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陳寅恪與胡適、傅斯年之關係

【摘要】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吳宓與陳寅恪的關係是亦師亦友、相知相惜、維持終生可傳為佳話的那種忠誠的友誼;傅斯年與胡適的友誼也具有這樣一種性質。在這兩對關係中,前者在人們看來屬於本位文化保守知識分子群體,後者屬於與之對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分析此四人及兩對之關係,可以考察與透視民國時期不同類型和立場的知識分子的思想傾向及相互之間的關係。由於《吳宓日記》記事的系統性、連續性尤其吳宓在此四人關係中的特殊性,為我們考察上述關係提供了一個十分珍貴的視角。

【關鍵詞】民國學術史;吳宓;陳寅恪;胡適;傅斯年

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如果說有"兩對"學人其各"對"個人之間友誼的密切、深厚與牢固極具典型性和相似性的話,那就是傅斯年與胡適的關係,和吳宓與陳寅恪的關係。傅與胡的關係是亦師亦友、相知相惜、相援相助、維持終生可傳為佳話的那種忠誠的友誼;吳與陳的友誼也具有這樣一種性質。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兩對關係中,後者在人們看來屬於本位文化保守知識分子群體,前者屬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胡、陳、吳曾經留學美國,傅、陳曾留學德國及歐洲其他國家;胡、傅兩人以北京大學師生關係為基礎,吳、陳兩人以哈佛同學為基礎,傅與陳的關係也是緣於在歐洲求學時的同學關係。此外,傅與陳還都與俞大維有同學和姻親關係。分析此四人及兩對之關係,可以考察與透視民國時期不同類型和立場的知識分子的思想傾向及相互之間的關係。由於《吳宓日記》記事的系統和連續性尤其是吳宓地位的特殊性,為我們考察上述關係提供了一個十分珍貴的視角。

一、在美留學時期

胡適與吳宓兩人雖然都是美國留學生出身,胡留學於康奈爾大學,吳宓留學於哈佛大學,但兩人的思想傾向卻很不相同。胡適是以主張新文學起家的,終生堅持新文學、新文化。胡適北大的學生傅斯年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員大將,五四時期創辦的《新潮》也是宣傳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刊物,傅後來從歐洲留學回國從事學術、教育和政治活動的過程中,也始終堅持新文化立場和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立場,國民政府成立後傅、胡兩人先後逐漸轉向支持國民政府的立場,並為當局所重。

吳宓則與胡、傅的立場與道路不同。當新文化運動發起和高潮之際,吳宓正在美國留學,但他對新文化運動採取的是對立的立場。在他看來,新文化運動對中國是有害的運動,在他的日記中記載了他對新文化運動及對胡適、傅斯年等代表人物激烈抨擊的態度。

吳宓留美時形成的這種態度,首先與他當時的學術交往圈子有某些聯繫。尤值得注意的是,吳宓於1919年在哈佛新交的留學生陳寅恪給予他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全面和深遠的,影響到他的學術和思想傾向,也影響到他的人生態度。在吳宓的日記中最早出現陳寅恪名字的時間是1919年3月26日,在日記中吳對新結識的陳寅恪大加稱讚:"陳君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儕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志行高潔,深為傾倒。"①陳寅恪是1919年年初到美國入哈佛大學留學的,由陳在哈佛留學的表兄俞大維介紹給吳宓相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吳宓日記》第2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0頁。

【作者簡介】翁有為,河南大學近代中國研究所,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近現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所,史學月刊編輯部教授。

內容摘要:由於《吳宓日記》記事的系統性、連續性尤其吳宓在此四人關係中的特殊性,為我們考察上述關係提供了一個十分珍貴的視角。一、在美留學時期胡適與吳宓兩人雖然都是美國留學生出身,胡留學於康奈爾大學,吳宓留學於哈佛大學,但兩人的思想傾向卻很不相同。如吳宓追求毛彥文,因賀麟並未按照吳宓所說去與毛聯繫、溝通,吳便頗疑此事與胡適的壓力有關,並大發感慨:"所以然者,畏毛子水等知之,泄於胡適,而胡適怒麟助宓,致有害麟之職業地位也……念生平受宓恩惠提攜,或所謂志同道合之友生,相率叛我棄我而歸於敵方,尤其稍得胡適之沾溉者.此時期胡適對吳宓如何?吳宓反對胡適,胡適自然明曉。

吳與陳相識後不久,即表對陳的學問與人品極感欽佩,兩人成為密友。3月2日,吳宓在哈佛中國學生會曾作一講演,陳寅恪為吳的此講演稿《紅樓夢新談》題詩一首,於3月26日相贈,吳宓在陳贈詩的當天日記中極贊陳的才學與品行,謂"新得此友,殊自得也"①。此時,陳"時常拜訪吳"②,兩人的思想傾向比較接近,不過,陳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應態度不如吳激烈。

吳宓在1919年11月12日的日記中,對傅斯年等創辦的《新潮》雜誌持完全批判的態度,他斥道:"近見國中所出之《新潮》等雜誌,無知狂徒,妖言煽惑,聳動聽聞,淆亂人心,貽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驚憂。又其妄言"白話文學",少年學子,紛紛向風。於是文學益將墮落,黑白顛倒,良莠不別。棄珠玉而美糞土,流潮所趨,莫或能挽。"③吳宓所以對新文學運動採取如此激烈的批判態度,其動因之一,即是"宓等孜孜欣欣,方以文章為終生事業"④。在吳宓看來,《新潮》的創辦人是"狂徒",而且這些狂徒使少年學子"紛紛風向"⑤,危害了自己專欲從事的文學志業。

1919年12月13日午時,陳寅恪至吳宓處,兩人"所談甚多",吳宓在記陳所談的主要幾個方面後發感想謂:"今之盛倡白話文學者,其流毒甚大,而其實不值得通人之一笑。明眼人一見,即知其謬鄙,無待喋喋辭辟,而中國舉世風靡。哀哉,吾民之無學也!"吳宓所說的"今之盛倡白話文者",當指胡適、陳獨秀等人,自然也包括辦《新潮》的傅斯年等人;而其所說的"通人"、"明眼人",自然包括他自己在內。在他看來,陳寅恪更是"通人"和"明眼人"。由此可推證當時陳寅恪對新文學新文化運動及胡適等人的態度。新中國成立後陳寅恪的有關自傳性材料中說自己"對胡適也罵過",陳罵胡應主要是這一時期。吳宓對新文學運動持堅決反對的立場,他認為,新文學運動是"倒行逆施"。""新文學"之非是,不待詞說。一言以蔽之,曰:凡讀得幾本中國書者,皆不贊成。西文有深造者,亦不贊成。兼通中西學者,最不贊成。惟中西文之書,皆不多讀,不明世界實情,不顧國之興亡,而只喜自己放縱邀名者,則趨附"新文學"焉"。吳的批評十分辛辣入木。

吳宓所以反對"新文學",除了他以固有文學為志業而與新文化對立之原因外,還在於他認為新文學是亂國、亡國之學,責任所使,不能不反對。他日記中說:"夫"新文學"者,亂國之文學也。其所主張,其所描摹,凡國之衰亡時,皆必有之。自希臘以來,已數數見,在中國昔時亦然。"他認為,""新文學"者,土匪文學也"。"今中國之以土匪得志者多,故人人思為土匪"⑥。

1920年2月12日吳宓日記載:"陳君寅恪來,談中國白話文學及全國教育會等事。倒行逆施,貽毒召亂,益用驚心。"⑦陳、吳二人立場大致相同。同年4月19日,吳宓在日記中將新文學運動稱為"文化運動",認為"今國中所謂"文化運動",其所提倡之事,皆西方所視為病毒者……而吾國反雷厲風行,虔誠趨奉。如此破壞之後,安能再事建設?如此紛擾之後,安能再圖整理?只見萬眾息心斂手,同入於陸沉之劫運。"在他看來,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解放"、"獨立"、"自由戀愛"諸說,"必至人倫破滅,禮義廉恥均湮喪"⑧。由於吳宓對新文化運動持反對的態度,因此國內這一運動的蓬勃發展狀況對吳產生了很大的心理壓力。他於同年5月1日日記道:"目今,滄海橫流,豺狼當道。胡適……之倫,盤踞京都,勢焰熏天。專以推鋤異己為事。宓將來至京,未知能否容身。"⑨1920年10月26日晚,吳宓閱看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寄至的《教育叢刊》,讀後批判道:"粗鄙卑陋,見之氣盡。而白話文字、英文圈點。學生之所陳說,無非杜威之唾餘,胡適之反響,且肆行謾罵,一片憤戾恣睢之氣。嗚呼,今國中教育界情形,一至於此,茫茫前途,我憂何極?"⑩同年11月30日,即將歸國的吳宓拜訪其師巴壁德,巴期盼吳宓歸國後致力於中國本土之學的研究,受此激勵,吳宓決定以國學研究為己任(11)。吳1921年歸國前後作《論新文化運動》及《再論新文化運動:答邱君昌渭》等文,公開批判新文化運動(12)。

可以說,吳宓大致在1919年至1921年間,即形成了與胡適、傅斯年等所從事的新文化運動對立的鮮明立場,並確定了歸國後宣揚國學並從事國學研究的人生目標。吳宓這種思想觀念的形成,固然有其個人成長因素的作用,而其最佩服的密友陳寅恪及其業師白壁德的影響,顯然是不可忽視的。而吳宓當時對國際和國內"過激派"的認識,是其對新文化運動持反對態度的思想基礎。他於1919年3月27日所寫的日記,透露了他內心反對"過激派"的複雜心理:一是在他看來,近代以來的中國及國際社會是"擾攘爭奪"、"人心思動"、"世無寧日",而其原因是起自"盧梭之徒"的"妄倡邪說"之號召與鼓動而成為"潮流",由此"而亂遂不可止"(13)。像法國大革命這樣的政治變動是吳宓所反對的。二是在他看來,19世紀國際帝國主義的極端激烈的競爭加劇了歐洲各國的國內和國際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即為歐洲各國解決其國內矛盾和國際競爭的病體"瘡口"之潰裂,而俄國布爾什維克暴力革命則是"瘡口"潰裂的結果,俄國式的"過激派"革命,已經成為世界性的勢力,是"今之大患"(14)。三是在他看來,近代的法國大革命、俄國"過激派"革命、中國的護法運動,在性質上只是一種叛亂,是一種"取而代之"、"你不得吃,讓我來吃"式的"率獸食人、爭奪擾攘、殺人放火之行為",如中國效法此種激派革命,後果"何堪設想"(15)。

這一時期,吳宓、陳寅恪與胡適、傅斯年並未接觸,吳與胡的對立是學術思想的對立,主要反映在如何對待傳統文學(傳統文化)和如果對待新文學(新文化)的態度上。

①③④⑥⑦⑧⑨⑩(11)(12)《吳宓日記》第2冊,第20、90~91、91、115、129、154、161、188~189、196、224~225頁。

②卞僧惠纂:《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5頁。

⑤《新潮》主要創辦人傅斯年撰寫《怎樣做白話文》專文鼓吹白話文,對傅來說,白話文只是革新運動的新形式和新工具,其目的是通過白話文宣傳新思想、新文藝和新道德,進行社會改造。見歐陽哲生編:《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136頁。

(13)(14)(15)《吳宓日記》第2冊,第22、22~23、23~24頁。

二、歸國創辦經營《學衡》時期

吳宓留學歸國後,先在東南大學編輯和經營《學衡》雜誌,宣揚國學,昌明新知,力圖以"溫和中正"的態度彌補和抵禦胡適派的"偏頗"之處。吳宓1924年被聘清華國學研究院籌備主任,在清華繼續編輯與經營《學衡》。吳宓作為清華研究院籌備主任和研究院主任,儘力為研究院薦才求賢。其中,陳寅恪被聘清華國學院導師,應與吳宓有一定關係。因當時清華識陳寅恪者,唯吳宓最深,吳宓至少是力薦者之一①。陳寅恪女兒後來就其父受聘清華事,亦坦承"父親老友吳宓於當年初受命主持籌建清華學校研究院後,立即向曹雲祥校長力薦陳寅恪擔任清華研究院導師"②。陳對受聘歸國之事,均與吳宓聯絡。1925年6月25日吳日記雲:"晨接陳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③至1926年7月7日,吳日記雲:"下午一時許,即接電話,知陳寅恪已抵京。乃即乘人力車入城,至西河沿新賓旅館5號,訪陳寅恪,未遇……夕5時,再至新賓旅館,與陳寅恪談,告以清華種種情形。又邀至香滿園飯館晚餐。"陳寅恪一到京,作為故交和清華國學研究院主任,聯繫與接待自然是責無旁貸,吳到北京城內接陳寅恪,體現了兩位故交的親密關係。次日,吳宓上午"與陳寅恪合乘汽車回校。抵校,進午餐。陳君及住西客廳。下午,陪導陳君至研究院遊覽。又至趙元任住宅中敘談。四時,同謁校長於其宅中,進冰點。六時,陪導陳君訪梅貽琦,未遇……晚九時,陪導陳君訪王國維先生"。陳寅恪到清華的第一天,吳宓全程陪同陳拜見研究院同事、故友及校長等。除因7月9日一天陳進城外,接下幾天吳宓多陪陳寅恪,吳自己亦頗感忙累,7月20日其日記雲:"寅恪入城二日,夕始返。寅恪到後,常多談話,又為之料理諸種雜務,故多日未能讀書治事。"④陳回國後陳吳二人過從最密。

陳寅恪回國任教清華,本一心潛於學術的他,與吳宓等卻身不由己地捲入校長風波之中。早在陳回國前,在關於清華校長人選醞釀時(校長曹雲祥一度表示出國,故引發校長繼任人選乃至去曹之議),吳宓一度參與去曹校長的計劃,因研究院導師梁啟超擬以自己擔任校長並表示以後欲拉胡適進入清華,引起吳的不滿。吳宓1925年11月24日的日記雲:"得柬招,謁梁任公。梁甚願就校長,詢校中內情甚悉,但擬以余紹宋任機要主任。又雲此事如決辦,宜得仲述同意。又雲,胡適可聘來研究院云云。"⑤吳為此轉而消極,認為"連日奔走校長事,殊無味。此席(指校長一職--引者)恐終為余日章所得。我等勞碌,何益?即梁就職,且招胡(指胡適--引者)來,是逼宓去"⑥。在吳看來,雖然梁希望擔任校長⑦,曹、梁相爭的結果很大程度是他人得利(余日章),況且即使梁任校長,將新文化派領袖人物胡適拉來,對自己更為不利。對於此點,梁似未曾想到吳、胡之間因新文化運動而引起的對立。後梁再與吳商議梁任校長問題時,未提胡適聘清華事,吳擬"以調人自居""推戴梁任公"⑧。可見吳宓對胡適是否來清華的反應敏感程度。陳回國後,清華因校長問題再鬧風波,吳、梁、陳再度捲入。

事件的起因是,清華學校因校長曹雲祥擅自批准留美預備部(舊制)高二高三提前留學,與教授評議會發生嚴重對抗,形成風潮⑨,吳宓、陳寅恪等積極介入,抵制校長未經教授評議會批准之越權違規行為,最後經外交部調解,校長"引咎屈服",教授會通過決議"嗣後校長應遵守《組織大綱》。重要事件,必經評議會正式議決後,按照執行"⑩。此次衝突教授評議會暫時獲勝,但校長並未甘心,乃"利用大學部學生,推倒教授會及評議會,以為報復而快於心"(11)。一是教授評議會為追收學費,議決規定不許為未交學費生開飯,但校長卻出資請學生吃飯,在教授會同人看來,此舉是違背校規,且有利用學生反對教授會之動機。但因教授會權威樹立,追收學費一事並未受到破壞。二是校長曹雲祥及其盟友朱君毅利用大學部學生"王省事件",即以王省名義寫信旨在取消研究院,進而挫敗教授會的權威。但在反擊曹、朱所造王省事件上,吳宓開始有所保留,對梁謀任校長一職有自己的擔心。吳宓1927年11月2日日記:"晚7~8(時),訪陳寅恪,談校事。寅恪力主梁任公來長校,遠勝於曹……宓則堅抱悲觀,恐梁來而黨徒遍布,趨奉者成群。而我輩之有一定宗旨及身份者,仍不能受知於當局耳。"此點表明吳對倒曹事有自己的考慮,此慮不在胡適,而在忌梁的"黨徒"。11月7日吳記雲:"下午赴評議會。曹、梁相鬥之局,愈益暴露,而以是日會中所談者觀之,則朱君毅之誘使學生王省寫信,實多可疑之點。欲蓋彌彰,實不能取信於人也。"吳與朱君毅是多年密友,與曹關係亦可,但吳亦並不持曹、朱立場,而是較為中立。8日記雲:"葉企孫函招,乃於11~12(時)往其宅中相見。葉主不助曹,而推梅為校長,以梁為董事長。姑靜待之。"此點較明確地表示了吳持中立態度。吳又記:"晚7~9(時)……寅恪亦來……略為進說……寅恪怒甚(是日曾向曹發怒一次),謂非朱或曹去職離校不可。"(12)吳此時總的立場是調解,希望化小與平息事態,與陳寅恪的態度有異。11月9日吳宓日記雲:"寅恪但以摧惡助賢自豪,而意氣感情,實嫌縱恣,非其平日冷靜之態。"(13) 吳此點系對陳寅恪表現的委婉批評,在吳看來,陳有"偏激"之嫌。11月12日,陳寅恪告吳宓"曹校長即將去職。現正進行舉薦梅貽琦以教務長暫代理校長,以求迅速解決,藉免覬覦而安校內之人心"。陳寅恪告吳說他已"函梁任公轉薦梅於外交總長王蔭泰",如梁尚猶豫,則擬使宓"赴津面謁梁勸說"。對於陳寅恪的行事,吳宓在日記中道:"近傾之事,寅恪乃成為發縱指示之中心人物。"(14)陳寅恪在此次倒曹事件中的作用,當時的清華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金岳霖在其晚年回憶陳寅恪時稱讚為"堅持正義、敢於鬥爭"(15)。倒曹事件頗為複雜,據吳宓日記載,曹曾擬再次運動學生甚至利用奉系張學良軍隊之計劃以作抵抗,情形相當嚴峻,而最後結果是曹辭職後既非梁啟超擔任校長亦非梅貽琦代理,而是外交部另派嚴鶴齡(16)為校長。

①1925年2月吳宓在日記中多次記載陳寅恪聘用事,14日記雲:"昨與Y.S.及P.C.談寅恪事(Y.S.指清華時任校長曹雲祥,P.C.指清華時任教務長張彭春--引者),已允。"15日記雲:"P.C.來,寅恪事有變化,議薪未決。"16日再記"寅恪事"後,則記"發電聘之"。清華聘陳寅恪電當為2月16日所發。但陳寅恪對清華之聘並不急於就任,令吳宓大發感慨:"陳寅恪複信來,以(一)須多購書。(二)家務,不即就聘。--介紹陳來,費盡氣力,而猶遲惑。難哉!"見《吳宓日記》第3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5、6、19頁。可知吳宓應是陳寅恪到清華的力薦者。

②陳流求、陳小彭、陳延美:《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篔》,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44頁。

③④《吳宓日記》第3冊,第37、193頁。

⑤⑥⑧⑩(11)(13)(14)《吳宓日記》第3冊,第101、101、108、390、402、434、436頁。

⑦梁啟超確曾於此時通信中談論過諸大學的"校長問題",但梁提到的諸大學有北大、師大和東大,卻未言及清華校長問題,且梁在通信中表示不願意就任大學校長之意。見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2頁。而吳的日記則明確記吳見梁時梁"甚願就校長"。

⑨可參見卞僧惠纂:《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04~105頁。

(12)《吳宓日記》第3冊,第430、432、433頁。

(15)金岳霖回憶:"寅恪先生不只是學問淵博而已,而且也是堅持正義、敢於鬥爭的人。清華那時有一個研究院,研究中國的古史。院里主要有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也有一位年輕人李濟之……看來當時校長曹雲祥對梁啟超有不正確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執行的辦法。陳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會上,陳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啟超一邊,反對曹雲祥。他當面要求曹雲祥辭職。曹不久也辭職了。"金岳霖著,劉培育整理:《金岳霖回憶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頁。

(16)嚴鶴齡(1879~1937),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北京政府外交部秘書、參事,農商部次長,清華大學校長等職。

這一安排,應了吳宓擔心的曹、梁相爭為他人作嫁的預測①。大概經過這一事件,促使吳、陳兩人反思倒曹風波中的行為,吳宓日記稱在與陳寅恪閑談中,"寅恪謂各人瘋狂之可能性如下:陳達95%;寅恪50%;宓70%"。吳宓談有數法可解救或預防瘋狂行為之發生,而"寅恪謂言之易而行之難,身當其境,未必便能把持也"②。此言論或許可看作為吳、陳捲入倒曹風波後的心理表白。其實,陳寅恪與吳宓所以捲入或部分地捲入此風波,是感到梁、梅在學術思想體系上與自己比較接近。對吳而言,所以對梁有所保留,如前所言是因為梁有引入胡適的表示或對梁黨徒勢力的擔心;而對於梅,吳宓則認為自己也是梅派的人③。倒曹風波過後,吳宓與陳寅恪的生活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兩人又經常在一起散步、談心與論學。

此時期,吳宓仍以胡適為心目中的對手,而胡適的影響早已籠罩全國學界,吳宓時感壓抑。吳宓辦《學衡》即是對抗胡適的新文化派,學界盡知。由於胡適新文化派為學界主流,《學衡》處境頗難。據吳宓1925年5月25日記雲:"在歆海、端升處談。歆海謂宓辦《學衡》為"吃力不討好",不如不辦。乃謂〈現代評論〉,作者以文登其中為榮。又謂宓為"中世之聖僧"雲。噫!"④在這樣勢單力薄的情勢下,吳宓還要堅持與胡適對抗,被看作是"中世之聖僧"也是十分自然的,吳宓也只能發出"噫!"這樣的嘆息表示自己的傷感和悲憤了。1927年7月26日記雲:"下午,錢端升來,述日前歆海宴胡適,胡因Winter於惜陰衚衕三號,擬刊印之譏評新文化論文,由李君定名曰《白雪集》。"⑧吳宓對胡適所秉持的新文化思想及立場的反對是堅決和一貫的。因反對胡適,使吳宓對胡適與自己相關的行止頗為敏感和不適,反映了身處弱勢一方的尷尬一面。1926年7月14日記雲:"陳、凌婚禮,未往,以胡適等在座,多所不便。"⑨由於胡適新文化派在學界佔據主流地位,使原來反對胡適的有些學者為個人學術發展計,也調和自己的立場接近胡適,而胡適更持海納兼容的友好態度。如《學衡》社舊友胡先驌到京,對吳宓言"胡適對我(胡)頗好",並表示《學衡》"抱殘守缺,為新式講國學者所不喜",完全否定吳宓所編輯的《學衡》⑩。這給吳宓極大的刺激,使吳宓對有關胡適的信息反應更為敏感。《大公報》之《文學副刊》本為大公報約請吳宓所辦,吳宓看到1928年《文學副刊》第10期《胡適評註詞選》一文"竟排為四號大字,開前此所無之例"(11)。這在吳宓看來,無疑"系館中人慾藉名流以自重之意。以宓之辛苦勞瘁,而所經營之《文學副刊》乃獻媚於胡適氏,寧不為識者齒冷?以是宓愧憤異常,即作長函,致張季鸞,責問之。謂若館中以捧胡適為正事,宓即請辭職。旋恐此函太傷感情,乃抑置未發。但作短函,嚴囑其以後非經宓諾,不得擅改字體大小云云"(12)。而事實上並非吳宓所猜想。18日吳宓接"張季鸞復函,並附示原稿,始悉《胡適評註詞選》一文之用四號字排印,乃宓以紅筆批明者"(13)。吳宓遂自責且嘆謂:"宓一時荒唐,自家錯誤,而妄以責人;且牽引大題目,幾傷感情。(幸長函未發)。可見人間幾多誤會,悉出不經意之故。"(14)吳遂承認自己過於敏感。

①當時梁在通信中言及清華學潮時,謂梁與曹的矛盾,是曹恐梁謀校長之職"搶了他的位子",暗中運動職員與學生反對梁,由此引發學潮。但梁仍表示自己實際上並無擔任清華校長之意。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747~748頁。

②《吳宓日記》第4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9頁。

③吳宓日記雲:"校中眾所擬為梅派者,多屬公正之人,宓亦在其列。"《吳宓日記》第4冊,第61~62頁。

④⑤⑥⑦⑧⑨⑩(11)《吳宓日記》第3冊,第28、49、81、110、119、191、437、34頁。

不過,吳宓仍認為自己的處境時刻有受胡適派威脅的可能。尤其是胡適的幾位好友與學生在國民黨內有一定勢力,故如國民黨軍佔領北京,清華有解散或吳個人被解職的可能。吳記1928年6月8日,"晨起見本校國民黨學生已於大禮堂前懸紅底之青天白日旗。又於校中到處,滿貼顏色紙條之標語。如剷除土豪劣紳,以黨為國,黨化教育"。吳宓由此判斷,清華由"舊北京大學一派人當權,則為毫不容疑之事"①。在此情形下,吳宓與陳寅恪商議進退之事。6月14日"寅恪來,勸宓於清華解散後,仍圖居北京,則於學業進步較多……清華如解散,而京中教育又為北大派所壟斷,不能見容,則或者於輔仁大學等處謀一教職。薪金雖微,不計"②。吳宓擔憂"北大派之人到此宰割一切,仍各用其私黨……處此情形之下,又安能過責人之自為圖謀者乎?能容吾儕虱處其間,安適讀書作文。比之彼胡適、羅家倫之流,排除異己,以邪說曲學召世惑眾者,不猶愈耶?"③8月18日毛彥文在杭州告到訪的吳宓"任命羅家倫為清華校長之消息,已見杭報",吳宓記雲"聞之頗不舒。然此意中事"④。羅家倫擔任清華校長,可謂北大派"壟斷"清華,但清華究竟沒有出現吳宓、陳寅恪擔心的被解散的結局。其擔心確有些過慮。8月24日,陳寅恪述"羅家倫告趙元任言,謂對宓可容留。不以文言白話意見之相反而迫宓離去清華"⑤。9月4日,楊振聲"謂羅家倫氏托其致意於宓,願在校合作,勿萌去志"。在吳宓看來,"羅君急欲到校,不惜力事疏通。他日在此穩固,不難排宓而使不堪容留。然姑與之委蛇"⑥。吳宓擔心自己被迫去職問題後來也未成為現實。但吳、胡的疑忌、博弈仍不可能消除。1931年6月,吳宓在歐洲遊學,11日晚,"閱《大公報》萬號特刊,見胡適文,譏《大公報》不用白話,猶尚文言;而報中季鸞撰文,已用白話,且約胡之友撰特篇,於以見《大公報》又將為胡輩所奪";並擔心"《文副》將不成宓之所主持矣"⑦。可見吳對胡的壓力和威脅感覺是明顯的。1937年4月24日是清華成立紀念節的前一天,此日學校"已甚熱鬧"。吳宓以往"屢年參與此會","而今年校中更請胡適演講考證學之來源,使宓列坐恭聽,宓尤不耐,乃決入城避之,遂於今日上午11.00入城。至中央公園長美軒,獨坐,午餐,閱報,但心神翻覺爽快"⑧。所持思想觀念的對立,使吳宓不能認同胡的學術地位。因吳深感胡的壓力,甚至有些個人感情方面的事情也感受到胡適的牽制。如吳宓追求毛彥文,因賀麟並未按照吳宓所說去與毛聯繫、溝通,吳便頗疑此事與胡適的壓力有關,並大發感慨:"所以然者,畏毛子水等知之,泄於胡適,而胡適怒麟助宓,致有害麟之職業地位也……念生平受宓恩惠提攜,或所謂志同道合之友生,相率叛我棄我而歸於敵方,尤其稍得胡適之沾溉者,則離絕我惟恐不速不堅。"⑨1937年6月29日,吳宓接文學院院長馮友蘭送來的教育部擬推薦吳宓至德國萊茵河畔的法蘭克福之中國學院任教授的公函,吳宓認為此職位"即昔年丁文淵君所任,原屬微末,而校中當局乃欲推薦宓前往。此直設計驅逐宓離清華而已……晚陳寅恪來,其所見與宓同,亦認為胡適新月派之計謀。而德國講學,實促宓離清華之方術,謂當慎靜以觀其變"⑩。不久,抗戰全面爆發,清華聯合北大、南開南下成立聯合大學,德國講學一事遂無下文。

此時,陳寅恪一方面對老友吳宓受胡派擠壓的處境表示同情甚至時常商議應對之策,另一方面由於他對胡適的逐漸了解、認識,而與胡適建立了正常的學術聯繫,這在陳給胡適的書信中有所反映(11)。陳所以能與胡適交好,系陳本是一純粹的學者,在思想上沒有固定的敵人。同時,除吳宓之外,與陳寅恪關係密切的學界友人亦多是胡適的密友,自然促近了其二人關係的接近與聯繫。而胡適也認可陳寅恪是一個卓越的學者,儘管在他看來還有其缺點(12)。在陳對胡,是有條件的擁護,在胡對陳,是有條件的欣賞。因此,吳宓對胡的反對和不滿,在陳寅恪那裡仍能找到一定的共同語言和同情。而對於傅斯年,吳還是因胡適的原因,當其所主持的《大公報》之《文學副刊》被報方停辦後,認為是胡適、傅斯年等人辦"星期論文"之故,此外,未對傅表示反感。而陳寅恪與傅斯年關係甚深,相互推重,陳曾贊傅曰"天下英雄獨使君"(13),吳宓在日記中錄有陳之此詩。此時期胡適對吳宓如何?吳宓反對胡適,胡適自然明曉。但國內反對胡適者大有人在,胡適似乎並不特別注意。在胡適與吳宓直面交往時仍待之若友,甚至有意示好。1929年1月27日晚,吳宓參加溫源寧招宴,有胡適、周作人、楊宗翰、童德禧、吳宓等共10人。席間"胡適居首座,議論風生,足見其素講應酬交際之術"。胡適對吳宓言,"擬購《學衡》一整份,囑寄其滬寓,上海極司非而路四十九甲,電話二七七一二。又擬刊譯英國文學名著百種,請宓亦加入云云"(14)。不過,胡適私下對吳宓的不滿是明顯的。1933年12月30日,胡適在日記中表露了對吳宓的強烈不滿乃至蔑視:"今天聽說《大公報》已把"文學副刊"停辦了。此是吳宓所主持……此是"學衡"一班人的餘孽,其實不成個東西。甚至於刊載吳宓自己的爛詩,叫人作噁心!"(15)胡適是否插手《文學副刊》停辦之事,無史料上根據不便妄猜,從胡的態度看,即使他不插手此事也會在客觀上產生不利於《文學副刊》的影響,因此作為當事者的吳宓認定胡適一幫人是肇事者,也在情理之中。在《文學副刊》停刊的同時,胡適主持的《大公報》之《星期評論》副刊創刊了,這二者的博弈關係今天看來是很明顯的。

①《吳宓日記》第4冊,第72、76頁。

②③④⑤⑥《吳宓日記》第4冊,第77、77、112、116、123頁。

⑦《吳宓日記》第5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32頁。

⑧⑨⑩《吳宓日記》第6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14、130、158頁。

(11)《陳寅恪集·書信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34~141頁。

(12)《胡適日記》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57頁。

(13)《陳寅恪集·詩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18頁。

(14)《吳宓日記》第4冊,第202頁。

(15)《胡適日記》6,第267頁。

三、在西南聯大及居留南方時期

吳宓在西南聯大時,胡適已到美國為國民政府開闢外交工作。儘管胡適遠在海外,吳宓仍時常感到胡適的影子。吳宓1938年10月5日記他的清華及哈佛同學湯用彤被舉為教授會主席、現任哲學系主席,兼研究院主任,說湯"繼胡適也",含指湯胡之間的特別關係;並說"彤最私寵者為容肇祖。容之粗率幼稚,無學無識,令人驚異。且終日動轉喧嘩,不能安坐。徒以能為胡適所賞拔,故得廁任副教授。嗚呼,今之聯大,亦所謂羞朝廷而輕當世之士者矣"①。容氏研究民俗學,頗有成就,因容出身北大哲學系,與胡適自然有師生關係,吳宓將容與胡適聯繫起來甚至對容不滿也就不難理解。

吳宓有意識地擺脫胡適勢力的壓抑,後離開西南聯大這一學術中心,轉教燕京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等校。可以說,吳宓自己放逐自己、邊緣自己。

當然,在吳宓看來,其離開西南聯大,還有與胡適學術思想傾向相近的其他新文化派學者壓力的緣由。1943年6月30日日記雲:"7:30~10:20雲大客廳赴中國文化講談會……姜寅清主席。沈有鼎講《大學》。宓最後被請略發言。而如聞一多自詡用anthropology(人類學)治中國古籍,覺中國古聖賢之文化實甚primitive(原始的)……《四書》《五經》實極淺俚……又曰,予治中國古學,然深信其毫無價值……又如雷海宗則謂《大學》是道家之書,而周、秦時代之道家……神道設教,不脫迷信。"吳宓在日記中大發感慨:"嗚呼,今清華有力之名教授,皆如聞、雷二君(其他後進之教授,由彼等選拔聘用)……清華及聯大固"世猶視此碩果尊"者也。豈不哀哉!"②聞一多是五四新文化的堅定捍衛者,雖然最後在政治上的選擇與胡適不同,但對新文化的信奉態度與胡是一致的。聞一多的激進認識在吳宓看來是絕對不能接受的,但自己力單勢薄又無力抵抗。吳宓認為,陳寅恪等同道離開聯大即是為胡適、聞一多新文化派所迫,自己是隻身"虱彼群中"③。其孤單與壓力感乃透於言中。1943年8月15日吳宓知陳寅恪"攜家赴成都,就燕京教授聘",受此影響,吳宓"痛感"在聯大所受"經濟、精神種種艱迫,遂決即赴燕京與寅恪、公權共事共學"④。此處所謂"精神"方面的艱迫,當包括其"虱彼群中"的感觸。1944年1月17日,吳赴聯大宴,"席間諸人盛道新文學,而指宓為守舊。宓默不一言,極深厭世離群之感"⑤。這諸人中沒有看到胡適的影子,但吳仍能感受到新文化派的壓力。1944年5月4日,聯大因五四放假,又勾起了吳宓對提倡新文化的胡適的反感,"思胡適等白話文之倡,罪重未懲,舉國昏瞀。心厭若輩所為"⑥。1944年7月7日,吳宓赴中西哲學名著編譯會宴請,席間得知"羅常培等赴美講學",吳宓即判斷"當由胡適援薦"⑦。7月10日吳宓參加討論教育部頒課目表會議,會上"聞一多發言,痛斥各大學之國學教法,為風花雪月,作詩作賦等惡劣不堪之情形"。會後宴請,"宓因聞一多等暴厲之言行,心中深為痛憤……故以酒澆愁,痛飲多杯……遂致大醉,為三年來所未有"⑧。大致二個月後,9月23日,吳宓離開西南聯大,乘車到成都的燕京大學、中央大學講學,從此離開了聯大。

到成都後,吳與陳寅恪、李思純、蒙文通、錢穆、蕭公權等志趣相投者相交遊,並對病中的陳寅恪多有看護與陪談。1945年9月16日,吳宓訪陳寅恪,關於陳寅恪在中央研究院的薪俸問題,陳夫人唐篔"述傅斯年來函之薄情無禮"⑨。9月25日吳宓聽到同事講到教育部欲擴充北大,"校長鬍適,傅斯年代,上月已公布",大為感嘆:"細思中西古今政治文學往史,大率守道從真,博學雄文者,其流輩莫不失敗困窮。而詭辯縱橫,功利營謀者,往往成巨功、享大名,為當世所尊崇,極人間之榮貴。今胡適等愈登盛顯,而吾儕乃益銷沉淪落。二十五年以來,此兩派之盛衰適成反比例。而中國之文教學德乃全澌滅毀棄,而無人能道及或追惜者矣"⑩。1946年7月31日,吳宓在日記中雲:"報載胡適至平宣言,仍主白話,而以驌(胡先驌)撰《大公報》社論,中有五六十句白話,引為最得意之事云云。"(11)但吳宓對此事未加評論。1946年10月14日,吳宓在日記中又記雲:"胡適在平演說,欲以推行白話為改進教育之方云云。"(12) 此時,吳宓已到武漢大學授課,但他對胡適有關白話文的主張仍十分關注,不過並沒有如以往那樣的抨擊言詞,似乎暗示吳宓對胡適的態度有所緩和。1948年10月4日胡適到武漢大學講學,吳宓在10月4日的日記中記載了吳胡二人交往中頗值得注意的一幕。吳宓日記雲:"正午,赴校約,隨眾主要職員、教員、在會議廳款待胡適、李濟陪宴,酬酢,飲酒甚多。胡、李對宓,交際歡洽。胡與宓敘年庚。又談關於《石頭記》之新發現。(1)為震鈞之弟之詩文集已全出。(2)為戚蓼生之身世已大白。云云。在系中略息。下午2:30-5:00在大禮堂陪聆胡適、李濟二君演講"。(13)此時,國民黨正在迅速失去對大陸的統治,未來政局如何,吳胡二人固然不可能完全明了,但如此重要大事二人不可能不加考慮。在此氛圍下,二人之間的糾結似反而退為其次了,兩人都表現出了相互接近的寬容心情,但這是他們在大陸的最後一見了。

①《吳宓日記》第6冊,第359頁。

②③④⑤⑥⑦⑧《吳宓日記》第9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63~64、64、97、191、255、289、291頁。

⑨《吳宓日記》第9冊,第506頁。因抗戰時期陳寅恪由香港回內地後未能到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駐地李庄任專任研究員而先後滯留桂林與成都高校就教,引發傅斯年對陳寅恪的不滿,兩人的友好和相互欣賞的關係受到衝擊。可參見王晴佳:《陳寅恪、傅斯年之關係及其他》,《學術研究》2005年第11期。

⑩《吳宓日記》第9冊,第512頁。

(11)(12)(13)《吳宓日記》第10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95、149、442頁。

四、結語

學界熟知陳寅恪關於"獨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的治學理念,其實這一理念也是吳宓的思想理念。吳陳從在哈弗留學起兩人思想就相互交流和影響,後兩人同在清華任教,抗戰開始後又同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可以說思想體系是一致的,甚至有時是兩人共同約定的。在國民革命軍北伐勢如破竹進入北京之前,吳宓於1927年4月3日記雲:"近傾人心頗皇皇,宓決擬於政局改變,黨軍得京師,清華解散之後,宓不再為教員,亦不從事他業,而但隱居京城,以作文售稿為活,中英文並行。每月期得100或120元,寓中用度,至極節縮,得此亦足,庶於處大節無傷,亦可獨立自全也。"①吳宓此時考慮的是如何"於處大節無傷,亦可獨立自全"的事情。王國維自沉後,吳宓在同年6月14日的日記中謂:"寅恪謂凡一國文化衰亡之時,高明之士,自視為此文化之所寄託者,輒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靜安先生,是其顯著之例。而宓則謂寅恪與宓皆不能逃此範圍,特有大小輕重之別。"②吳宓把自己、陳寅恪和王國維聯繫起來,強調的是殉道精神。所謂殉道精神,也就是"獨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的人格追求。吳宓在同年6月29日的日記中記雲:"夕,陳寅恪來,談大局改變後一身之計劃……與寅恪相約不入(國民)黨。他日黨化教育瀰漫全國,為保全個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捨棄學校,另謀生活,艱難固窮,安之而已。"③吳宓與陳寅恪相約不入國民黨,就是為了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與自由精神。國民黨當政後,吳陳二人與國民黨保持了一定距離。在國民黨敗退台灣之際,國民黨當局是想把在清華的陳寅恪帶到台灣的,吳宓也是國民黨拉攏的對象之一,但此二人拒絕跟隨國民黨到台,他們企圖隱居在中國的南方邊遠地區,遠離政治中心,希望以此能堅守自己獨立與自由之"節"。

胡適與傅斯年在治學傾向與對待傳統文化的立場上與吳陳有很大差距。但就其精神人格而言,仍然追求的是獨立與自由。胡適是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④。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胡適就從自由主義的立場上呼籲改造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胡適仍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對國民黨的統治形式與治理形式提出了直率而尖銳的批評,胡適與國民黨當局的關係一度十分緊張。但在20世紀30年代後,胡適由原來的站在對立的立場上猛烈批評國民黨,逐步轉到與國民黨合作的立場上。胡適的轉變,與當時的中國面臨的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有關,而胡適的親密弟子傅斯年與國民黨的合作對胡的轉變也不無影響。傅於1920年代後期由德留學回國後即服務於國民黨的教育與學術部門,並因其才幹和人脈關係而深受重用。胡、傅與國民黨當局的關係,是有條件的服務與合作,如胡曾於抗戰非常時期出任中國駐美大使、抗戰勝利後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等重要職務,傅斯年先後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到台後出任台灣大學校長)等重要職務。但在胡傅二人看來,他們的這些職務都不是在政府做官,是他們能夠接受的社會公共服務職務,"不在政府做官"是他們所堅持的自由主義的一種要求或信守。傅稱"自由主義者各自決定其辦法與命運",說"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⑤。當蔣介石邀傅斯年任國民政府委員時,傅辭稱"如在政府,於政府一無裨益,若在社會,或可偶為一介之用"⑥。傅不僅自己不到國民政府做官,并力勸胡適也不要擔任國民政府委員兼考試院院長等職務。因為在胡傅看來,一入政府,自己對政府監督、批評的作用和立場全就失去了,他們有意與國民黨保持一定的距離,這一點,與吳宓和陳寅恪兩人的態度雖不盡一致,卻又有相似之處。雖然自由主義派持"新文化"的立場而與傳統文化派在文化選擇上呈對立之勢,但兩者的立身處世理念及其處理自身與政治的關係,又往往有其相近和相通之處,此點是頗可注意的。

①②③《吳宓日記》第3冊,第327、355、363頁。

④歐陽哲生:《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闡釋》,江西出版集團、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