不得不選擇與媒介妥協，並依賴於媒介來獲得自己的文化資本，以大眾媒介的尺度和標準來侵蝕學術和文化生產的自律準則，認識到媒體在文化消費場域中的主導地位之後的知識分子，也逐漸選擇了與之合謀的更為有利的文化生產方式，一時間各種「微博大v」、「網路意見人士」等公共知識分子的新形態大行其道。正如徐友漁所說，這些經常在公共媒體佈道， 自詡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真正關注的是對言說機會和效果的考慮，除了想當精神導師或言論領袖而必須了解動向與潮流，他們其實對中國的現實既沒有興趣也沒有熱情」。因為他們清楚，公眾的認可與否和他們的名利無關，他們更多的是考慮如何利用社會輿論和辨別政治風向，見風使舵，尋找機會爭取揚名逐利的最大化。這些偽公共知識分子往往以「學術明星」的面目出現在以網路為首的公共媒體，如變色龍一般追逐名利，對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造成了極為惡劣的示範效應。因此，當那些思想、道德作偽的假公共知識分子在重大社會問題和社會事件的拷問下，其強烈的政治投機心態、追名逐利的政治功利的價值取向，不擇手段的道德人品展露於公眾視野之後，社會公眾對知識分子群體的評價普遍降跌，知識分子群體作為社會良知的聲望和公信力的下降是必然的。

　　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曝光的頻率與人群覆蓋率的策略則進一步導致了公共知識分子污名化的夢魘。在各種文本信息空前泛濫、社會關注空前稀缺的時代，成「名」要求製造各種話題，增加在各種媒體上面的曝光頻率與出現機會；結果形成愈曝光愈有名、愈有名愈曝光這樣一種「馬太效應」，與之同時，一個與「名人」相關聯的穩定的「利益鏈」也就此而形成。但是與一般的文化消費型名人(娛樂明星等)不同的是，公共知識分子的成名往往更需要積極正面的影響，而不是「無論好名惡名，出名就行了」，尤其是媒體在選擇專業人士、文化精英時存在著重能輕賢的問題，對其邀請做節目的專業人士、文化精英預設了賢、能方面的肯定性判斷，這無形中加重了公共知識分子名譽維護的難度。同時，由於在媒介眼中知識分子已經淪為肆意炒作的對象之一，和其他社會群體並無二致。（公眾號「無處不哲學」推送）因此在知識分子整體道德滑坡、聲望下降的社會大背景下，媒體也開始熱衷於曝光知識分子醜聞，如學術腐敗、道德失范、違法犯罪等足以吸引公眾注意的事件，此類事件一旦曝光，往往被媒體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以滿足民眾的好奇心和窺私慾，近期曝光的「微博大V」薛蠻子嫖娼事件被炒作得甚囂塵上就是最好的說明。這種高度商業化的泛娛樂化媒體的運作模式被李希光稱為「尖叫原理」，即熱衷於報道超出公眾心理預期的負面新聞，通過煽情的故事和意外的醜聞，推波助瀾、大肆炒作甚至媒介審判，抓住受眾的眼球。事實上就全國知識分子群體的總量而言，其負面新聞出現頻率相對於其他群體而言並不高，但媒體的「高度關注」和「議程設置」引導了公眾輿論，漸漸摧毀了公眾對知識分子的道德期待，進一步激化了知識分子媒介形象的道德危機，使得其個體背後的「名人效應」開始蕩然無存，並引發了其個人社會聲望的破滅。

五、總結與反思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當前公共知識分子污名化背後的實質是，在公眾文化消費社會中，作為文化消費品其消費價值不被認可的一種表現形式。而正如梅耶(Meillet)在波德里亞的《消費社會》前言中所言，該書的「任務在於，砸爛這個如果算不上猥褻的但算得上物品豐盛的，並由大眾傳媒尤其是電視竭力支撐著的惡魔般的世界，這個時時威脅著我們每一位的世界」。而在我們現在所屬的這個大眾文化消費社會中，支撐這個惡魔般世界的角色顯然已經由電視讓位於以微博為首的網路新媒介了。我們有理由認為，微博等網路新媒介的傳播，帶來大眾文化消費的迅猛發展，並且推動了文化領域的消費社會的形成，並通過對文化消費社會的掌控，為公共知識分子污名化提供了客觀環境。首先，媒體場域通過對文化消費社會脫域機制的影響，導致其象徵系統和專家系統的破壞，極大地損害了脫域機制賴以存在的文化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機制，從而導致了公共知識分子文化消費價值的貶值；而媒體場域在聯通文化生產場域和消費場域的同時，對文化生產場域的不斷侵佔則進一步透支了公共知識分子作為個人所承受的所謂「名人效應」，引發了公共知識分子作為個體的「文化品牌價值」的破滅。（公眾號「無處不哲學」推送）這一切使得公共知識分子，無論作為群體還是個體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價值貶值的泥潭之中，被污名化就顯得那麼的不可避免。但是，如果就此試圖將公共知識分子被污名的責任都推給媒體則顯然過於草率。作為媒體，尤其是嵌入在消費社會內部的媒體場域，其逐利的本能要求其必須時刻保持對於公眾的吸引力，公共知識分子只不過是其手中的工具而已。與其苛責媒體，不如要求每一個公眾從自身做起，主動的抵制生產甚至充當帶有「廉價資本主義」色彩的文化消費產品，使得真正有價值的公共知識分子及其文化產品獲得生存的空間。

　　顯然，公共知識分子污名化乃至社會全民泛污名化背後的生產邏輯對於當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一方面，它加深了中國觀念市場的混亂，公共知識分子污名化這齣戲碼的代價是使得「本來就混亂的中國觀念市場更加混亂，知識分子在這個社會中的話語權與公信力更加下降，共識付之闕如」。另一方面，包括「公共知識分子污名化」在內的社會全民泛污名化現象，既是社會信任缺失的外在表現，也是社會信任缺失的深化發展。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它越來越體現了風險社會中知識的不斷隔離與個體的日趨片面化，在這種情況下，以專家為代表的抽象系統已經無法為整個社會控制風險提供必要的智慧保障，由此可能導致專家系統合法性的喪失，也加深了個體對於社會風險的普遍擔憂。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公共知識分子的污名化不利於社會共識的形成和共同的社會價值觀的培育，而這種局面如果不予以改觀，其結果將可能導致社會「整體感」的消失和「知識」極度貶值。

　　當然，公共知識分子的污名化也並非都是壞事，從消費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對公共知識分子進行污名，構成了知識消費領域的消費者對於知識生產場域的所謂知識精英們的另一種鬥爭乃至權利爭奪的方式。而這背後蘊含的邏輯說明，知識階層的祛魅將加快公眾的覺醒，不再指望「公共知識分子」的代言和帶路，而是從自我做起一點一滴地去建設公民社會，從而有可能會激發公眾不斷探求新知識，努力反思現有權威的「知識自覺」行為。正如知名書評人維舟所言：相比起對公共知識分子的批評乃至污名化，將之視為導師和先知的社會或許更讓人擔憂。當下的現象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公共知識分子」們原本應該期待的結果，

在一個將公共知識分子視為文化消費品的「文化市場」中，各種聲音能夠公開交鋒並得到迅速的傳播，公眾能夠自由地對自己選擇的消費品進行消費和評價，在說明了公共知識分子影響力下降的同時，反襯出了公眾在文化消費社會，乃至整個社會的影響力的提升，這或許正是「公共知識分子污名化」背後所蘊含的積極意義。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首先不應該去責備社會大眾與傳媒的反叛和低俗，也不要試圖去阻止這個日益大眾化和消費化的現代社會，而是需要從「公共性」和「專業性」角度對公共知識分子污名化現象本身進行徹底的反思。因為沒有一種社會現象會脫離社會大眾本身而獨立生成，公共知識分子和社會大眾都需要從彼此的不一致中學會和諧共處與平衡發展，在爭議中一起成長，或許這正是「知識」本身的魅力所在吧。

本文由公眾號「無處不哲學」選文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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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爾：真實生活的面向

⊙現代性的三個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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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處不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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