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人的歷史觀與中韓關係

【中華論壇】韓國人的歷史觀與中韓關係發表於：2010-07-01 20:56:54 《國際政治研究》(季刊)2009年第4期韓國人的歷史觀與中韓關係①王元周

內容提要：　韓國近代民族主義確立的過程，既是反對列強侵略的過程，也是脫離中華秩序的過程。清朝入主中原以後，朝鮮形成強烈的尊明排清意識，從而影響到朝鮮人的歷史觀，也使近代清政府維持宗藩關係的努力面臨種種困難。韓國近代民族史學出現後，以北方史觀重新構築韓國史，批判事大主義，韓國人的歷史觀由此發生根本性變化。1945年後，韓國的在野史學又在民族史學的基礎上進一步加以發揮，提倡大陸史觀。這種無限擴大的韓民族史觀，必然與中國人的歷史觀發生衝突，從而影響到中韓兩國關係的發展。

①在中國明清時期，朝鮮半島正處於朝鮮王朝統治之下，通稱「朝鮮」。1897年高宗稱帝，改稱朝鮮為大韓帝國，也可簡稱為「韓國」。1910年韓日合邦後，大韓帝國國號被迫取消，重新改稱朝鮮。此後對朝鮮半島的稱呼不統一，或稱「朝鮮」，或稱「韓國」。 1945年朝鮮半島解放後，北部建立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而南部建立了大韓民國，此後，「朝鮮」專指朝鮮半島北部，而「韓國」則專指朝鮮半島南部。本文在表述時，很難統一使用「朝鮮」或「韓國」，盡量在敘述某時期的歷史時使用當時的通稱，在引述當時人的觀點時尊重原作者的用法，另外，在涉及1945 年以後的半島南部時用「韓國」。朝鮮半島自古與中國有著密切的關係，自元朝以後關係更加密切，成為中華秩序下藩屬國中的典範，素有「小中華」之美譽。直到近代，兩國交往辭令中常出現朝鮮「雖在外服而親同一家」的說法，將大中華與小中華的關係比喻為宗族中的大宗與小宗的關係。但與此同時，明清時期兩國民間交往受到很大限制，相互了解有限，所以韓國學者高柄翊提醒人們，也要關注「中國文化圈」、「漢字文化圈」或「儒教文化圈」等抽象概念掩蓋之下過去東亞各國之間相互疏遠的事實。①東亞各國的相互疏遠成為各國間相互理解的障礙，所以近代以來雖然強調中國與朝鮮是「兄弟之邦」，是「唇齒輔車」的命運共同體，但兩國關係的發展卻異常曲折。事實上，清代以來中國與朝鮮的關係，一直存在著相親與相違兩種趨勢。而自19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與朝鮮的關係漸行漸遠，韓國人對中國的認識也越來越走向負面。

在中韓兩國的認識差異上，最大的認識差異發生在歷史認識上，這已經成為影響兩國關係發展的重要因素。在韓國近代民族主義確立過程中，為建構國民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在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對立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也在事大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對立下建立了對中國的批判。在構築國史的過程中，不僅重新構築了中國與朝鮮半島的關係史，也重新以中國為參照物建構了韓國的民族史體系。在這種認識結構之下，無論對於他者的認識，還是對於自身的認識，都更容易受到立場和成見的影響，所構築的歷史也只能是事實與想像的結合體。然而這種認識一旦擴散開來，將對國民的歷史觀、國家的政策取向乃至東北亞國際關係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這種現象已經出現，需要我們對韓國的歷史觀進行梳理。本文擬從韓國近代民族史學與現代在野史學的發展，說明近代以來韓國人歷史觀的演變及其與中國的關係。

一、北伐論與北方領土意識的抬頭

在1895年清政府於《馬關條約》中正式承認朝鮮為獨立自主國家之前，朝鮮是中華秩序下的藩屬國之一。朝鮮自古認同以中國文明為標準的華夷之辨，積極從中國輸入文化。到朝鮮時代，隨著朱子學的傳入，華夷觀的影響更大。在清朝入關之後，朝鮮視清為夷狄，不承認清朝在中國的正統地位，堅持尊明排清，倡導尊周大義，使朝鮮人對本國和中國的認識發生了變化。

首先，隨著南明的滅亡及清朝統治的穩固，清與現實中的中國已經很難分清，使朝鮮人對清的否定漸漸變為對現實中國的否定，從而不願再從中國輸入文化。雖然兩國使節往來不斷，但是中國文化對朝鮮的影響力已大大減弱，以致李瀷將鴨綠江形容為「鴨綠天塹」。②朝鮮後期北學派的產生就是對這種現象的反動，北學派反對因攘夷而連同中華固有之文物制度也一同加以排斥的傾向，但北學派也未能改變朝鮮的這種思想傾向。

這種思想傾向一方面造成了一般朝鮮人對於清朝統制下的中國的無知，另一方面，也助長了朝鮮人對朝鮮本國文化的自尊意識。北學派的朴齊家批評朝鮮士大夫說，「下士見五穀則問中國之有無，中士以文章不如我也，上士謂中國無理學」。①部分朝鮮士大夫不再滿足於夷狄的地位，而以中華自居。李種徽(1731-1797)強調朝鮮自箕子用夏變夷之後即已成為華夏，其後的新羅、高麗雖然又淪為夷狄，但是如同中國雖經五胡亂華而仍為中國一樣，並不損害其「東夏」地位。②金履安(1722-1791)則乾脆認為朝鮮自古即與中國同屬於人類，而其餘地方的人則為夷狄，過去只是由於朝鮮自己過於慎重，故而以夷狄自居。③所以，金履安對於當時朝鮮人仍自貶為東夷表示不滿。他說：「然吾方僕僕然自以為夷，而名彼中國。嗚呼，吾言非邪！」④

在這種思想支配下，在朝鮮人看來，出生在中國是一種不幸，而出生在朝鮮是一種幸運。金元行(1702-1772)說：「人不為女子而為男子，不生於今之中原而生於我東，肢體完具而不病，耳目聰明而不塞，頂天立地好個身，豈可虛過了一生?須識得為人之道，行得為人之事，方是真箇人。」⑤即使隨朴趾源(1737-1805)到中國的下人張福，在朴趾源問他是否願意生在中國時也說：「中國，胡也，小人不願。」⑥可見小中華意識所引起的排清意識和自尊意識在當時的朝鮮具有相當廣泛的社會影響。

這種相對於中國的優越意識也逐漸養成了一部分朝鮮士大夫的大國意識。一般朝鮮人常恨朝鮮疆域太小，而尹?(1741-1826)則說：「愚則以為今天下，唯東方疆域最大。」因為在他看來，只有朝鮮「獨保崇禎後日月，則其山川之秀麗，風俗之美好，殆同金甌之無一欠缺，宛然有大明天地之氣象，此豈非宇宙間好個大疆域耶?」⑦

①朴齊家：《北學議外篇·北學辨》，《貞蕤閣全集》下，驪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439頁。

②李種徽：《送某令之燕序》，《修山集》卷一，序，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247冊，2000年版，第300頁。

③金履安：《華夷辯》下，《三山齋集》卷十，雜著，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238冊，1999年版，第503頁。

④金履安：《華夷辯》下，《三山齋集》卷十，雜著，第503頁。

⑤沈定鎮：《渼湖先生言行錄》，《渼湖全集》，驪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401頁。

⑥朴趾源：《熱河日記?渡江錄》，《燕岩集》，卷11，別集，第146頁。

⑦尹?：《東方疆域》，《無名子集》文稿冊八，策，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256冊，2000年版，第334頁。

然而，文化上的大並不能滿足一般朝鮮人想成為大國的心理。受清朝入關前兩次侵朝謬論的刺激及北伐論的鼓舞，朝鮮人開始關注高句麗、渤海的歷史，並開始將檀君朝鮮作為一個政治實體來認識，討論古朝鮮的疆域問題，也產生了恢復所謂北方舊疆的強烈願望。

對於希望北伐中原的朝鮮士大夫來說，佔有遼東是成功的關鍵。成海應和韓元震都認為朝鮮北伐時應分為水陸兩路，水路在山東半島登陸，直搗京津地區，而陸路則從遼東攻擊山海關。所以成海應強調，朝鮮只有佔據了遼東，才能與清朝決戰於北京城下。①丁若鏞認為遼東不是像朝鮮這樣「願順不武之邦」所能守得住的，而且自明朝定都北京，中國政治重心北移以後，朝鮮要想佔有遼東也變得更加不可能。此外，他還強調：「且我邦地勢，北以二河為界，豆滿及鴨綠，三面環以海水，疆場之制，渾然天成，得遼東反為贅也。何為恨之哉！」但是他也不能完全放棄佔有這一地區的願望。所以他接著說：「雖然，苟使國富而兵強，一朝有抗衡天下之志，而欲窺中原一步者，非先得遼東，不可為也。不然，西得遼東，東平女真，北拓境上，窮黑龍之源，而右與蒙古抗，斯足為大國，亦一快也。」②

一部分朝鮮士大夫甚至不以佔有遼東為滿足，還進而有入主中原的願望。這不僅體現在「北伐論」本身上，更體現在對北伐成功後如何應對局面的構想上。上面提到的成海應主張北伐成功後可擁立明朝皇室後裔為帝，然後朝鮮退守東藩，而同樣對北伐十分熱心的韓元震則主張朝鮮應該利用北伐的機會控制天下。③李重煥在《擇里志》中提及朝鮮民間流傳的一個說法：蒙古、女真等都曾入主中原，只有朝鮮不能，是因為朝鮮版圖像個老人，向西而坐，有拱揖中國之勢，所以自古忠順於中國，而且朝鮮無千里之江河，百里之平原，所以不生偉人，不足以有所作為。④這也間接反映了一部分朝鮮人對入主中原的渴望。

在清政府因受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起義的打擊而出現衰亡跡象時，「北伐論」又成為朝鮮士大夫討論的焦點之一。這時仍然存在兩種對立的觀點。例如，申箕善主張北伐成功後擁立明朝皇室後裔，光復大明。⑤而金平默則明確指出，如果朝鮮孝宗當年北伐成功，則將是孝宗稱帝，而不是復興明朝。不僅孝宗時是這樣，現在也是如此，朝鮮人應該有此種覺悟，儘早朝著這一方向努力。⑥直到甲午戰爭之前的幾年，呂運亨(1886-1947)的祖父呂圭信(?-1903)還向政府建議進行北伐，並為此四處奔走，在因此被流放到平安道的深山中之後，仍每天研讀兵書和算學。⑦

①成海應：《風泉錄二·復雪議》，《研經齋全集》，卷32，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274冊，2001年版，第20-221頁。②丁若鏞：《遼東論》，《於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12卷，論，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281冊，2002年版，第251頁。

③韓元震：《外篇下》，《南塘集》卷38，雜識，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202冊，1998年版，第311-312頁。

④李重煥：《山水》，朝鮮古書刊行會編：《八域志》，1910年版，第88頁。

⑤申箕善：《匯言》，《申箕善全集》下，《陽園遺集》，卷17，亞細亞文化社1981年版，第227頁。

⑥金平默：《答柳聖一基洙(乙亥十一月)》，《重庵先生文集》，卷26，書，宇鍾社1975年版，第517頁。

⑦呂運亨：《自敘傳：我的青年時代》，《三千里》1932年第9期。

隨著大韓帝國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清王朝為「中華民國」所取代，「北伐論」對於韓國人來說自然沒有了任何意義，但是韓國人對於中國的認識並沒有因此而徹底改觀，反而沿著原來的老路繼續發展下去。當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取勝之後，韓國人也希望經過十年的努力成為富強的國家，像日本那樣打敗中國，迫使中國割讓遼東和整個東北地區，賠償八億元。①在日俄戰爭前夕，李沂希望日本在控制東北地區以後，將其劃為三部分，東部歸日本，西部歸中國，南部歸韓國。因為在他看來，東亞鼎足而立的中、日、韓三國中，由於韓國地小民寡，不能形成均勢，不利於東亞和平大局。②

1905年前後，韓國啟蒙運動興起，史學成為啟蒙思想家樹立民族主義的重要工具。申采浩、朴殷植等早期民族史學家以北方的高句麗為中心重新構築韓國的歷史體系，提倡北方史觀，從而也影響到對中國的認識。

首先，韓國的啟蒙思想家為樹立民族主義，也將中國作為韓民族的對立面。在領土問題上，他們更渴望佔有中國東北地區。張志淵感嘆：「自遼、金、蒙古以來，箕、高舊疆不復收入版圖，至使聖祖陵寢、發祥之地淪在異域，豈不為志士無窮之恨歟?」③申采浩更強調東北地區對於韓民族的重要性，認為「韓民族得滿洲，韓民族則強盛；他民族得滿洲，韓民族即劣退」④，所以提出「高句麗舊疆收復」論。而且，他認為韓民族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上古從北方向南發展，而中古以後從南方向北發展，沿著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將來一定能收復高句麗舊疆，重光檀君遺史。

另一方面將古朝鮮和高句麗形容為古羅馬那樣的大帝國，並將匈奴、女真(滿洲族) 、蒙古、鮮卑族等都視為同族，強調朝鮮族對漢族侵略和殖民的「光榮史」，作為喚起韓國人民族精神的力量源泉。

在申采浩筆下，檀君成了征服英雄，華夏是古朝鮮統治下的一部分，現在中國的大部分都曾是古朝鮮的殖民地，帝嚳、帝堯、帝舜不過是古朝鮮五部的長官而已。

申采浩寫道：「支那被稱作『華夏』或『諸夏』，當時支那受位於朝鮮西南的南部大加管轄，故以『夏』為名。這不是漢族的支那，江、淮沿岸和山東、山西、直隸等地都是朝鮮的殖民地，其餘為苗族和漢族的領地。」⑤

①《獨立新聞》1896年8月4日。

②李沂：《三滿論》，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海鶴遺書》，1974年版，第64頁。

③張志淵：《大韓疆域考序》，國史編纂委員會編：《韋庵文稿》，卷四，序，1955年版，第149頁。

④申采浩：《韓國與滿洲》，《丹齋申采浩全集》，別集，螢雪出版社1877年版，第234頁。

⑤申采浩：《朝鮮上古文化史》，《丹齋申采浩全集》，上，螢雪出版社1877年版，第397-398頁。

這就是申采浩的所謂朝鮮族「支那殖民論」。申采浩不僅對難以考證的古朝鮮歷史做如此改造，對於高句麗、百濟、新羅的歷史，也同樣強調它們對中國的侵略和殖民，如相信福建的泉州、漳州等地曾是新羅的殖民地， ①百濟曾佔領中國的山東、浙江一帶。②朴殷植也有與申采浩類似的思想。他曾在大倧教的影響下，作《夢拜金太祖》，將金對宋的侵略視為朝鮮族的歷史「榮光」，希望藉此激發朝鮮族的鬥志，征服天下。他說：「萬一朝鮮民族繼續製造李舜臣鐵艦，擴張海軍力量，研究許灌的煤炭說明，發達器械力量，朝鮮國旗可騰飛於歐美諸洲。」③

柳寅植在對中國的認識上，也與申采浩有類似的傾向。他形容朝鮮自「三國以來，雄據東部，凌轢支那，或席捲中土，或侵擾邊方，與黃帝子孫，血戰數千年，東洋武強之國，無與我比也。」④他不僅強調「滿洲一幅，元是朝鮮幅員也」⑤，還將滿族視為同族，將清朝入主中原視為檀君後裔對中原的統治。⑥

李炳憲幾乎是一個徹底的舊式學者，曾多次到中國，向康有為等人學習今文經學，在韓國提倡孔教，但是他在強調朝鮮族對中國的侵略上，與申采浩相比也毫不遜色。李炳憲認為伏羲也興起於長白山，伏羲、舜、女真都是朝鮮族，從伏羲到舜，到金、清，是朝鮮族先後四次佔據中原的歷史。⑦ 這樣，在他們那裡，滿清不再是應該排斥的夷狄，而成為稱頌的對象，李炳憲甚至說，全球「若主之正，莫尚乎滿清」⑧。

一位署名青吾的作者在強調韓國地理上的優越性時，甚至也同樣強調其優越性之一是可以并吞或侵蝕中國大陸。他寫道：「地形狹長，恰似猛虎，又如卧蠶，又像舞袖的仙人。往昔崇尚領土主義和軍閥主義的時代，可以并吞或侵蝕支那大陸；近古崇尚平和主義時代，獨於煙霞縹緲間享受安閑，謳歌泰平；並帶有未來世界平和先驅者的氣像。」⑨

民族史學之所以如此建構韓國歷史，是因為處於殖民地下朝鮮民族需要歷史的「榮光」來維繫民族認同。李丙燾在論述高句麗歷史對於朝鮮人的意義時說：「作為弱骨貧血的現今朝鮮人，當神馳往古之時，如果說能夠給予多少刺激、興奮、或慰安的東西，那就是(東方)三國的史跡。而三國中，沒有比翻開那興起於渺小的鴨綠江畔一隅之地，最終建成包括遼左漢北(遼河以東、南漢江以北)的滿鮮地域，東方未曾有的大國的高句麗的歷史，讓我們的感受更加切實的了。」⑩

①申采浩：《朝鮮上古史》，《丹齋申采浩全集》，上，第242頁。

②同上書，第221頁。

③朴殷植：《夢拜金太祖》，《朴殷植全書》，中，檀國大學校出版部1975年版，第218頁。

④柳寅植：《東山文稿·太息錄》，東山先生紀念事業會編：《東山全集》，下，1978年，第88頁。

⑤柳寅植：《東山文稿·金史記誤》，《東山全集》，下，第121頁。

⑥柳寅植：《大東史》，《東山全集》，上，1978年。

⑦李炳憲：《歷史教理錯綜談·總論》，《李炳憲全集》，上，亞細亞文化社1989年版，第361頁。

⑧李炳憲：《歷史教理錯綜談·國號及紀元考》，《李炳憲全集》，上，第361頁。

⑨青吾：《天惠特多的朝鮮地理》，《開闢》，第61號，1925年7月。

⑩李丙燾：《高句麗國民的氣象與努力》，《開闢》，第61期，1925年7月。

迄今韓國人常會設想這樣的問題，如果朝鮮半島是由高句麗而不是新羅完成統一，則韓國將統治著包括中國東北和華北地區在內的廣大領土，韓國也能成為大國。①

三、事大主義批判與中國認識的變化

在近代以前，受華夷觀的影響，朝鮮士大夫雖然否定清朝統制下的中國，但是仍然尊崇明朝，認同理想中的中華文明。但是到了近代，世界被以西洋文明為標準重新進行文明與野蠻的劃分，中國和朝鮮都成為半開化的國家，不僅華夷之辨失去了過去的意義，中國文化反而作為導致朝鮮衰落的罪魁禍首而受到批判。當中國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失敗時，《獨立新聞》即認為中國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未能文明化，認為儒學和中國古書是對中國和朝鮮都有害的東西。②

到1905年啟蒙運動③興起以後，申采浩等人對朝鮮人的慕華思想進行了更為激烈地批判。申采浩強調，三國以前漢文未盛行，全國人心只尊自國，只愛自國，而以中國為仇敵；三國以後幾乎家家收藏漢文書籍，讀漢文書籍，結果漢官威儀埋沒了韓國國粹，漢土風教奪去了韓國國魂，導致朝鮮以附庸屬國自認，人民充滿奴性，國家長期陷入奴隸境地。④

朝鮮是一個儒教國家，有韓國學者將近代國家淪亡的原因主要歸之於儒教。朴殷植認為，「所謂禮義之邦只是不能紀念祖先功德者的美名，所謂小中華只是自甘為他國奴隸者的徽號。」⑤鄭寅普也說，「(韓民族)數百年來本是染有『歷史的膏肓』的民族」，「受病的原因，主要是由於隨著宋學的輸入，將明哲保身一詞視為聖道。此外更為重要的是自高麗中葉以後，浮慕中國，丟掉了先民的傳統國性，最終導致似是而非的漢文文詞和缺乏自我的附從的學術瀰漫，逐漸失去本心。使病根加重的是宋學，而引起病根的是慕漢派的背本學者們。」⑥甚至連朝鮮時期出現的黨爭，也被認為是因為輸入了好黨同伐異的宋儒思想的結果。⑦ 直到1945年朝鮮半島解放後⑧，韓國人依然指出，「過去在韓國極度崇揚中國儒教，因而形成事大思想，因這種思想的腐敗，最近思想上存在濃厚的排華熱也是事實。」①

①洪以燮：《如果是高句麗統一了三國》，《洪以燮全集》，第九卷，延世大學校出版部2003年版，第376頁。

②《獨立新聞》，1896年6月20日。

③韓國近代史中的啟蒙運動指的是大體上發生在1905-1910年間的思想啟蒙運動。

④申采浩：《國漢文的輕重》，《丹齋申采浩全集》，別集，第75頁。

⑤朴殷植：《夢拜金太祖》，《朴殷植全書》，中，檀國大學校東洋學研究所，1975年，第195頁。

⑥鄭寅普：《歷史的膏盲與吾人的一大事：牛耳洞夏令會講話筆記》，《薝園鄭寅普全集》，卷2，延世大學校出版部1983年版，第278-279頁。

⑦金起瀍：《考察我國社會性格的一部，督促同胞兄弟的自由處斷》，《開闢》10月臨時號，1921年10月18日。

⑧韓國人所說的解放指的是1945年朝鮮半島從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之下獲得解放。

但是在否定中國文化的過程中，也有一種奇怪現象，那就是一方面否定中國文化，另一方面強調中國古代文化來自朝鮮文化。申采浩就認為中國古代文化的許多東西來自朝鮮文化，只是到了秦漢以後，中國狹隘的國粹主義盛行，尊尚朝鮮的學說不得流傳於世。例如，他認為大禹治水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他從檀君太子夫婁那裡得到了《黃帝中經》。② 而《洪範》是箕子對《黃帝中經》金簡玉字的部分譯述。③ 李沂關於《洪範》來源的說法更為離奇。他認為《洪範》為檀君所作，然後以副本藏之金龜之中，而將金龜放到海里，說隨便你往哪裡去，得此者為聖人。禹至洛水首先發現了它，是為洛書。然後傳給伊尹，再傳給箕子，所以箕子就是檀君的第三世化身。④還有韓國學者認為漢字是這樣產生的，即鳳凰從東方君子國(朝鮮)銜來圖紙，黃帝得到後依樣製作了文字，作成書契，所以「中華萬世的文明事業總的來說不過是東方的一神鳥為其定了指針，開了運路而已」。⑤ 鄭寅普則從章太炎釋「夷」為「仁」，「仁」為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出發，推演出東方思想的主流發源於朝鮮的結論。⑥

有韓國學者認為，不僅中國文化來自朝鮮文化，而且世界文化也來自朝鮮文化。申采浩相信，「大概檀君以後千餘年之間，朝鮮的政治和制度是古代最完美的，文化的發達也是鄰邦各族的模範，萬一其子孫能以武力保護這一文化，並加以擴張，朝鮮不僅真的能佔據東洋文明史的首座，甚至能獨佔環球全土。」⑦與申采浩相比，李炳憲更為積極，他認為長白山是世界文明的發祥地，世界文明都起源於朝鮮族。⑧ 崔南善提出「不咸文化論」，將韓國作為東北亞文化的中心。1949年，崔南善在向反民族行為特別調查委員會提出的《自列書》中，是這樣解釋他提出不咸文化論的意圖的：「實際上不過是想用檀君文化囊括日本，乃至全人類文化的一半的有些唐突的提案而已。」⑨

①張致煥：《人權宣言與民主政治》，《民聲》，第4卷，第9·10期，1948年7-8月。

②申采浩：《朝鮮上古文化史》，《丹齋申采浩全集》，上，第381頁。

③同上書，第409頁。

④李沂：《真教太白經》，轉引自朴鍾赫：《韓末激變期海鶴李沂的思想與文學》，亞細亞文化社1995年版，第111頁。

⑤局子街林埜：《抑鬱的朝鮮氏族的假託的家乘》，《開闢》，第15號，1921年9月。

⑥鄭寅普：《歷史的膏盲與吾人的一大事：牛耳洞夏令會講話筆記》，《薝園鄭寅普全集》，卷二，延世大學校出版部1983年版，第278頁。

⑦申采浩：《朝鮮上古文化史》，《丹齋申采浩全集》，上，第399頁。

⑧李炳憲：《歷史教理錯綜談·總論》，《李炳憲全集》，上，第361頁。

⑨崔南善：《自列書》，《六堂崔南善全集》，卷10，玄岩社1973年版，第532頁。

作者：tjlzh　回復日期：2010-06-19　22:06:27　　　韓國學者在否定中國文化的同時，自然也會產生對中國的否定。俞吉濬在1885年前後還認為中國是朝鮮唯一可依賴的國家，而在甲午戰爭後他的認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完全倒向了日本一邊，對中國人持非常苛刻的批評。1895年俞吉濬出使日本，當伊藤博文說有中國百姓願意為日軍提供勞役時，俞吉濬說：「若哉！人民之無自立之氣如是哉！清國之民，自來若是，故漢人所謂四夷八蠻而凌辱之者，苟有力而入主之，以世界中最大國最多民不敢出一矢相抗，順受而君事之，自晉魏以來至於今日也。」①《獨立新聞》也發表文章批判中國人說，「人民懦弱、卑賤、愚昧、骯髒，毫無為國獻身之心，即使受人賤待也漠然不知，受人蔑視也毫無怨言。」②

在這一過程中，對韓國人的中國觀影響最大的還是對事大主義的批判。近代以前，以小事大被認為是小國與大國關係的必然形式。到了近代，在朝鮮與西方各國訂約通商以後，朝貢體制與近代國際關係體制之間的矛盾開始凸現。1882年，朝鮮要求改革朝貢制度，兩國訂約通商，朝鮮派駐使節駐紮北京，賀謝、陳奏等事不再派遣使節。③但是朝鮮的要求為李鴻章和清政府所拒絕。雖然簽訂了《清韓水陸貿易章程》，除了重申兩國的宗屬關係之外，沒有對原有的朝貢制度作任何改動，唯一的變化就是一些臨時使行人員可以從水路到中國，而不必全走陸路。到趙大妃薨逝時，按照舊規，清政府當派敕使到朝鮮致祭，而高宗希望中國勿派使前往。袁世凱認為高宗之所以希望清政府不要派使，是不願行迎接中國敕使的禮儀，最後清政府堅持派使。這時期，朝貢制度中不平等、不符合近代習慣的禮儀制度與日益增強的國家主權觀念之間的衝突日益突出。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1884年甲申政變時，金玉均等人提出要廢除朝貢虛禮。俞吉濬雖然曾認為中國是朝鮮唯一可以依賴的力量，但是卻主張中國應使朝鮮成為亞洲的永久中立國，他後來在《西遊見聞》中進而闡明贈貢國可以是獨立主權國家。到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被迫向日本承認朝鮮為獨立主權國家，朝鮮國內在慶祝獨立的同時，也開始批判事大主義。

獨立協會就是在強調朝鮮從清朝的藩屬地位成為獨立主權國家的意義上成立的。獨立協會將擺脫與清朝的宗藩關係看成國家從奴隸狀態下獲得解放。④獨立協會的主要事業之一就是撤除過去為迎接清朝敕使而修建的迎恩門，改建為獨立門。獨立協會的主要領導人徐載弼強調撤除迎恩門是朝鮮國民的夙願，「不管怎麼說，這骯髒、恥辱的(迎恩)門必須拆掉」。⑤

①《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問答(甲午)》，《俞吉濬全書》，Ⅳ(政治經濟編)，一潮閣1971年版，第361-362頁。

②《獨立新聞》1896年4月25日。

③魚允中：《從政年表三》，《魚允中全集》，亞細亞文化社1978年版，第830頁。

④《徐載弼博士自敘傳》，轉引自洪以燮：《徐載弼：近代化的旗手》，《洪以燮全集》，卷8，延世大學校出版部2003年版，第100-101頁。

⑤同上。

對事大主義的批判也是後來啟蒙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申采浩號召韓國人成為20世紀的新國民，昭雪數百年沉醉於事大主義之舊恥。①柳寅植強調事大主義是朝鮮衰落的原因之一。他指出，自朝鮮王朝建立之後，「尊王事大之論，遂為一部義理，而深入於全國之腦髓，養得依賴之習慣，缺乏自主之性格」。②他進而批判慕華思想說：「李恆老之華西雅言，柳麟錫之崇華廟，吹噓庄竄，至不忍見，使士氣委靡，民風懦弱，皆此輩事大之論為之祟也。」③

在這種認識之下，原來朝貢、冊封制度在禮儀上的不平等性不僅在擴大，甚至出現一些帶有文學色彩的描述。從新羅到高麗、朝鮮的君王一定要接受中國皇帝的冊封，這給當時的朝鮮人以很大的挫折感，朝貢更被形容為將本國的財寶獻給中國，還要用金銀財寶來招待中國敕使。最令朝鮮人深感恥辱的是，為滿足中國皇帝的需要而貢獻良家女子。有人這樣寫道：「那所謂的以小事大被釋為天經地義，將用夏變夷作為鬼訓神誥來迷信，將尊中華攘夷狄視為春秋的大義，在這種問題下為聖宋大明而排斥胡元蠻清，敢於付出許多犧牲，反而招來不少蹂躪，歷史上的絕對恥辱，傾江漢之水以洗刷，借秋陽以曝晒，也難以很快消除其痕迹的絕對的恥辱。」④這種對中國的否定認識，在日帝時期進一步被激化。白永瑞教授認為，在大韓帝國時期，中國在韓國新聞媒體中的形象可分為三種，即作為賤視對象的中國，作為維護東亞和平大局一員的中國和作為改革榜樣的中國。⑤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後兩種認識減弱，而第一種認識逐漸增強。 ①申采浩：《二十世紀新國民》，《丹齋申采浩全集》，別集，第211頁。②柳寅植：《東山文稿·太息錄》，《東山全集》，下，第98頁。

③同上書，第99頁。

④局子街林埜：《抑鬱的朝鮮氏族的假託的家乘》，《開闢》，第15號，1921年9月。

⑤白永瑞：《大韓帝國期韓國言論的中國認識》，《東亞的歸還》，2000年。

到20世紀20、30年代，這種蔑視中國的情緒在殖民地朝鮮已經非常強烈。1928年，魏建功受聘到京城帝國大學當漢語講師，住在京城(首爾)，親身目睹了朝鮮人對華僑的欺侮。他到了朝鮮，就有朋友告訴他「朝鮮人很欺侮中國人」。常有朝鮮人在中華料理店嘲罵，不給飯錢。魏建功也親自看到一家朝鮮人吃了飯後帶走了酒杯。朝鮮人見到華人就尋釁，故意碰打或嘲罵。華人在偏僻的衚衕里走路，經常遭到群毆，被罵「媽啦格口」更是家常便飯。朝鮮人有恃無恐，華人也只能逆來順受，因為警察也是朝鮮人，華人沒有申訴的可能。面對朝鮮人對中國人的這種態度，魏建功評論說：「我平和(或者他方面以為偏頗)的說，朝鮮人除了那些『不逞』的，其餘的都算『太逞』了。他們有悠久的附庸的歷史地位，再加上新近的厚重的負載，所以大部分變成了好貪小惠的習氣。奴隸得到一絲一毫的好處便比什麼都要高興，感激涕零的頌念他主人的恩惠；他因此也很喜歡做別人的主人，大概是想著他的奴隸可以如他對主人一般的恭順馴伏於他。華人卻是世界上一切主人的以及奴隸的奴隸嗎！?」①1931年萬寶山事件引發的朝鮮各地排華風潮，雖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但也不能排除這種賤視中國的情緒作祟。

對於朝鮮人排華的原因，魏建功分析說，對於普通朝鮮百姓來說，主要是經濟的因素，認為中國人到朝鮮搶奪了朝鮮人的經濟利益。直到1945年朝鮮半島解放之後，這種認識的影響也依然十分強烈，引起了韓國人的排華心理，出現了1950年華商倉庫被查封等事件，此後也長期打壓華僑經濟，最終導致華僑在韓國難以立足，紛紛移居他地。而對於知識界來說，還有過去華夷之辨的影子，仍稱中國人為胡。但是這時的華夷之辨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已經沒有了過去的文化標準，而只是用來賤稱中國人的符號。

與魏建功相比，韓國人李相殷的分析更為透徹。李相殷認為，韓國人對華僑產生侮蔑感情的大部分原因在於韓國人自身。從年齡層來看，越是年輕的韓國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侮蔑感情越是強烈，兒童見了華人也會唱起「支那人，清國奴，咪啦，咪啦」的侮蔑性兒歌。大部分年輕人接受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教育，所以更多地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和教育政策的影響，在學校里從日本人那裡接受的多是中國和中國人的缺點而不是優點。但是這也不是韓國人對中國和中國人侮蔑感情的全部根源。李相殷還指出，還有部分原因來自韓國知識界在樹立民族意識的過程中，對兩國關係歷史的改造。韓國知識界和輿論界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之下，試圖通過文化運動來喚起國人的民族意識。他們希望通過研究韓國文字和韓國語來培養民族意識，但為日本殖民當局所禁止，於是便從歷史中發掘朝鮮的民族自主精神。而與日本有關的歷史同樣是禁區，最後只能從與中國有關的部分入手，於是與中國有關的文化和歷史關係被改造，把1894年之前為中國藩屬的歷史視為韓國的恥辱史，以此刺激國民的民族意識。這樣，來自中國和日本的雙重受侮感和劣等感造成了朝鮮人心理上的不健全，心中積蓄的強烈的仇恨感情。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朝鮮人不敢將怨恨發泄到日本人身上，而華僑是弱者，於是便發泄到華僑身上，中國就成了日本的替罪羊。在日本看來，對中國的批判不僅對日本無害，還可以冷卻朝鮮對中國的感情，所以採取放任的態度。由此產生的一個結果就是，韓國知識界對中國的批判助長了年輕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嫌惡和蔑視心理。②1948年6月到韓國留學的楊通方仍能觀察到，在韓國，中國人與韓國人之間不愉快的事件還在不大不小地繼續發生著，而且仍有少數知識分子有意無意地鼓動著這類事件的發生。③

①魏建功：《僑韓瑣談八·華韓之間的愛惡》，《魏建功文集》，卷五，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頁。②李相殷：《華僑對韓國人的感情》，《韓中文化》創刊號，1949年3月。

③楊通方：《關於韓中文化交流，中國學生的幾句話》，《韓中文化》創刊號，1949年3月，第40-41頁。

即使對那些在中國從事獨立運動的韓國人士來說，事大的歷史也或多或少帶給他們屈辱的歷史記憶。李始榮在中國，聽中國朋友說「爾本我屬國，維我不競，使爾失巢，我能驅除日本，使爾依舊保疆，是中國人之權義攸關也」的話，雖知這是憐憫同情之辭，但是依然讓他很不舒服。所以他諷刺說：「異時中國脫離羈絆，伸張權力，占霸地球之日，何限乎半島一國也？然在今屈身事人，不具人格，事事不能伸理，而不思自反，不改驕傲，何其矇5不覺也?」①

從這種歷史認識變化過程中可以看出，對宗藩關係的認識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問題上有著不同的認識。當要強調韓國的獨立性時，宗藩關係會被形容為毫無實質意義的禮儀關係;當要強調中國在歷史上對韓國的壓迫時，這種傳統的宗藩關係的不平等性又被形容得很實際，甚至等同於近代的殖民關係。申采浩也批評韓日合邦前後，一部分韓國人將日本的吞併政策與明清時期朝鮮與中國的關係一視同仁的錯誤認識。他說：「彼明、清等不過是壓迫政府，或征金幣幾千兩，求人蔘幾百斤，名義上是作為征貢國，但同時贈送給韓國政府的物品比徵收的物品還多，而且不敢奪人民的權利，人民的產業不敢相擾，然則彼只不過是一時擁有羈絆韓國的虛名。所以韓人對於這種痛苦渾然不覺，至今國亡民亦亡，韓人是不是也將日本的舉動等同於明清?」②然而，不管對宗藩關係的認識如何，正如李相殷所指出的那樣，傳統時代事大的歷史已經成為韓國的恥辱史，韓國要建立近代民族認同，必然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也要批判事大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對中國的批判也是必然的結果。 ①李始榮:《感時漫語》,一潮閣,1983年,原文,第67-68頁。②申采浩:《告韓·日合併論者》,《丹齋申采浩全集》,別集,第205頁。 作者：tjlzh　回復日期：2010-06-19　22:09:23　　　四、在野史學的歷史觀

近代民族史學的傳統部分為1945年以後的韓國史學所繼承，而對民族史學的北方史觀加以繼承和發展的主要是在野史學。

在野史學的存在及影響巨大是韓國歷史學界，乃至整個韓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特色。所謂在野史學者，是與講壇史學者相對而稱的，指的是在大學歷史學系或正規的歷史研究機構之外從事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的一些民間學者，而廣義的在野史學者也包括那些雖在大學歷史學系或正規歷史研究機構工作，卻相信《桓檀古記》等偽書的史料價值，肆意曲解文獻和考古資料的那些非主流講壇學者。說他們是非主流，是以實證主義歷史學作為主流而言的，並不是從他們的學術或社會影響而言的。單就社會影響而言，在大眾媒體的幫助下，在野史學和非主流講壇史學的影響甚至超過了講壇史學。本文所說的在野史學是廣義的在野史學，即包括狹義的在野史學和非主流講壇史學。

韓國歷史學界講壇史學與在野史學對立構造的形成，一般認為源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實證主義史學與民族主義史學的對立。解放以後， 李丙燾( 1896-1989) 、申奭鎬(1904-1981)等為代表的實證主義史學派在韓國歷史學界處於主導地位，佔據了重要大學的教職，而民族主義史學派儘管力量薄弱，在少數大學歷史學系也佔有一席之地，基本上也處於制度圈之內。

而這時在民間，又開始出現一批新的民族主義史學者，他們大多在日帝時代就是比較活躍的人物，但都不是歷史專業出身，也不是專門從事歷史研究的，在1945年以後開始研究韓國古代史， 出版歷史著作， 從而成為在野史學者， 如崔棟(1896-1973) 、文定昌( 1899-1980 ) 、李裕岦( 1907-1986 ) 、安浩相( 1902-1999) 、林承國(1928-2001)和李鍾琦(1929-1995)都屬於這種情況。

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野史學者開始聯合行動，標誌是1976年10月安浩相、文定昌、李裕岦、林承國、朴蒼岩、朴時仁、劉鳳榮等人組織「國史恢復協議會」，開始從事所謂「國史恢復運動」。當時朴蒼岩創辦的《自由》雜誌是在野史學者發表文章的主要陣地，此外他們還在首爾市立圖書館舉辦免費的民族史講座，宣傳他們的主張。所謂「國史恢復運動」，主要是恢復不為當時各級學校國史教科書所承認的檀君朝鮮的歷史，批判以李丙燾為代表的、在韓國史學界處主導地位的實證主義史學派，將實證主義史學解釋為親日的日本殖民主義史觀的殘渣餘孽，而將他們自己的主張標榜為民族主義史學。

朴正熙執政時期大力提倡民族主義，民族史又是朴正熙民族主義的主要精神支柱，所以韓國史成為顯學，各種歷史書籍在社會上很暢銷，《桓檀古記》和《揆園史話》等偽書也開始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在這種時代氣氛及媒體的支持下，文定昌、李裕岦、林承國等人聲名鵲起，在野史學從此成為一種社會勢力。為了使其歷史主張能夠寫入歷史教科書， 1978年，部分韓國在野史學者向總統、國務總理和文教部長遞交請願書，在被拒絕後又提起訴訟。1980年全斗煥主政後，在野史學者積極為全斗煥政權的正統性服務。① 在全斗煥政府的支持下，國會舉行國史聽證會，安浩相、朴時仁和林承國代表請願方出席辯論。在野史學者的主張最終被部分採納，此後國史教科書中有關檀君的內容增多，標明漢四郡在平壤附近的地圖也被刪除。

①趙仁成：《國粹主義的史學與現代的韓國史學》，《韓國史市民講座》，第20輯，一潮閣1997年版。

此次國史聽證會以後，在野史學的社會影響大增。林承國將《桓檀古記》翻譯成韓文，使不會漢字的青年人也能閱讀，在社會上引起了在野史學熱。這股在野史學熱也培養了一批新生在野史學者，野史學組織也相繼出現，部分大學歷史學教授也接受在野史學的觀點，成為非主流講壇史學者在野史學者。目前韓國到底有多少廣義的在野史學者，很難做出準確統計。2007年，尹乃鉉等人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列舉了韓國古代史領域的林均澤、李重宰、沈伯綱、吳在成、崔在仁、金孝信、金鍾序、李炯石、朴蒼岩、姜壽元、林承國、全源燮、郭昌權、鄭淵奎、安浩相、李裕岦、呂運虔、高東永、宋鍾星、韓在奎、李亨求、尹乃鉉、慎鏞廈、禹實夏、卜箕大、朴仙姬、成三濟、文定昌和金相天等35位在野史學者和非主流講壇史學者。① 這還只是韓國古代史領域部分影響比較大的在野史學者和非主流講壇史學者。

①尹乃鉉：《在野史學者對韓國上古史的主張調查分析》，參見http://hyunk02.egloos.com/1987245。韓國在野史學者的主要研究領域集中在韓國上古史，尤其是檀君和檀君朝鮮方面。他們所依據的主要史料來自《桓檀古記》和《葵園史話》等偽書，以及《山海經》等中國古籍。是否將《桓檀古記》和《葵園史話》等偽書作為信史，幾乎成為在野史學與正統講壇史學的分水嶺。《桓檀古記》的出現本身與在野史學者李裕岦有關。據說此書為1911年桂延壽所編， 1949年在他將書交給弟子李裕岦時，囑咐他到庚申年(1980)再將此書公諸於眾，所以到1979年此書才得以影印出版。此書到底是桂延壽所著，還是李裕岦所著，無從知曉，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部近代人假託古人所作的偽書。《桓檀古記》分為三聖記、檀君世記、北夫余記和太白逸史四部分，三聖記假託新羅僧人安含老和元董仲所著，不僅認為存在檀君朝鮮，還認為在檀君之前還有桓國(桓因)和神市(桓雄)兩個時代。這種認識為後來的許多在野史學者所接受。《葵園史話》敘述了檀君朝鮮47代檀君的在位時間和治績，據說為1675年北崖老人根據高麗時人李茗所著《震域遊記》編撰的，但是一般認為是近代大倧教徒所撰偽書。書中感嘆朝鮮儒學者沉湎於事大主義，缺乏自主意識，主張聯合清舉行北伐，恢復舊疆。該書最早出現於20世紀20年代， 1925年崔國述所撰《檀典要義》第一次引用了此書。

近代大倧教徒編撰的《檀祖事考》、《神檀實記》、《神檀民史》和《倍達族歷史》等也常被引用，因為大倧教本身即以檀君崇拜為基本內容，近代民族主義史學者申采浩、朴殷植也都與大倧教有關係。《檀祖事考》是金教獻與柳瑾、朴殷植一起主持編撰的，其餘三部也為金教獻所著，金教獻在1916年成為大倧教的第二代教主。金教獻在《神檀民史》中也認為在倍達時代之前還存在著一個神市時代，並將鮮卑、靺鞨、渤海、遼、金等的歷史也都作為韓國史，在《倍達族歷史》中又將清朝歷史作為韓國史。這些觀點對當時的民族主義史學者和後來的在野史學者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韓國在野史學者的主要工作就是千方百計證明檀君是實際存在的人物，檀君朝鮮是實際存在過的韓國古代國家，凡是主張檀君是神話人物的歷史學者，都被在野史學者批判為事大、殖民史學者。文定昌認為韓國本來擁有20多萬卷史書，其中大多數是有關檀君朝鮮等古代史的書籍，但被日本帝國主義銷毀了。 儘管史料缺乏，高濬煥仍然認為他復原了檀君朝鮮的全部歷史。高濬煥強調，檀君朝鮮不是神話，而是實際存在的民族國家，並將檀君朝鮮與高句麗、渤海連接起來。經過朴正熙政府的努力，檀君和檀君朝鮮的存在已經迅速成為國民共識。

至於在檀君朝鮮之前是否存在桓國時代或神市時代，在野史學者中也有不同看法，然相信者居多，而且認為它們合在一起組成韓國史的三聖朝時代。高濬煥認為在檀君朝鮮之前還有一個倍達國時代，而蚩尤天皇是倍達國的第14代天皇。蚩尤天皇與中國的黃帝在涿逐鹿展開73次戰爭，蚩尤全部取得勝利，成為東洋霸主。① 更有在野史學者指出，韓民族自桓國時代開始就建立了幾乎統治著整個歐亞大陸的大帝國，所以韓民族是世界文明的創始者，韓民族是世界人類的母體。無論是在檀君史觀上，還是對三國，乃至高麗和朝鮮的歷史認識上，在野史學者都表現出強烈的大陸史觀。在野史學者認為韓民族的歷史舞台在中國大陸，將那些以朝鮮半島為韓民族歷史舞台的歷史觀點批評為「半島史觀」。在他們看來，半島史觀與日本殖民史學的半島性格論相關，所以大陸史觀與半島史觀的對立其實是「半島屈從史」和「大陸光榮史」的對照，所以高濬煥主張韓國應拋棄「二千年半島的敗北史」，找回「半萬年大陸的光榮史」。②

這種大陸史觀不僅相信所謂桓國、倍達國和檀君朝鮮曾經統治著中國大陸的全部或一部分，甚至認為馬韓、弁韓、辰韓也在中國大陸，是為「大陸三韓說」；或者認為高句麗、新羅、百濟也都在中國大陸，是為「大陸三國說」；甚至有韓國在野史學者認為高麗、朝鮮也都曾在中國大陸，提出所謂「大陸高麗說」和「大陸朝鮮說」。李重宰是「大陸三國說」的主要倡導者。他認為所謂新羅定都慶州是日本帝國主義捏造的，其實從古朝鮮到三韓、高句麗、百濟、新羅，甚至到高麗時期，偉大的白衣民族、倍達子孫都是中原大陸的主人，一直統治、控制著中原大陸。③ 最早打通絲綢之路的也是新羅。最後高麗被明朝所滅，而出生於河南的李成桂於1427年坐船到了朝鮮半島的黃海道海州，建立了李氏朝鮮。在此之前朝鮮半島還是一片荒蕪，沒有國家和地方行政體系，只有少數平民生活在這裡。鄭龍石支持李重宰的觀點，認為慶州這一地名本身就是敬順王投降高麗時才出現的，慶州是新羅的千年古都這一說法是根據殖民史觀捏造的。新羅根本不在朝鮮半島，而在中國大陸，所謂慶州吐含山其實位於安徽省南邊的含山縣。④ 吳在成、林均澤也都是「大陸三國說」的支持者。林均澤在其2007年出版的《韓國史》中也認為高句麗、新羅和百濟都在中國大陸，過去將高句麗、新羅和百濟領土局限於朝鮮半島的看法是受親日史學影響的結果。

①高濬煥：《紅魔的元祖蚩尤天皇》，Metro新聞社2008年版。②高濬煥：《檀君神話是殖民史學者們的歪曲、弄奸》，參見http://news.naver.com/main/read.nhn?mode=LSD&mid=sec&sid1=001&oid=047&aid=0000036866&.

③《「新羅不在韓半島而在中原大陸」，上古史學會李重宰會長主張》，《宗教新聞》2007年5月4日，參見http://cafe.naver.com/hkyk.cafe?iframe_url=/ArticleRead.nhn%3Farticleid=1489。

④《韓民族是人類祖先三苗族的後裔》，《中央日報》1997年5月30日。

當然也有在野史學者認為新羅、百濟雖然在中國建國，後來遷到了朝鮮半島，或者認為新羅、百濟在朝鮮半島建國，後來將勢力擴展到中國大陸。後一種觀點最早為申采浩等早期民族主義史學者所提倡，後來為高濬煥、金聖昊等在野史學者所繼承。高濬煥強調高句麗和百濟對中國的殖民。金聖昊也強調百濟對中國的殖民，甚至認為如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華僑也都是百濟的後裔。 ①

鄭龍石是「大陸高麗說」的主要倡導者，他通過《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證明高麗鄭龍石是「大陸高麗說」的主要倡導者，他通過《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證明高麗在中國大陸，徐兢出使高麗所到的地方不在朝鮮半島，而在澳門；元朝軍隊征伐日本的前進基地不在朝鮮半島，而在廣西的合浦。② 至於「大陸朝鮮說」，保守者認為朝鮮的首都在漢陽，而領土延伸到中國大陸。激進者認為朝鮮的首都自始至終都在中國大陸，朝鮮半島從古朝鮮到近世李氏朝鮮，都與韓民族沒有任何關係，現在關於朝鮮歷史發生於朝鮮半島的史書都是近代西方列強和日本帝國主義偽造的，甚至認為景福宮也是日本帝國主義偽造的。金種潤就是一位持這種主張的在野史學者，他認為後金(清)兩次侵犯朝鮮的戰爭，以及豐臣秀吉侵略朝鮮的戰爭都不是發生在朝鮮半島，而是發生在中國大陸，發生在朝鮮半島的說法都是捏造的。直到近代，朝鮮是比清朝更大的國家，而日本帝國主義把輝煌的大陸朝鮮史改變為半島朝鮮史。③

從上述內容可知，韓國在野史學者所主張的大陸史觀與中國關係密切。從種族來說，不少在野史學者也像金教獻和近代民族主義史學者那樣，將中國北方民族合併到韓民族之內，試圖以「神檀民族」作為東亞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主體。明知大學社會教育院教授吳正潤即主張將北方民族史納入韓國史，建立大韓國史。東夷史觀則將中國古書上所說的東夷與韓民族視為同一民族，所以東夷族是朝鮮民族的祖先，東夷文化就是韓國的文化，東夷歷史是韓國的歷史。東沈伯綱認為中國的東夷與朝鮮半島的東夷是同一民族，所以東方文化的根源不是漢族而是韓安浩相自1971年以來強調孔子屬於東夷族血統，他在1987年出版的《國家歷史五千年》一書中論證孔子為東夷之人。因為殷商是東部族或東夷族建立的王朝，孔子是春秋時期宋人，而宋人是殷人後裔，同時韓國人是東夷族的後裔，所以孔子是韓國人。④

①《華僑的血緣故鄉是韓國?》，《新聞製造者》(NewsMakers)1999年6月17日。②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金鐘潤、鄭龍石譯，運動的書1998年版。

③金種潤：《古代朝鮮史與近朝疆域研究》，東信出版社1997年版。

④《孔子是韓國人》，參見http://blog.naver.com/minsokbulgyo?Redirect=Log&logNo=70015083272

從疆域來說，不少在野史學者相信桓國和倍達國的疆域在中國大陸，有的認為族。那些主張漢字在中國大陸東部沿海地區或東北地區，而有的認為在西部，後來逐漸遷移到中原地區。他們還試圖證明漢四郡不在朝鮮半島，而位於中國遼寧省或河北省一帶，從而推出古朝鮮的疆域也在中國大陸。禹實夏強調遼河文明與檀君的關係，例如，他認為紅山文化是檀君神話中熊女族的文化， ①試圖以此來證明《桓檀古記》和《揆園史話》的正確性。具吉洙(音譯)根據對《天符經》②的解讀得出結論認為，韓民族的起源不在朝鮮半島，而在中國大陸。③ 他提議韓國應該搞一個「逆東北工程」，證明中國大陸過去是古朝鮮和高句麗的領土。④

從文化層面來說，高濬煥提出了韓民族漢字創製說，具吉洙(音譯)也認為漢字起源於古朝鮮發明的神志鹿圖篆字， ⑤崔在仁則主張，中國東北地區的文明是亞細亞族的祖先肅慎留下來的文化，並由此發展出中國黃河文明。⑥ 在韓國甑山道學生會張貼的一張海報中，將韓國設定為世界四大古文明的發祥地，認為桓國曾統治著以天山為中心的歐亞大陸，一支向西遷移，創造了古埃及文明和巴比倫文明；一支向西南遷移，創造了古印度文明；一支向東南遷移，創造了黃河文明；一支向東遷移，建立了桓雄的倍達國；還有一支向東北方向遷移，最後到了美洲。

在國際關係層面，《桓檀古記》將中國古代國家視為韓民族古代國家的屬國，後來在野史學者對這種觀點也進一步加以發揮。李重宰認為，韓民族是人類祖先三苗族的後裔，在公元前8936年盤古桓因最早建立了國家。中國的三皇五帝都是韓民族的祖先，周也是韓民族的國家，韓國歷史上的三國就是周的封國晉分裂而成的韓、魏、趙三國。⑦ 金珊瑚則認為，伏羲、少典、九黎、青丘(蚩尤天皇)、殷、鮮卑、燕、契丹(遼)、金、蒙古、大清帝國都是韓民族征服中國後建立的、對中國進行殖民統治的國家。⑧ 他還認為，黃帝是蚩尤天皇時的官名，軒轅為反抗倍達韓國的殖民統治而發動戰爭 ，結果被蚩尤天皇所打敗，蚩尤天皇任命軒轅為黃帝，相當於諸侯。⑨

①禹實夏：《超越東北工程的遼河文明論》，Sonamoo，2007年版，第312頁。②《天符經》是《桓檀古記》中的一部分內容，傳為天帝桓因口傳之書，桓雄命神志河的以鹿圖文記載下來，新羅崔致遠看到神志所刻古碑而拓了下來，流傳於世，但是到了朝鮮崇尚儒學，所以不得流傳。天符經共計八十一字，內容是：「一始、無始一;析三極，無盡本。天一一，地一二，人一三;一積十鉅，無匱化三。天二三，地二三，人二三;大三合六，生七八九，運三四成，環五七。一妙衍，萬往萬來，用變，不動本。本心，本太陽，昂明，人中天地一。一終，無終一。」苗威：《古朝鮮研究》，香港亞洲出版社2006年版，附錄《桓檀古記》，第346-347頁。

③具吉洙(音譯)：《天符印與天符經的秘密》，圖書出版太息(Hhansom)2002年版。

④《民族上古史再照明以應對高句麗史歪曲》，參見http://news.naver.com/main/read.nhn?mode=LSD&mid=sec&sid1=102&oid=022&aid=0000034885。

⑤同上。

⑥《國史編纂委員會，召開上古史討論會》，參見http://news.naver.com/main/read.nhn?mode=LSD&mid=sec&sid1=001&oid=098&aid=0000075112&。

⑦《韓民族是人類祖先三苗族的後裔》，《中央日報》1997年5月30日。網路上也廣泛流傳這一內容，參見http://www.bc8937.pe.ne.kr/technote/read.cg?iboard=news&y_number=46&nnew=2

⑧金珊瑚：《蚩尤天皇》，圖書出版多勿網(Damoolnet)2005年版，第74頁。

⑨同上書，第98頁。近年來，韓國在野史學發展較為迅速，尤其是在網路、影視等新媒體作用下，影響迅速擴大。目前，韓國在野史學者非常活躍，他們不僅出版書籍，發表論文，還舉辦各種民族史培訓班。

現在，韓國史學界也不能忽視在野史學的存在。2005年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召開的「古朝鮮史的諸問題」學術討論會，邀請高濬煥等三位在野史學者發表論文，又請正統講壇史學者進行評論。與過去歷史學專家發表論文，而在野史學者進行評論的情況正好相反。大學內非主流講壇史學者也在增多，在野史學者的部分觀點已逐漸為正規學術機構所接受。

目前，在野史學已經同部分民眾結合起來，形成一股社會力量。「正確我國歷史市民連帶」、「歷史文化市民連帶」和「國學運動市民聯合」等市民團體相繼成立。2007年，尹乃鉉在研究報告中建議韓國政府對在野史學的研究提供資助。①在野史學者的一個基本宗旨就是通過改寫韓國歷史，消除一般韓國人腦海中朝鮮曾為中國屬國的歷史記憶，將此視為日本帝國主義宣揚的殖民史觀的流毒。在這一過程中，不僅要改寫韓國歷史和中國歷史，而且宣傳是中國和日本隱瞞、歪曲和捏造了韓國歷史，從而導致韓國人對中國的認識發生很大變化，這是目前部分韓國人錯誤認識中國和韓國的根源所在。大陸史觀培養了許多韓國人病態的大陸欲，他們迷信《桓檀古記》，夢想著恢復《桓檀古記》所說的韓民族曾經擁有的大陸領土。國立昌原大學法學系教授崔鎔基號召韓國人以頑強的意志恢復韓國失去的領土。② 有韓國學者主張韓國在統一朝鮮半島之後，增強國力，收復失去的大陸疆土和海洋，使失去了一千多年的東北亞重新成為韓國人的經濟圈、生活圈和文化圈，實現真正的世界化。③

結語

近代以來，中韓兩國人民對傳統宗藩關係的認識不一致，中國可以將宗藩關係化為兄弟關係，跳過宗藩關係的不平等性，而韓國人則更多地關注於宗藩關係的不平等性，以致將事大的歷史視為恥辱史。無論是韓國早期民族主義史學者，還是現在的在野史學者，都試圖通過改寫歷史來塑造韓民族的英雄史。在野史學者主張拋棄半島屈辱史，擁抱大陸光榮史正是這種心態的最好寫照，這種心理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韓國人的歷史觀。

①尹乃鉉：《在野史學者對韓國上古史的主張的調查分析》，參見http://hyunk02.egloos.com/1987245.

②崔鎔基：《繼承發揚自豪的倍達的歷史》，河成正(音譯)：《啊，大陸百濟，滿洲新羅》，2005年版，推薦詞，第8頁。

③姜基峻(音譯)：《恢復，與歷史的約定》，參見http://cafe.naver.com/dianahong/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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