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君到昏君再到暴民循環的思考——歷史文化反思之十

我們對我國歷史文化進行反思的時候，其中之一就是要反思從暴君到昏君，再到暴民。然後是暴民領袖勝利後成為暴君，如此不斷循環往複的歷史。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對過去一些歷史理論進行新的認識。

在人們思維中，總是認為歷史上發生的一次又一次的人民起義，是因為政府對人民的剝削、壓迫太深，人民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因此舉行起義，以反抗專制暴政。由此認為是暴君統治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不少的學者從理性的角度出發認為，中國歷史上發動的人民起義是因為暴君政治造成的。因為實行的是暴君統治，就決定了這種統治使人民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時便反抗，冥頑反抗暴政統治的人民變成了暴民。這種反抗的結果無非是兩種情況，或者是被政府鎮壓，這時對人民實行更加殘暴的統治。或者是革命勝利了，這時暴民領袖便成為了新暴君。他們認為，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就是由暴君統治到暴民反抗，暴民反抗勝利後，暴民領袖成了新的暴君，如此循環往複的歷史。他們談的問題有其道理，而且在人們通常的思維中都是這樣認為的。然而，當我們認真分析中國歷史的時候卻可以發現，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中只有極少數情況是這樣的，我們所了解的暴君統治引起人民反抗的有夏末的桀，他是歷史上有名的暴君。桀雖然有智有勇，但很殘暴兇殘，殺人成性，加上酗酒好色，勞民傷財，殘害百姓。東邊的商部落便趁機騎兵伐桀，從而導致了夏的滅亡。殷商的滅亡是因為紂王的殘暴、無道，西伯侯（後來的周文王）便帶頭反紂王。周文王崩後，武王繼位繼續反紂，導致了商的滅亡。還有就是隋煬帝楊廣的殘暴、無道，引起了人民的反抗，特別是瓦崗軍，形成了一支強大的反隋力量。唐王李淵便以保護王朝的名義率兵到長安，立隋楊侑為帝。隨後又廢了楊侑，自己稱帝，改隋為唐。這就是說，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中，真正的暴君統治引起人民反抗的也就是這麼幾個王朝。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歷史上一個王朝的滅亡一般來說，都不是因為實行的是暴政統治。當我們認真研究中國歷史的時候可以這樣說，歷史上一個王朝的滅亡一般來說，不是因為出現暴君統治，而是因為出現昏君統治。在昏君的統治下，奸佞之臣當道，帝王昏庸無道，朝廷內部爭權奪利，各級官吏貪贓枉法，以各種名義對人民進行敲詐勒索，人民怨聲載道。當有人進行煽動的時候，群眾立即響應，把矛頭指向這個王朝。群眾起來反抗這個昏庸無道的王朝時，這個反朝廷的群體這時就成了有組織的暴民。當這個有組織的暴民處在弱勢的時候，一般來說，人們對他們是予以同情。即使他們的行為再過激，人們都予以理解。一旦這個有組織的暴民取得了勝利，暴民領袖便成為了新的帝王，他這個時候完全可能成為一個暴君。由於這個王朝是剛建立的，既然能通過非理性的、暴力的方式推翻那箇舊的王朝，就說明了它比那箇舊的王朝有著更多的合理性。因此，這個時候暴民領袖成為了暴君之後，儘管他的行為比舊王朝的昏君要殘暴得多，因為這個新建立的王朝在從事推翻舊的、昏庸的王朝的初期，處於弱勢時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支持和擁護，這時在人們的頭腦中早已存在著其合理性這種慣性。因此即使這個成為暴君的暴民領袖有著種種殘暴行為，人們一般來說都不會持反對態度。不僅如此，人們還會認為他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甚至還將他當作神一樣崇拜。在這樣的暴君統治下，再加上不斷地對人民灌輸他多麼英明、偉大，如將他吹捧成「一代聖君」等，一旦有人對他提出異議，都要遭到眾人的指責，甚至要被處死。也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可以說，在暴君統治下一般而言，是不會出現暴民反抗的。

當這個開創江山的暴君駕崩後，他的繼承者可以說，是一代不如一代。雖然他們實行的仍然是專制，但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像這位暴君那樣為所欲為了。這個時候他們還想對人民進行殘暴統治已經是做不到了。而且暴君的繼承者或多或少都會實行一些開明的政策，人們似乎感到同原來那個暴君相比，自己也生活在了一種較為寬鬆的環境之中，其言論也有了一點自由，經濟上也比過去有所好轉。在這種情況下照理來說，人民是不會同這個王朝作對的。然而事態的發展卻恰恰相反，偏偏就是在不是暴君統治下人民起來反抗朝廷的。為什麼會這樣呢？當我們認真分析的時候便可以說，無論是暴君統治還是這個暴君的繼承者統治，一個共同點就是帝王的權力是不受任何約束的，他們掌握著至高無上的權力，其行為是反覆無常。正是因為權力不受約束，就決定了他們是為所欲為。以此類推，他的各級官吏在所控制的某個地區，或某個領域內，其權力也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這樣一來，從帝王到各級官吏便不斷地利用手中掌握著的權力為自己謀利益，如將大量的財富集聚和集中在自己的手中。我們也指出了這個時候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暴君統治下相比是有所提高，但卻要認識到他們是處在相對貧困下。這就是說，他們僅僅能夠維持自己的基本生活，或者是還略有剩餘。與那些利用手中權力聚斂財富的人來說，其差距是越來越大。對於那些僅僅能維持自己基本生活，或者是略有剩餘的社會上絕大多數人來說，心理必然失去平衡。同時又因為各級政府及其政府官員的權力不受制約，他們又以各種名義巧奪民財。這樣一來，人民與他們之間的矛盾必然越來越尖銳化。在這種狀況下，人們在各種場合都會發出自己的種種怨言，以表示對政府及其政府各級官員的不滿情緒，甚至表現出一種仇恨的情緒。如有些人在議論的過程中甚至說恨不得殺掉某些官員。儘管這個時候他們在一起發出了種種怨言，並且說出一些十分過激的話，但他們只不過是在一起發發自己心裡的怨言而已，旁人聽了之後還會對他們表示種種同情，甚至同他們一起發出自己心裡的怨言。不僅如此，這個時候即使他們中的某個人或某些人，如果真的有著一些什麼過激的行為，如殺了某個政府官員等，人們同樣會對其行為表示理解和同情，並且還會說這是政府，及其政府官員把人逼到了絕路上，使他們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才這樣做的。因為很明顯，無論他們是單個人向別人，發出自己對政府和對政府官員不滿的怨言，或者是一群人在一起發出這樣的怨言，甚至是出現了一些過激的行為等，在人們看來，他們都是弱者。因為很明顯，即使是有過激的行為，他們不過是無組織的暴民，即我們所說的「烏合之眾」，其行為不會使社會造成很大的動蕩。但是，一旦有人對他們進行煽動時就使他們紛紛而起，並且從事反政府的行為，這時他們就成為了有組織的暴民。他們這樣做的結果有可能使這個昏庸無道的政權滅亡。因此可以說，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個政權的垮台，並不一定是因為實行專制暴政而垮台的。一般來說，是因為這個政權的昏庸無道而垮台的。我們也可以說，人們對政權的反抗很少是針對專制暴政，多是針對昏庸無道。這就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不斷循環往複的狀況，似乎形成了一條規律。

我們僅以唐朝滅亡就能說明，唐朝建立於公元618年，亡於公元907年，共二百九十年。歷經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等二十個皇帝。在中宗與睿宗之間曾有武周政權。唐朝是中國社會的一個鼎盛時期，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唐朝還積極發展對外關係，使中華文明傳播到世界各地，成為當時世界上的超級大國。但如此強大的帝國也難逃衰落、滅亡的結局，是什麼原因呢?　我們可以這樣說，不是因為後期這個王朝的專制殘暴，而是後期這個王朝的昏庸無道造成的（當然，無論是李淵還是李世民，都不是暴君）。

唐朝的建立者李淵(公元566—635年)是隋朝太原留守，隋朝宗室貴族。他建立的詩刊就是我們已經談過的，隋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他趁隋末天下大亂的局面，起兵西入長安，立楊侑為帝，尊在江都的隋煬帝為太上皇，自己獨掌大權。大業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隋煬帝在江都被部將宇文化及縊殺。五月，李淵逼迫楊侑禪位，自己稱帝建國，國號「唐」，是為「高祖」。

唐朝建立時，天下依然是群雄並爭，戰亂不止。所以李淵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平定各地的叛亂，統一全國。在高祖在位的九年里，甚至進入到了太宗貞觀初年，唐朝還主要以平叛為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在唐初十來年裡，高祖先後剿滅西北的薛舉、薛仁杲父子，河西走廊的李軌、山西的劉武周、黃河流域的竇建德、河北的劉黑闥、江淮的輔公、北部的梁師都、黃河流域的王世充、江淮的杜伏威、南朝梁代後裔蕭銑、嶺南的馮盎、招降幽州的羅藝等，全國始告統一。後來為爭奪帝位的繼承人，李氏兄弟之間自相殘殺，最後是李世民殺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取得了帝位的繼承人，不久登上了帝位。這時李世民是常常把隋朝當作一面鏡子，因為隋朝的興亡給他留下深刻的教訓。尤其是所發生的人民起義，使他充分認識了民眾所蘊含的巨大威力。如果得罪了民眾，即使像隋煬帝那樣集全部威權於一身的帝王，也難逃政亡國身死的命運。他認識到民眾的力量，對大臣們說：「人君依靠國家，國家依靠民眾，剝削民眾來奉養國君，好比割身上的肉來充腹，腹飽了身也就斃命，君富了國也就滅亡。」為此，他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採取了一系列積極措施，開創了唐朝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眾所周知的「貞觀之治」，說的就是大唐盛世。

所謂「貞觀」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年)的年號。太宗在其統治時期，社會出現了太平景象，史稱「貞觀之治」。史書中對「貞觀之治」是這樣描述的：「貞觀初年，全國人口不到三百萬戶，一匹絹能換一斗米。到了貞觀四年(公元630年)，一斗米四、五分錢，牛馬滿山坡，人出行幾千里都不需買糧食，周邊少數民族歸附者有120萬人。這一年，全國被判處死刑的只有29人，社會出現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太平景象。這種繁榮穩定局面的出現，是與李世民的統治有方分不開的。李世民的具體措施有：在政治上，任用賢能、善於納諫。太宗任命房玄齡、杜如晦等德才兼備之人先後出任宰相。同時，他還虛心接受以魏徵為代表的大臣對自己提出的意見。他重視吏治，注重官員的選拔與管理，嚴懲貪官污吏。在經濟上，繼續推行均田制，大力發展生產，減輕人民負擔。在軍事上，打敗強敵突厥，解除北方的後顧之憂。與此同時，太宗實行開明的民族政策。公元626年，益州地方官奏稱僚人反叛，請發兵進攻，李世民卻下旨不旗發兵。他說：「僚人居深山，時出掠搶，相沿成習，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對待，自然相安無事，那可輕動干戈，殺害他們。」太宗對待少數民族如此寬厚，因此少數民族紛紛來朝，並尊太宗為「天可汗」。太宗對自己的成功總結了五條經驗：一是不嫉妒比自己強的人；二是充分發揮人的長處；三是尊敬賢能之人，憐憫不肖之人；四是不厭惡正直的人；五是沒有狹隘的華夷觀念。太宗對自己的概括可以說，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對於一名權力高度集中的君主，能夠做到這些相當難能可貴。這也從一個方面證明了「貞觀之治」出現的必然性。進入到高宗和武則天時期（武則天稱帝後曾將唐改為了周，從長安遷都洛陽），這個唐朝還是處在興盛中。李隆基（公元685—762年）登上了帝位後，唐朝仍然處在興盛中。如他在開元年間，勵精圖治，國家又出現了太平盛世的局面，史稱「開元盛世」。開元年間，玄宗善用賢人，任用姚崇、張嘉貞、韓休、張九齡等為相。這些人各有所長，有的忠言直諫，有的守法不阿，有的善於吏治，他們對玄宗大政方針的制定與實施，都起到了參謀與協助的作用。玄宗反對浪費、精簡機構、節約開支、進一步加強對地方官的選拔與監督。在經濟上，玄宗主張興修水利，在邊境地區實行大規模的屯田，發展生產。此外，玄宗在邊疆地區設置大的軍區，加強對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並以此保證中原與西域、中亞地區的道路暢通。由於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開元時期的人口大量增加。進入到開元二十年，全國民戶數量為780萬戶，人口4500萬，比唐初戶數增加了一倍半以上。但是在開創盛世局面以後便不思進取，產生了驕傲自滿和怠政的情緒，驕侈心代替了求治心，特別是他娶了自己兒子壽王李瑁之妻楊玉環為貴妃後便一直墮落。從天寶年間開始，實在朝中開始重用李林甫、楊國忠一類的奸臣，並且賦予胡人安祿山以較大的權力。李、楊二人在朝中打擊異己、陷害忠良、賄賂公行，使朝政日趨腐敗，安祿山一面表示效忠朝廷，一面招兵買馬，集結力量，企圖自立。而唐玄宗卻視而不見，仍沉浸在開元盛世的自豪與滿足之中。在內有奸臣當道，外有叛匪磨刀的形勢下，終於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雖然「安史之亂」被平息，但並沒有使這個王朝興盛。後來這個王朝一步一步走向衰敗。

進入到唐朝後期，宦官操縱國政，專擅機要，進退朝臣，甚至連皇帝都要由他們廢立。如憲宗、敬宗死於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都由宦官擁立，立君、弒君、廢君，如同兒戲，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唐末。宦官勢力如此猖獗，從而引起了皇帝與大臣的不滿。為此，他們與宦官之間出現了「南衙北司之爭」（以宰相為首的機構稱為南衙，由宦官操縱的各種機構稱為北司），後期更爆發了較大規模的反宦官的鬥爭。這其中「二王八司馬事件」與「甘露之變」最具代表性。

「二王八司馬事件」指的是唐順宗時期主張打擊宦官勢力、革新政治的官僚士大夫。「二王」指王伓、王叔文；「八司馬」指韋執誼、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韓曄、凌准、程異。他們在改革失敗後，都被貶為州司馬，因而被稱為「八司馬」。「二王八司馬」的改革發生在順宗年間，由於順宗的年號為永貞(公元805年)，所以這場改革又被稱為「永貞革新」。

永貞革新得到了順宗的支持。順宗初即位，就任命改革派人物韋執誼出任宰相，改革派人物分掌要害部門，控制朝廷的財政和部分軍事權力，並欲奪宦官的兵權。改革派還頒布一系列的政令，嚴明賞罰、停止苛政，罷免貪官，提拔賢良。改革取得一定的積極效果，當時社會的反應是「人情大悅」、「市裡歡呼」。但這次改革的打擊面過大，觸動的利益過廣，所以遭到許多元老重臣、地方節度使的反對，更遭到宦官集團的抵制。宦官俱文珍、劉光琦等聯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反對王叔文的改革集團，而且他們計高一招，逼迫改革派的後盾順宗讓位於太子李純，太子即位，就是唐憲宗。而憲宗並不支持改革派，所以改革派很快失勢，王叔文、王等人遭到貶逐與殺害，這場以打擊宦官勢力為目標的改革宣告失敗。

永貞年間的反宦官鬥爭失敗後，許多大臣，包括皇帝，都在總結經驗。有一部分人認為，對宦官不能採取和平奪權方式，要用武力來消滅宦官，進而消除閹黨勢力，由此便引發了文宗時期的另一場反對宦官的鬥爭——甘露之變。

唐文宗是宦官擁立的皇帝，所以自登基以來，就處於宦官的控制之下，軍國大政均掌握在宦官手中。做傀儡的文宗想恢復自己的權威，就想辦法用武力除掉身邊的宦官。為此，他重用由宦官推薦的李訓、鄭注兩人，因為用他們兩人執行翦除閹宦的計劃，不易受到宦官的懷疑。很快，李訓就被任命為宰相，鄭注出任鳳翔隴右節度使，開始逐步實行預定的計劃。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時分，文宗和文武百官照例來到紫宸殿議事。金吾將軍韓約啟奏說：「左金吾院石榴樹上昨晚上有甘露降下來。」「夜降甘露」被古人認為是一種吉祥的預兆。李訓遂率百官稱賀，請文宗前去觀看。文宗也裝作非常高興的樣子。並派李訓等人先去查看。李訓等人去了很久，回來報告說：「那些甘露好像不是真的，不宜對外宣布。」文宗此時回頭命大宦官仇士良、魚志弘再去查看。二人遵命前往，到了那裡沒有出現任何意外。但是當仇士良等走在途中，他們卻發現了問題。帶路的韓約緊張得滿頭大汗，隨著一陣微風吹來，藏在帷幕後的甲兵忽隱忽現，這使得仇士良等人立刻意識到對自己不妙，迅速返回大殿，並將文宗抬進宣政門，將大門緊緊關閉。之後，仇士良命令五百禁軍上殿討賊，見人就殺，文武大臣六百多人，死於閹宦刀下。接著宦官又派遣騎兵全城搜捕逃亡之人，使得長安城血流成河，參與誅殺宦官計劃的許多大臣都被滿門抄斬，受牽連而死的人有1000餘人。這就是所謂的「甘露之變」。

在宦官與官僚士大夫的鬥爭中，士大夫們是不畏艱險，力圖打擊閹宦、恢復皇權的努力但卻歸於失敗。更嚴重的是，這種鬥爭極大的消耗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力量，國家正常的政治生活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地方割據勢力更加有恃無恐，唐政權的統治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同樣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個時候的唐朝還表現出「朋黨之爭」。專制制度下士大夫之間的黨爭，是中國古代官場的頑症、痼疾。唐朝同樣存在著，唐後期的黨爭成為當時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對唐朝的衰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唐代最著名的朋黨之爭就是「牛李黨爭」，這場黨爭持續了半個世紀之久，使本已不和諧的政治局面，更平添了幾分混亂。

「牛李黨爭」中的「牛」，指的是牛黨首領牛僧孺、李宗閔；「李」指的是李黨首領李德裕。「牛李黨爭」緣起於一場科舉考試。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朝廷舉行科舉考試。牛僧孺、皇甫、李宗閔三人在答題中對時政大加批判，被考官楊於陵、韋貫之評為上第，因此觸怒了時為宰相的李吉甫。李吉甫是後來李黨首領李德裕的父親，這時李吉甫就在憲宗面前陳訴，說翰林學士裴、王涯在審查考卷時有徇私舞弊的行為。憲宗聽後勃然大怒，將裴、王、楊、韋四人免職貶官，牛僧孺等三人也未獲重用，被外放充當藩鎮的幕僚。事後很多人為牛僧孺等鳴不平，指責李吉甫嫉賢妒能。於是憲宗於同年命李吉甫任淮南節度使，啟用被貶職的裴出任宰相。這樣，兩派在中央就都有了代表人物，出現了初步對立的局面，但這時還屬於「牛李黨爭」的形成時期。在此後的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兩黨勢力互有進退，一黨在朝執政，就將另一黨貶至朝外。

　　我們還可以看到，政治主張不同是「牛李黨爭」的一大特點。牛黨主張維護以進士科取士，而李黨對科舉制不滿，要求改革選舉制度。李黨力主削弱藩鎮勢力，恢復中央權威，而牛黨則反對用兵藩鎮，主張採取妥協政策。李黨主張精簡國家機構，而牛黨卻極力反對。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黨爭的不講原則性。精簡國家機構，利國利民，有何不可?牛黨明知是正確的，但這主張是李黨所提，不管有無可取之處，牛黨卻一概否定。又如文宗大和五年（公元831年），鎮守西川的李德裕奏請朝廷收復吐蕃佔領的維州，當時形勢對唐朝十分有利，但是在朝為相的牛僧孺卻堅決反對。而到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年），牛黨的勢力收復了維州，而在朝執政的牛黨人物並沒有提出不同意見。可見，黨爭的實質就是對人不對事。哪怕是完全正確的事，只要是對方提出來的，就要堅決否定。這根本不是在為朝廷著想，更不是為億萬蒼生著想，完全是士大夫中不同利益集團之間毫無原則的義氣之爭。「牛李黨爭」的最後結果是以宣宗朝牛黨當政而最終結束。

這就是唐朝後期的朋黨之爭，並且是曠日持久，朝野震驚，破壞了正常的議政、施政程序，擾亂了皇帝大政方針的制定。加之各黨為了自己的利益，內連閹宦，外結藩鎮，使三股勢力都深入在唐朝的政治生活中，大臣們只知互相傾軋，置國家的前途於不顧，這樣的王朝是難以維持下去的。

唐的滅亡最重要的就是唐末的變亂，這就是唐朝後期，由於中央與藩鎮、藩鎮與藩鎮之間連年戰爭，不斷向百姓增加賦稅、徭役，掌權的宦官更加有恃無恐地欺壓百姓，強佔土地，勒索錢財，引起人民的極大不滿，反抗鬥爭此起彼伏。進入到懿宗、僖宗時期，連年的天災，使得糧食產量銳減，人民苦不堪言，而朝廷仍然不斷的加派賦役，於是，唐朝歷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唐末暴民暴動發生了。暴動的領導者是王仙芝與黃巢。

這次暴動爆發於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王仙芝、黃巢先後起事，後他們協同作戰，活動範圍主要在今山東、河南、湖北一帶。不久，王、黃又分兵作戰。乾符五年（公元878年），王仙芝戰死，其眾投奔黃巢，黃巢成為義軍的最高領導人。之後，黃巢率軍轉戰今江蘇、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地，發展、壯大了這支暴民隊伍。廣明元年（公元880年）七月，黃巢利用淮南節度使高駢與中央相猜忌並畏懼義軍的形勢，迅速北渡長江，於同年十一月佔領東都洛陽，十二月攻入長安，唐僖宗逃往成都。十二月十三日黃巢即位於含元殿，國號大齊，改元金統。將原有唐朝官員三品以上全部革職，四品以下酌情留用。黃巢嚴懲皇族，唐宗室留在長安者全部被處死，富豪的財產被沒收。然而，黃巢建立的所謂「大齊」從根本上講，就不存在其合理性。攻入長安到滅亡不到三年的時間就決定了這個政權是一個僭政權。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大齊」的朱溫首先投向唐朝，沙陀族李克用也乞降於唐朝，這就大大增強了唐朝的軍事實力，唐軍開始了反撲。「大齊」於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退出長安，向東撤退。之後與唐軍的幾次作戰，均告失利，損失慘重。在朱溫、李克用等軍隊的包圍阻擊下，黃巢最終退至今山東萊蕪境內，於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六月，戰敗自殺。至此由黃巢為首唐末暴民暴亂至此結束。但是這也是唐朝的統治瓦解的開始，叛變投降的朱溫後來成為左右唐末政局的人物。天復三年（公元903年），朱溫將內侍省數百名宦官全部殺掉，出使在外的宦官也就地正法，宦官專權局面結束。並於公元907年，朱溫廢唐哀帝而自立，改國號為「梁」，定都開封，唐朝因此滅亡。很明顯，唐朝的滅亡可以說，不是帝王的暴政，而是帝王的昏庸無道，宮廷內部的爭權奪利。再加上對人們的壓迫使人民與政府的矛盾越來越加深，從而導致了暴民的暴亂，使這個王朝滅亡。

我們僅僅以唐朝的興盛說明一個王朝的滅亡不是因為暴政，而是因為帝王的昏庸無道。從而指出了中國歷史的發展，似乎是一個「暴君到昏君，再到暴民，暴民領袖再轉化為暴君……」，這樣的歷史發展規律。談到這個問題，並且通過實例說明，所要指出的就是當我們進行歷史文化反思時，必須總結歷史經驗，防止如何出現這樣的歷史怪圈，最重要的就在於在現在這種制度下對其進行徹底改革。既然我們指出了歷史上人民反抗一個王朝也不一定是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是基本生活有了保證，或者是還略有的情況下發生的，但這個時候卻是貧富差距太大。因此決定了必須在經濟上不斷地縮小差距，同時在政治上對權力進行制約、制衡，這就是將權力「關在制度的籠子里」。這裡最重要的就在於，不僅要不斷地提高人民的生產水平，不斷縮小經濟方面的差別，而且在人們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必須不斷地重視人們的尊嚴，這就是使他們的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充分地體現出來，這正是我們對此進行的一種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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