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新鮮出爐

2015年04月10日 08:00 來源： 本站原創 【收藏本文】經過一天半的演示彙報和評委評議投票，201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於2015年4月9日在北京揭曉。國家文物局、中國文物報社、中國考古學會聯合召開新聞發布會，中國考古學會會長王巍宣布201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項目。名單如下（按時代順序）：

1、廣東鬱南磨刀山與南江舊石器地點群鬱南磨刀山遺址位於廣東省雲浮市鬱南縣河口鎮和都村，地處南江盆地東北部，為南江西岸第四級階地。為了解文化遺存的保存狀況，並為遺址的文物保護提供依據與對策，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雲浮市博物館和鬱南縣博物館等單位對鬱南磨刀山遺址第1地點進行搶救發掘，發掘面積200平米。

磨刀山遺址下文化層文化遺物分布本次發掘取得突破性收穫，在第四階地原生網紋紅土堆積中發現上、下兩個包含石製品的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層，出土各類石製品近400件，類型包括石料、石核、石片、斷塊、碎屑、石錘、石器、殘石器及使用礫石等，其中又以石料、斷塊、碎屑、石核與使用礫石的數量為多，石器與殘石器的數量相對較少。發掘出土石製品所發現的石製品類別涵蓋從搬運石料、加工石器、使用石器到廢棄石器的整個過程，反映出發掘區存在完整的石器生產操作鏈。石器多以礫石為毛坯直接修理成形，部分利用斷塊為毛坯，未見利用石片為毛坯。石器加工技術以單面硬錘修理為主，僅少量手斧等見兩面加工技術。石器的修理較為簡單粗糙，刃部普遍不規整，刃緣形態多呈鋸齒狀。石器類型有砍砸器、手鎬、手斧與刮削器等，其中又以砍砸器數量為多。石器尺寸以大中型為主，多為權宜性工具。此外，多見直接使用礫石做工具的現象。

磨刀山遺址出土文物磨刀山遺址周邊經系統調查已發現60餘處舊石器地點，集中分布在南江盆地東北部。這些地點在盆地內的平面分布、不同地點石製品數量多寡與類型差異所反映的遺址功能差別等特點，清楚展現出區域內由中心營地與臨時活動地點組成的古人類棲息形態。鬱南磨刀山遺址第1地點是廣東目前確認年代最早的古人類文化遺存，填補了廣東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空白，將本地區最早有人類活動的歷史由距今13萬年左右大幅前至數十萬年前，是廣東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2、河南鄭州東趙遺址東趙遺址位於河南省鄭州市高新區溝趙鄉東趙村南、中原區須水鎮董崗村西北，處於丘陵與平原的接觸地帶，遺址處於檀山東北的台地上，海拔120米。該遺址東距須水河約2公里，西北不到1公里有一條自然沖溝，沖溝向東北曲折流入須水河。該遺址東距鄭州商城約14公里，北距大師姑城址約7公里，東北距小雙橋遺址約9.5公里，西距滎陽關帝廟商代晚期遺址不到2公里。東趙遺址處於夏商文化分布核心區域。

2011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與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研究「中原腹心地區早期國家的形成與發展」課題，對東趙遺址進行了複查，在村東南發現了溝狀河湖相堆積，在堆積的底部發現有龍山晚期陶片，在對遺址東部斷崖剖面清刮時發現基槽狀堆積，初步判斷東趙遺址存有城址。2012年春季又對一些重要遺迹進行了分析，確認了東趙遺址有龍山至商末周初文化遺存。2012年10月至2014年12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與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對東趙遺址進行了連續性考古發掘與勘探。經過近三年的考古工作，東趙遺址累計發掘面積近6000平方米，勘探面積達70萬平方米。經過勘探、發掘，東趙遺址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發現。東趙遺址目前清理的灰坑近500個，勘探水井近100個，清理12個，其它有墓葬、陶窯、水池等。灰坑形制多樣，有圓形、長方形、不規則形等，灰坑性質主要有生活垃圾坑、祭祀坑、窖穴等，年代跨新寨、二里頭、二里崗、西周幾個時期。新砦期灰坑較少，小城城內及城外均有發現。二里頭時期灰坑發現較多，性質也多樣。二里崗時期灰坑主要分布於遺址南部高地、夯土建筑西北處，年代主要為二里崗下層至白家莊期，二里崗時期灰坑應亦在遺址北部有分布，但因現代平地取土活動使二里崗時期文化遺存幾乎破壞殆盡，故而遺址北部難見到該時期遺存。西周時期灰坑因取土破壞，發現較少。目前東趙遺址清理水井12處，以二里頭時期為主，二里崗時期水井發現較少。水井基本為長方形，深淺不一，一般深4～5米，最深10餘米，井內一般出土較多的汲水器。

東趙遺址出土大量遺物,主要以陶器為主，有相當數量的石器，發現少量骨、蚌器。陶器器類多樣，主要有深腹罐、花邊罐、捏口罐、盆、甑、矮領瓮、小口高領罐、附加堆紋缸、觚、鬲、大口尊、豆、斝、碗等。石器以生產工具為主，主要有鏟、斧、刀、鐮等；骨器有骨匕、骨簪等；蚌器有刀、鐮等。發現有商周時期的貝幣。因發掘面積有限，目前尚未發現銅、玉器。東趙遺址文化內涵十分豐富，遺存年代跨龍山文化晚期、新寨期、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早商二里崗期、兩周時期，年代序列完整，其中以二里頭、二里崗時期文化遺存最為豐富；受發掘面積及後期破壞影響，龍山文化、新寨期、兩周文化遺存較少。發現了龍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頭時期、早商二里崗期、兩周時期文化遺存。該遺址考古學文化延續時間之長、文化序列之連續完整，在中原地區同類遺址中甚為罕見，將進一步完善中原地區夏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分期體系與文化譜系。3、湖北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郭家廟墓地位於棗陽市吳店鎮東趙湖村，距棗陽縣城15公里。東距周台東周遺址、忠義寨城址1公里，西距九連墩戰國楚墓葬群1.5公里，南臨滾河。墓地總長1500米，面積達120萬平方米。

編磬、編鐘木架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為搶救性保護郭家廟墓地文物安全，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曹門灣墓區被盜墓葬進行了發掘。此次發掘一共清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29座、車坑1座、馬坑2座、車馬坑1座，共出土銅、陶、漆木、骨、皮革、玉石等各類質地文物千餘件，其中青銅器800餘件套、玉器86件、漆木器40餘件。有鼎、盤等4件銘文青銅器，見「曾子壽」、「曾子□（澤）」等字樣，根據銘文內容，結合此前曾伯陭墓發掘，判斷此墓地應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曾國「公墓」。

古瑟被清理出土此次發掘最大的M1為斜坡單墓道的岩坑墓，東西向，一槨兩棺。墓室長11、寬8.5、深8米。墓道長10米，寬與墓室相等，斜坡自東而西，至臨近墓室處漸收為一平台，形制較為特別。該墓歷史上多次被盜，近年也有盜擾，但槨室保存較好，長6、寬約5.6米。棺上彩繪圖案仍可見，隨葬品放置在棺內及棺外槨室內，擺放有一定的規律，西北面為車馬器，北面為禮樂器，未見大件青銅禮器及青銅樂器、兵器，應該已被盜。M1出土的青銅馬飾、棺飾及玉器、漆木器總數700餘件（套）。墓中音樂遺物豐富，有瑟、編鐘、編磬、編鈴、建鼓等。本次發現的一號車坑、一號馬坑為一號墓的陪葬坑，並列分布於M1的西南面。一號車坑長32.7、寬4米，葬車28輛。車採用東西縱列式，與楚墓車馬坑多見的橫列式車陣不同。據跡象判斷，車輿、轂、輻、輪、轅、衡等結構清楚，多數車上帶有軎、轂飾、轅首飾、轅末飾、鑾鈴等銅質構件，總數約122件（套）。

墓中出土青銅器除此外還清理了22座中型墓、6座小型墓。中型墓墓口長4～5米，寬約3米，一槨一棺或一槨兩棺，主要器物放在棺外的東部槨室內，多數被盜擾。器物以青銅禮器鼎、簠為主，再配以磨光黑陶罐、壺等，一般一墓一鼎。4座小型墓，一槨一棺或單棺，帶有側龕。側龕中放置一組陶器，器類有鬲、豆、罐、壺等。其中M10、M13出土曾子銘文銅鼎，對於判定墓地的族屬意義重大。郭家廟墓地為春秋早期曾國國君墓地，與葉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文峰塔曾國墓地、擂鼓墩曾國墓群共同構建了曾國考古學的年代序列，為研究曾國歷史與周代封國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資料。4、雲南祥雲大波那墓地大波那墓地位於雲南祥雲縣劉廠鎮大波那村東，於1961年發現，並於1964、1977、2008年進行過三次搶救性清理，出土了棺、鼓、編鐘等極為重要的銅器，墓葬規格在雲南戰國至西漢時期屬大型墓葬，應為洱海區域內一個等級較高的墓地。2014年7～11月，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祥雲縣文物管理所聯合對其進行主動發掘。此次發掘採用大量數字化技術，為後期墓地的研究保護、展示利用奠定基礎。

大波那墓地分為相距1.2公里的東、西兩區。西區在1964年清理時曾出土銅棺，此次發掘面積約150平方米。發掘區的文化堆積可分為5層，第1、2層為近現代層，第3層為明、清層，第4、5層為早期文化層，大部分遺迹在第5層下開口。西區普遍分布有早期文化堆積，並且發現有房屋、柱洞、灰坑、灰溝等遺迹。部分柱洞排列整齊，推測原房屋應為干欄式建築，這與干欄式房屋造型的銅棺及出土的房屋模型相吻合。西區出土遺物除較多陶片外，還有礪石、石斧、石墊、銅鏃、紅砂石范殘片等。

東區分為南、北兩個墓地。本次發掘區為北部墓地，發掘面積800餘平方米，清理墓葬25座。長度大於6米、寬度大於2.5米的大型墓葬有6座，其餘為中小型墓葬。發掘出土遺物共計280餘件（套），分為銅、鐵、錫、陶、石、木器等。銅器可分為兵器、生產工具、生活用具、裝飾品。其中生活用具數量最多，工具主要為鋤類；兵器包括劍、矛、斧、鉞、鐓、鏃等；生產工具有削和卷經桿、梭口刀；裝飾品有鐲、環、杖頭飾等。錫器一套四件，略殘，外飾精細紋飾。鐵器數量較少，僅見幾件殘器。木器中有一件弓及一件銅斧的木柄保存較好。

大波那墓地是目前發現的滇西地區為數不多的高規格墓地，其中出土的很多遺物與周邊石棺墓出土的遺物相似，葬式也多為多人二次合葬，只是葬具存在差異。此地為「昆明」的主要活動區域，本次發掘為研究雲南洱海區域青銅時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5、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窯遺址禁山早期越窯遺址位於紹興市上虞區上浦鎮大善村北的禁山南麓，其所處的上虞曹娥江中下游地區，不僅是成熟青瓷的起源地，同時也是漢六朝成熟青瓷窯址的最重要分布區，代表了成熟青瓷發展史上的第一個高峰。本項目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瓷之源」課題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探索成熟青瓷的起源及其早期發展過程。

目前調查確認區域內至少有窯址180餘處，其中東漢時期窯址80餘處、三國西晉時期窯址60餘處。新發現窯址40多處，時代主要集中在東漢時期，確認除小仙壇之外東漢時期多個青瓷類型的存在，為建立東漢時期成熟青瓷起源與發展的完整序列提供了豐富的資料。2014年5－10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虞博物館、上虞越窯青瓷發展研究中心等單位對禁山窯址進行了考古發掘，發掘面積800平方米，揭露了包括窯爐、灰坑、灰溝等在內的豐富遺迹現象，並出土了大量高質量、高檔次的成熟青瓷器。這是目前已發掘的早期成熟青瓷窯址中揭露窯爐多、遺迹豐富的窯場。

出土的產品標本均為成熟青瓷器，種類豐富，包括樽、簋、洗、盆、燈、罐等近30種器型，胎釉質量高，裝飾華麗，製作與裝燒工藝成熟而高超，代表了成熟青瓷發展的第一個高峰。禁山窯址堆積豐富、持續時間長、從地城疊壓上解決了東漢、三國、西晉三個時間段的前後發展過程，為認識青瓷在東漢起源後向三國兩晉第一個高峰的發展這一前後重大轉折過程，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學依據。6、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2012～201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在西藏阿里象泉河上游地區的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聯合開展發掘工作，共發現並清理了一批土坑墓和洞式墓，出土了大批珍貴遺物。故如甲木墓地位於噶爾縣，共發掘11座大小不等的墓葬，包括8座象雄時期墓葬和3座吐蕃時期墓葬。象雄時期的墓葬皆為豎穴土坑石室墓，多為二次葬，發現有完整的側身屈肢葬式。大型墓葬深度都在5米以上，均為多人合葬，結構複雜，存在二次或多次開挖跡象。填土層內殉葬有人和動物。高規格的墓葬都有用橫木搭建的墓頂和長方形箱式木棺。墓內出土絲織物、黃金面具、鎏金銅器、銀器、鐵器、陶器、料珠及大量人類和動物骨骼等。

故如甲木墓地8座墓葬的年代為距今1800～1700年，即公元2～3世紀，這一時期正是文獻記載的西藏西部象雄王國強盛時期。根據墓葬形制、規模、出土遺物等判斷，該墓地很有可能是一處象雄部族的貴族墓地。曲踏墓地位於札達縣，2014年發掘5座並列的帶豎井墓道的洞式墓。墓道狹窄，兩側壁掏出成排的腳窩。墓道下挖約2.5米左右出現二層台，上面橫置一排青石板封頂，將墓道分為上下兩段。墓道底部向山體方向開挖圓拱形墓門，墓室有單室和雙室兩種。單室墓較小；雙室墓較大，為多人合葬墓。墓室內都有保存較好的長方形箱式木棺、成組的陶器以及大量的馬、羊等動物骨骼。木棺內有墓主骸骨及大量隨葬品。墓主均為側身屈肢，其周邊擺放大量隨葬品，包括彩繪木案、方形木梳、帶柄銅鏡、刻紋木牌、紡織工具以及大量玻璃珠、長方形木盤、草編器物和彩繪陶器等。

曲踏墓地的年代為距今1800年左右。該墓地很有可能是另一處象雄部族的貴族墓地。這5座墓葬是迄今在阿里地區主動發掘中首次發現的洞式墓群，由於隨葬品種類特別豐富，為研究古代象雄部族的社會生活提供了極有價值的材料。墓室的形制很有可能是模仿當時的洞穴居址修建的。這種墓室結構與古格時期普遍流行的穴居遺迹非常接近，為考察象雄時期的建築形式及其使用的詳細情況提供了參照。墓室內隨葬大量青稞種子和牛、羊、馬動物，說明當時象泉河流域半農半牧的生活方式以及經濟的繁榮。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年代相同、地域接近，隨葬器物包含了相當多的共同因素，包括形制相同的箱式木棺、黃金面具、絲織品、陶器、銅器、鐵器、木器和料珠等。從喪葬習俗方面看，雖然在不同的地理環境中採用了不同的墓葬形制，但都流行深埋，採用側身屈肢葬式，並殉葬大量馬、羊等動物，因此兩個墓地應屬於象雄時期的同一個考古學文化，其影響範圍很可能擴展到了整個喜馬拉雅山地帶。由於阿里地區自然資源匱乏，很多墓葬的出土遺物並非本地所產，而是來自於周邊海拔較低的河谷地帶，甚至更為遙遠的新疆、中亞和北印度地區。對外來文化的吸納和融合是象雄時期考古學文化的一個主要方面。7、內蒙古正鑲白旗伊和淖爾墓群伊和淖爾墓群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鑲白旗伊和淖爾蘇木寶日陶勒蓋嘎查東北5公里處，海拔1260米。墓群地處渾善達克沙地南緣的一處丘陵谷地中，周邊為典型的草原地貌環境。2010年6月中旬，正鑲白旗公安局破獲了一起盜掘伊和淖爾墓群的案件，追繳回一批珍貴的北魏文物（編號M1）。2012、2013年，又分別有2座墓葬被盜（編號M2、M3），其中M3盜掘未遂。墓葬屢次被盜引起了各級文物管理部門的高度重視。錫林浩特盟文物管理站、正鑲白旗文物管理所曾三次組織業務人員對被毀墓葬進行搶救性清理，出土了大量精美華麗的北魏時期文物，其中包括玻璃碗、鎏金銀碗、金頭箍、金下頜托、金耳環、金項圈、金蹀躞帶、鎏金鋪首、漆器、釉陶、皮製品、絲織品等。M3的木棺內發現了一具通體用黃色絲織品包裹的屍骨，成為近年來邊疆考古工作中的一項重大發現。

伊和淖爾墓群地處北魏六鎮及北魏長城沿線以北，是目前在國內發現的緯度最偏北的北魏墓群。這些墓葬分布集中，排列有序，規格較高，顯然是一處北魏時期的家族性貴族墓地。從墓葬結構、木棺、陶器等方面看，伊和淖爾北魏墓葬具有鮮明的鮮卑文化特色，但部分遺物又具有異域特色，說明該族群利用草原絲綢之路與中亞、西亞、歐亞草原建立了一定的商貿聯繫，或由這些地區遷徙而來。北魏六鎮沿線上的民族非常複雜，既有鮮卑人，又有漢人，也有許多受柔然壓迫而內附北魏以及被北魏脅迫南遷的高車人，還有一些從其它地區遷徙過來的其他民族。其中，僅高車人就先後有數十萬人、牛羊百萬內附，被安置在六鎮地區，分屯邊境。因此，要準確地弄清楚墓地族屬，今後還需要更多地開展多學科合作研究。伊和淖爾墓群的發掘，為研究北魏時期的草原絲綢之路、邊疆歷史及民族關係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實物材料，是近年來我國邊疆考古中的重大發現之一。8、河南隋代回洛倉與黎陽倉糧食倉儲遺址隋代黎陽倉遺址位於河南省浚縣城關鎮東關村，大伾山北麓，東鄰黃河故道，東北距黎陽城遺址約1公里，西距衛河（永濟渠）約1.5公里。黎陽倉城依山而建，平面近長方形，東西寬260米，南北殘長300米，周長約1100米。倉城城牆為夯土築成。經過發掘的倉城東城牆呈東北-西南走向，殘寬5.5米。護城壕位於東牆東側3.5米左右，寬3.9米。壕溝底中部發現與溝同向的兩排密集柱洞，柱洞的直徑在0.12～0.18米之間。在東牆外側約10米處還有另外一道壕溝。在倉城北中部發現一處漕運溝渠遺迹，南北向，口寬約8米，渠的南端發現有磚砌殘牆遺存。在渠西北側，勘探出一東西長40米，南北寬25米的夯土台基。從倉城的總體布局推斷，倉城的西北部應為糧倉漕運和管理機構所在位置。目前已探明儲糧倉窖84個，口大底小，皆為圓形；口徑大小不一，小的8米左右，大的14米左右，大多在10米左右；窖底距現地表最淺3.8米左右，最深約7米。總體上看倉窖排列基本整齊有序，倉窖南北向大致有七排，東西向排列，除東北部外，每排10個左右，排與排間距10米左右；窖與窖間距最近3.5米，最遠10米。目前完成發掘面積3000平方米，已發掘清理的3座隋代倉窖（編號為C6、C16、C18）。經過對窖內近底部殘存的糧食遺存初步檢測分析，其為帶穎殼的粟、黍等穀物。隋代黎陽倉廢棄於唐初，北宋晚期張舜民在其《畫墁錄》中記有「予嘗登大伾，倉窖猶存，各容數十萬，遍冒一山之上。」目前對黎陽倉遺址的更全面認識，如倉城的最終範圍、倉窖的最多數量、與大伾山之間的關係以及漕運水系的更多情況等考古工作仍在進行之中。

隋代回洛倉遺址位於隋唐洛陽城外的東北部洛陽市瀍河區瀍河鄉小李村、馬坡村西一帶，地處邙山南麓的緩坡帶。遺址南距隋唐洛陽城外郭城北城牆1200米，西距瀍河200米，向南與隋唐大運河通濟渠相連。2004年曾對回洛倉遺址進行過小規模的考古鑽探和發掘，在清理的三個倉窖之中的C56內出土有一塊陰刻有「大業元年」四字的磚塊。2012年初以來，經過鑽探調查和考古發掘確認，回洛倉城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1140米，南北寬355米，倉城牆寬3米。倉城分為中部的管理區、東西兩側的倉窖區、道路和漕渠幾部分。倉窖成組分布，整齊排列，間距8～10米。在已經完成考古鑽探的約8萬平方米範圍內，已確定的倉窖數量達到220座，推測整個倉城倉窖的數量在700座左右，遠超文獻記載中的數量。目前完成發掘面積4800平方米，已發掘清理出完整的倉窖4座（C3、C46、C47、C140）、倉城內主要道路2條，倉城外北部道路4條。倉窖的形制結構相同，均呈口大底小的圓缸形。其形製為在窖口外先挖一寬約3米，深1.3～1.7米的圓形基槽，夯土填築，目的是防止窖口塌落和滲水。窖壁和窖底均經過修整和夯打，窖壁上塗抹有一層厚約20～25厘米的青膏泥。倉窖底堆積分為自下而上的青膏泥、木板、葦蓆三層，其中木板採用環窖心的同心圓形方法鋪設。在倉窖近底部，清理出有較多應屬於倉窖地上建築蓋頂的炭化草稈及草葉，部分草稈還基本保持塌落前的「人」字形屋頂形狀，厚20～23厘米；在「人」字形草頂的頂端內側清理出腐朽的圓形木棍，直徑7厘米。根據對倉窖底部採集的土樣進行浮選和植硅石檢測，確定143號倉窖存儲的糧食品種為單一的黍。倉城內清理出東西、南北方向道路各一條，東西方向道路寬28米，南北方向道路寬40米。倉城外北部清理出東西、南北方向道路各一條，東西向道路寬5.7米，南北向道路寬26米。通往回洛倉管理區的漕渠遺迹寬20～25米，鑽探深6.5米，目前仍在發掘之中。隋代回洛倉廢棄不晚於初唐。代表隋代不同類型的大型國有糧倉——黎陽倉和回洛倉遺址的同時發掘，以極為豐富的考古新資料全面揭示了我國古代特大型官倉的概貌和儲糧技術的高超水平，以及儲糧的種類。兩處倉儲遺址的發掘相互補充地提供了隋代地下儲糧技術的各個環節，對於研究和復原隋代大型糧食倉儲全過程具有前所未有的豐富價值。回洛倉遺址的發掘展示了隋代都城具有戰略儲備和最終消費功能的大型官倉的儲糧規模和倉窖形制特徵等，例如這裡的倉窖大而深，容量大，數量更多；黎陽倉則顯示出依託大運河而具有中轉性質的大型官倉的性質特徵，如這裡的倉窖口大而較淺，便於糧食的儲備和轉運等。9、北京延慶大庄科遼代礦冶遺址群北京市延慶縣大庄科鄉礦冶遺址群主要由礦山、冶鐵遺址、居住及作坊遺址等構成，遺址類型比較系統、豐富。通過考古調查及勘探工作，發現礦山五處，分別為榆木溝礦山、東三岔礦山、香屯礦山、東王莊礦山、慈母川礦山。冶煉遺址四處，分別為水泉溝冶煉遺址、漢家川冶煉遺址、鐵爐村冶煉遺址、慈母川冶煉遺址。居住及作坊遺址三處分別為水泉溝居住及作坊遺址、鐵爐村居住及作坊遺址、漢家川居住及作坊遺址。

礦冶遺址群開採鐵礦石的礦洞及部分露天採礦遺迹分布在礦山山腳及半山坡範圍內。礦山周邊豐富的水資源不僅為礦石的運輸提供便利，同時對於冶煉過程中的用水以及礦冶管理機構、冶煉工匠的飲用水源提供了便利。其中遺迹類型較為豐富全面的為水泉溝遺址。冶鐵工匠們的居住、生活區發掘揭露出的遺迹主要有房址、灶坑、灰坑等。作坊遺址區發現車轍和道路遺迹。冶煉遺址出土器物主要有礦石、煉鐵塊、爐渣、鐵器、碾盤等。居住、生活區建築材料主要有石塊、灰陶板瓦、獸面紋瓦當、長條形溝紋磚等。生活用品主要有瓷碗、陶罐、銅錢等。延慶大庄科礦冶遺址群是目前國內發現的遼代礦冶遺存中保存煉鐵爐最多，且爐體保存相對完好的冶鐵場所，其基本形貌清晰可見。爐內結構完好，鼓風口清晰可見。發掘所揭示的爐型結構為正確認識中國古代冶鐵高爐的爐型結構演變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

大庄科礦冶遺址群反映了遼代接收、運用中原的生鐵冶金技術的情況，是遼代向西傳播生鐵冶金技術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同時體現了遼代物質文化的發展水平。10、貴州遵義新蒲播州楊氏土司墓地新蒲楊氏土司墓地位於遵義市東北側約20公里的新蒲新區新蒲村官堰組，地處烏江支流湘江上游的仁江（亦稱洪江）西岸，其中楊烈墓（第29世）發現較早，1982年即被公布為貴州省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4月至2014年11月，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指導下，對遵義新蒲楊氏土司墓地進行了近兩年的大規模發掘，清理播州楊氏土司墓葬3座，除M1（楊烈墓）外，M2(楊鏗墓)和M3(楊價墓）均系新發現，尤其M3系未遭盜掘的雙室並列之土坑木槨墓，屬形制特殊且保存完整的大型高等級大墓，墓內出土大量造型精美的金銀器及相關隨葬品，是貴州土司考古繼海龍屯遺址之後的重大突破。

其中M1(楊烈墓) 墓葬位於整個墓地的最北端，與楊價墓緊鄰。該墓多次被盜，1998年初曾進行過簡單的搶救性清理。墓葬由墓園、墓前石刻、墓室三部分構成。墓園平面形制呈不規則三角形，垣牆寬0.7、周長約420米，用泥灰岩方石壘砌，石質頂，僅門址處有較多的瓦當、滴水等建築構件堆積。墓前有石翁仲、拜台及墓碑。M2(楊鏗墓）為泥灰岩石砌築的大型同墳異穴三室合葬墓，墓向58°。墓室結構、大小相同，僅墓門、墓頂裝飾略有差異，墓室間以隔牆，墓門外兩側護牆為八字形土牆。由前室、墓門和後室組成。甬道與墓室之間為墓門，墓門外橫陳封門條石和頂門石。墓門門扉背面裝飾有方格紋、忍冬紋和格眼球紋。墓頂中部為覆斗形藻井，四角篆刻「壽山福海」四字，中部有圓形鑿孔。側壁有龕無裝飾，後壁無龕飾有剔地壼門。墓底石上放棺床，棺床與左、右、後三壁形成三道排水溝。中室棺床底板石下有腰坑，已被盜。

墓葬早年被盜，僅在墓室填土內清理出陶騎馬俑、銅香爐、銅鏡殘片、玉葉和料珠等遺物，共52件（套）。在該墓中室前3米、南室前2米處中軸線上，各出土墓志銘1盒，兩石相對疊合，外用鐵皮封成十字，出土時盛裝在石函中。M3（楊價墓）該墓東南距楊烈墓僅約10米，墓園垣牆主體前方後圓，周長442米，在墓前方中軸線處設門址，在中軸線位置往前端又延伸了一段長130米、呈半圍合狀的牆，牆寬2米。楊價墓垣牆用粘土岩板材構築，在牆的內外側，每隔約1.2米豎立一棵立柱，立柱間橫疊石板，形成外牆，中間填土，立柱上段裝飾如意雲頭紋雕刻。垣牆兩側發現大量瓦礫堆積，應是瓦頂。楊價夫婦墓是一座帶墓道、雙室並列的大型土坑木槨墓，墓向60°兩墓室大小相同，單個墓室平面呈甲字形，長約8.5、寬6米。中間有長17.5、寬2米的生土隔梁。槨室位於墓室正中，素麵，由枕木、槨底板、南北側板、東西端板和蓋板7部分構成，平面呈長方形，經鑒定，槨室全用珍貴的楠木構築。槨室底部有陶質腰坑。

棺槨之間目前已經出土隨葬器物80餘件。女室頭箱出土金銀器7件，有獅紐銀執壺、銀燭台、銀瓶、銀匙、銀箸、金杯、金盤各1件。男室頭箱出土31件金銀器和1件玉器（單耳杯）。金器6件，包括盤、碗、箸、匙、盞托、杯各1件。銀器19件，包括執壺2件、溫碗1件、碗4件、杯2件、盤2件、蓋1件、缽1件、盞托5件、盒1件。男室右側棺槨間出土了鎏金雙魚銀洗、溫碗、執壺各1件，燭台2件，還發現了大量髹漆皮甲胄片；左側棺槨間出土了環首金柄鐵刀（帶金鞘）、木胎包銀皮盾、弓箭、銀壺等。在棺前還有3件長方形漆木器，性質不明。男女室木棺部位均發現有金棺釘、銀棺釘、鐵棺環及銀飾件等。男室木棺上方還發現綬帶痕迹，但紡織物已朽，只見散落棺上的獅子戲球金牌、圓形金牌、銀鈴等飾件。該墓地是目前唯一已全面發掘的播州楊氏土司墓地，墓地布局清楚，墓主等級身份及關係都很明晰，年代跨越宋末至明末，為宋元明考古提供了重要的新資料。王巍會長總結了今年十大考古新發現的三項特點：一是歷史時期項目比重大，這與城市化發展相合，反映了當代考古的特點；二是邊疆地區考古佔半壁江山，這對於研究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有重要意義；三是自然科學技術在考古發掘和研究中的應用非常普遍，環境、生業、手工業乃至遺物的詳細信息都在研究範圍內，極大地增加了考古信息的獲取量。現場記者們熱烈提問，除了對各項目的關注外，還提到十大考古新發現的評選標準，王巍會長對此回應到，十大考古新發現創建25年以來，一直秉承科學性、藝術性統一的理念，注重發掘項目的學術價值，關注其所包含的歷史信息、反映的文化面貌，同時考古工作的優秀程度也是標準之一，這是一個綜合性的評價。(責任編輯：吉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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