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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熱鬧的經濟學只不過是一場虛幻鬧劇

國內經濟學子熱衷於設計出一個個數理模型,經濟學理論看似獲得了畸形繁榮;但顯然,這些模型基本上都沒有堅實的理論根基(無論是邏輯上還是經驗驗證上),因為它們幾乎都沒有考慮經濟學的特質,以至整體性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已經被嚴重閹割了。其實,大家捫心自問一下:我們對社會的認知提高了嗎?筆者相信,將來人們再回過頭來反思我們當前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情形之時,必然會對這種荒唐鬧劇苦笑不已,甚至會奇怪:那時的理論探索者怎麼都陷入了如此的非理性狀態,就像社會上的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一樣。本已不打算對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作過多的告誡,但為湊夠本欄目的20篇文章,是以撰文一篇以作總結。

「劇場」與當前經濟學

——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反思(二十)

勞丹的科學增長理論指出,科學的目標在於:盡量擴大已解決的經驗問題的範圍,與此同時,盡量減少或縮小反常問題和概念問題的範圍;一個理論解決的問題越多越重要,這個理論就越好。就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經濟學而言,其理論研究的目的在於試圖引導人們有目的的行為而使得整個社會邁向更合理的發展道路,並最終提高全體成員的福利;而且從概念問題上看,經濟現象本身不是客觀的,經濟學理論中必然會包含著某種價值標準,必然包含了提出者的目標,這一點與自然科學存在根本的不同。例如,愛因斯坦就曾指出,「科學不能創造目的,更不用說把目的灌輸給人們;科學至多只能為達到某些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卻是由那些具有崇高倫理理想的人構想出來的,只要這些目的不是死胎,而是有生命的,並且是生命力充沛的,它們就會被許多人所採納並且向前發展,這些人半不自覺地決定著社會緩慢的進化」;正是「由於這些理由,在涉及人類的問題時,我們就應當注意不要過高地估計科學和科學方法」。正因如此,我們在評估經濟學理論的科學性時也應該與自然科學有所區別:任何經濟現象本身就是人類行為的產物,因而經濟學根本就沒有獨立而客觀的研究對象,根本不可能像自然科學那樣用實驗來積累事實以作為理論建立的材料;同時,經濟學理論需要經受越來越多地經驗事實的檢驗,更重要的是要經受當前事實的經驗。

然而,主流經濟學卻似乎不願考慮這種差異,而是積極承襲自然主義的基本思維,它不但把經濟現象與自然現象給混淆了,同時也在錯誤的認識論的基礎上來理解和探究經濟學理論。事實上,儘管數理模型的分析以及計量實證的檢驗都是理論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階段,但是,我們在發展經濟理論時卻不能喧賓奪主,而是要充分認識到這兩者在經濟學理論發展中的局限;究其原因在於,經濟學畢竟不是自然科學,其理論本身的可證實性以及可證偽性都比較差。我們不但難以從數理模型和計量分析中直接得出理論,因為經濟學理論往往是對大量的歷史材料知性抽象;而且,數理模型和計量分析僅僅是對已經抽象出的理論進行補充和嚴密化,從而甚至會對理論產生窒息的效果。其實,筆者在一系列文章中都提出,當前經濟學的數理化趨勢是從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計劃經濟盛行的產物,但在當前經濟形勢發生如此變化的情況下,主流經濟學卻依然堅持這種建構理性主義的研究方式,那麼,學術中的「理性自負」也就不可避免了。這也如米塞斯指出,「我們時代普遍接受的認識論學說並不承認,自然科學研究的事件領域和作為經濟學與歷史學研究對象的人類行動領域之間存在基本差別。人們充滿了一些關於『統一科學』的混亂思想,這就是必須根據牛頓物理學研究質量與運動時所依據的方法來研究人類行為。根據這種所謂的研究人類問題的『實證』方法,他們計劃建立『社會工程』,這種新技術可以使未來有計劃社會的『經濟沙皇』能以一種工程師利用技術處理無生命的物質的方式來處理活生生的人」。

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儘管國內「主流」學者對計劃經濟和行政對市場的干預如此否定,但卻極端地擁抱帶有深深建構理性主義特質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特別是,在當前國內的經濟學界,那些對經濟學性質知之甚少的海歸人士以及受他們引導的那些青年學子如此迷信與經濟學的科學性、客觀性以及數量化,任何對經濟學方法論的深入探究的基礎上對當前這種流行主義方式的反思都會普遍的謾罵。結果,就當前國內經濟學界的情形而言,以下四個領域似乎成了明哲保身的經濟學人之禁區:一是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梳理或正面解釋,這會被視為迂腐教條的象徵;二是對經濟學理論中潛含價值觀的挖掘,這會被視為意識形態主義者,二是對濫用數學和庸俗實證主義的批判,這會被視為分析能力低下者;三是對主流經濟學「前沿」理論的反思,這會被視為落後狂妄的標誌。顯然,正是由於不滿於經濟學的當前現狀,因而筆者的思索恰恰涵蓋了所有四個方面;就其原因在於,筆者所求的乃是「為己之學」,而不是向他人的智力顯示,因而即使不被理解也在所不惜。事實上,筆者也真誠地希望那些熱衷「前沿」或惟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瞻的學子也能稍作思索:我真的相信「不言自明」的定理以及由此推出的結論嗎?這些數理模型和實證分析真正提高了我對社會的認知嗎?或者,模型構建或數據收集是提高認知的最有效方式嗎?當然,之所以會產生這種現象,關鍵是越來越的理工科出身的人主導了經濟學,從而導致整個經濟學理論研究者的知識素養急速下降;具有建構主義思想的學人試圖遵循自然科學的思維經濟學對理論進行諸如均衡等「建構」性設計,難道就不會稍加反思:當前的經濟學理論中潛在著深刻的「理性自負」嗎?

其實,在筆者看來,經濟學研究本身上是要提高對社會的認知以為增進人類的福利服務,而要做到這一點,經濟學就需要朝本土化方面發展;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揭示我們日常經驗背後的東西,並導向一個「極高明」的人生和社會理想。顯然,這就需要有非常廣播的知識:不僅是要學習現代西方經濟學及其各流派,還需要了解整個西方經濟學學說發展史,了解西方其他學科的發展;而且,更需要學習中國經濟史及經濟思想史,要了解中國人的基本思維方式和對社會認知的變化。也正因如此,筆者強調,中國經濟學的發展,首先是一個思維認知的問題,其次也是一個對中國現狀認知的問題;相反,它不是一個普遍性的模型化過程,更不是照搬一些「不言自明」的定理的過程。事實上,國內那些「主流」經濟學者熱衷於設計出一個個數理模型,經濟學理論看似獲得了畸形繁榮;但顯然,這些模型卻逐漸失去其堅實的理論根基,因為整體性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已經被嚴重閹割了。如果套用一個在日本很流行的術語,當前的經濟學正處於一種「劇場氛圍」:在那裡,不善邏輯推理,不明白經濟學的特質以及不知道如何構建有說服力的理論都沒有關係;相反,存在的是淺顯易懂的意向和情緒,那些觀看小聰明學術鬧劇的觀眾會以為他們理解科學化的經濟學而相互傳染亢奮,渾然不覺被剝奪了獨立思考。當然,鬧劇聽多了也會審美疲勞,荒唐事傳多了也會對現實造成衝擊,特別是,劇場總有亮燈的時候,此時人們終究會醒悟:這令人如泣如醉的場景原來根本上就是一場虛幻鬧劇,於是就會用扔臭雞蛋的方式來發泄他們因受騙而萌生氣憤和不滿,甚至還有可能會出現更為激烈的反應。

也正因如此,筆者一直努力堤防自己也被捲入這種劇場之中,並刻意地從局外的角度看待劇場中的種種表演,分析劇場中表演者和觀眾的千奇百態,揭示他們之間相互強化的麻醉;不過,卻不指望能夠多大程度地影響現世的人,因為筆者相信普朗克的話:「一個新的科學真理,不是通過使它的反對者信服並且使他們認識到真理的光芒而獲得的勝利,而是因為它的反對者們大多數都死去了,並且熟悉它的新生一代成長起來」。當然,儘管筆者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沒有能力將正處於亢奮狀態中的觀眾從劇場中拉出來,但也希望劇場一旦結束這些觀眾在短時期內就可以認識到現實的情形,而不致因為茫然無所錯而從一個劇場尋找另一個劇場;也就是說,中國的學術終有一天要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而不總是從一個極端轉到另一個極端地重複著惡性循環,就如整個社會的發展軌道一樣。為此,筆者一直在做一個學者應盡的對人類的知識沉積進行梳理和整理的工作,希望縮短觀眾從劇場的氛圍中回歸現實的時滯,縮短經濟學理論從畸形向正常復歸的時滯;當然,筆者也深知,這遠遠不是筆者一人所能為的,而是有待於更多能夠理性思考的並且學識淵博的學人出現。其實,筆者常常臆想,哪一天中國人能夠在博覽群書的基礎上能夠真正靜下心來獨自地思考問題,而不是為那些「前沿」或「權威」的觀點牽著走;那麼,中國的學術就有希望了,整個社會也就大有前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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