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靈魂時代的先見

2007-03-11

　前些年由於生活動蕩，居無定所，一直不敢買《魯迅全集》，不好放，只好每到一個新的地方，就去買魯迅著作的精選本，為的是不斷地靠近這個偉大的心靈，如同一個寒冷的人不斷地靠近火爐。當我心情陰暗，悲觀，甚至絕望時，魯迅總能給我堅韌的力量和勇氣；當我內心過於樂觀，對一些黑暗的事物缺乏必要的警惕時，重讀魯迅，將使我變得沉重，銳利，如同懸崖勒馬，再次找回對自身生存的敏感。——這就是魯迅，總是恰當地出現在需要他的人身邊。後來讀到一些研究魯迅的學者的文字，都談到類似的感覺，在一些特殊的時刻，魯迅精神得以大規模地闖入他們的內心，他們由此開始寫作與魯迅有關的著作。比如，林賢治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寫《人間魯迅》，正好是清除精神污染的時候，他在廣州挨批；而王曉明寫《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數十年來，魯迅用這種方式，不知援助了多少貧困、閉抑的心靈。我個人是喜歡接受魯迅的提醒和援助的，因為我知道自己的脆弱，失敗，不可靠，道德上不經意的鬆懈就更不用說了。我喜歡活在清醒的痛苦中的魯迅。我喜歡清醒。

　　魯迅只屬於少數對自身所處的境遇有特殊敏感的人。一些熱愛魯迅的人，時刻想把魯迅強加給所有的中國人，給整個民族，容不得別人對魯迅的任何批評，這是對魯迅最大的難為。魯迅生前何曾奢望別人的理解？他又何曾懼怕過敵人的批評？「文革」期間的魯迅會被人嚴重地利用和誤讀，不正是因為他的著作成了欽定的經典所致么？該慶幸的是，魯迅從來就是一個清醒的個人，並且自省。「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墳·寫在〈墳〉後面》）「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確，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實驗，不敢邀請別人。」（《兩地書》）魯迅似乎早有防備，他不需要別人往他臉上貼金，也不怕別人在他臉上抹黑。許多人都在哀嘆，這個時代的人正在遠離魯迅，好像魯迅一旦被公眾棄絕，他的價值就會隨之貶低——豈不知，真正貶低魯迅的，恰恰是有這種想法的人；事實上，魯迅真正的價值，就體現在他與這個時代之間的斷裂和錯位上：只有在反對他的地方，魯迅的價值才得以彰顯；反對得越厲害，他的價值就顯得越充分。正如小偷是不會喜歡警察的，我想，一個仍是「想做奴隸而不得」或「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也是不會喜歡魯迅的文字的。魯迅的文字像大光，可以清晰地照見每一個人的音容笑貌，那些相貌醜陋又想遮羞的人，當然恨不得早日剷除他，消滅之。對此，郁達夫在魯迅死後不久曾說過一段精闢的話：

　　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為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

　　談論魯迅將變得越來越困難，因為魯迅式的知識分子幾乎絕跡，與魯迅對話的語境也日漸喪失——理解魯迅的途中明顯的已經險象叢生。我想起前些時候，有那麼多的人在激烈地批評魯迅，把魯迅視為障礙和敵人，我原以為這種批評的空氣可以幫助我們更正確地認識魯迅（魯迅一生最可貴的品質之一就是批判和戰鬥），沒想到，事實卻讓我們絕望：那些對魯迅口誅筆伐的人，何曾有過真正對魯迅的了解！看來，魯迅雖一生愛護青年，且樂於被青年所利用，但他們之間的隔膜終究是難以打破的。「文革」時，有人把魯迅供奉為政治神靈，以他的「骨頭」和「脊樑」作為階級鬥爭的武器，一些人就此推斷，魯迅該為那場浩劫負一定的責任。說這話的人，可能從來沒有想過，這種供奉和膜拜並沒有給魯迅的臉上增光，反而對他是一次最為粗暴的踐踏；他們也一定沒有想過，在「文革」那個橫掃一切知識的年代，如果沒有一套《魯迅全集》可讀，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況是不是會更加貧乏？

　　魯迅生前的確是主張革命與復仇的，卻並非一貫激進，他是始終站在弱勢者的一邊的，他說，「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無產者的革命，乃是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滅階級，並非因為要殺人」（《南腔北調集·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此外，魯迅還有關於革命「混有污穢和血」、「將來的黃金世界裡，也會有將叛徒處死刑」（《兩地書》）、要作「韌戰」準備的忠告，可是，有誰聽過魯迅的忠告？魯迅的革命思想什麼時候被真正實踐過？

　　要魯迅對類似「文革」式的暴力和激進革命負責，無異於要《聖經》對中世紀羅馬天主教殺害無數真基督徒之事負責一樣荒誕。因為對《聖經》的誤讀，導致羅馬天主教的一些人把殺人看作是侍奉神；也因為對魯迅的誤讀，使魯迅一度成了中國大地上一條打人的棍子。但魯迅是清白的。他早說過：「我的文章，未有閱歷的人實在不見得看得懂」（《書信·致王冶秋》），他慨嘆「現在的中國，總是陰柔人物得勝」（《兩地書》），他批評青年「沒有歷練，不深沉」（《兩地書》），「我看中國青年，大都有憤激一時的缺點」（《書信·致曹靖華》）。魯迅甚至還作出了「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的結論：「暴君的臣民，只願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的苦』做賞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領只是『倖免』。從『倖免』里又選出犧牲。供給暴君的臣民的喝血的慾望，但誰也不明白。死的說『阿呀』，活的高興著。」（《熱風·暴君的臣民》）

　　魯迅對中國的了解實在是太深了。他是那個時代真正的先見。

　　林賢治在一次談話中說，有幾種人恐怕很難真正讀懂魯迅：三十歲以下，沒有一定人生閱歷的；身居高位的；在人生道路上沒有經過痛苦、挫折的。我覺得有道理。我回想起自己，開始熱切地愛上魯迅，是在一九九六年，此前雖然也讀魯迅的文字，卻談不上在心靈上與他有什麼響應。一九九六年就不同了，當時，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人的看法一度十分灰暗，即便是身邊一些我所熟悉的人和事，陡然間也變得讓人大吃一驚起來。我在一個與外界幾乎隔絕的房子里，零星地閱讀魯迅的文字，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是魯迅和《聖經》，給了我反抗絕望、抵禦自身精神腐敗的勇氣。魯迅說，「卑怯的人，即使有萬丈的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燒掉甚麼呢？」（《墳·雜憶》）「對於中國，現在也還是戰鬥的作品更為緊要。」（《且介亭雜文·答國際文學社問》）而《聖經·馬太福音》也說：「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人，不要怕他們；唯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很清楚，這些話裡面，都提倡一種精神上的戰鬥，但不是肉搏。現在的許多人，之所以不能從深處與魯迅交流，原因在於，交流的語境喪失了——不能理解魯迅所處的生存環境，就永遠也無法理解魯迅為何會那麼憤激和孤絕：這個人只活了五十六歲，只寫作了十八年，可那個「無聲的中國」什麼時候接受過他、寬恕過他？他至死也沒有被解除通緝令，永遠是一個「過客」，「雖然明知前路是墳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絕望，因為我以為絕望而反抗者難，比因希望而戰鬥者更勇猛，更悲壯。」（《書信·致趙其文》）

　　所以，魯迅的存在像一個燃燒的火球，靠近他的人，若沒有對火的經驗，那必定是會被灼傷的。他不屬於閑適，逍遙一類，惟獨用心生活，用血抗爭的一族，才會視魯迅為導師和盟友。魯迅一生不是做著反奴性的事業嗎？我所擔心的是，這個尊崇魯迅的國度，奴性是有增無減了，沒了魯迅式的大聲吶喊，沒了他那充滿「生與愛」的文字，我們一不小心真要「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撫摩，陶醉」，「使自己和別人永遠安住於這生活」《南腔北調集·漫與》），又哪裡敢像魯迅那樣，背著通緝令生活，寫作，鬥爭呢？魯迅的骨氣，在今天已經是一個謎了。不說其他，就是現在的中小學生，也早已習慣老師嚴厲的眼神，刁鑽的試題，整齊劃一的答案，完全沒了哭，笑，鬧，反對，憤怒，悲哀的自由和權利，更別說鬥爭了，這樣，「孩子長大，不但失掉天真，還變得獃頭獃腦」（《且介亭雜文·從孩子的照相說起》），即便長成了青年，倘若用魯迅所說的「秕谷」來養，也決不會壯大。我是當過一小段時間中學老師的，知道我們現在的教育供應給孩子們的是一些什麼東西，雖說中學課文也選了魯迅的不少篇目，可都是背誦，填空，肢解，把魯迅變成死的字句以應付考試，這豈不是跟魯迅開了一個莫大的玩笑？按魯迅的性格，他是極其厭惡這些的，他在《且介亭雜文二集》里曾引用過契訶夫的一句話：「被昏蛋所讚美，不如戰死在他手裡。」——這才是魯迅的真性格，甘心做「奴隸」的人當然是害怕他的。

　　魯迅與新一代人的斷裂，從此開始：安於現狀，還是奮勇鬥爭；為奴，還是自主；苟活，還是獨戰多數——這在魯迅是一個必須的選擇，可在新一代人眼裡，卻成了不知趣，以卵碰石，甚至被認為是癲狂。我無話可說。魯迅生前用過「鐵屋」、「碰壁」等比喻，可見他的內心有多麼孤獨，悲痛，閉抑。一個閉抑的人，活在一個閉抑的時代，還不讓他說出真心話，或者說了也沒人聽，其慘烈是可想而知的。魯迅何嘗不知道自己有時過於偏激，可相對於他所看到的黑暗事實的深厚，這點偏激又算得了什麼！他只不過是用了矯枉過正的辦法而已：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來開窗了。沒有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三閑集·無聲的中國》

魯迅可謂把話都說透了，說絕了，可他與多數人的隔膜依舊存在，我思之許久，終於明白，這種隔膜，不是思想與思想之間的差距，而是人與人的心靈質量之間有差距，是萬難抹平的。如此一想，許多年輕作家會曲解魯迅，貶損魯迅，也就不足為怪了，大可不必為此生氣，倘若魯迅還活著，必定也是不生氣的，他曾說過，「對於為了遠大的目的，並非因個人之利而攻擊我者，無論用怎樣的方法，我全都沒齒無怨言。」（《三閑集·魯迅譯著書目》）「即使因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來開刀，我也敢於咬著牙忍受。殺不掉，我就退進野草里，自己舔盡了傷口的血痕，決不煩別人傅葯。」（《南腔北調集·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令我感到費解的是，在一個有著更強大的敵人需要反抗的時代，怎麼會有那麼多的人把批判的力氣耗盡在魯迅身上，這未免叫人痛心。批判者的確找錯了敵人。我開始懷疑當下這些攻擊魯迅者，恐怕並沒有魯迅所說的那麼高尚的理由（「為了遠大的目的」之類），倒像是在應驗魯迅說的另一句話：「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里的蛀蟲，許多事都敗在他們手裡。」（《書信·致蕭軍、蕭紅》）

　　我不敢再往下想。

　　魯迅當然是有缺陷的，人無完人，這是一個常識，誰不清楚？魯迅的知識結構主要由魏晉時期的叛道文化、自日本傳入的蘇俄理論以及尼採的哲學所構成，與胡適、梁實秋、林語堂等人比起來，他明顯的缺乏西方現代政治理論的素養。但今天我們並不是要維護一個沒有缺點的魯迅，而是要追問一個問題：魯迅所認識的中國，是不是最真實、最深刻的中國？魯迅所反對的一切，今天是不是還應該進一步反對？魯迅那種直面慘淡人生的的勇氣，是不是中國知識分子這幾十年來最需要的？他在《且介亭雜文·序言》中說：「戰鬥一定有傾向。」魯迅的傾向就是支持弱者，同情被損害和被凌辱的，反對專制，奴性，麻木，暴力，提倡「人類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關心」，他彷徨，他吶喊，他也鬥爭（「人被壓迫了，為什麼不鬥爭？」），他用憎的方式來表達愛，他以絕望的反抗來陳明希望，他用自己的死來換取別人更有尊嚴的生，他不顧一切利害奮勇前行，並說「真正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集外集拾遺補編·關於知識階級》），可即便如此，仍不足以喚起民眾的精神警覺，仍不能改變中國的閉抑和黑暗，設若他換一種溫和，文雅，「今天天氣哈哈哈」式的腔調說話，中國會更有希望么？

　　所有的幸與不幸都集中在這一點上了：我們對自己為奴的境遇是否自知？——這是認識魯迅的起點。魯迅不是一個只囿於外部戰鬥的人，他更重要的意義在於，使每一個人都不斷地轉回，轉回自己的內心，從而注意到自己所站立的位置，所遭遇的苦楚，並作出有尊嚴的抉擇。魯迅渴望覺悟的心靈對他的回應，否則，他寧願選擇沉默。那些自覺生活過得美滿幸福的人，是不需要魯迅的；惟獨悟自身之為奴的人，才是魯迅的同道。其實，只要你看到當下的中國，奴隸哲學還是大有市場，尼采所說的讓自己的頭腦變成一個跑馬場，任別人的思想的馬匹蹂躪一通的狀況還非常普遍，你第一個想到的戰士必定會是魯迅。你別無選擇。

　　魯迅不是什麼萬能的膏藥，他只適合於不願做「奴隸」的人聚集的地方，如果不是這樣，那魯迅就真可以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到一邊歇一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