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能成為一種民間信仰嗎？ -

　　新華網2010年12月7日的一則報道讓曲阜教堂事件進入公眾視野，官方本是正面宣傳，不料卻激起民間軒然大波。以十位知名學者聯合簽署反對書為開端，一些「儒家文化信眾」在互聯網上發起聲勢浩大的抵制運動，其餘響至今未歇，以電子期刊發送的《儒家郵報》特辟「曲阜建耶教大教堂專輯」，到2011年1月16日已出至第八輯，而在呼籲停建教堂的意見書上簽名的名單也越來越長。有評論認為，本次事件發揮了動員儒者的作用，並斷言，在未來歲月中，儒者將會趨向活躍，儒者的進攻意識將會逐漸增強，而這可能攪動目前中國的宗教場域。在諸多宗教中，儒者很有可能成為宗教緊張的引發者。西方媒體（如美聯社）從中則不無憂慮地觀察到中國蓬勃的民族主義。

　　富有戲劇意味的是，就在這些儒家（儒教）人士慷慨激昂地向「曲阜市政府、濟寧市政府、山東省政府、中央政府」提出「立即停建曲阜耶教教堂」意見卻一直未得到有關當局正面回應。

　　可以看到，無論是反對曲阜興建大教堂，還是歡呼天安門邊上豎起孔子像，沒有什麼比政府的一舉一動更牽動這些儒家（儒教）人士的神經。相比之下，近三十年來在中國民間獲得巨大擴張的基督教與佛教，對政府的行為一貫保持低調的口徑，即便是在這次事件當中處於漩渦，中國的基督教徒也沒有作出任何強烈的反彈。

　　何以儒家（儒教）比其他宗教對政府表現出更強的路徑依賴？簡單地說，這是因為，從本質上，儒家（儒教）就不是一種草根階層的民間信仰。作為民間信仰，儒家不願也不能。

　　眾所周知，儒學在中國古代社會扮演了意識形態的角色，至少表面如此。雖然在古代，儒家與佛、道合稱三教，但在大多數時候，儒家因為與現實政治社會的密切關係而實際地位遠遠高於佛道兩教，儒家也因此從不把自己看做像佛道那樣的宗教。這個情況，當明代中葉傳教士利瑪竇作為一個外國人來到中國，立刻就觀察到了。最初，利瑪竇根據自己的歐洲經驗，以為僧侶地位很高，所以以僧侶的面目示人，中國人也習慣性地把他當作一個從西土來的 「洋和尚」。很快，利瑪竇發現，在中國受人尊重的不是僧侶，而是那些儒生—「士」，他就改變裝束，跟儒生打成一片，隨後得以進入中國社會主流，他自己也被中國士人尊為「泰西儒士」。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一個短暫的時期，儒家的地位下降到跟佛、道，還有外來的耶教（聶斯托里）、回教一個層次，都需要到政府那裡登記註冊，所謂「占籍為儒」，成為一種特殊的「儒戶」，與其他宗教徒一樣享受政府給予的優惠。那是蒙古人統治中國的元朝。然而，即使是在元朝，由於漢族知識分子的不懈努力，最後也促成蒙古統治者恢復一度中斷的科舉考試，並將程、朱等理學家的著作定為考試指定書目。也就是說，在儒家處於低谷的時代，儒者也沒有放棄努力，要將其推上國家意識形態的寶座。

　　讓儒家自己感到有必要建立宗教，是在晚清，當時，康有為認為，國家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危機，而儒家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所以要保國保教。康有為向光緒皇帝上書，要求將孔教定為國教，以便與外來的耶教抗衡。隨著政治風雲變幻，康有為的孔教計劃在中國本土流產，在海外卻借華僑之力得以開花結果。事實上，今天只是在馬來西亞這些華僑比較集中的地區，孔教才是經國家承認的合法宗教信仰。換言之，真正合法的孔教徒也只有中國本土之外才存在。可是，在那些地區，孔教不是康有為所設想的什麼國教，而不過是華人為免於宗教歧視所採取的一種自我保護。不妨說，孔教存在之處，恰恰是孔教處於社會邊緣之時。

　　今天，在中國內地，有政府支持的孔子基金會、國際儒聯，也有在民政部登記的合法社團中華孔子學會，但就是沒有一個像佛教協會、道教協會、伊斯蘭教協會、基督教協會那樣性質的儒教組織。因此，在這次曲阜教堂事件中，讓儒者甚覺尷尬的是，竟然沒有一個合法的可以代表儒家（儒教）的組織出面跟政府交涉，只能採取最原始的動員方式—徵集簽名，最初簽署反對書的十學者是以個人身份出現的，而一直在推動抵制運動的則是若干儒家網站（比如「儒家中國」 ）。在討論中，已經有人提出，要儘快將建立儒教組織（比如儒教協會）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要爭取儒教的合法宗教身份。

　　儒教協會這樣的組織不是不可以成立，問題是：儒教協會不會滿足於只跟其他宗教協會平起平坐的地位。從這次討論中儒學者發出的聲音來看，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有意無意將儒家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將儒家與中國文化身份等同起來，甚至將認同不認同孔子作為通過中國人身份驗證的一個標準。僅僅作為一種民間信仰，儒家，至少很大一部分儒家信眾，是心不甘情不願的。

　　然而，一個以代表中國文化甚至中國文明為己任的儒教協會註定是得不到中國政府和各社會階層同意的。不要說中國基督徒、中國佛教徒不會同意由儒教協會來代表，就是認同中國文化的非儒家學者也不會同意由儒教協會來代表。即便對儒家文化信眾本身，這樣一個儒教協會又如何能保證其充分的代表性呢？

　　從儒家所賴以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來看，儒家在當代已沒有可能恢復它一直以來扮演的國家意識形態、人民生活習慣法的角色。早在上個世紀20年代，陳寅恪在為王國維之死所寫的著名輓詞中就指出，作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以「三綱六紀」為中心的儒家綱紀理念，由於本身非常抽象，所以不得不依託於實實在在的社會制度（尤其是經濟制度）當中。而從清季道光朝以來，由於西方列強入侵，中國固有的社會經濟制度（即所謂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趨於瓦解。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以《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蜚聲海內外的已故美國著名漢學家列文森，更深刻地分析了儒家走向衰亡的原因：儒家強調整體本位、和諧穩定，注重等級名分，反對專業分工，是一種保守的人文主義，與現代社會強調個人價值、社會競爭、專業分工、科學主義的精神格格不入，它在現代走向衰亡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歷史學家余英時在《現代儒學的困境》一文中用了一個刺激性的比喻：「儒學死亡之後已成為一個遊魂。」這個比喻頗受誤解，實際上，它所針對的是這樣一種情況：當代對於儒學的討論已經沒有生活經驗的內在根據，已經不再與一般人的「日用常行」發生聯繫。然而，從孔子以來，儒家都強調儒學的價值必須在「人倫日用」中實現。儒學在傳統中國社會的確體現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而這一生活方式是依附在一整套的社會結構上面。可是20世紀以來，傳統的社會結構解體了，生活方式也隨之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今天觀察儒學在中國的實際狀況，恐怕很難說，在大多數中國人的「人倫日用」中依然存在著豐富的儒家價值。因此，如果要繼續以往的傳統，即：儒學在「人倫日用」方面繼續發揮規範的作用，那麼，無法繞開的一個難題就是：怎樣在儒家價值和現代社會結構之間重新建立制度性的聯繫？

　　恢復昔日榮光已不可得，那麼，儒家「紆尊降貴」成為民間信仰是否可能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儒家沒有佛教、基督教那樣的專職傳教人員，更要命的是，儒家甚至沒有一個鮮明的教義，其中包括民間信仰必不可少的神祗、彼岸許諾。說到底，儒家跟基督教、佛教根本不在一個層面，從而對後者也無法構成非此即彼的替代威脅。事實上，在中國古代，有那麼多儒者用佛道儀式迎生送死、祈福禳災，在晚明甚至出現很多像徐光啟這樣自願受洗的儒者。

　　作為民間信仰，儒家不願亦不能，這誠然是儒家在當代的悲劇，人聲喧嘩的曲阜教堂事件無法扭轉這種悲劇，只不過將這種悲劇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