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驍驥：保守主義在英國

　　皮特的改革議案，其實源於他早年的理想，那就是在英國建立一個更合理、更能體現出人們的自由權利的議會制度。議會改革的內容主要包括，讓那些曾經繁榮過，但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得人口稀少、地位邊緣的36個衰敗選區（rottenborough）出讓所有的議席，將其轉讓給各個人口稠密的郡、城市和鄉鎮，以達到選舉機會的公平。但是這樣的轉讓並不是沒有代價的，為了獲得這些選區的議席，皮特在議案中提出政府出資百萬英鎊用於購買這些議席的構想。在皮特看來，改革並不是整個推倒重建，而是在技術細節上加以調整。這種不傷筋動骨的改革其實是最溫和、最貼近民眾的改革。

　　當年，皮特作為輝格黨的下議院議員，目睹了太多輝格黨內部的腐敗和議會選舉的不公正，再加上貴族統治著當時的英國政治，一般民眾對於議會已經不再像以往那麼信任。因此，皮特才產生了改革議會，使其更加有效地運轉的想法。他在議會裡針對這個改革議案發表演講時，曾激動地說「如果我們追溯我們的歷史，就會發現光榮和勝利的歷史時期就是下議院相信他們的首腦，英國人民完全相信下議院的時期。」27從查理一世到漢諾威王朝的英國政治史告訴皮特，要民主，先議會，要議會，先選舉。選舉的公平是議會政治的基本保障。

　　然而，他的改革方案在1782年、1783年和1785年提出了三次，但走背運的是，三次都遭到了否決，這對他的積極性打擊很大。在此之後，皮特對於議會改革的興趣驟然減退，而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方面，罕言議會政治改革。

　　改革之所以受到阻力，固然是因為議會政治鬥爭的激烈讓皮特無法集中精力關注改革，但更重要的原因卻是當時英國政治中存在著強大的保守勢力，也就是後世所謂的保守主義（conservatism）。保守主義是這樣一種政治哲學，它認為傳統的道德和固有的制度是需要人們尊重的，而最佳的社會變革只能是在傳統基礎上進行的漸進式改革。只許小修小補，不許傷筋動骨，是保守主義者們談論改革時的常用腔調。

　　不過，保守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想，卻在道德哲學之外，更講求一種功利性和實用性。一位當代的歷史學者這樣描述歷史上的政治保守主義：「儘管文化保守主義者和政治保守主義者在很多問題上經常會得出相類似的結論」，但實際上，「政治上的保守主義維護現行制度的原因是因為它們的存在本身證明了它們具有實用的功能，因此，如果讓這種體制消失，很可能會給人們帶來危害和難以預計的後果，或者是因為，可以利用人們對舊體制的崇拜，而從中發展出新用途。」28

　　英國人對於傳統的尊奉是其他民族難以望其項背的，加上「光榮革命」源於貴族政治家對既存體制的默認和改進，保守主義的思想也就逐漸成為了這個世紀英國政治的主流。這從邏輯上來講並不難以理解。而在18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一個發生在海峽對岸的重大事件讓英國人的保守主義思想更加根深蒂固，也讓以皮特為首的政治家更加確信，沿著傳統的道路前行，沿途進行一些細微的改良才是政治革命的正途。這個促發了英國保守思想的事件就是1789年法國革命。

　　法國鬧革命，請問英國有必要激動嗎？答案是，那簡直是一定的。尤其是在法國革命反反覆復之後，拿破崙率領法國軍隊在歐洲橫衝直撞之時，英國人就更加堅信自己當初選擇不廢除君主制的道路實在英明。因為在他們眼裡，用大革命推翻了舊制度的法國實在太糟糕了。

　　何以糟糕？法國是英國的世仇、敵國，同時也是貿易的夥伴、是朋友，關係如此親密的兩國，其中一方發生變故，另一方豈能坐視不理？當年英國革命的時候，法國很是緊張了一陣，現在，輪到英國人擔心了，對岸的法國爆發暴力革命推翻了君主制，並且，他們也像當年英國人處置查理一世那樣，處死了法王路易十六。

　　然而，現在的英國已不比處死查理一世時期的英國，君主立憲體制已經在這裡發展了一百多年，人心思穩，英國人並不希望來一次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來推翻君主。法國革命卻通過暴力和恐怖，在向歐洲傳遞著不安與躁動的因子，而那些散佈於英國境內的雅各賓黨人，隨時可能策劃一場暴力革命。

　　鄰居法國已經失火，試問英國人怎會不擔心引火燒身？因此，當法王路易十六的妻子瑪麗?安特瓦奈特被監禁並處死的時候，英國著名的保守主義分子埃德蒙?伯克寫下了這樣的一段話：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會活著看到在一個仁俠的國家裡，一個榮譽君子和騎士的國家裡，竟會有這樣的災難落到她的頭上！我以為只要有人膽敢輕蔑地地看她一眼，就會有一萬支劍拔出劍鞘來執行懲罰！可是仁俠的時代過去了。接著來的是詭辯家、經濟家、計算師的時代，歐羅巴的光榮已經永遠熄滅了。」29

　　埃德蒙?伯克的話，代表了英國對法國革命的普遍擔憂：萬一類似的革命在英國也爆發，那麼自從光榮革命以來一個多世紀的君主立憲體制，會不會走到盡頭？如此，英國人這麼多年為改良議會政體所做的努力，豈不是付之東流了？首相皮特也對這種擔憂也頷首認同：法國革命是個負面典型，只可能為英國帶來危險。

　　於是，在懷疑、反感以及恐懼的情緒下，英國政府采暫時對法國採取了「中立」的態度。「威廉?皮特和他的同僚們以私人的名義參與了英國人面對法國革命的自我滿足當中。在公共層面，他們對於法國革命表現出謹慎而完全的中立。」30在1790到1792年間，皮特政府的駐法外交部幾乎成了他們對於法國革命的情報收集站，而政府對於英國駐法國以及歐洲各國的領事和外交官，都傳達了命令，一律不準就有關法國革命的事情發表評論。決定是由倫敦的內閣作出的，他們的打算是，既要在外交上保持對法國內政的中立，但是面對法國革命那種翻天覆地的熱情，英國人只希望盡量避免。

　　帶著對於法國革命的惶恐與不安，英國迎來了1790年的選舉，皮特也迎來了自己最大的對手，亨利?弗拉德（HenryFlood）。然而，這一屆選舉時的皮特，已經不是過去那個主張政治改革的風雲人物了，皮特成了保守派的代名詞，反倒是弗拉德和他的同僚們，舉起了改革的旗幟。

　　亨利?弗拉德，愛爾蘭人，在劍橋大學經受過嚴格的古典文學訓練，而後成為了愛爾蘭議會裡的一名成員。1776年，他進入了英格蘭議會，成為下議院的一名議員。在愛爾蘭議會任職的時候，弗拉德就是一名堅定的改革派，而在進入英格蘭議會之後，他所扮演的改革派戲份就更重了。弗拉德在1790年向議會提起了他的改革法案，這項改革法案的主要內容其實是建立在皮特1785年被議會否決的改革議案之上。在皮特的議案之上，弗拉德還加上了諸如在議會下議院增設100名議員，與之對應，政府將在全國取消15個「衰敗選區」等等條款，整個提案可以說是皮特之前改革方案的改良版。諷刺的是，這個時候的威廉?皮特已經不是「改革者」皮特了。第一個「打著紅旗反紅旗」，站出來反對這份源自皮特議會改革法案的人，就是皮特自己。

　　皮特憂心忡忡地對議會說，他在1785年提出的改革方案其實有諸多的不合理之處，因此當時的議會沒有批准該方案，而在五年之後回看自己的改革方案，他覺得過於激烈，原則上根本不符合自己崇奉的保守主義基礎上的小規模改革。如果實行，天下必將大亂。

　　皮特的話，語重心長，最終說服了議會。在那屆選舉中，像弗拉德這樣的改革派並沒有能夠撼動皮特在英國議會中的地位。他的改革思想雖然並不錯誤，但是提出的時機卻把握得很差。1790年，正是法國革命開始的第二年，英國國內對於劇烈政治改革的擔心正在膨脹，這個時候以改革者的姿態成為首相皮特的反對派，是很難獲得大多數人，尤其是議會內部人士的支持的。

　　在弗拉德向議會提出改革方案的時候，就「該不該改革」這個問題上，輝格黨內部也分裂為了兩派，以福克斯、格雷為首的輝格黨人對弗拉德的改革方案表示支持，甚至同情法國革命。然而，包括波特蘭公爵威廉?卡文迪許-本廷克（WilliamCavendish-Bentinck）在內的更多數人，他們以寫下了《論法國革命》一書的老派保守主義人士埃德蒙?伯克為理論導師，以實踐著保守主義的首相威廉?皮特為政治標杆，堅決地站在了反對法國革命，支持漸進式改革的一方。這標誌著輝格黨瓦解的開始。「在1765年、1782年、1783至1784年以及1806至1807年的輝格黨政府中……相比於政治，輝格黨似乎更善於搞內部分裂和互相吵嘴，在1780年代，蘭斯頓派輝格黨與羅金漢派輝格黨互相爭鬥，十年之後，波特蘭派輝格黨又與福克斯派爭得不可開交。」311794年，波特蘭公爵乾脆帶領手下的輝格黨人倒向托利黨陣營，輝格黨在英國議會裡的地位，一落千丈。

　　如果說1794年以前的英國議會政治，某種程度上是掛著輝格黨的羊頭，賣著保守主義的狗肉，那麼在此後的英國，似乎連這個輝格黨的假羊頭，也快要掛不住了。托利黨的保守主義政治從內到外包裹著英國議會。

　　在這個內憂外困，危機四伏的英國，人們在政治上選擇保守主義，並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1793年，英國的「中立」政策已經沒法再緩解人們對法國的疑懼以及法國革命自身的形勢，於是，英法開戰，這場持久戰一直持續了二十多年。一開始，它還與法國革命有關，可是打著打著，戰爭卻逐漸演變成拿破崙一個人與整個歐洲之間爭霸的鐵血戰爭了，而英國，則是充當著反拿破崙同盟的帶頭大哥的角色。其次，法國的雅各賓派專政之後瘋狂殺人，大搞「革命恐怖主義」，英國國內的群體暴力事件也是此起彼伏，倫敦爆發暴亂的頻率並不亞於巴黎，因此人心惶惶。早在1780年，英國就爆發過反對天主教的戈登暴亂（GordonRiots）。狄更斯的小說《巴納比?魯吉》曾對這次暴亂有這樣的記敘：「暴民被徹底打垮，當場被擊斃在街頭的有二百掛零，二百五十多人受傷住院，其中七八十人很快就死了。被逮捕入獄的已有一百人，但每小時還有人被抓獲。不知多少人葬身火海，也不知由於自己的暴行而死於非命。」32在法國革命時期，英國國內類似的暴亂一刻也沒有停止。

　　外有戰事，內有暴動。這種情況讓英國人深知，貿然進行議會政治改革只可能為英國增添更多的不安定因素。不僅如此，戈登暴亂說明，英國境內爆發大規模暴力革命的危險依舊存在，這讓保守主義的盛行，有了強大的心理基礎。民間的激進運動被英國政客們視為洪水猛獸，於是，保守政府指定的保守法律也就發揮作用了。1792年5月，英國政府頒布了「反誹謗作品與出版物敕令」，禁止思想激進的小冊子印刷發行，托馬斯?潘恩的《人權》也名列其中。此外，還有不少各種限制言路自由，限制人民政治權力的惡法出台。「即使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現在往往也與叛亂和叛國聯繫在一起。密探、告密者遍地都是。」33這就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越是立法限制，人民的不滿情緒就越強烈，極端的事件就會越多，而這樣的事件增多，反過來只可能增加政府立法限制的強度。

　　1801年，皮特提出愛爾蘭合併法案和天主教解放法案遭到國王喬治三世的強烈反對，於是皮特只能辭去首相職位。議長阿丁頓（HenryAddington）接替了他，組成了一個以托利黨為首的內閣。這屆內閣貫徹保守主義的力度，比皮特還要皮特。一開始，皮特是支持自己的這位繼承者的，但1803年英法重新開戰，阿丁頓內閣很快就因為對法戰爭指揮不力而被迫下台，皮特又重新上台執政。

　　皮特後期執政的保守主義傾向雖然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是為英國帶來的利益是不言而喻的。一句話，就是改革國家財政制度從而為國民創造利益，並且，皮特用強硬的軍事和外交政策去捍衛這種利益。

　　1776年，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的一位修辭學教授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一書，駁斥重商主義理論，強調自由市場的重要性。這本書也被後人視為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之作。愛好學習新知的皮特受此書影響頗深，因此，他雖然在議會改革方面多有失敗，但在英國的財政改革上，卻頗有建樹。他知道，影響英國對外貿易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英國關稅過於繁雜。一調查，不得了，原來英國當時一共有68種稅收。皮特決定對關稅制度進行了整頓和減免。

　　減稅的舉動很快激勵了英國的對外貿易，政府收益也隨之大幅增加。皮特把通過改革掙來的大把鈔票中的很大一部分花在了對法戰爭上，但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皮特自己卻面臨著囊空如洗的尷尬。他從小就是一個一心搞政治、卻跟金錢無緣的人。他對於倫敦商界人士向自己承諾的資金資助無動於衷，可是個人的債務在晚年卻已經上升到四萬英鎊。或許，皮特的人生境遇更應該解釋為一種命運的自嘲：他曾經是熱心議會改革的政治家，但他的改革思想真正被推行的部分卻僅僅是經濟改革法案；他出身於殷實的政治世家，但是到頭來自己卻一貧如洗；他一直主張對法國的軍事行動，卻因英國接連戰敗鬱鬱而終。

　　當了一輩子首相到頭來一貧如洗，這樣的事情在今人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這位皮特首相腦子沒有貴恙吧？俗話說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身為英國首相的皮特居然傻到不僅沒有利用職權之便大撈一票，反而把自己的晚景搞得如此清貧、凄涼，他到底是怎麼想的？其實，這恰恰是皮特的偉大之處，自年輕時踏入政治圈開始，終其一生，皮特始終立志做一個純粹的政治家，而不是拉幫結夥、小鼻子小眼的政客。為了一種政治理念而摒棄個人的一切，這種決絕，乃是他的偉大。

　　由於過度的疲勞、憂慮和貪杯，皮特在1806年1月23日去世，年僅45歲，可是已經擔任了整整19年的英國首相。他是一個生而逢時的人，輝格黨自身的分裂和議會裡政治派別的林立讓皮特在英國政治中尋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位置；但他也是一個生不逢時的人，特殊的國內局勢和國際環境讓皮特的政治改革思想始終難以付諸實踐；在政治上，他是一個保守派，但在經濟上，他又是一個自由派。在皮特身上，濃縮了整個18世紀英國一種自相矛盾的獨有氣質：在劇烈的變革中遵循自身固有的傳統，繁榮的表象之下卻暗藏著毀滅性的力量。

　　相信每個人都熟悉狄更斯《雙城記》的著名開場白：「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我想，用這段話來形容威廉?皮特和他那個時代的英國議會政治，當屬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