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當我寫下「民族英雄」這四個字時，不由覺得有些沉重。在這樣的時候這樣的地方，還提什麼民族英雄，是不是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君不見有人突發奇論，認為「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適」乃是符合現代民主原則的真理，因此在民族戰爭中，拒絕「棄暗投明」、頑抗到底的岳飛、袁崇煥之流就成了不識時務、抗拒歷史潮流、禍國殃民的罪人了。此論一出，居然還很有些人贊同，所謂的民族英雄，在今天某些人看來，不過是瘋子、腐儒的代名詞。

　　民主原則本來是處理民族內部事務的一種方式，現在竟然也被人套用在兩個民族的生死決戰之中，用以剝奪被侵略民族的抵抗權利，可算是一大發明。未來的侵略者又多了一樣堂皇的招牌，被侵略的懦弱者又多了一項自慰的借口。但是不管招牌如何堂皇，借口如何漂亮，總會有不願當異族奴隸的熱血男兒挺身而出，為本民族的存亡作最後的掙扎。雖然由於時勢的緣故，這種掙扎也許是徒勞的，免不了要被聰明的後人譏之為抗拒歷史潮流，但他們為人的尊嚴和英雄的氣概，卻在悲劇性的最後一搏中發出了驚世駭俗的光亮，千百年之後依然在歷史的長河中熠熠生輝，激勵著每一個血還沒有冷透的後來者。

　　何況岳飛、袁崇煥等人所奮起抵抗的乃是落後、野蠻的異族（在當時還是異族）的掠奪性侵略，這種抵抗，在任何時候都有無可置疑的正義性。以明末為例，當時後金（清）的全部男丁不過二十萬人，全部從軍作戰，生產勞動靠的是俘虜來的漢人、朝鮮人奴隸。他們發動戰爭的目的，便是掠奪物產和俘虜人口，每過一地，必定燒殺劫掠，無惡不作。對這樣的入侵之敵，難道應該簞食壺漿夾道歡迎？就算本民族的統治者昏庸殘暴，而本民族的百姓何罪之有？在保家衛族的戰爭中，英雄豪傑只能捨生忘死，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除此別無選擇。

　　這種英雄氣概，不是現在的某些自詡的民主鬥士所能理解的。即使是在當時，這些置個人安危於度外的民族英雄就已被視為不合時宜的痴人傻子了。請求與袁崇煥同死的布衣程本直就這樣評價袁崇煥的為人：「舉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漢也。唯其痴，故舉世最愛者錢，袁公不知愛也；唯其痴，故舉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於是乎舉世所不敢任之勞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辭也；於是乎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獨行也。而且舉世所不能耐之饑寒，袁公直耐之以為士卒先也；而且舉世所不肯破之體貌，袁公力破之以與諸將吏推心而置腹也。」這樣的痴漢，在當時已是「掀翻兩直隸、踏遍一十三省」而不可再得，在物慾橫流的今天更是天方夜譚，也難怪有人要把本民族的大英雄拿來作為自己罵街的靶子了。

　　　　　　　　　　　　　　　　（二）

　　萬曆十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一年，大政治家張居正累死任上，人亡政息；二十歲的萬曆皇帝開始了他二十五年不上朝的親政，中國一下子從輝煌燦爛的頂點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淵。萬曆四十五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壓垮大明帝國這一頭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終於來了。而腐朽的大明帝國是如此的不堪一擊，打一場慘敗一場，天啟二年廣寧一役，王化貞的十三萬大軍全軍覆沒，四十餘座城落入了後金手中，明軍士氣低落到了極點，正是在這一年，袁崇煥挺身而出，投筆從戎，開始登上了悲壯的歷史舞台。四年之後，努爾哈赤率兵十三萬，攻打孤立無援的寧遠，卻被袁崇煥的一萬守軍打得大敗而歸。努爾哈赤縱橫天下數十年，第一次嘗到了慘敗的滋味，還在戰鬥中被打傷，不久鬱郁死去。這是明清的長期交戰中，明軍取得的首次勝利。又過了一年，皇太極欲為其父報仇，「滅此朝食」，親率兩黃旗兩白旗精兵，圍攻寧遠、錦州，攻城不下，野戰不克，損兵折將，連夜潰逃。袁崇煥從此威震遼東，令清兵聞名喪膽。

　　　　　　　　　　　　　　　　（三）

　　崇禎即位，招回因寧錦大捷反而被魏忠賢罷官的袁崇煥，拜兵部尚書，督師薊遼，賜尚方劍。兵部尚書是最高軍事行政官，督師是最高軍事指揮官，袁崇煥身而兼之，達到了其軍旅生涯的頂點。袁崇煥走馬上任，坐鎮遼西，滿兵再也不敢取道寧錦以入山海關，但是卻可能取道蒙古，從薊門入寇。袁崇煥雖然官為督師薊遼，薊州其實是他所管不到的，因此上疏請朝廷務必加強遵化的防守，增設團練總兵。連上三疏，朝廷卻因為他推薦的總兵人選被彈劾，不予理睬。朝官還在那裡互相推諉扯皮，而皇太極已接受漢奸高鴻中的建議，果然如袁崇煥所料，在崇禎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率領滿兵十餘萬，以蒙古兵為前導，從喜峰口竄入長城，攻陷遵化。這些地方都屬薊遼總督劉策管轄（總督比督師低一級），與袁崇煥無關，但袁「抱心太熱」，於二十八日聞警，即與祖大壽、何可綱率兵入援，沿路經過的撫寧、永平（都在河北東北）等地逐路置防，逐城設守，計劃截斷滿兵的歸路。十一月初十，袁軍到達薊州，與滿兵交鋒，滿兵沒有料到會在這裡遭遇袁軍，大驚，於半夜越過薊州向通州退兵，渡北運河，直逼北京。袁崇煥率五千騎兵急速追趕，士不傳餐，馬不再秣，兩天兩夜急行軍三百多里，竟比滿軍早到北京三日。崇禎見袁軍趕到，大喜，召見袁崇煥，賜御饌和貂裘，但袁崇煥要求讓士兵入城休養，卻沒被批准，只得駐紮在廣渠門外。滿兵一路上攻來，到高密店時偵知袁軍已在北京，無不大驚失色，以為袁軍從天而降。二十日，兩軍在廣渠門會戰。袁軍後來又到了四千騎兵，合起來也不過九千人，以這九千人大戰十萬滿兵，以一擋十，從早打到晚，滿兵終於不支敗退，連退十幾里才穩住了陣腳。本身並不會武功的袁崇煥因為這一仗關係重大，披上了甲胄親自上陣督戰，把滿兵一直往北追到了運河，袁據說在戰鬥中中箭受傷（《朝鮮仁祖實錄》）。

　　這一仗，與寧遠之役、寧錦大捷大不相同，並非據城固守，而是硬碰硬的野外作戰，連明軍最為倚重的紅夷大炮也未能派上用場，在軍事形勢上並無優勢可言，而能擊敗十倍於己的敵軍，靠的是誓死保衛京師的高昂士氣，贏得十分僥倖。氣二鼓而衰，三鼓而竭，士氣是不可長期依賴的，作為一個高明的軍事指揮官，袁崇煥深深知道這一點。即使是這一仗，他也並不想打，而是不得不打，僥倖以少勝多，他也沒有給勝利沖昏了頭腦，而是按兵不動，等待隨後就會趕到的大批步兵和各地勤王兵。崇禎一再催促他出戰，他都以兵困馬乏，等待援兵為由加以推遲。其實即使援兵趕到，他也未必就願意立即跟滿兵決戰，因為打野戰，明軍不是能騎善射的滿兵的對手。袁崇煥對滿兵的戰略向來是「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這一次皇太極以傾國之師深入大明腹地，本來極其冒險，拖得越久，對他們越是不利。袁崇煥的計劃便是截斷滿兵退路，把滿兵圍困住，等到各路勤王兵雲集，時機成熟，再四面合圍，進行決戰，畢其功於一役。即使不能在此役全殲滿兵，也當能給以重創，自己先前向崇禎誇下的「五年全遼可復」的海口，隱隱有了希望。這時有兩路勤王兵趕到，袁崇煥並未把他們留下守衛北京，而是一路派去昌平保衛皇陵，另一路退至三河截斷滿兵後路。他自己的主力預計十二月初三、初四日即可趕到，可以開始實施合圍計划了，不料初一日自己被捕下獄，使歷史因之改寫！

　　對袁崇煥的這一番部署，生性多疑的崇禎越想越不對頭：為什麼他能料敵如神，說滿兵要來就真地來了？為什麼打敗敵軍後不乘勝追擊，反而按兵不動？為什麼勤王兵趕到他反而把他們驅散？而這時朝中、城中的輿論對袁崇煥也非常不利。這是滿兵首次打到北京城外，北京的官民何曾見過這種陣勢，巴不得早點把滿兵趕跑；高官貴族大多在城外置有家產，現在慘遭滿兵蹂躪，自然心疼得狠，見袁崇煥按兵不動要打持久戰，官民們便把怨氣都發泄到了袁崇煥頭上，罵他「縱敵」。我國人民歷來喜歡用順口溜抨擊時事，歷代統治者對這種民謠也很重視，把他們當成預言看待，而這時候也出現了這麼一條民謠：「投了袁崇煥，韃子跑一半。」（文秉《烈皇小識》）這時的民心竟然認為要趕跑滿兵，必須先逮捕（「投」）袁崇煥。這些輿論，自然也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了崇禎耳里，更加深了他的疑慮。終於，有兩個被滿兵俘虜的太監逃了回來，向崇禎報告了他們在敵營偷聽來的重大機密：原來袁崇煥通敵，與滿兵有密約，二十日滿兵並非戰敗，而是有意退兵，以便讓袁崇煥實施他的逼和計劃。崇禎至此恍然大悟，覺得所有的

謎團一一解開了，立即召見袁崇煥，就在殿上命錦衣衛把袁崇煥逮捕下獄。

　　當時在場的大學士成基命算是頭腦比較清醒的人，叩頭請崇禎務必慎重，不要輕信流言，目前敵軍兵臨城下，局勢危急，非平時可比（即不應該象平時那樣想抓誰就抓誰）。崇禎自以為證據在手，慎重即是因循，不理（《明紀》）。在兵臨城下之時，把自己的最高軍事指揮官逮捕下獄，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大概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創舉了。

　　祖大壽是一起被召見的，見主帥被捕，戰慄不知所措。崇禎派了個太監向城外袁軍宣讀聖旨，宣布袁崇煥罪狀，三軍放聲大哭。初三日，祖大壽與何可綱悲憤之餘，決定不再為皇帝老兒賣命，率袁軍往東向錦洲奔去。正南下赴援的袁軍主力在途中聽說主帥被擒，自然也掉頭就走。

　　崇禎這下子才慌了起來，便接受余大成的建議，派全體內閣和九卿到獄中求袁崇煥寫信勸祖大壽回來。等到信使追上袁軍，已在山海關外了。祖大壽讀畢，下馬捧信痛哭，全軍也跟著痛哭，驚動了在軍中的祖大壽母親，問清是怎麼回事後，勸大家回去奮勇殺敵：「所以至此，為失督師耳。今未死，何不立功為贖，後從主上乞督師命耶？」。於是袁軍個個爭先恐後，即日回兵入關，收復了永平、遵化一帶。這一件事，即使是鐵石心腸如崇禎也不能不稍被打動，也因此閃過讓袁崇煥復出的念頭，但也僅僅是一閃之念而已。

　　加在袁崇煥頭上的罪名，是擅主和議，專戮大帥。擅主和議，是指他跟皇太極的議和。皇太極與明軍每打完一仗，都要主動議和，這並非如金庸在《袁崇煥評傳》中所認為的那樣是誠心誠意的議和，多半是帶有欺騙性的緩兵之計。袁崇煥對此並非不知道，但是在軍事上處於劣勢的明軍更需要有一段和平的時間用於休養兵馬，鞏固城池，因此對皇太極的每次議和他都積極響應，兩人書信往返不斷。這一切並非背著明廷乾的，而明廷對議和雖然不以為然，卻也並不怪罪。在袁崇煥給崇禎的奏疏中也指明了他的治遼戰略就是「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對此崇禎本來也很讚賞，當袁崇煥「擅主議和」之時，崇禎甚至還加了他的官，給了他太子少保的頭銜，這時候卻翻起了歷史老帳。明朝的士大夫鑒於南宋的教訓，無不以與滿人和談為恥，對於南宋向金是稱臣納款的求和，而袁崇煥與皇太極是不帶任何屈辱性甚至還是高一等的議和這種明顯的區別都看不出來，敢於議和便被視為秦檜式的賣國賊，而不管議和的目的何在，所謂書生誤國，莫過於此，這也就是程本直所說的「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獨行也」。（對於與袁崇煥的最後一次和談，皇太極曾在諭文里抱怨說：「逮至朕躬，實欲罷兵戈，享太平，故屢屢差人講說。無奈天啟、崇禎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號，及禁用國寶。朕以為天與土地，何敢輕與！其帝號國寶，一一遵依，易汗請印，委曲至此，仍復不允。朕忍耐不過，故籲天哀訴，舉兵深入。」則這是什麼性質的和談，再明白不過。對於這次議和，清人後來以為奇恥大辱，淹沒不載，幸好清宮內閣檔案中還保留了這道木刻諭文。）

　　專戮大帥，是指袁崇煥在半年前以閱兵為名，乘舟至雙島，祭出尚方劍，斬鎮守皮島的左都督毛文龍於帳前。金庸對此頗有微詞，認為毛文龍不該殺，殺的方式也不對頭。袁崇煥曆數毛文龍的十二罪狀，確有湊數之嫌，但不服節制、虛報兵額、中飽關銀、擅開馬市私通外番這幾條，在當時確實都是死罪。後人查閱清宮檔案，更發現毛文龍當時確實與清人私通（《近世中國秘史》），足見其死有餘辜。至於袁崇煥採用那麼戲劇化的手段殺他，也是萬不得已。皮島孤懸海外，如果靠下詔擒拿，只能逼反了毛文龍。朝中大臣並非沒有不想除去毛文龍的，只是除不了，不敢除，奈何他不得：「是左右大夫皆曰可殺，國人皆曰可殺也。其不殺也，非不殺也，不能殺也，不敢殺也，是以崇煥殺之而通國快然。」（程本直《漩聲記》）。朝鮮深受毛文龍荼毒，其國王聽到文龍被誅的消息，大喜：「為天下除此巨害。」（《朝鮮仁祖實錄》），可為毛文龍該殺的佐證。但毛文龍殺敵無能，拍馬有方，領來的餉銀，倒有一大半沒有運出京城，而是用於行賄。私開馬市，用戰略物資向清人換來的人蔘貂皮，也多拿來向朝廷大官上貢，因此朝官喜歡毛文龍的很是不少。袁崇煥把毛文龍殺了，這些朝廷顯貴斷了一大財路，無不深恨袁崇煥，最恨的是毛文龍的同鄉、大學士溫體仁。正是這位溫體仁，當崇禎閃過復用袁崇煥的念頭時，他趕緊連上五疏，請速殺袁崇煥。殺毛文龍，這時便被拿來作為袁崇煥通敵的證據，因為據說清兵最忌憚的倒不是袁崇煥，而是毛文龍，因此便要袁崇煥殺了他作為議和的條件。袁崇煥既然被當成了秦檜，毛文龍也就被捧成了岳飛，《天啟實錄》中記載毛文龍的罪惡本來不少，這時候的文獻反而都頌揚起毛文龍來了。

　　　　　　　　　　　　　　　　（四）

　　從袁崇煥被捕到遇害，經過了八個多月的時間。既然袁崇煥的通敵證據確鑿，為什麼會拖這麼久呢？金庸說是因為滿兵一直到六月份才全部退出長城，在此期間崇禎不敢殺袁崇煥得罪遼東部隊。崇禎既然敢抓，抓了以後大家都已知道袁必死無疑，又何至於不敢殺？當時的兵部尚書梁廷棟甚至請崇禎立斬袁崇煥，「則逆奴之謀既詘，遼人之心亦安」（《明本兵梁廷棟請斬袁崇煥疏》），可見在這些人看來，殺袁反而有助於穩定軍心。袁案之所以拖了這麼久，是黨爭造成的。原來當時的首輔錢龍錫與袁崇煥關係相當不錯，這時也受到了牽連。錢是當初懲辦魏忠賢一案（稱為逆案）的負責人，因此令閹黨懷恨在心。這時候閹黨遺逆又在朝廷漸漸得勢，便想把袁案擴大成一個新逆案，把錢龍錫這些對頭一網打盡。錢龍錫自然在朝中也有些勢力，兩派便就袁案展開了拉鋸戰，事情就這麼一直拖了下去。此事終於讓崇禎發覺，大發脾氣，限令五天之內了結袁案（《明紀》）。新逆案因此沒能得逞，但錢龍錫也在袁崇煥死後被捕論死，後改判充軍。

　　主持袁案會審的，正是前面提到的梁廷棟。此人曾在遼東與袁崇煥共事，合不來，終於抓住了機會公報私仇。他起初判定的處罰是夷三族。當時的兵部郎中余大成是為袁崇煥喊冤最力的一位，這時嚇唬上司說：我在兵部當郎中，已換了六任尚書，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你現在開了夷三族的先例，想想你自己的三族吧。梁廷棟倒真地給嚇著了，便與溫體仁商量，對袁崇煥減輕處罰，判處凌遲，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袁崇煥無子，《碧血劍》的袁承志自然是虛構的），籍沒財產（發現袁家沒有什麼財產，足見袁崇煥當官之清廉）。

　　崇禎三年八月十六日，四十六歲的袁崇煥在北京西市口被凌遲。所謂凌遲，便是千刀萬剮，是極刑中的極刑；而北京市民先是認為袁崇煥縱敵，現在又都相信袁崇煥通敵，清兵是他引來的，無不以爭食袁爺的血肉泄恨為快，使這次凌遲更是空前的慘烈。把袁崇煥誤為大漢奸的明末史家張岱津津樂道地記下了這個血腥的場面：

　　「遂於鎮撫司綁發西市，寸寸臠割之。割肉一塊，京師百姓從劊子手爭取生啖之。劊子亂撲，百姓以錢爭買其肉，頃刻立盡。開腔出其腸胃，百姓群起搶之，得其一節者，和燒酒生嚙，血流齒頰間，猶唾地罵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盡，止剩一首，傳視九邊。」（《石匱書後集》）

　　英雄肉的價格是手指大的那麼一塊，銀一錢。而我們的英雄，在整個行刑過程中，一直在嘆息，即使皮骨已盡，而「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明季北略》）袁爺所悲嘆的，不是百姓的愚昧，那對他來說毫不意外，他所悲嘆的，是出師未捷身先死的遺憾，即使身受極刑，縈繞在腦子裡的依舊是民族的存亡，國家的安危：

　　死後不愁無勇將，忠魂依舊保遼東！（《臨刑口占》）

　　　　　　　　　　　　　　　　（五）

　　袁崇煥對自己的下場，並非一無所知。自從他投筆從戎以來，他所擔心的不是戰死沙場，而是死於讒言。在奏疏中，反反覆復說的也是這種擔心。他對天啟皇帝是這麼說：「顧勇猛圖敵敵必仇，奮迅立功眾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唯聖明與廷臣終始之。」他對崇禎皇帝也是這麼說：「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眾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用人當任而無二，信而勿疑。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為怨實多。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當我們今天閱讀這些文字的時候，只覺得字字是血，句句是淚，對於自己的死於敵人的反間，死於朝廷的猜忌，袁崇煥早已預見到了。既然如此，他為什麼不「良臣擇主而適」，不明哲保身退隱山林，反而捨身報國，明知是死路一條，卻偏偏去赴湯蹈火？因為人民在受難，民族在淪亡，熱血男兒責無旁貸，不敢偷生惜死！

　　「杖策必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為封侯。」（《邊中送別》）他的投筆從戎，不是為了封萬戶侯，而是以收復失地，解遼東人民於倒懸為己任。在崇禎與袁崇煥那場著名的平台對策中，崇禎曾把袁崇煥叫到跟前，對他說：「願卿早平外寇，以舒四方蒼生之困。」這不過是一句套話，袁崇煥竟然大為感動，舉手加額：「皇上念及四海蒼生，此一語，皇天后土，實式臨之。臣所學何事，所做何官，敢不仰體皇上，早結此局。」（《石匱書後集》）為崇禎念及百姓，欣喜之情溢於言表。他與皇太極議和，也是把歸還被佔領土，放回被俘官民男婦作為首要的談判條件，毫不讓步：「今若修好，則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送還？」。

　　既然把民族利益放到了首位，也就只好不顧個人安危，拋棄家庭幸福了：「予何人哉，十年以來，父母不得以為子，妻孥不得以為夫，手足不得以為兄弟，交遊不得以為朋友。予何人哉，直謂之曰：大明國里一亡命之徒可也。」（余大成《剖肝錄》）心甘情願當一個以國為家的亡命之徒，此乃袁崇煥之所以為民族英雄，袁督師之所以為「千古軍人之楷模」（梁啟超語）。然而這樣一個亡命之徒，卻慘死於本族人之手，一個屠殺本民族英雄的民族，真是無可救藥的奴隸之邦！

　　　　　　　　　　　　　　　　（六）

　　金庸認為，當時的朝臣之中，大約七成同情袁崇煥，其餘三成則主張殺他，根據的是當時余大成的說法。其實余大成在後面還有一句：那同情袁崇煥的十之七「特以所坐甚大，且憚於體仁（溫體仁）與棟（梁廷棟），未敢救。」大概不過是余大成為了救袁崇煥的虛張聲勢，不足為憑。當時敢於公開為袁崇煥鳴冤的朝臣極少，大學士周延儒、成基命、吏部尚書王永光曾上疏解救，祖大壽以官階贈蔭請贖，兵科給事中錢家修請以身代，御使羅萬濤為袁申辯，削職下獄。此外就是為此專門寫了一篇《剖肝錄》的余大成了。而袁崇煥所將的遼兵，當然都知道自己主帥的冤枉，袁崇煥在獄中的八個多月，天天有關外將吏士民到督輔孫承宗的府第號哭鳴冤，願以身代，而孫承宗竟不敢向崇禎報告。前面提到的那位布衣程本直，膽識與朝臣們相比真有天壤之別，不僅寫了一篇《漩聲記》為袁辨冤，而且四次詣闕抗疏，無效，憤而請與袁俱死：「予非為私情死，不過為公義死爾。願死之後，有好事者瘞其骨於袁公墓側，題其上曰：「一對痴心人，兩條潑膽漢」，則目瞑九泉矣。」崇禎成全了他，順手把他殺了。

　　更多的人，都覺得袁崇煥該死，即使覺得袁不該死的，也只是覺得袁爺功大，並不知其中另有冤情。逃歸太監，對袁崇煥之通敵言之鑿鑿，令人不能不信。雖然崇禎對此事也許並未加以聲張，但當時的人都知道有兩個太監對於挖出袁崇煥這個大漢奸起了關鍵作用（《石匱書後集》）。在這種形勢下，敢於為袁鳴冤的人需要承擔多大的壓力，需要有多麼大的勇氣。也多虧了這些勇士的鳴冤叫屈而留下的第一手的史料，我們今天才能對這個冤獄的來龍去脈有一個清楚的了解。

　　這幾聲微弱的不平之聲，很快便被淹沒了。到了南明，士大夫們，不管是君子還是小人，是博學洪儒還是無恥之徒，居然都異口同聲謾罵袁崇煥是禍國殃民的大漢奸，並且有聲有色地編造起袁崇煥如何與清兵暗中勾結的故事來了。就算有幾個見識不凡的學者覺得內有隱情，也不敢為袁崇煥辯護，金庸的先祖查繼佐編寫的《罪惟錄》這部明史巨著，提到這樁攸關大明命運的大案，竟然只有「下獄，伏法」這四個字。難怪現代明史專家孟森憤慨而言：「此則明統一日不絕，崇煥功罪一日不明！」而今日竟還有些學者根據明末的這些「記載」，認定袁氏通敵脅和的說法並非無稽，讀史之人，能不慎乎！

　　既然皇帝是如此昏庸，朝臣是如此忌恨，百姓是如此愚昧，一向以「心苦後人知」自慰的袁崇煥便只有期待著歷史公正無私的審判了（《入獄》）：

　　執法人難恕，招尤我自知。

　　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辭。

　　然而這一天來得實在太晚了，一直要等到乾隆年間，清人根據《清太宗實錄》編寫《明史》的「袁崇煥傳」，世人才知道，原來那兩位太監是清兵有意放回，他們所偷聽到的機密也是清兵有意讓他們聽到的，而這一切，都是熟讀《三國演義》的皇太極親自導演的一出「蔣干盜書」。袁崇煥之冤至此大白於天下，然而這時候大明王朝已經灰飛煙滅一百年，大明遺老也都死得乾乾淨淨了。

　　　　　　　　　　　　　　　　（七）

　　金庸的《袁崇煥評傳》的主要創見，是認為崇禎殺袁崇煥的根本原因，不是中了敵人的反間計，而是兩個人的性格衝突。他的理由是，曹操中了周瑜的反間計，立時醒悟，而袁崇煥從下獄到被殺，長達八個多月，崇禎不可能不知道這是敵人的「蔣干盜書」，之所以還是要殺袁崇煥，是為了掩飾自己當初的愚蠢，不肯認錯。曹操中反間，不過是小說家言，不足為據，即使真有此事，則老奸巨猾、足智多謀的曹操能夠醒悟，二十不到的毛頭小夥子崇禎則未必有這樣的本事。但是我也認為敵人的反間不是袁崇煥被殺的根本原因，它不過是擒捕袁崇煥的鎖鏈的最後的一環，而這一條鎖鏈，早已由昏君奸臣、腐儒愚民共同鑄就了。

　　袁案是中國歷史上關係最重大的一樁冤案。一提起大冤案，大家馬上會想起岳飛、于謙。但南宋之初，名將輩出，岳飛之外，還有韓世忠、張俊等人在，是以南宋還能苟延殘喘一百多年。于謙死於功成之後，對明朝的國運並無直接的影響。但是袁崇煥之死，卻可以說直接導致了明朝的最後滅亡。他死後，明廷再也找不到一個象樣的督師，邊事無人，這是第一個後果。第二個後果，是讓明軍將士因此對朝廷寒透了心。以前明軍與滿兵交戰，雖然屢戰屢敗，但將士或者戰死，或者逃跑，還很少有向滿兵投降的。袁死後，才開始有整個部隊向滿兵投誠的：「以督師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輩在此何為？」。他死後的第二年，投降的明朝將士給滿兵送去了紅夷大炮，從此明軍在武器上也不佔優勢了。第三，袁崇煥一死，各路勤王兵軍心大亂，山西和陝西兩路軍馬潰回家鄉後竟然淪為流寇，流寇從此成為大明王朝的又一大威脅，並最終把它埋葬。

　　袁崇煥死後的十五年，崇禎弔死煤山。明亡，亡得一點也不冤枉。崇禎死前還自稱「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至死不誤，帶著花崗岩腦袋，向與他一樣殘忍卻更有知人之明的朱元璋報到去了。

　　天啟二年，另一位民族英雄、抗後金名將熊廷弼被朝廷冤殺，傳首九邊。當時還未成名的袁崇煥兔死狐悲，作詩哀悼。這兩首詩，拿來哀悼袁崇煥本人，倒也相當合適。詩曰：

　　記得相逢一笑迎，親承指教夜談兵。

　　才兼文武無餘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慷慨裂眥須欲動，模糊熱血面如生。

　　背人痛極為私祭，灑淚深宵哭失聲。

　　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關情。

　　家貧資罄身難贖，賄賂公行殺有名。

　　脫幘憤深檀道濟，爰書冤及魏元成。

　　備遭慘毒緣何事，想為登場善用兵。

〖後記〗　金庸大俠當年寫完《碧血劍》之後，意猶未盡，寫了一篇長達六七萬字的《袁崇煥評傳》附在其後。我當年讀的《碧血劍》是大陸的盜印版，刪去這篇評傳不附，是以我雖然一向留心袁崇煥的研究，卻錯過了金大俠的高論。直到最近，有網友得知我在寫紀念袁崇煥的文章，乃千里迢迢寄來金傳讓我參考。金庸自謙其評傳並無多大的學術價值，只有可讀性，則我的這點文字連可讀性也沒有，或者還有點普及性，不留心明史的人若能因此了解一下這樁大冤案的始末，知道我們曾經有過這麼一位被冤殺了的大英雄，足矣。草成此文，以報網友贈閱之誼。凡見於《明史》及與金傳重複的史料，文中不另註明出處。

【作者簡介】方舟子， 福建人， 1990 年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生物系， 1995 年獲密西根州立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 業餘主要從事詩歌創作，並撰寫文史，科普小品， 作品散見於海內外報刊雜誌。

評說慘烈空前的揚州保衛戰(上）

詩曰：「晚風班馬聲，空山鶴泣鳴。」

「哀哉難中人，孤城何以濟？」

史可法領導的揚州保衛戰，乃是南明軍民反抗滿清侵略鬥爭中，最為慘烈的一戰。當年，英勇不屈的南明兒女，在古老美麗的揚州城上，拋頭顱灑熱血，「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用生命構築起這座可歌可泣的英雄之城。

公元1645年（農曆乙酉年二月初八日），滿清的二十萬大軍在取得了潼關大捷，殲滅了李自成的大順軍主力之後，攝政王多爾袞遂令英親王阿濟格統兵十萬，繼續追剿大順軍殘部；豫親王定國大將軍多鐸統兵十萬，揮師南下，將進攻的矛頭指向南明弘光朝廷；固山額真准塔統兵五萬由東路，策應迂迴之。

二月十四日，多鐸率師出潼關，驅兵河南洛陽。

三月初五日，多鐸部佔領歸德（今河南商丘）。

三月二十三日，寧南侯總兵左良玉焚燒武昌城，以「清君側」為名，討伐南明弘光朝廷臣輔馬士英，率師順江東下，直逼南京。不久，李自成的大順軍乘武昌空虛，由丐陽入城，清阿濟格部則尾隨而至。

四月初四日，左良玉病死於九江舟中，部將推其子左夢庚為留後，繼續東下。

四月初五日，多鐸部由歸德南下，直指江蘇之泗州。「沿途州縣，望風歸附。」與此同時，固山額真准塔部，沿運河水路並進，直取宿遷，通州，欲與多鐸部會師於揚州。

揚州乃長江以北重鎮，亦是南明弘光朝廷首都南京之門戶，其戰略地位不言而喻。

然而，欲扼守揚州，又談何容易？

因為，左良玉部的東下和多鐸部的南下，使得淮揚一線的軍事形勢發生突變。在這種形勢之下，南明弘光朝廷有可能處於兩線作戰的困境。據李清《南渡錄》載：當左良玉部東下和多鐸部南下之時，弘光帝曾召對群臣商議對策。『姚思孝，喬可聘，成友謙奏曰：「左良玉部稍緩，北尤急。乞無撤江北兵馬，固守淮揚，控扼穎壽。』

弘光帝曰：『劉良佐兵還宜留江北防守。』兵部尚書兼鳳陽總督馬士英曰：『爾輩東林，猶借口防北，欲縱左逆入犯耶？臣已調良佐過江南矣！寧死虜，未死逆。』帝默然。』」「遂上諭：『兵部添右侍郎阮大成，總兵黃得功，池口總兵方安國御左（良玉）。兵部尚書兼淮揚督師史可法仍督揚，泗。」

弘光帝和馬士英將黃得功部和劉良佐部，由淮揚一線調往江南，抵禦左良玉軍，這實質上放棄了江北防線。因為，按照馬士英等人的邏輯：來自北面的清軍，尚可以通過割地講和調解之。而對東下的左良玉軍絕無一點妥協之意。此舉，正是弘光朝「聯虜平寇」國策之使然。

我們綜觀南明弘光朝的歷史可知，「聯虜平寇」始終是其基本國策。而反觀滿清，自其入關之後，便視統一華夏為即定方針，但在具體的策略上，則是靈活多變。早在公元1644年（農曆甲申六月初），清廷在北京發布詔書曰：「南北通好講和。」即承認南明弘光朝的存在是合理的。但事實證明，這不過是滿清居心叵測的韜光養晦之計。

因滿清人口尚少，兵力亦有限。所以，清軍不可能在遼闊的中國腹地，對南明弘光朝和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同時東西兩面作戰。為此，清攝政王多爾袞為了取得政治和軍事上的主動，決定將進攻的目標首先指向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待養足力氣，伺機消滅南明弘光朝，從而一舉安定東南之局。

由此可見，多爾袞不愧是一位遠見卓識的政治家。而弘光帝和馬士英等「聯虜平寇」國策的實質，乃是偏據東南，以求自保。

對李自成的大順政權而言，自公元1644年（農曆甲申四月二十九日）的山海關之戰大敗後，便逃離北京，倉皇西撤。李自成一面抵禦清軍的尾隨追擊，一面設法與南明弘光朝聯絡，企望「聯手抗清」。然而，後者卻不屑一顧。

憑心而論，弘光帝朱由崧也未必註定成為亡國之君。他甚至有可能像他的祖先那樣，一統天下。因為，此時南明弘光朝仍然控制著淮河以南至東南的大片疆土，尤其擁有比中原更富庶的江南一帶。遺憾的是，朱由崧不是一個有大志之人。自登基以來，他滿足於偏據東南而苟且偷安。一相情願地將復國的夢想寄託於與滿清的「媾和」「以對流賊。」除此之外，便整日於紅粉與美酒間打發著帝王人生。

其實，作為南明弘光朝的首輔大臣，史可法也莫不是「聯虜平寇」國策的始作俑者。

早在公元1644年（農曆甲申年五月十一日），兵部尚書史可法奉福王朱由崧（此時朱尚未稱帝）之命，出任淮揚督師以總督江北四鎮時，曾信心滿懷地說：「國家設四藩於江北，非為江左偏安計也，欲定立報基，養成氣力，北則為恢復神京之計，南則為澄清關陝之圍，一舉而遂歸全盛耳！」（史可法《請行微辭書》）史可法這「臨危受命」而「報國圖強」之志向，雖誠可嘉，然而，在他的心目中，李自成的大順政權，才是南明弘光朝的頭號敵人。他在《答多爾袞書》中說：「（大順）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並希望與滿清「聯兵西討」。在這一點上，他與馬士英可謂步調一致。（馬士英曾疏云：「應聯合北朝，共對流賊。」）

因而，作為淮揚一線抵禦清軍南下的督師（總指揮），史可法在軍事防禦部署上，必然是自強不足而保守有餘。

公元1645年（農曆乙酉年三月初），史可法在一道奏章中曾云：「以淮揚，廬，泗自守，而以鳳，滁為進取之基。」具體的防禦部署是：興平伯，總兵高傑部（此前，因為四鎮內訌，高傑已於同年正月十一日，被總兵許定國設伏兵殺之。許遂降於清。高營兵將則由淮揚總督衛膺文通領。）鎮守徐州，泗州地區，兵力三萬；靖南伯，總兵黃得功部鎮守滁州，和州地區，兵力四萬；廣昌伯，總兵劉良佐部鎮守鳳陽，青州地區，兵力三萬。以上三鎮互為策應，以抵禦清軍多鐸部。東平伯，總兵劉澤清部鎮守淮安，揚州地區，兵力三萬，以抵禦清軍固山額真准塔部。另由寧南侯，總兵左良玉部（後因左軍東下，此防禦區遂成泡影）鎮守武昌地區，兵力約二十萬（號稱八十萬），以抵禦清軍阿濟格部及李自成的大順軍（兵力約二十萬）。此外，史可法又選派李成棟，賀大成，王之綱，李本身，胡茂楨為總兵官。總兵劉肇基駐高家集，總兵李棲鳳守睢寧，總兵張天祿駐瓜州。

由此可見，史可法的守御方針，乃是以淮河為界，偏安東南。卻將河南，山東這一巨大的緩衝地域，拱手讓給了滿清。

現就淮揚一線，滿清與南明弘光朝的軍事事態，做一番簡單的分析。

先看雙方的兵力對比：清多鐸部和固山額真准塔部共約十五萬人；南明弘光朝四鎮，加上駐紮在淮河以南，揚州城以北的李成棟，李棲鳳等部約三十萬人。（但由於左良玉軍的東下，將黃得功部和劉良佐部調往江南，致使淮揚一線，僅有約二十三萬人。）

再看雙方的士氣對比：清多鐸部自潼關大戰，消滅了李自成的大順軍主力之後士氣大增，一路上，可謂所向披靡；反觀南明弘光朝，且不論其各軍事集團內部的勾心鬥角，單從與清軍的交戰記錄看，除了黃得功外，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等均是滿清手下的敗將，其士氣之低靡，是不爭的事實。

另外，從作戰的地形看，淮河以南，揚州以北一線，均是廣闊的平原，且交通暢達。這對滿清騎兵部隊的快速靈活的迂迴作戰，顯然是有利的。而無天然屏障依託的南明軍，欲抵禦清軍的快速推進，其困難程度自不待言。

從戰略的角度看，對史可法固守淮揚一線的戰略方針，南明弘光朝的有識之士亦頗有微詞。其中，九江總督袁繼咸頗有遠見。他認為，「……以西北之勢，足起東南……襄陽則必爭之地。若守襄陽，則必宿重兵。」河南巡按陳潛夫也認為，「山東，河南地，尺寸不可棄。」商丘令梁以樟也曾向史可法建議：「守江非策也。公今以山東設一大藩，經理全省，以圖北直；於河南設一大藩，以圖山陝。……若棄二省而守江北，……即欲偏安，不可得矣！」然而，史可法「雖然之，卻以為不可行。」

我們說，軍事戰略決策的正確與否，直接關係到戰爭的勝負，關係到國家的興衰存亡。同樣，戰爭也是一個充滿必然與偶然的領域，它是力量的角逐，更是智慧的較量。所以，謀略運用是戰爭活動的核心和靈魂。所謂「用兵之道，以計為首」是也。

從當時的軍事形勢看，南明弘光朝無疑處於全線防禦的態勢。但進攻與防禦這二者，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互相轉換的。因而，在防禦中也會有進攻的因素。即可在決定點上，通過巧妙調遣部隊，造成相對優勢。

如前所述，如果南明軍趁清軍主力移師陝西與大順軍決一勝負，致使山東，河南留下廣闊空間時，集中優勢兵力，直趨黃河以北，變劣勢為優勢，使清軍首尾不得相顧，極有可能會改變當時對南明軍不利的戰爭局面。不幸的是，南明弘光朝卻喪失了這有利的戰機，而留下了無窮的後患。待清軍消滅了大順軍主力而揮師東南之時，南明軍則連回天之力亦無矣！誠如袁繼咸所言：「闖為虜破，雖可喜實可懼，虜未及謀我者闖在耳。闖滅，非江南誰事？」

從另一個角度分析，史可法制定固守淮揚一線的戰略方針，也許自有他的苦衷。眾所周知，他雖說是南明弘光朝的首輔大臣，但由於他在擁立之爭中敗北，致使其在朝廷中處於被馬士英等權臣排擠的境地。加之高傑，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等江北四鎮，飛揚跋扈橫行江淮，左良玉盤踞於長江中游而擁兵自重，以及朝廷權貴們的腐敗與鉤心鬥角，他雖然以督師之名北上，卻指揮不了江北四鎮。（李清的〈三垣筆記〉中載：「是時，四鎮負固一隅，故北兵之來，勢如破竹。」）

〈六韜〉中曰：「韜者，藏義……謂文事先於武備也。」我們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爭能力的強弱，也同樣顯示出民族的政治命運。同樣，南明弘光朝政治的腐敗，必然導致其戰爭能力的極度脆弱。弘光帝實乃一無所事事之昏君。他政治上毫無主見而一味任憑馬士英，阮大鋮等為所欲為。古人云：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因而，戰爭的最終勝負，皆取決於政治的強弱。再則，南明弘光朝在經濟上，也呈捉襟見肘之勢。據李清的〈三垣筆記〉中載：時南明弘光朝「天下兵馬與錢糧通盤打算缺額至二百二十五萬有奇。」「戶部見庫存銀尚一千有零耳。」（當時弘光朝所需開支約1000萬兩，而稅收僅收到800萬兩而已。）且問，南明弘光朝這政治之腐敗與經濟之困境，若與敵戰之，焉能勝乎？所謂「國富方能強兵」耳！

讓我們的目光再次投向公元1645年（農曆乙酉年），這多事之秋吧。

四月十三日，清多鐸部兵臨泗州城下，形勢萬分危機。此時，正在天長督戰的史可法「急以血書投兵部。（弘光）帝詔曰：『上游急則撲上游，下游急則襲北兵。』」（李清〈南渡錄〉）

又據李清的〈三垣筆記〉中載：當清軍進逼淮揚一線之時，「馬士英請潛招黔兵入衛，為走貴陽計。」看來，馬士英等無論是對剿逆（左良玉軍），還是討虜（清軍），均已喪失了信心。

兩天後，清多鐸部攻克泗州城，總兵李遇春降清。與此同時，清固山額真准塔部進逼淮安。史可法同副將史德威由天長「一夜一日冒雨拖泥」直奔揚州臨陣督戰。

此時，黃得功「駐師荻港，破左夢庚於銅陵。夢庚率兵十三萬降北。」（黃宗曦〈弘光實錄鈔〉）可見，由左良玉引起的內訌，滿清是最大的受益者。

四月十七日，在降將許定國的引導下，清多鐸部之先頭部隊在尼堪的指揮下，至揚州城下二十里處下營。

同日，多鐸發布〈檄諭故明南方諸臣〉：「不能滅賊復仇；擁眾擾民，自生反側；無明帝遺詔擅立福王，三罪。」

慘烈空前的揚州保衛戰，終於拉開了南明軍民抗清鬥爭的帷幕！（待續）

評說慘烈空前的揚州保衛戰（中）

詩曰：「孤城卧老長干月，破袖被殘大漠荒。」

「共是異心生死隔，西風吹淚血成行。」

公元1645年（農曆乙酉四月十七日），南明弘光朝兵部尚書兼淮揚督師史可法，奔至揚州城後，不顧鞍馬勞頓，調兵遣將欲與清軍作最後一搏。然而，當時的形勢極為嚴峻：清軍額山固真准塔部兵臨淮安城之時，東平伯，總兵劉澤清已望風而逃（後降於清）；靖南伯，總兵黃得功尚在銅陵；廣昌伯，總兵劉良左率部逃至南京。至於興平伯，總兵高傑部除了副總兵莊子固尚在徐州以南駐紮外，其他諸將，如副總兵李成棟，副將楊繩武皆率部棄城南逃。（在揚州，同日深夜，高傑部將已擁高傑之妻兒逃離城外。）

此時，清多鐸部的先頭部隊在尼堪的指揮下，每日推進五十里，直趨揚州。所以，當史可法「邀令諸將回援」揚州時，僅有總兵劉肇基率部4000人，副總兵莊子固率部700人而至。

總兵劉肇基可謂是史可法的患難之交。據《明史。劉肇基傳》載：劉肇基，字鼎維，遼東人。南明弘光朝初立之時，劉雖有報國之志，卻難有施展之時。他在南京時，僅充任南京大較場的總教官而已。所以，當史可法出任淮揚督師時，劉便「請從征，加左都督太子太保。」清兵抵揚州，「可法邀令諸將回援，獨肇基自白洋河趨仆。」

劉肇基率部4000人至揚州後，向史可法建議乘清軍主力未至，立腳未穩，出城一戰。史可法曰：「銳氣不可輕試，倚援軍至，且養全鋒以待其斃。」史可法遂令揚州城內南明軍民，夜以繼日構築城防工事：沿四周城牆堞口處建造木製炮台，在防禦清兵的同時，等待援兵至。遺憾的是，由於時間倉促，加之人力有限，南明軍民未能在城牆外，挖掘壕溝和陷馬坑等必要的設施。

那麼，劉肇基出城一戰的建議，到底有幾分勝算？

孫子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墨子亦云：「守城者以亟敵為上。」從當時的形勢看，尼堪指揮的先頭部隊，僅有數千人而已。倘若揚州城內的南明守軍，在防禦中做到守中有攻，積極出擊，即於深夜時分，以突然襲擊的方式，迂迴敵之一翼，應該說有一定的成功把握的。反之，延日持久，以待援兵，實為下策。不過前提是，必須有其他南明軍策應之，方能奏效。遺憾的是，這個因素，並不存在。因此，即使南明軍衝出了揚州城，若清軍至，則必敗無疑矣！

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我以為，史可法固守揚州城，以待援軍之作戰策略，即未能實施以多層次縱深防禦，層層阻擊敵人的作戰方式，也未能上下治心，反而制於人矣！

誠如顧炎武所言：「國家當絕亂之日，未嘗無能任事之人，而嘗患於不用。用矣，患不專用之。而專且效矣，賴徒其官，而不竟其事。使之有才不得遂其用，以至於敗，而國隨之悲矣！」

如前所述，當清軍壓境之時，劉良佐部和劉澤清部或聞風而逃，或罷兵降清。雖然，當時淮河以南揚州前沿的防線上，仍有總兵張天祿，張天福率部二萬駐紮於瓜州；李棲鳳，李成棟也率部二萬駐紮於睢寧，另安慶和鳳陽一線也各駐軍一萬。但是，張天祿，張天福，李棲鳳，李成棟等早就有降清之意。至於安慶和鳳陽之南明駐軍，皆直接聽命於馬士英調遣以拱衛南京，不可能入援揚州。因此，用人不當之責任，固然不能歸咎於史可法一人，但是作為淮揚督師，史對其部將僅「賴徒其官，而不竟其事」，是應負一定責任的。

再則，當清軍兵臨揚州城下之時，南明弘光朝也曾考慮，派援軍解救揚州之圍。據李清《三垣筆記》載：「（弘光）帝召對群臣於南京武英殿，命內臣盧九德督揚州，又命山東總督王永吉，總兵劉良佐（劉此時已率兵逃回南京駐紮）等合兵援揚州。」但我們稍加分析便知，弘光帝召對群臣商議援救揚州的時間是四月二十八日，而在四月二十四日這天夜裡，清軍便已攻克了揚州城。退一步說，即使這些援軍如期而至，又豈能解揚州城之圍乎？

從另一方面看，也許當清軍兵臨揚州城下之時，南京方面就已與揚州失去了聯絡，甚至史可法當時也尚不清楚，若驚弓之鳥的劉良佐部已逃往南京，劉澤清欲求富貴亦降於清？

所以，史可法等待援軍的想法，不過是一相情願而已。

四月十八日，清豫親王多鐸遣南明降將李遇春至揚州城下，勸說史可法投降。史可法派其副將史德威與之對話，拒降。（史德威傳史可法語曰：「公忠義聞華夏，而不見信於朝廷，無益也。」）當李遇春復言，史可法可效法洪承疇而歸於清時，史可法便令弓箭手射之，李狼狽而逃。（見《世祖實錄》）

第二天，由於原高傑部將李本深，楊承祖的降清，使形勢變得愈加嚴峻。這是，早已降清的許定國獻計於多鐸曰：「揚州無援，更得數日可破。」作為原南明的總兵官，許定國對南明弘光朝鎮將之間的互相傾扎，勾心鬥角，可謂了如指掌。（《世祖實錄》云：「定國以罪投降本朝，請兵南征，益見南中之絕，無悍御也。」）本來多鐸一直擔心，若清軍主力貿然深入，會招致來自於其兩翼之南明軍的夾擊。現在，隨著一些南明軍諸將的不戰而降，使得他對實現一舉攻克揚州城，進逼南京的戰略計劃，充滿了信心。

四月二十日，清多鐸部主力進駐揚州城以北之斑竹園。此時，清之十萬大軍如鐵桶般包圍了揚州城。當時多鐸之所以未立即下達攻克揚州城的命令，乃是等待擁有紅夷大炮的神機營的到來。因為他很清楚，儘管滿清的八旗騎兵，一路上所向無敵，但卻缺乏城市攻堅戰的經驗，加之擁有火炮裝置的南明守軍以逸待勞。所以，欲一舉拿下揚州城，沒有重炮助攻，是極其困難的。至於雲梯的戰術，則不能單獨作戰，必須集結大量的雲梯於對方失石的攻擊範圍之外，然後由火炮先行攻擊城牆，待削弱對方的防禦力量後，方由雲梯部隊衝鋒。

是時，揚州城內的南明守軍僅有總兵劉肇基部4000人，副總兵莊子固部700人，遵義知府何剛指揮的忠貫營1000人，加上其他南明散兵，共計一萬人而已。

然而，更嚴重的是人心渙散。據李清《三垣筆記》載：此時，來自瓜州的難民紛紛湧入揚州城內。那些混入難民中的南明軍的散兵游勇，則乘機劫財劫物為所欲為。使得城中百姓苦不堪言。「百姓初不辯（圍城）為清兵，為鎮兵，為亂兵也。」因而，人心惶惶。

然而，清軍卻成功地贏得了時間。多鐸部之尼堪部，拜君圖部，賴圖部，阿山部，正厲兵秣馬於揚州城下。

不過，在攻城之前，多鐸仍是軍事威脅與政治攻心雙管齊下。

或曰：「凡伐國之道，攻心為上。」我們說，用兵的上策，乃是政治謀略戰勝敵人。

一般來說，用政治手段摧毀對手，有三種方法。一是政治攻心，二是用外交手段，三是軍事征服。

因而，軍事征服，不過是為政治目的的實施開道而已。

這天，史可法收到多鐸「勸南明輔臣史可法，淮揚總督衛膺文等投降書」。「可法不啟封，置之火中。」

四月二十一日，駐紮瓜州一帶的南明總兵張天祿，張天福率部降清。同一天，甘肅鎮總兵李棲鳳，監軍高歧鳳率部6000人從睢寧入揚州城。但李高二人不是來增援而是來勸降史可法的。

對於李高二人的勸降，史可法理所當然地拒絕了。他斥責曰：「此城乃我死所，公欲圖富貴，請自便。」看來史可法已知大勢所去，決意以身殉國。悲哉！

據《甲申朝事小記》載：「史可法傳副將史德威入內。二人相持，史慟哭曰：『拚死以報國家，爾我同有次心，甚可嘉賴。』乃拜德威為後嗣。德威伏地泣曰：『德威自有宗譜，況無父母命，安敢為他人後？相國為國殺身，德威義當同死，何敢偷生。』史泣曰：『我為我國亡，子為我家存。余以父母大事屬於，予可勿辭。』史遂拜書《遺表》一道，以上朝廷；又手勒《遺書》五封，一遺豫親王多鐸，一遺上夫人，一遺叔伯兄弟，一遺夫人，一遺德威。」其《遺豫親王書》曰：「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鐘山之側，求太祖高皇帝鑒此心，於願足矣！」又其《遺夫人書》曰：「可法死矣！前與夫人有言，約當於九泉相候也。」

四月二十二日，史可法下令全力扼守揚州舊城。是時，舊城內守備森嚴，各城門均有重兵把守。「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守舊城，總兵劉肇基守北門，西門險要史可法自守之。」

然而，此時放棄新城而退守舊城，無疑是史可法戰術上的又一敗筆。

陳規在《守城錄》中曰：「或雲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城太小，失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而「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加之，此時李棲鳳，監軍高，胡尚文，韓尚良已率部4000人降清，使得揚州城內的守備雪上加霜。城陷，指日可待矣！

四月二十三日，多鐸下令神機營用紅夷大炮轟擊揚州城。

交戰之初，南明守軍掌握了主動權。「史可法拜禱天地，以沿城牆之重炮反擊之，死傷清兵數千人。」「總兵劉肇基亦發炮傷圍者。」（《甲申朝事小記》）「副將馬應魁領旗鼓，每戰披白甲，書『盡忠報國』四字於背。」（《明通鑒》）

不過，雙方互用大炮攻擊之時，南明守軍的弱點也暴露無遺。

因為，對南明守軍而言，由於城面狹窄，很難安置大炮，且容納數量有限。而清軍的攻城部隊由於處於城外，地域視野均開闊，可集中眾多大炮攻擊城頭的某一目標。誠如陳規在《守城錄》中所言：「凡攻守之城，其勢可畏者，莫甚於炮，然亦視人之能用不能用耳。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御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待續）

評說慘烈空前的揚州保衛戰（下）

詩曰：「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清軍的炮火壓住了南明軍的炮火之後，多鐸遂令清兵在炮火的掩護下，輪番沖至城牆根下，以躲避南明守軍的大炮火力網，企圖借雲梯翻城突破。南明守軍遂在城上用弓箭，檑木，壘石抵禦清兵。城內百姓中年輕力壯者，也積極參戰。老弱婦幼紛紛拆房挖牆，將檑木，壘石源源不斷地運往城頭。此時，清軍仍繼續四面圍攻，放炮屢毀城牆雉堞，守城軍民則以草袋盛土設障修補之。

四月二十四日晨，史可法便城發告示曰：「此守城，皆我一人當之，不累百姓。」時，城內糧食供給緊急，南明將士便以草根，野菜充饑。「史可法亦與眾將士共餐。」

又傳，抵禦清南巡軍小捷，史可法」更加額以賀。「然而，他高興的太早了，也太遲了。白天南明軍的小勝，不過是迴光返照，更大的災難還在後頭。

多鐸正在尋找攻城的最佳突破口。

我們說，戰爭之道從某種意義上說，乃是攻守之道。而攻城之道之核心，乃是攻擊目標的選擇。同日夜，清軍開始集中紅夷大炮，連續轟擊揚州城西北隅之城牆。這時，城牆突然崩塌，頓時，「失石如雨，屍積如山。」清軍踏屍為梯（因城下屍體越堆越高，加之上端城牆已塌，故清軍不需雲梯就能踏屍爬上城頭。）「籍以登城，蜂擁而上。」又據史載，城牆崩潰後，突然下起大雨。南明守城軍民冒雨「紛紛下竄，棄胄拋戈，並有碎首折頸者。回視城櫓，已一空矣！先是督鎮已城狹，炮不得展，城堞設一板，前置城徑，後接民居，便有餘地，得便安置。至時工未畢，敵兵操弧先登者，白刃亂下。守城兵民，互相擁擠，前路逼塞，皆奔所置木板，僕僕板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即輕，人如落葉，死者十八九。」（王秀楚《揚州十日》）

此時，城內火光四起，火炮之轟鳴聲，眾人之呼喊聲，撼天動地。被擊傷而未死者，其痛苦呻吟之狀，慘不忍睹！

清軍破城而入後，南明軍民遂與之展開殊死的巷戰。

巷戰的特點，一是作戰空間小。由於作戰部隊被分割多處，且城市建築物多，街道縱橫交錯，使得作戰展開地幅狹小。二是作戰節奏快，且多是一對一的單兵肉搏作戰方式。眾所周知，滿清八旗兵擅長的是在廣闊作戰區域中的騎兵作戰。他們對城市攻堅戰，尤其是短兵巷戰，尤為陌生。

從單一的作戰方式看，巷戰對南明守軍來說是有利的。因為，滿清八旗兵大都騎馬持戈作戰。其雖飄忽出沒不定，但南明軍可以以己之長避彼之短：先藉助房舍隱軀而旋其左右，然後，伺機持刀戈作魚貫雁行，直衝敵之馬前，用戈刺其上，刀砍馬足。（不過，即便如此，在敵我力量極為懸殊的情況下，實難改變戰爭的事態。）

入城清軍的先頭部隊，是由南明降將許定國，李棲鳳，楊繩武指揮的偽軍打頭陣的。後續大部隊才是滿清強悍的八旗騎兵部隊。

然而面對強敵，南明軍民毫不畏懼。古人云：「夫戰者，氣也。」此刻，對南明軍民而言，其同仇敵愾之源，一是盡忠報國之氣，一是知恩而報之氣。據《明史。史可法傳》載：設四鎮之初，「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高傑等欲駐揚州。高傑先至，大殺掠，屍橫野。命史（可法）前往調解之，乃詣傑。……揚州以安，可法仍開府揚州。」。又據《甲申朝事小記》載：「時遵義知府何剛，隸史可法軍中。剛得以遇知己，「誓同生死，揚州圍，則泣曰：『剛誓與此城存亡，安敢背公。』」

總兵劉肇基扼守的北門被清軍攻破後，劉遂率余部400人退入城內，藉助房舍，牌樓與清軍展開巷戰。在肉搏中，劉肇基等「格殺清兵數百人。」此刻，劉肇基可謂「集國讎與家仇於一身。」（據史載：當他奉史可法之命率部4000人自白洋河援揚州而路過高郵時，的知妻兒已為清軍所屠。）

與此同時，副總兵馬應魁也率百餘人與清兵廝殺於街頭巷尾。

不幸的是，在強悍的清軍騎兵衝擊下，劉肇基，馬應魁極其部屬均在巷戰中遇難。副總兵莊子固本欲擁史可法等出城突圍，「蓋奔東門外，（清兵）追近不能出，欲奔南關」遂遇清兵，莊子固等皆戰死。另有副將乙邦才，在巷戰時身中數失而死。（乙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該將以作戰嬈勇著稱。）在巷戰中，以身殉國的南明將士「又有副總兵樓挺，汪應龍，李豫，參將陶國阼，馮國用，陳光玉，李隆，許純志；游擊將軍李大忠，張開忠；都司姚懷龍，解學曾；總旗戴之藩；義兵張有德等，或戰死或自殺。」（《明通鑒》）

那些慘遭滿清血腥屠殺而未載於史書者，又何止成千上萬？

或曰：「臨危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江都知縣羅伏龍，清軍圍揚州，史可法謂伏龍可亟去，伏龍曰：「大丈夫豈可臨難苟免？」城破死之。梁以屹，揚州人，崇禎年進士。揚州破，被清兵執，「乘間身縊死。」又有南明諸生許王家，被清軍拘押時，「或勸曰：『君故明一諸生，未食天碌，何以身殉？』王家曰：『君臣之義，豈論仕與不仕？公等復言。』」還有南明書生笪某，被清軍抓獲之後，「刑前嘆曰：『我一介小人，今日得之士大夫之烈，為忠義而死，死之猶生也。』臨刑神色不變。」（《甲申朝事小記》）

嗚呼！南明軍民這視死如歸，以身殉國之精神，真可謂「驚天地，泣鬼神」矣！

四月十五日，清豫親王多鐸親率主力殺入揚州城。而後，他「親坐新城南門樓上督鎮。」時，「淮揚總督衛膺文赴水死。揚州知府任民育緋衣端坐堂，遂見殺，合家男婦盡赴井死。遵義知府何剛投井死。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賞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恩成，皆殉城。都指揮使同知曲從直，與其子死於東門。都指揮使同知王纘爵亦死之。幕客盧渭，諸生高孝纘，王大秀，王纘，王續，醫士陳天拔，畫士陸愉，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也殉城。」（《明通鑒》）

又據史載：南明軍民中除了戰死和自殺者外，出家為僧者，也不在少數。更有許多良家女子或被清兵掠去，或姦殺之。

史可法決意與揚州城同歸於盡。

是時，西門城樓上「史可法知大勢已去，乃與史德威訣。持刀自刎，參將許謹雙手抱住，血賤衣袂，未絕，復令史德威刃之，德威不忍如。相持昏厥間，謹同數十人擁可法下城，至東門，謹等被亂箭射死。史問：『前驅為誰？』德威以豫王答之。史大呼：『史可法在此！」北兵驚愕，眾前。執赴新城南門樓上。豫王相持如賓，口呼先生，曰：『前書再三拜請，具蒙叱回，今忠義即成，先生為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也。』史怒曰：『我乃天朝重臣，豈肯苟且偷生，作萬世罪人哉！我頭可斷，身不可軀，願速死以從帝於地下。』豫王曰：『即為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史曰：『城亡與亡，我意已決，但揚州百萬生靈，即屬於爾，當示以寬大，萬不殺。』遂慨然就義於揚州南門城樓上，時年四十四歲。」

史可法英勇就義後，豫親王多鐸以南明軍民不聽招降為名，下令屠城。其《諭書》曰：「昨大兵至淮揚，城內官員軍民嬰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將禍福諄諄曉諭，……官員終於抗命。然後攻城屠戮，妻子為俘。是豈予之本懷，蓋不得已而行之，嗣後大兵到處，官員軍民抗拒不降，淮揚可鑒！」

屠城令下，山河破碎，生靈塗炭。。「街中屍體陳橫，互相枕籍，血流入水中，池塘為屍體所添滿。」「查焚屍簿記載，前後共計八十餘萬。」（王秀楚《揚州十日》）

清軍血洗揚州城後，遂驅師進逼南京。

五月初六日黎明時分，清軍於瓜州以西十五里處乘船渡江。幾乎是同一時間，弘光帝，馬士英，阮大鋮等開同濟門逃離南京城。天亮時分，錢謙益，趙之龍等上《降清文》。

至此，苟延殘喘僅一年的南明弘光朝覆亡。

「今日相逢凄斷處，血淚成行染碧沙。」

我們說，慘烈空前的揚州保衛戰，乃是一場民族之間的戰爭和殺戮，即是以滿族為主體的清朝和以漢族為主體的南明之間的戰爭和殺戮。當帶著血腥味的滿清，出現在漢族面前之時，便意味著兩種文化的交鋒。

今天，當我們回首這慘烈空前，悲壯千古的揚州保衛戰之時，不僅感受到了歷史的悲壯，同時也從中悟到了漢民族，五千年來生生不息的根源。

一個頑強不滅的民族，必然具有超常的生存能力。這種生存能力的本質就是其內在的生命力。這內在的生命力張揚之核心動力，就是原生文化。從漫長的歷史可以看出，這種超常的生命力既不僅僅是擁有某種獨特的文明 ，也不僅僅是武力至上的絕對尚武精神，更不僅僅是依仗人眾地廣之勢 .譬如，歷史上蒙古的武力，可謂自古所無，但其入住中原不過數十年，遂成極散漫，極脆弱之民族。何焉？乃無原生文化是也。從五千年的歷史長河看，具有最頑強生命力的民族只有一個，那就是漢族.自春秋戰國以來，所形成的原生文化，便成了漢族的生存根基。由於這生存根基的存在，國家興而漢民族興，雖國家亡而漢民族不亡！

難道不正是這生生不息的根源之所在，才使得在民族危亡之時，出現了南明軍民一人登高而呼，應者雲集的感人場面嗎？

這民族自信自強的精神，這士可殺而不辱，令人血性憤張的「浩然之氣」將永遠長留於天地之間！（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