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柯：王怡——網上呼吸(中國青年報 2004-10-13)

本報記者 徐百柯

　 王怡用心地品嘗著手裡的鹵鴨舌。

　 成都白果林小區旁的「紅錦天」火鍋店，是他和朋友們多年的「據點」。每當「有朋自遠方來」，王怡就將朋友帶到這裡。他說這是他多年來吃到的最美味的鴨舌。

　 長期「忠實」於一家館子或一道菜，對此，王怡也能闡述一番「道理」：「自由主義者，總是程度不一的保守主義者。即使在個人偏好和餐館選擇上，也不喜歡頻繁更換。我多年來在一家固定的麵館要二兩牛肉麵，直到它拆遷關閉。」

　 從2000年迷上網路，4年後，王怡被很多網友稱為「網路意見領袖」。

　 有媒體刊出他的照片，於是，他常出沒的「關天茶舍」網上，立刻有網友發言：「王怡比我想像的胖多了。我以為思考者都是瘦子啊！」

　 的確，這個思考者不瘦。事實上，他的朋友們直接就叫他「胖子」。假如這位對「思考者」有著固定想像的網友和王怡接觸一番，他會發現，這位思考者不僅不像很多思考者那樣尖刻，相反，他十分溫和。

　 「他是個溫和的人。」王怡的朋友李勇一再強調。

　 王怡的另一個朋友何宜描述：「他隨時都笑眯眯的。他的平和發自內心。」

　 四川三台人王怡，現在自由而平靜地生活在他所喜歡的成都。他每天的生活被他概括為七個字，「上網、看書、寫東西」。當然，還得加一個固定習慣：每晚12時以後，看一部影碟。

　 每隔兩天，王怡總會逛一趟碟市，為他卧室里已經擁擠不堪的電影收藏再添加一些；隔段時間，他會逛逛舊書攤，「淘」些好貨色充實他客廳三面牆前頂天立地的書架。

　 他在成都有一幫朋友，按他的話講，「既是思想上默契的朋友，也是最典型的酒肉之交。」他們的聚會，通常選在小飯館、茶鋪。他們相互開玩笑，也分享思想的喜悅。

　 王怡的朋友冉雲飛，特別欣賞王怡身上的「平民主義傾向」。「他身上有那麼一種溫情，那是對世俗生活的熱愛。」冉雲飛說，「對生活保持過分矜持的態度，一定是有問題的。人要有趣，才能做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

　 那天在「紅錦天」火鍋店吃飯，王怡鄭重告訴朋友們，他畢業的那所大學，在成都郊區新建了校區，近日學校以周邊食品不衛生為由，不讓學生出校門。而真實的動機是保證新校區的後勤利潤。王怡說，他為這樣的母校感到羞恥。他準備聯合這所大學畢業的同道，簽名抗議。

　 這就是王怡。看著師弟師妹們自由選擇「吃」的權利被剝奪，他會發言。看著任何人的任何一點兒自由被剝奪，他就會有發言的「衝動和渴望」。但他馬上強調，這種「衝動和渴望」，不是來自血液，而是來自理性。

　 「知識分子的武器就是觀念，你必須用觀念去戰勝觀念。」王怡說。

　 王怡的觀念是，持一種「保守主義」立場，這是他所研究的憲政主義的核心。「保守不是守舊。保守主義的本意是保守一種自由的傳統，哪怕這個傳統微乎其微。保守每個人眼下的既得權利，即使這個權利再渺小，也不能在整體性社會變革的名義下，隨隨便便把它犧牲掉。保守主義者的牛脾氣，體現在他死死抱住一種具有正當性的個人權利。除非有更加正當和必須的理由，除非得到一種司法的承諾和必要的補償，否則你說一萬句好話――不給；你嚇他說不給就把你宰了――還是不給。」

　 在表達這種立場時，溫和的王怡會有一股狠勁兒，所以他會用「宰」這樣的詞。他特別欣賞北京的一個學者，在一次簽名活動中，這位學者想了很久，以致晚上徹夜難眠。「最後，他說，『媽喲，管球得多，老子簽了！簽了又啥子嘛？」王怡用四川話模仿了這位學者的想法。這種「豁出去」的感覺讓他很「爽」。

　 王怡覺得這樣才配稱「知識分子」。他認為知識分子不是從來不顧念個人利害，而是在某些關頭，做事不講得失，只講內心的信念。「按我們四川人的說法，就是『脾氣來了』。對，就是這種中國士大夫的『脾氣』。」

　 王怡的朋友李亞東說，王怡有一種很多自由主義者身上所缺乏的對故土的情懷。這個「故土」，是三台，是四川，也就是文化中國。「他的名字，『怡』，就是『三台』嘛。他的憲政主義主張、他的抨擊時弊、他的組織簽名，都是因為對這塊土地有感情。很多人『看穿了』，所以不願意去做事，只追求個人的自由。而王怡是樂觀的，積極主動地去做很多事情，有時候甚至知其不可而為之。從這一點上說，我敬佩他。」

　 李亞東曾去孔子故鄉曲阜旅遊，回來給王怡帶了一尊孔子像。王怡很高興，但告訴他，自己還不準備去。因為曲阜代表著一種「傳統」，是聖地，不能隨隨便便就去。去，就要像當年徐復觀那樣懷著敬畏之心去。

　 在「關天茶舍」上，曾有網友發帖子「我眼中的關天之最」。其中，「我最佩服的人」一項，赫然是王怡。「因為他敢說我不敢說的話，而且非常犀利。」

　 31歲的王怡，對自己生活的現狀是，「基本滿意」。8年前，他畢業於四川大學法學院，分配到成都大學教書，最多時，一周要上20多節課。當然，現在他一節課也不用上了。學校中斷了他的續聘。

　 王怡也極端反感現行的學術體制。「我決不和它沾邊」。可這意味著「如果我不想要這個資源，我還能成為一個知識分子嗎？」

　 王怡渴望過一種知識分子生活，他更看重精神生活，但這和世俗生活有衝突。「當時生活壓力非常大，不斷得要搬家。」後來，他選擇做了一段時間的律師，結果「發現自己不能做這個，受不了那種生活」。

　 2000年之前，王怡基本上與世隔絕。是互聯網為他開啟了一種全新的生活。對他來說，網路為他聯通了三個世界：國內傳媒、海外中文世界、知識界和思想界。

　 王怡坦言，假如沒有互聯網這種資源，他或許由於反抗學院體制從此告別「知識分子」，或許被迫接受學院體制，至今仍在其中「受閹割」。

　 網路成了他思想自由呼吸的精神憩所，與此同時，他的世俗生活也終於安定了下來。2002年，6年中第六次搬家，不過這次終於搬進了夫妻倆自己按揭的房子。

　 房子只有50多平方米，一室一廳。但他終於為哈耶克、以賽亞？伯林、馬克斯？韋伯們找到了書架；為數千張影碟找到了碟架；為朋友送他的「中國大陸第一法槌」紀念複製品找到了擺放之處；為他請朋友寫的「抱殘守缺」條幅找到了懸掛之處。當然，最為關鍵的是，他終於為自己的肉體和精神找到了「家」。

　 王怡珍視「抱殘守缺」這句話，不僅由於他曾一度迷戀道家，更由於這種精神和他所堅持的憲政主義精神一脈相承。當「抱殘守缺」被大眾視為一個貶義詞，代表著固步自封時，相反的褒義詞就是激進主義，包括烏托邦。在這種大眾思維中，殘缺、不完美的東西通通是沒有價值的，應當被「革掉」。但王怡認為，這些東西及它們所代表的「傳統」恰恰是有價值的。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正是在這些「傳統」中，一點一點地生長出來的。

　 王怡在文章中寫道：「我覺得當代最偉大的成就，莫過於讓『中國人的權利』成為一種鮮活的、正在生長的傳統，就像小商店門口掛的牌子，寫著『正在營業中』。」

　 王怡身上的「標籤」，除了互聯網，還有「70年代」。但他的朋友汪建輝不太認同此點。汪建輝說，第一次和王怡見面，就覺得他和自己所認識的70年代人不太一樣。「他更像我們這批60年代的人」。因為，在汪建輝的印象中，70年代的人更「經濟」，更「物質」。從懂事起，「白領」就成為他們追捧的生活方式。而王怡身上，明顯多了60年代及之前那代人身上那股理想主義的勁兒。

　 另一個朋友張心武則認為，70年代的王怡，和60年代的人，還是有差別的。「60年代的人，內心中多少有些暴戾之氣，因為從小所受的教育就充滿暴戾。而王怡不一樣，他講理，即使不高興，他也是輕鬆地、微笑著講理。他從來不會斬釘截鐵，不會咬牙切齒，也不會不屑一顧。他的力量表現在他那種韌性的堅持。」

　 張心武認為，60年代人思考的更多是一些宏大的問題：群體、國家、人類，而70年代人的思考離個人更近。「像王怡，他更關心每個個體的痛。憲政思想表面上很大，但其實是一種很樸實的真理，首先就是對個人任何一點兒微小利益的維護。這一點上，王怡跟我們比，很可貴。」

　 王怡的日子，看上去比他那些60年代的「老哥」過得更自在、也更「滋潤」。雖然收入不算多，但從他臉上永遠看不出「清苦」。他的生活狀態保證了他精神狀態的放鬆，也保證了他韌性地去表達他的觀念。

　 王怡的母親說兒子從小就是「擰著的」。如果要勸他多吃飯，不能直接說，得反過來，說你不要再吃了，他就會多吃。

　 上中學時，老師讓王怡當班幹部，他當了兩天就不幹了。但在隨後的公開競選中，王怡不僅參加，還以精彩的演講得到最高票，重新當上了班幹部。母親問他為什麼，他說：「喊我當的，我就是不當。這次是我自己要去的，大家認為我可以，我就當。」

　 王怡的父親在兒子上大學期間去過他的宿舍。「哎呀，到處都是書，床底下塞滿了，床邊的角落也放滿了，床上搭了幾層板子，只留了一點兒睡覺的地方。」

　 那會兒，父親對他所買的書很有意見。「哲學、歷史、思想史、武俠，什麼他都買來看。我心裡總覺得這是不是有點兒不務正業啊？這些和你的法律又沒多大關係。」

　 但現在，父母很關注王怡發表的東西。看過之後，父親感嘆：「嘿，結果你還別說，他那會兒看的東西全部用進去了，連金庸什麼的也是。」

　 借著金庸，王怡篤定地表白自己的立場：「我最後的想法是做一個批評者。我只讚美自由和我愛的人。因為人間有一把屠龍刀，所以我選擇永遠站在倚天劍的那一邊。」

　 雷立剛是王怡的大學同班同學，自稱性格很糟糕，但他很難對王怡發脾氣。「因為這傢伙脾氣實在太好了，我找不到借口罵他」。

　 長期以來，雷立剛感受著王怡的「寬和」，但同時，他也明顯感覺到，這傢伙是「寬和」和「固執」奇怪的綜合體。雷立剛並不認為，王怡這樣完全靠寫作為生是一件好事。

　 「我勸過他，當然，他不聽。」雷立剛無奈地說，「不過，這不影響我喜歡他做的回鍋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