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的學術之路

夏鼐的學術之路

韓石山

（年輕時的夏鼐先生）韓石山

怎樣在學術上成就一番事業，有通例，也有特例，相比較而言，特例給人的啟示更大些。近讀十卷本的《夏鼐日記》（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8月出品），對此深有感悟。

未讀之前就知道，夏鼐先生（1910—1985）是中國考古界泰斗級的人物，解放後長期擔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晚年曾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同時知道，他是個有留學背景的人。心想，定然也像許多這樣的優秀人物一樣，少小聰穎，志向明確，國內讀罷大學，出洋繼續深造，孜孜矻矻，終成偉業。讀罷方知不是這麼回事。夏先生入考古一行，純粹是陰差陽錯，甚至入文科這一門，都不是出自本心。然而這些，一點也不妨礙他在考古學界成就一世的英名。

且看他的學術之路是怎樣走過來的。

浙江溫州人。1927年夏，溫州十中畢業，來到上海，考入光華大學附中（高中）。第二年春季開學，以岳父喪事留家開祭，未按時到校，「不料光華附中高中部適於其時劃分文、理二科，令各生自行認定。龐元龍以自己認文科，故將余亦報入文科中，余入校始知之，當時分科並不嚴格，故亦聽之」。（第1卷第9頁）別以為這是少年時對自己興緻的錯判，不，直到上了大學歷史系，他還在想著轉到生物系呢。

1930夏，同時考上燕京和清華，光華大學可免試入學，等於同時考上三所大學。他選擇了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第二年經考試轉入清華大學歷史系。入學不久，9月18日便到教務處問能不能轉系。「吾問如轉生物系能否得到允許，據云須系主任及教務長允許……一個晚上，都躊躇莫決：『到底讀文科抑理科好呢？』」（第1卷第72頁）後因他故，未能轉成，只好待在歷史系，師從蔣廷黻先生認真讀書，且與同班同學吳晗組織中國歷史研究會。

1934年夏天畢業，又考入清華研究院。歷史系僅一人，以最高分錄取。幾乎同時，清華招考留美公費生。他的長項在中國近世史，但這一年的留美公費生指標里，沒有中國歷史，與中國歷史相近的，只有考古學。要留學，只有報考古。也不是容易考的，參考者中竟有河南大學考古系的主任。可他還是考上了，且成績在北平參考四人中為最高。

清華研究院為他聘請的研究生指導員是傅斯年和李濟二先生，依學校的安排，可先去安陽考古基地實習一年，然後出國。按說這下該死了心，矢立志於考古事業了吧。真要這樣，就不是夏鼐先生了。3月間在安陽，得吳晗來信，說1935年度的清華公留美公費生名額里，有經濟史一門，他的心又動了。於是讓吳晗替他問梅貽琦校長，可否保留去年考古生的名額而參加今年經濟門的考試。5月初，吳的信來了，說梅校長「意見如欲考經濟史剛必須放棄考古學，因兄為本校學生，如一通融，必將引起各方責備及糾紛也……結果如此，殊令我失望，恐我只好咬牙硬幹矣。」（第1卷第319頁）也就是說，只能今年留學且學考古了。

這樣，1935年8月來到英國，入倫敦大學，師從考陶爾德研究所的葉茲教授學習考古學。沒過三個月，他就看出這個葉茲教授的底子，「是一個不懂中文，又不懂考古的人，做起中國考古教授，卻有點滑稽」。而這時，還有一位史語所派出的年輕學者吳金鼎，也在跟著葉茲學習，「條件是允減低學費一半，以襄助指導他人寫論文為條件」。（第2卷第80頁）不管別人怎樣，他是再也忍不下去了。1936年4月，毅然離開葉茲教授，投師到倫敦大學考古系主任格蘭維爾教授門下，學習埃及考古學。同時給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寫信，要求延長一年留學期限。再後來，又去埃及參加考古發掘，終於獲得博士學位於1939年回國。

對夏鼐與吳金鼎兩人，面對葉茲做出的不同選擇，李濟有個刻薄卻不失公允的評價。1937年5月間，李濟來倫敦講學，見到了在英國學考古的幾個年輕人，據同在英國留學的曾昭燏轉述，「李先生曾談及葉茲教授，此後決不再送學生跟他念書，說吳君太老實，不知變化，頗贊成我去年的轉系，說這便是南人與北人氣質的不同。」（第2卷第110頁）

學術上成功的通例不必說了，作為特例，夏鼎先生最為可貴的是，有著濃厚的讀書興緻。「我曾幾次對友人說，我的念書成了癮，用功這字和我無關，要剋制慾望讀書才配稱用功，上了癮的人便不配稱用功。不過我的讀書癮是喜歡自己讀書，不喜歡有教員在後面督促著。」（第1卷第31—32頁）喜歡讀書，逢考必贏，可說是夏先生成功的不二法門。

2012年12月2日於潺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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