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儒家和自由主義應攜手面對共同的變革問題(2)

06-05

　　更有甚者，秋風的《國史綱目》還超越古代，旨在當下，近觀秋風近來的表述，我覺得此人有點陌生了。且不說美化時政，陳辭過早，即便是就思想理論來看，如何在當今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之下，擔綱中國文明，發軔歷史傳統，為三千年之中國的文明主體性，尋找一個具有正當性的歷史依據，這顯然不是簡單地復古華夷之辨，或改頭換面的現代民族主義，或另外一種中國中心主義，就能解決的。當然，我們反對西方中心主義，百年中國歷史所經受的苦難這裡不復多言。問題在於，我們在悲情之下，更要防止中國思想走向另外一個極端激進的中心主義，即盲目自大的文明優越論和價值主體論，此外，再加上制度特色論，就很可能形成一股抗衡普世文明的大合唱，拒斥、批判、詆毀「被西方化」的制度價值和文明道義。在這一關鍵點上，我要對秋風提出，他的《國史綱目》隱含著某種過分膨脹的力量，致使在處理中國主體性與人類普世性的關係問題時，可能偏離正道。「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這個議題很好，是我們共同商議推舉出來的，但我與秋風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我並不認為，中國時刻是與世界歷史以及普世價值相背離的，而是共同塑造，相互包容。

　　提倡保守主義，主張自由思想的保守化，這也是我的觀點，最近的幾篇文章，我們一直都在為中國社會變革中的一些積極因素，鼓掌和加油。但是，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意識到，現代中國史的這一頁究竟怎麼翻呢。《國史綱目》通篇是制度史和政治史，它是否觸及到，當一個政治社會如此糟糕不堪的時候，人民的抵抗權是有正當性的。所以，雖然我們服膺保守主義，但應該是自由主義的保守主義，是洛克、休謨意義上的政治正義論，中國未來變革的政體革命和憲制構建這條道路，不能完全堵死。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中國的自由主義與新儒家是相通的，只是在如何看待自由秩序與文明特質的關係方面有所不同，因此，在中國歷史的變革時代，在促進中國歷史政治的文明演進上，儒家和自由主義應該攜起手來，面對共同的變革問題，克服共同的制度阻礙，反對共同的左派激進主義。至於走出歷史三峽之後的交匯與論爭，則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總之，秋風的《國史綱目》寫得可圈可點，對中國的自由主義無疑是一個強有力的刺激。我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夠有人寫出一部中國自由主義版本的《國史綱目》來，並與新儒家的版本相互對勘，以饗讀者。

　　鳳凰網讀書頻道《讀葯》周刊獨家專稿

　　作者介紹：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哲學博士（師從賀麟先生）。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領域為西方政治哲學、法哲學和憲政理論。曾在海內外出版的有關中國思想、西方法哲學與政治哲學的學術專著有：《理心之間——朱熹和陸九淵的理學》，《法律秩序與自由正義——哈耶克的法律與憲政思想》，《休謨的政治哲學》，《論相互承認的法權——精神現象學研究兩篇》。另發表論文《國家理性的正當性何在？》，《論國家利益》，《論民族主義》，《論「憲法政治」》等。主編有：《大國》，《政治與法律思想論叢》，《國是文從》（即將出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