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談愛國

馬戛爾尼使團訪華讓英國人發現清帝國是一頭黔之驢，第一次鴉片戰爭印證了這一觀點。雖然體積龐大，但攻打清朝並沒有比英國人佔領別的殖民地更辛苦。第一次鴉片戰爭打完之後的二十年，幾乎是一夜之間，中華帝國千年來在西歐積攢的尊重和崇拜一掃而光。沒有戰爭是無緣無故的，給戰爭找理由比打贏它簡單得多。但和第一次鴉片戰爭還講戰爭禮儀和法則不同，第二次鴉片戰爭是赤裸裸的瓜分殖民地，用今天的眼光加上當時的環境來看，這時候不去瓜分中國，真的幾乎是愚蠢的表現了。

中國，這個舉世無雙的巨大帝國，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的敵人比她自己更了解中國。更何況，十九世紀的世界環境還遠沒有達到今天的文明程度，那是一片黑暗叢林，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只有唯一的評判標準，就是勝利。很多讀者非常難以接受這一系列文章的觀點，但我說過，我只是逼著大家從另一個角度看待一些問題。

如果開眼看世界，你會發現所有的古代文明強國都陷入到了這種文明換代的痛苦中。中國，埃及，印度是如此，伊拉克更是直接被後工業文明的代表美國滅國。即使是工業文明的代表、當年以先進文明的姿態侵入我們文明體系的英國法國，也和我們站到了一起，嘗到了當年我們早已品嘗了的從世界之巔跌落的痛苦。我們一定會問這怎麼辦？回頭看看歷史，說不定能給我們提供一些思路。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已經是一地雞毛了。

根據史料，馬戛爾尼敏銳地發現了中國的統治是由清朝滿族統治集團與漢族官僚階層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平民之間扭曲和微弱的妥協關係所維繫的， 而當時的清朝的確是——起義迭起，年復一年，幾無間斷。對清朝政權合法性的挑戰從來都沒有間斷，但可笑的是，當年的合法性同當今的來自憲法和全民選舉不同，當年的合法性也不過是來自於一個本身就很幽默的詞——天命。

近幾年我發現國內的媒體也會時不時給大家講一些歷史常識，比如很熱門的一個：圓明園是誰燒的。我碰到過無數把火燒圓明園歸咎於八國聯軍的人，這樣算的話，日本俄羅斯德國美國義大利和奧地利真是冤枉死了。火燒圓明園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侵略軍英法聯軍乾的，至於給他們帶路的，有一些史料表明是龔自珍的兒子，龔橙。

如果清政府當初能一心一意對付英法聯軍，可能北京不會淪陷。絕大多數人忘記了當時的皇帝面臨的是這樣的一片山河——首先是太平天國。國內幾乎沒有任何文字提醒人們：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的時候，清政府根本無暇顧及，因為更要命的太平天國正在東南兵連禍結。用一句玩笑話說：洋人來打是要錢，太平天國是要命啊！因為這場農民起義，使我一個好好的中華：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曾國藩《討粵匪檄》）。太平天國對中國有多大危害？遠大過抗日戰爭，幾乎和文化大革命相當。中國當時的人口，從1850年的4.1億回降到了1873年的3.5億。粵匪之亂今後會另篇討論。其次是當時的西部，陝西甘肅，回民叛亂，整個西部幾乎脫離中央政府。就這樣一個屋漏偏逢連夜雨的當口，換做無論哪個政權，結局恐怕都是一樣的。

今天我們主要討論還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但其實第二次鴉片戰爭並沒有什麼值得過多的討論，因為這本就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延續。但有一點我覺得有必要提醒諸君，洋人已經不再尊重清帝國了。

19世紀50年代，正當清政府焦頭爛額之際，《南京條約》以及法國和美國與中國簽署的條約屆滿，需要重新談判。以上3個條約國堅持要求允許其外交官常駐中國首都，明確說明他們不是貢使，而是主權國家的代表。

同第一次鴉片戰爭相比，第二次鴉片戰爭開戰的借口簡直無恥，歷史教科書說，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直接原因是亞羅號事件和馬神父事件。英國註冊在英國的中國船隻亞羅號被清軍強制搜查，並且清軍褻瀆了船上的英國旗幟（英國至今都沒有法律意義上的國旗，Union Jack，即米字旗，只是通俗意義上代表英國的旗幟）。這算哪門子的開戰理由？但誰在乎？急於吃肉的獅子連找個像樣的借口的耐心都沒有了。英國馬上佔領了廣州，攻下了大沽口炮台。兵鋒直指北京。當然，這只是開胃菜，因為焦頭爛額的清朝官員馬上就顛顛跑來談判了。1858年，天津條約締結，核心內容是60多年來倫敦一直爭取未果的在北京設立使館的權利。但其實在這點上雙方分歧巨大。用基辛格博士的話說：英國以傳教士的姿態咄咄逼人，把自己的談判立場說成是終於能把中國迅速帶入近代世界的善舉。倫敦的談判副代表李泰國概括了當時流行的西方觀點：你們肯定會看到，外交代表權對中英兩國都有好處。這劑葯可能不太好吃，但療效甚佳。但真正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開戰理由在這裡：1859年，英國新任使節普魯斯抵達中國，中國政府拖無可拖，居然拿木樁鎖鏈封鎖了從天津去北京的河道。普魯斯也是個缺心眼，他下令英國海軍陸戰隊清除障礙。然而中國軍隊從剛剛加固的大沽口炮台開炮射擊，令英國人猝不及防。隨後的交火造成519名英軍死亡，456人受傷。

英法聯軍攻破大沽炮台之後

這是中國與近代西方軍隊交戰以來的首次勝利。但可惜，這也是災難的開始。巴麥尊派遣額爾金勛爵率領一支英法聯軍進攻北京，下令佔領首都，臨行前巴麥尊是這麼對額爾金說的：你要用這一軍事行動讓皇帝恢復理智。

戰爭就這樣簡單地結束了。這簡直不能稱為戰爭，這只是一場入侵。大體來說，第二次鴉片戰爭就是這樣一場看起來偶然的事件組合在一起。當然，這些其實都是必然，但是，對於中國來說，我們需要思考的事情其實還有更多。

基辛格博士說：中國作為一個獨一無二的文明有5000年的歷史，作為一個統一國家也存在了2000年，她能做到這一點，並不是靠對近乎猖獗的外族入侵逆來順受。在這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征服者要麼被迫接受中國文化，要麼逐漸淹沒在被征服者的海洋中。只是看起來，是中國人的耐性遮掩了我們務實的特點。

我在這裡用一個史料來提出一個疑問：我們的國家到底要怎麼辦？這是恭親王奕?給皇帝的一封奏摺：

惟捻熾於北，發熾於南，餉竭兵疲，夷人乘我虛弱而為其所制。如不勝其忿而與之為仇，則有旦夕之變；若忘其為害而全不設備，則貽子孫之憂。

這是戰敗者所處的典型兩難境地。一個國家能夠一面貌似順從征服者，一面維持其自己的凝聚力嗎？又如何加強自己的力量以扭轉不利的實力對比？恭親王給出的答案是一句古訓：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事。

這個答案對不對？歷史也沒能給出評判。

愛國從來不是佔領道德制高點的政治正確。中國南方多士子，好清議，以道學家自居。平時袖手談心性，臨事一死報君王。可惜明朝滅亡時，奈何只是水太涼。

逝者如斯，來者可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