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會」紅包焦慮症：被異化了的傳統禮儀

　　在剛剛過去的這個教師節里，輿論談論最多的，並非師生濃情或育人之道。家長與老師之間，一場有關紅包的糾結，讓純凈的節日變了味道。其實，不止老師，醫生、評委、監管，甚至火葬場的職工，也時時承接著紅包的「禮遇」。於是，紅包成為了一種文化，感情、面子、攀比，其中也可能摻雜不可告人的目的。沒必要迴避，中國是個「熟人社會」，只是這紅包的分量，造成了我們道德上的難以承受之重。送者未必甘心，收者未必坦然。紅包焦慮，就這樣蔓延開來。有了焦慮，就該診斷一下了。事情的耐人尋味之處，在於送者與收者雙雙的「身不由己」。這其實是我們對所謂生存法則的依賴，同時也是我們對制度魄力的一份虧欠。文/王斌

　　紅包之源——長輩對晚輩的關愛從長輩對晚輩的祝福，到農耕社會的互助，到人際關係的潤滑劑，到求人辦事的敲門磚，最終到不送不心安，紅包在中國經歷了一個「異化」的過程。紅包越來越流行，甚至成為一種文化。或因感情，或因面子，或因攀比，或因一些不可告人之目的，總之，我們已經被這種文化所脅迫。只是，面對紅包，我們似乎越來越焦慮，送的未必全部甘心，收的未必全部坦然。在送出或者收到一疊疊紅包之時，我們或許應該思考一下，表達感情是否還有更好的方式？記者　高家濤無論是錢幣狀的辟邪品，還是用紅包包裹著的貨幣，其本意皆代表著長輩對晚輩的關愛和祝福。

　　「紅包，是指包著錢的紅紙包，最原始的意思是指壓歲錢，在廣東港澳台等經濟發達地區稱為『利是』，在世界有華人居住的地方，更多的是用於喜慶時饋贈禮金。到了現在，開始泛指獎金和賄賂他人的錢。」

　　——在作家浮石的《中國式關係》一書中，對紅包做了如是描述。

　　紅包的最初意思「壓歲錢」，始於何時，眾說紛紜。按照民間的傳說，古時有一個身黑手白的妖精，名字叫「祟」，每年除夕之夜便出來禍害小孩。於是，人們在當天晚上點亮燈火通宵不睡，並把銅錢放在孩子枕邊以辟邪，這便是「守祟」、「壓祟」，後來通俗稱為「守歲」、「壓歲」。這便是「壓歲錢」的由來，寄託著父母對孩子的祝福和關愛。「壓歲錢」真正出現在史書中始於漢代，但當時這種錢並不能在市面上流通，而是為了佩戴玩賞而鑄成錢幣形狀的辟邪品，正面鑄有各種吉祥語，如「天下太平」、「去殃除凶」；背面鑄有龍鳳、龜蛇等圖案，表達壓邪攘災和喜慶祈福之意。

　　宋元以後，過年給小孩子「壓歲錢」已成為民俗。至民國時，「壓歲錢」演變為用紅紙包一百文銅錢，寓義為「長命百歲」；　給已經成年晚輩的壓歲錢，用紅紙包一枚大洋，象徵「一本萬利」。這是紅包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

　　紅包之禮——人際關係的潤滑劑此種意義上的紅包或者禮物，大多仍局限於親朋好友之間，維繫並增進著人們之間的感情，是人際交往的一種「潤滑劑」。

　　壓歲錢之外，紅包另一個源頭是「隨份子」。按照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的說法，這種風俗源於農耕社會生活中小範圍的互助，當時，倘若誰家有紅白之事，就會負擔很重，這時候親戚朋友，鄉鄰都會來「隨份子」，幫助其渡過難關。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隨份子」的紅包逐漸擺脫了互助的原始意義，而逐漸演變成一種社會禮儀，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禮尚往來——中國人一向崇尚禮尚往來，《禮記·曲禮上》就說：「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此時的紅包，更多的成為親朋好友之間一種維繫感情、表達祝福的方式。而之所以用「紅」，是因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紅代表著吉祥，寓意「紅火」。在禮儀之外，互贈禮物還能體現出中國人受惠不忘施予者的心態。

　　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河，則將這種現象稱為「紅包文化」——紅包文化，並非中國獨有，而是整個東亞文化的一部分，日本、韓國都有送紅包的習慣。

　　不過李河同時指出，「傳統文化中的『禮』和『儀』是緊密聯繫的，而且儀是重心，禮只是一種輔助，比如通過婚宴等各種儀式來實現人情上的互相撫慰，這種儀式感是一種強烈的精神內容，物質上的內容是其次的。」

　　紅包泛濫——倒置了的禮與儀大約從第一位發出感嘆紅包令自己苦不堪言的人開始，紅包已經失去了最根本的意義，從美好的祝福變成了重負。

　　不知從何時起，李河先生所言的「禮」與「儀」的關係開始倒置，這從近年來可以經常在網上看到的，感嘆紅包讓自己不堪重負的帖子中可體現。

　　大約從第一位發出此類感嘆聲的人開始，紅包已經失去了最根本的意義，從美好的祝福變成了重負。

　　翻開報紙，類似的新聞屢見不鮮。《新民晚報》報道，上海一位市民在去年十一長假中，接到了10張請帖，或是朋友結婚，或是親朋生日。每人隨了400禮金，一個月工資沒了。這位市民的話很形象——「一個月的血汗錢啊，就像從肋條上往下割肉。」《現代快報》報道，南京市民史先生，有6位姐姐，而這6位姐姐給他帶來了14個外甥、外甥女，每年的壓歲錢、生日紅包讓他苦不堪言。終於，有一天，史先生召開家族會議，宣布放棄做舅舅的資格。《長沙晚報》報道，為了迎合越來越盛行的「紅包文化」，長沙某銀行曾推出「電子紅包」業務，送紅包者根本無需徵得對方同意，就可以將最多500元的紅包送到對方賬戶，而且，可以把所謂的祝福語一併寫在「電子紅包」上，可謂方便之極。只是，這樣的紅包中還有多少感情成分，我們不得而知。

　　紅包焦慮——送的苦惱，收的糾結一邊是送的苦惱送不送、送什麼，另一邊是收的糾結收不收、怎麼辦。這樣的畸形「文化」，其實已經背離了千年相傳的禮儀本義。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際交往越來越複雜，紅包的用處也越來越大——從原先的慶賀祝福延伸到求助、感謝，從自家親友延伸到許多行業，紅包的內涵也越來越大——從貨幣到煙酒、購物卡、生活用品、古玩無所不包，甚至還出現「送旅遊」。

　　有人將剛剛過去的教師節稱之為「謝師節」。不過，據媒體調查，60%的家長都不希望給老師送禮，但最終的事實是，70%的家長都會給老師送禮。與此同時，大多數老師也表示不希望接受禮物。

　　不止老師，醫生、評委、裁判、監管，乃至火葬場職工……似乎只要是與公共資源沾點邊的行業，都有紅包流行——對官員而言，以紅包之名行賄賂之實者，亦不在少數，不過此類行為屬犯罪，不在我們所討論之列。目前，我們似乎已經達成了一種社會「共識「，收紅包意味著盡心。在教師節中，有家長說，其實不想送，但看其他人都送了，害怕老師因此對自己的孩子有偏見，所以花錢買個心安。

　　2010年，央視的一組公益廣告引發廣泛共鳴，電視畫面中，一位醫生對患者家屬說：「病人終於脫離危險了！」家屬隨即奉上紅包，醫生拒絕並沉痛地說：「你在侮辱我！」另外的三個場景分別是老師、公務員和駕校老師拒收紅包。

　　廣告播出之後，獲得不少稱讚，但也有人提出質疑——紅包，並非都是送出者的責任。

　　新華社報道，一位家長就感嘆「送和不送真的不一樣！」這位家長的女兒上幼兒園，開始在幼兒園總是吃不飽，回家常喊「餓死了」；後來送了紅包，老師總是加餐，女兒回來就說「撐死了」。怎麼辦？送！於是，紅包的存在愈發廣泛而堂而皇之，越來越多的人被所謂的紅包文化脅迫。有論者一語點破——紅包盛行，折射出我們彼此之間的信任缺失。這樣的畸形「文化」，其實已經背離了千年相傳的禮儀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