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研究】董經勝|特納的「邊疆假說」與拉丁美洲的邊疆史研究

1893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教授弗雷德里克·特納在芝加哥「美國歷史協會」會議上發表演說論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時提出了著名的「邊疆假說」。特納的邊疆假說不僅在美國歷史研究中影響深遠，也對拉美歷史的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拉美國家，19世紀末以來，對於拉美邊疆地區的研究逐步引起了歷史學者的重視，並提出了許多新的學術觀點。了解這些學術觀點，無論對於進一步認識和評價特納的邊疆假說，還是對於研究拉美的邊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特納的邊疆假說對拉美史研究的影響

在討論之前，有必要首先對「邊疆」這一概念的含義進行初步的界定。特納認為，邊疆(frontier)是定居的地區與未定居的地區之間的一個簡單的分界線，或者是「文明」在向「野蠻」或蠻荒地區推進的地區一個狹窄的邊緣地帶。在這裡，邊疆是一個開放的、擴張的區域。在歐洲和拉美，與北美不同，frontier（以及同詞根的西班牙語frontera、葡萄牙語fronteira）被看作「穿越密集人口的加固的邊界線」，是國家主權的分界線，即邊境(border)或邊界(boundary)。①在拉丁美洲，特納含義上的「邊疆」一般不使用frontier一詞，而是其他具體的辭彙，例如在巴西歷史學中，「內地」或「腹地」(serto)一詞才大體上與特納含義上的「邊疆」相當。在歷史上，自哥倫布時代至今，整個美洲都經歷了一個或幾個邊疆階段。最初，歐洲人將整個拉美地區看作被印第安人佔據的邊疆地區，但是不同地區的自然環境和土著人社會組織、人口密度通常決定著歐洲人征服和開拓這些地區的方式。例如，有的地區，如智利南部和墨西哥北部，游牧的印第安人憑藉游擊戰術長期維持自身的獨立性，而在另一些地區，如墨西哥谷地和安第斯地區，印第安人農耕社會被殖民者整合進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在後一種情況下，當不同的文化融合為一體的時候，它們就不再是邊疆了。而那些印第安人繼續抵制融合與同化的地區，則依然被看作是邊疆。②

在美國學術界，對於拉丁美洲邊疆的研究受美國「邊疆學派」的影響較大。特納認為，與歐洲不同，北美的邊疆位於「自由土地這一邊的邊緣」(the hither edge of free land)，是一個移民邊疆(a frontier of settlement)。根據他的理論，邊疆向「自由土地」的不斷推進是塑造美國特性的最重要因素。邊疆經歷使美國的歷史不同於歐洲：「自由土地」的存在為美國人提供了歐洲人所不享有的向上層社會流動的機會；在邊疆地區求得生存的鬥爭，要求新來者簡化生活方式（特納稱之為「回歸原始狀態」），這為西部人提供了重建社會的機會。特納認為，在自由的邊疆土地上定居和生存的過程塑造了美國人的特性和制度，加速了不同種族集團的移民的融合，使得年輕的美國得以「鞏固」和「民族化」，促進了社會和政治民主。在他看來，美國的顯著特徵，如創造性、實用主義、好奇心、不斷進取的精神、樂觀主義和個人主義，這一切的形成都要歸功於邊疆的開拓。特納還認為，邊疆不僅為美國人提供了新的經濟機會，而且是化解非邊疆地區社會壓力的「安全閥」。失業者可以簡單地打起包裹前往邊疆地區重新開始新的生活，由此緩和了一個貧困的社會下層階級可能給城市地區帶來的壓力。③

特納的「邊疆假說」一經提出，很快就被有的學者用以指導研究拉丁美洲的邊疆史。特納本人多次建議對與美國形成階段有著類似經歷的世界其他地區進行研究，以此對他的「邊疆假說」進行檢驗。他更具體地指出，南美洲就是這樣一個區域。很多歷史學家響應特納的主張，倡導對北美洲和南美洲進行比較研究。④早在1917年，美國歷史學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赫伯特·尤金·博爾頓就寫到，需要用「特納的洞察力」研究「西班牙美洲的邊疆」。1932年12月，他在一次演說中提出，英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體制和殖民經歷的相似性大於差異性，「任何與邊疆環境和土著人類發生接觸的地區都有改變歐洲人及其制度的趨向。這對撒克遜殖民地和拉丁殖民地是同樣真實的。」他舉例說，「巴西向安第斯地區的推進與美國和加拿大的西進運動極其相似。」⑤1940年，博爾頓的博士研究生、密歇根大學教授阿瑟·艾頓在加利福尼亞歷史協會的年會上發表了《拉丁美洲的邊疆》一文。他認為，拉丁美洲邊疆的主要發展階段是清晰的：殖民地時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官員促使殖民者向未佔據的土地推進，此時拉丁美洲的邊疆最接近正在不斷擴展的美國西部；拉美國家獲得獨立後，帝國的統一消失了，邊疆的推進仍沿著殖民地時期的邊疆繼續，但是失去了統一的方向和有效的協調；19世紀末，外國資本和移民在阿根廷、智利、烏拉圭重新開始了邊疆的擴展；到20世紀，在整個拉丁美洲，尚未耕作的土地仍然召喚著人們前往邊疆地區，但同時，過度的城市化也帶來了從邊疆地區向城市的人口流動，從而在有的邊疆地區出現了「空心邊疆」(hollow frontier)。他的結論是，「如同別的地方一樣，拉丁美洲的邊疆條件促進了個人主義、自立性、民主、主動性和儘管受到嚴密控制但依然積極嘗試的精神的發展。」⑥後來，約翰·弗朗西斯·班農也發表文章，認為商人、士兵和牧場主的「邊疆類型」(frontier types)在整個美洲都是相同的。⑦小唐納德·沃倫更具體地指出，葡萄牙巴西的邊疆與盎格魯美洲的邊疆「相互間的共性」比二者與「西班牙美洲的傳教團和要塞模式」之間的相似性都要大。⑧

有的學者進一步將特納的「邊疆假說」擴及全球的視域中。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得克薩斯大學的歷史學教授瓦爾特·普雷斯特科·韋布(Walter Prescott Webb)，韋布考察的對象不是拉丁美洲範圍以內的邊疆，而是將整個美洲看作西歐的巨大邊疆的一部分。在1951年出版的《大邊疆》一書中，韋布對特納提出的美國邊疆「甚至從根本上影響了舊世界」的觀點做了進一步的發揮。特納集中討論的是邊疆如何培育了民主、個人主義和美國的動力，而韋布則將視野擴大，觀察包括整個西半球在內的「大邊疆」如何使得整個歐洲更加民主、資本主義更加彭勃發展。韋布與特納一樣是一個堅定的歐洲中心論者。在他看來屬於歐洲的邊疆的地方，例如庫斯科和特諾奇蒂特蘭，在印加人和阿茲特克人的眼中則代表了中心。

韋布的理論贏得了很多支持者，其中芝加哥大學的威廉·麥克尼爾稱讚韋布的大邊疆思想是「通過承認我們的過去是文明擴張的全球進程的一部分，重新評價這個國家歷史的恰當框架」。⑨與其他許多學者一樣，威廉·麥克尼爾將邊疆看作一個特別充滿活力的地方，因為這裡常常將具有不同技能水平的人集中到一起，並迫使一方或者雙方進行調整。根據他的總結，由此造成的轉變，「在我看來是歷史變革車輪的主要推動力」。⑩但與特納和韋布不同，威廉·麥克尼爾認為「文明擴張的進程」也存在著黑暗的一面。「我們的祖先如此珍視的進步和自由在此過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它們的對立面——奴隸制和所有那些妨礙這一進程的非歐洲文化和社會的被摧毀——也一樣。」(11)巴西歷史學家若澤·奧諾里奧·羅德里格斯(José Honório Rodrigues)也批評韋布的理論過分依據於美國的例證，他在1963年寫道，「韋布的論題……有時看上去像一個得克薩斯人對於現代世界歷史的概念，因為他將對於北美邊疆而言是特殊的、典型的事實加以普遍化了。」(12)羅德里格斯說，沒有一個單一的「大邊疆」，西歐也不是一個單一的「中心」。正如英國不同於西班牙，西班牙不同於葡萄牙，作為歐洲「邊疆」的西、葡屬美洲和英屬美洲也是不同的，「熱愛工作，追求效率，信仰自由、利潤、競爭、機械、社團，這裡面沒有一個是巴西或西班牙美洲的特徵。」(13)

美國歷史學家雷·艾倫·比林頓雖然是特納理論的支持者，但他也指出，特納過分強調了邊疆環境對於人的影響，實際上，人們從中心地區帶到邊疆的文化和制度在邊疆社會的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比邊疆環境本身更為顯著。他說，「不要誤導人們以為邊疆能夠影響邊疆人的個性或行為方式的主要變化。正如人們今天的行為方式一樣，邊疆開拓者的大多數習慣和信念是被傳播而來的，僅僅因他們生活其中的不斷變化的文化而發生了輕微的變更。……具備不同背景的個人對於相同的自然環境做出的反應是不同的。」(14)

二、拉美邊疆史研究的發展

在拉丁美洲和在北美一樣，19世紀末以前，邊疆一直沒有在歷史學領域引起太大的興趣和關注，因為無論在北美還是拉美的歷史學都深受歐洲傳統的影響。例如，在葡屬巴西的歷史學領域，16、17世紀葡萄牙巴西的編年史局限於對土著居民、沿海環境和定居點的描述。18世紀後，葡萄牙巴西的歷史學家才逐漸認識到內地在新世界文明的形成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佩德羅·塔克斯·德派斯·阿爾梅達·萊莫(Pedro Taques de Paes Almeida Leme)和加斯帕爾·德馬德雷·德烏斯(Gaspar de Madre de Deus)撰寫的關於聖保羅高原的著作，被認為「最早講述了內地開拓的生動故事，這不是『葡萄牙美洲』的故事，而是真正的巴西的故事。」到19世紀，內地在巴西的歷史著作中越來越受到重視，忽視對內地的描述的歷史學著作開始受到批評。(15)

1889年，巴西著名歷史學家若昂·卡皮斯特拉諾·德阿布雷烏(Joo Capistrano de Abreu)發表了《古老的道路和巴西的定居》一文，成為巴西歷史研究中經典性的文獻。卡皮斯特拉諾將巴西歷史的研究對象從與歐洲有著明顯聯繫的沿海地帶轉向此前很少被了解的內地地區，強調內地在巴西的發展和巴西民族特性的形成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卡皮斯特拉諾指出，內地塑造了真正的巴西，塑造了可靠的民族真實性。沿海居民只有在背離大海、深入內地時，他們才擺脫了歐洲的影響而實現了巴西化。在《古老的道路和巴西的定居》一文中，卡皮斯特拉諾強調內地探險和定居、強調內地陸上與河流的交通網路對於國家統一的影響、強調幾個世紀以來巴西人心理狀態的變化。他將研究重點集中在內地和開發並定居內地的人們。他指出，在巴西的歷史發展中，存在著兩種超越其他一切的歷史趨勢，這就是疆域的擴張和國家的統一。(16)

值得注意的是，卡皮斯特拉諾提出關於巴西的邊疆及其對於巴西國家形成影響的理論比特納提出「邊疆假說」在時間上要早4年。雖然兩人對對方互不知曉，但可以設想，在相似的文化氛圍中，在對傳統史學的挑戰和力圖使本國史學民族化的努力中，兩人不約而同地開始關注邊疆對各自國家歷史發展的重要性。但遺憾的是，卡皮斯特拉諾對於巴西邊疆及其作用的解釋所引起的討論遠比不上特納的「邊疆假說」，二人之間的相似性也沒有引起歷史學者太多的關注。(17)

進入20世紀後，邊疆對歷史發展的影響引起了越來越多拉美歷史學家的重視。有的學者同意特納、博爾頓和艾頓的觀點，認為邊疆經歷改變了歐洲人和他們的制度。例如，阿根廷歷史學家艾維·克萊門蒂認為，邊疆是理解拉丁美洲的「解釋性鑰匙」。(18)墨西哥學者西爾維奧·薩瓦拉也認為，美洲的環境對新來者的影響從根本上說是相同的：促使他們團結起來應對新奇、粗糙和陌生的生活，不論是在阿根廷的大草原、巴西的內地、美國的草場還是加拿大的森林。(19)西爾維奧·薩瓦拉指出，在拉美一些邊疆地區如墨西哥北部、智利南部、阿根廷的潘帕斯，殖民結束後很久西班牙人依然面臨著敵對的印第安人的潛在威脅，在這些地區可以發現特納所說的邊疆地區的個人主義、社會平等和進取心的痕迹。(20)巴西歷史學家吉爾貝托·弗雷耶爾(Gilberto Freyre)指出，在巴西，「『流動的邊疆』」意味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文化混合體的形成。」小卡約·普拉多(Caio Prado Júnior)認為，「巴西人極端流動性」的根源在於「對於流動邊疆的支配性的關注」。他甚至指出，巴西人「經常流動，沒有明顯的原因，僅僅是模模糊糊地希望尋求更美好的生活前景。」(21)巴西歷史學家卡西亞諾·里卡多(Cassiano Ricardo)認為，巴西的「旗隊隊員」(bandeirante)(22)向內地的探險促進了巴西的民主，正如特納認為西進運動促進了美國的民主一樣。「旗隊」（或「內地探險隊」）產生於民主的環境中，因為在沿海甘蔗種植園和養牛場那種高度等級化的社會中是不會存在的。「旗隊」的流動性特徵所需要的一種非集中化的政治組織，使之成為自治政府活生生的實驗。這種初步的民主制之中的選舉過程使得「人民的願望得以實現」、相當於「真正的公民投票式的決策過程」。(23)

三、拉美邊疆史研究對邊疆假說的修正

在拉丁美洲，更多的學者並不認為他們的邊疆以特納所設想的方式對於伊比利亞人產生了改變的作用，在他們看來，邊疆並非一個通過暫時「回歸原始狀態」產生個人自由，得以實現社會重建的地方。相反，在絕大多數19世紀的拉美城市人和知識分子看來，他們的邊疆是一塊充滿暴力、野蠻的地方，它產生專制而非民主。19世紀，這種觀點在阿根廷思想家、政治家多明戈·福斯蒂諾·薩米恩托總統（1868～1874年）的筆下得到了經典性闡述，他的著作《文明與野蠻：胡安·法昆多·德基羅加的一生》 (1845)，將以布宜諾斯艾利斯為代表的歐化城市「文明」與阿根廷潘帕斯牧場上獵取野牛的高喬人(gauchos)的「野蠻」進行了鮮明的對比。薩米恩托對邊疆人的蔑視體現了19世紀拉美知識分子將城市等同於進步、將邊疆等同於無知和原始的立場。(24)顯然，多明戈·薩米恩托並不指望邊疆改變阿根廷，相反，他希望19世紀的歐洲文明將改變阿根廷的邊疆——根除西班牙移植而來的邊疆特徵，以及其「邪惡的傳統」和「另一個時代的思想和關注點」。

甚至到20世紀，特納的理論在美國歷史學界產生廣泛的影響之後，拉美土生土長的歷史學家對它卻並不熱情。特納的論文雖然在美國的歷史學界影響深遠，但直到1960年才在馬德里、1968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翻譯出版了西班牙文版。墨西哥著名歷史學家埃德蒙多·奧戈爾曼(Edmundo O" Gorman)在1961年寫的一段話反映了一種極為普遍的觀點：「從美國歷史學家特納賦予邊疆這一概念變革性動力的含義上看，拉丁美洲從來就不是一塊邊疆土地，相反，它是移植和嫁接的對象。」西班牙著名拉美史學家吉列爾莫·塞斯佩德斯(Guillermo Céspedes)也批評特納「過分注重地理因素，相對忽視文化因素」。他指出，人類對邊疆的反應是不同的，「人們只是在文化上和技術上做好充分準備之後才能深入邊疆」。(25)

也就是說，在多數拉美歷史學者看來，特納所描述的北美邊疆與拉美歷史學家所知的邊疆之間的差異性遠遠大於相似性。秘魯思想家維克托·安德列斯·貝朗德(Victor Andrés Belaúnde)在1923年以英文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特納的理論中，美洲邊疆中最根本的因素——「自由土地」——的重要性遠比不上土地的潛在利用價值。他說，只有可到達的、能夠生產產品的土地才是有用的。由於拉丁美洲的很大部分土地屬於熱帶雨林、山脈邊緣或高地，其「人文價值」(human value)是很低的。貝朗德的結論是，特納意義上不斷擴張的邊疆很少出現在拉美，因為拉美土地中如此眾多部分不能被有效地開發。此後一些對拉美邊疆進行過深入研究的歷史學家也做出了同樣的判斷。(26)

針對邊疆環境促進了民主制的觀點，巴西歷史學家克洛莫爾·比亞納·穆格(Clomor Vianna Moog)在對巴西與美國的邊疆進行了比較研究之後得出結論說，只有在美國，有利的地理條件和文化傳統的有機結合才為從野蠻向文明轉變的社會進步提供了有益的環境。而在巴西，很多不同於北美的不利因素阻礙它的發展，例如，巴西赤道地區易於被侵蝕的土壤不同於美國中西部的「富含化學物質的土壤」，巴西大部分地區酷熱潮濕的氣候不同於美國溫和的氣候，而葡萄牙—巴西文化、種族和宗教與盎格魯—美國也有著極大的差異。與卡西亞諾·里卡多的觀點相反，克洛莫爾·比亞納·穆格認為，在巴西，「旗隊隊員」是這個國家發展的負面力量，是一種「不穩定的、榨取性的」因素，而美國的西部牛仔則是「進步的、建設性的」。(27)

有的學者發現，在拉丁美洲，歐洲人建立新的社會共同體的過程中，試圖複製伊比利亞半島的鄉村和城鎮生活。例如，阿利達·梅特卡夫研究發現，與特納所設想的美國邊疆不同，巴西人在他們的邊疆複製了一種等級制的階級體制，妨礙了邊疆地區成為一塊充滿機會的土地。在巴西，白人精英家庭操縱政治以保證他們從邊疆的人力和物質資源中最大限度地獲取財富，然後將這些財富傳給他們的後代。雖然巴西的邊疆也為來自社會底層的人獲得獨立和自主提供了一定的條件，但精英們阻止了大多數人向上流動的機會。(28)梅特卡夫在她後來出版的著作中解釋了精英家庭如何將邊疆轉變為「巴西社會不平等的發源地之一」，這一論點對整個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應該也是適用的。(29)理查德·斯拉塔也指出，在拉丁美洲的畜牧業邊疆區，儘管一個小牧場主有可能與他所僱傭的一兩個勞工之間形成某種類似家庭成員之間的平等關係，但是從總體上看，拉美邊疆的畜牧業中複製並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階級間的差別。種族、財富和文化背景決定了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白種人歧視有色人種，白人控制了邊疆地區的財富，正如他們在其他地區控制了整個社會的財富和機會一樣。(30)

特納認為，邊疆不僅提供了新的經濟機會，而且是化解非邊疆地區社會壓力的「安全閥」。在拉丁美洲，有的邊疆的確發揮了「安全閥」的作用。經濟學家詹姆斯·希沃斯提諾維克斯通過對哥斯大黎加西南部的偏遠省份佩希瓦列(Pejibaye)的研究認為，邊疆移民向上的社會流動通常不是一步到位、而是「一步一步地」達到的，到邊疆定居者首先在一個邊疆地區獲得資本，然後遷到一個新的地區。希沃斯提諾維克斯提出，通過他稱之為「兩步的」遷移，向上流動通常發生在巴西和北美邊疆，同樣也發生在哥斯大黎加。(31)與西沃斯提諾維克斯不同，英國經濟學家喬·福韋瑞克在對1930以來巴西邊疆的深入研究中，發現嚴重的社會緊張局勢經常以暴力的形式爆發出來，而非緩解暴力的安全閥。他得出結論說，國家支持地主以暴力將農民驅趕出已耕種多年的土地，農民也訴諸暴力試圖捍衛自己已耕作多年但沒有明確所有權的土地。因此，根據福韋瑞克的觀點，巴西邊疆的狀況沒有為勤勞的個人提供機會。(32)為爭取土地所有權，農民與官僚、士兵或受雇暴徒之間的暴力交鋒在整個拉丁美洲都是普遍性的。於是，在國家利用暴力控制窮人、阻止他們獲得土地的邊疆地區，一種暴力性的無法無天的文化被滋生出來，阻礙了特納所投想的邊疆環境所催生的民主制度的發展。例如，歷史學家凱瑟琳·萊格蘭德認為，哥倫比亞大地產擴展到邊疆致使農民喪失土地，是這個國家聲名狼藉的十年內戰（1948～1959年）期間地主和租佃人之間劇烈衝突的根源，並為「游擊隊團體在今日邊疆地區成功地建立起群眾基礎提供了一個解釋」。(33)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和尼加拉瓜的叛亂中。不僅邊疆地區的歐洲人——無論富人還是窮人——相互之間進行爭鬥，他們還同樣使用暴力掠奪印第安人的土地。很多學者考察了巴西對亞馬孫地區的開發給當地印第安人帶來的巨大傷害，如理查德·莫里西認為，在拉美的畜牧業邊疆，牛仔們只能為了獲取微薄的報酬而辛苦勞作，很少有進入土地所有者階層的機會。(34)

上述學者的研究表明，雖然他們並不完全認同、甚至否定特納的觀點，但是他們提出問題的角度卻與特納如出一轍。他們認識到，拉丁美洲的邊疆在塑造新的伊比利亞美洲社會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在拉丁美洲的絕大多數地區，邊疆的影響與特納所設想的邊疆對於美國的影響大相徑庭，拉美不同地區的邊疆之間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特納的「邊疆假說」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

本文在參照特納的「邊疆假說」的基礎上，對西方學術界對於拉美邊疆及其作用的研究中提出的某些觀點進行了介紹和簡要分析。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遠非全面，很多重要成果本文還沒有涉及。拉丁美洲的邊疆史研究正不斷地深入，並逐步成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新的思想和觀點不斷湧現，值得我們繼續關注。

本文原載於《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第6期，限於篇幅，轉載時刪去了注釋與參考文獻部分。

主編：何明

編輯：張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