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張居正的君主教育為什麼失敗？

明代張居正的君主教育為什麼失敗？

中國自古以來就重視宮廷教育，明代又多有小皇帝，對少年天子的教育尤其重視。明中葉被譽為弘治中興的名臣丘浚認為:「 一心興邦，一心喪邦。」「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1) 皇帝是百官的表率，皇帝的一言一行直接關係到國家的興亡盛衰。治國首先要求君主有良好的品性，「所以必先格君心之非也。」把皇帝的品德列為治國的首務，為此他進獻《青宮勉學》要小皇帝記住:「 祖業起艱辛，皆由儉與勤。每當溫飽處，常念凍飢人。治必期堯舜，學須宗孔朱。百家皆小道，不是聖賢書。」(2)

　　程朱理學在明代是主流意識形態，程頤、朱熹的著作如《四書章句集注》等是為宮廷教育的範本，天子從少年起就要熟讀、銘記，以預防君主長大後有可能發生的過失，開創明代帝王教育的傳統。教育的目的是造就一代賢明君主，然而在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體制中，面對至高無上的皇權又往往失效，張居正對少年天子教育的失敗就是典型的一例。

　　張居正以神宗的老師和顧命大臣的聲望，熱切期待神宗成為一代聖主，對少年神宗的教育，嘔心瀝血，為了營造宮廷的讀書氛圍，鼓勵小皇帝讀書，讓宮女、太監都接受經書教育，使後宮無人不讀書。對神宗的起居日用、行事為人，更是關懷備至，循循善誘地進行教導。他為小皇帝親自編寫《帝鑒圖說》，書名取之唐太宗的名言:「 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見興替。」故以「帝鑒」命名。書中講了117 個帝王故事，有81件「聖哲芳規」，記載聖明君主的嘉言美行；36件「狂愚覆轍」，闡述暴君的惡行劣跡。文字淺顯易懂，琅琅上口，一篇一個故事，配有插圖，文後附有解讀，詞簡意賅，生動有趣，堪為一部優秀的帝王啟蒙讀物，後來遠傳到日本，廠為流傳。

　　神宗自幼就接受非常嚴格的教育。隆慶六年(1572)六月，十歲的神宗剛接位，父喪未畢，就被關進書齋，進行日講，又規定，每月三、六、九視朝，視朝後還要溫書，非大寒大暑不停止這一課程。

　　每天日出，皇帝進膳後即開始讀書。先要誦讀《大學》十遍，《尚書》十遍，再由講官開講，完畢，看章奏文件；近午要聽講《通鑒》，午膳後才能還宮。上朝之日，仍要溫習、練字帖。十一歲的神宗喜好書法，作為帝王這也受到限制，在張居正看來:「 帝王之學，當務其大。自堯舜至唐宋的賢明君主，都重視修德養性，治世安民，不追求一技一藝。漢成帝知音律，能吹簫作曲。梁武帝、陳後主、隋煬帝、宋徽宗、寧宗，都能文善書，精通繪畫，但都無能挽國家的亂亡。君主要以道德修養為重，豈能以一藝沾沾自喜。」神宗剛滿十四歲，張居正就把他爺爺嘉靖的242件文檔，交給他學習治理。不停地進呈四書直解、進呈大寶箴，進呈皇陵碑，進呈寶訓，進呈御札，進呈百官圖御屏等等，使一個少年背負這樣的重擔，連書法的愛好也不能盡興。

　　此時的神宗對張居正甚為畏懼，背誦《論語》，偶有失誤，居正說一聲讀錯，神宗也會嚇得一跳。對馮保也有所顧忌，讀書時稍有鬆懈，一見馮保，急忙正襟危坐說:「 大伴來矣! 」作為一個少年免不了愛好玩耍，可是神宗卻沒有這個幸運。有一次，夜間跟隨太監孫海到別宮遊樂，穿窄袖小衣，學著走馬持刀嬉戲，被李太后知道，罰了長跪還不算，又寫下罪己詔才作罷。還有一次偶而在宮中唱戲，突聞有巡城御史的呵呼聲，趕忙停下來說:「我畏御史!」

　　應該說，神宗對張居正的改革是相當滿意的，萬曆九年在與張居正討論政務時說:「 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賦稅如期上繳之故。」一再表示:「 十年之間，政理修明，勛績顯著，簡在朕心。」張居正也認為: 「十年之間，志同道合，言聽計從。」

　　這樣親密的師生感情，十年的友好合作，誰又想到張居正屍骨未寒，神宗驟然變卦，滿門查抄，幾乎被掘棺鞭屍，十年心血毀於一旦!?何以落得這樣令人心寒的結局? 論者或以為這是神宗的個人品性，或是受之反對派的慫恿，或認為張居正功高震主，這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更為深沉的是，絕對權力造就的絕對私利，絕不容許他人分享，哪怕是扶危濟難的耿耿忠臣，也不過是召之即用，用完即棄的奴才。小皇帝年幼，還不能意識權力的作用，自有一股少年的真情，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成長為獨立的封建統治的最高代表人物，至上的皇權刺激他無限享受的慾望，對張居正的勸諫和約束已有所不滿。

　　自幼深居內宮的神宗，六歲立為太子，十歲登基，過的是至尊至貴的生活，聽的是歌功頌德之詞，耳濡目染的是帝王們驕奢淫逸，放蕩懶怠的傳聞逸事，這與道德說教形成極大的反差: 一邊是嚴加約束的道德信條；一邊是可以為所欲為的權力。這是一個少年心理所難以承受的落差。在嚴厲管教下的神宗，連嬉戲、聽樂、玩玩走馬持刀的遊戲，都要受罰，平民百姓的孩子能享有的童趣，神宗都沒有。擁有最高的權力，卻沒有最少的歡樂，這是常人所難以理解的畸形環境，一個少年成長在這夾縫中，很難保持心理的健康發展。他對張居正管教的不滿已在潛滋暗長，

　　神宗最親近的太監是馮保，自小由馮保抱大，長大後的一切飲食起居也由馮保照料。這馮保又是太后的心腹，張居正忠實的支持者，秉承太后的囑咐，經常要向太后彙報，免不了打些小報告，這就招來神宗的不滿。起初他與馮保尚能保持良好的關係，但又不堪馮保的管教，有一次他在書寫大字時，馮保在旁侍候，身體稍有前傾，神宗突然將醮滿墨汁的筆，擲到馮保身上，馮保和張居正都大驚失色。這看來是一件不經意的事，卻使張居正驚惶失措，可見其份量不可小視。

　　值得玩味的是，神宗對張居正由敬畏而生嫌隙，是在「帝漸長」時發生的，這預示神宗隨著年齡的長大，權力意識開始蘇醒，他本是受萬眾山呼萬歲的皇帝，權力之大所向披靡，無所不能，也無所沒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不斷地刺激他享用至高權力的慾望，在他尚未親政時就已表現出這一傾向。神宗大婚以後，有一次喝醉，強令小太監唱戲，由於太監唱不好，神宗一怒抽刀就斬斷了他頭上的髮髻，這是僅次於斬首的懲罰。此事驚動了李太后，在太后的嚴厲叱責下不得不悔過，寫了檢查交給張居正。皇帝對奴才隨意生殺予奪，是專制主義制度賦予皇帝的權力，太后的批評只是道義的教誨，這種教誨只能在一定範圍內發生作用，皇帝一旦親政，沒有任何約束，擁有專制制度提供的窮奢極欲的享受和濫殺無辜的權力。神宗從一個乖巧的小孩，變成為所欲為的帝王，是制度的造就，這是皇權專制主義賦予帝王的特權，面對這一制度鑄就的特性，一切道德說教都蒼白無力。

　　綜觀中國歷史上的君主教育，以聖哲先賢為榜樣的禮義教誨，以天道儆世的天人感應說，以及規勸帝王的諫議制、史官制等各種理論和方法，都不外乎通過道德教育使君主自律，以達到約束君主的目的。這種教育並非完全無效，歷史上也有開明的君主，但昏憒的帝王又何其多! 張居正在《帝鑒圖說述語》中說:「 自堯舜以至於今，代更幾世，主更幾姓矣，而其可取者，三十餘君而已。....卓然可為世表者，才什一耳。」(3)值得後世效法的君主才佔十分之一，可見對君主的教育更多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效。無疑的是，在歷代君主教育中，張居正擁有教育小皇帝的條件最優越，可失敗也最慘重。

　　對君主是自律還是他律，實際上是人治和法治的問題，不論儒、法、道、佛的主張有多少差別，但都崇尚道德自律，張居正努力實踐帝王教育的結果得到的是失敗回報。他本是裕王府的講官，又是神宗的老師，為父子兩代君王授課，對小皇帝兼有老師和顧命的情誼。作為首輔又得到皇帝和太后的充分信賴，這是他放手教育小皇帝的極好機會和條件。按理說，皇帝自小就受到他嚴格的教育和訓練，本應成長為一名他所期望的聖主，事實上全都化為泡影，這一失敗，證明依靠道德自律來約束君主根本行不通，促使人們丟掉對君主自律的幻想。只有拋棄對自律的幻想，才能從自律以外的途徑，尋找限制君主的方案。黃宗羲、唐甄的抑制君權，成為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飛躍，就在於突破傳統的道德制約說，提出以權力制約權力的新思路。雖然因為社會條件的不成熟，這一思想沒有實踐的可能，可貴的是在中國終於出現了具有近代因素的新思想。張居正君主教育的失敗，是他君主觀念的破滅，這種破滅必然促發人們對君主專制的反思，所以這也可說是抨擊君主專制主義思潮醞釀中的陣痛。

應該說，神宗對張居正的改革是相當滿意的，萬曆九年在與張居正討論政務時說:「 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賦稅如期上繳之故。」一再表示:「 十年之間，政理修明，勛績顯著，簡在朕心。」張居正也認為: 「十年之間，志同道合，言聽計從。」

　　這樣親密的師生感情，十年的友好合作，誰又想到張居正屍骨未寒，神宗驟然變卦，滿門查抄，幾乎被掘棺鞭屍，十年心血毀於一旦!?何以落得這樣令人心寒的結局? 論者或以為這是神宗的個人品性，或是受之反對派的慫恿，或認為張居正功高震主，這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更為深沉的是，絕對權力造就的絕對私利，絕不容許他人分享，哪怕是扶危濟難的耿耿忠臣，也不過是召之即用，用完即棄的奴才。小皇帝年幼，還不能意識權力的作用，自有一股少年的真情，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成長為獨立的封建統治的最高代表人物，至上的皇權刺激他無限享受的慾望，對張居正的勸諫和約束已有所不滿。

　　自幼深居內宮的神宗，六歲立為太子，十歲登基，過的是至尊至貴的生活，聽的是歌功頌德之詞，耳濡目染的是帝王們驕奢淫逸，放蕩懶怠的傳聞逸事，這與道德說教形成極大的反差: 一邊是嚴加約束的道德信條；一邊是可以為所欲為的權力。這是一個少年心理所難以承受的落差。在嚴厲管教下的神宗，連嬉戲、聽樂、玩玩走馬持刀的遊戲，都要受罰，平民百姓的孩子能享有的童趣，神宗都沒有。擁有最高的權力，卻沒有最少的歡樂，這是常人所難以理解的畸形環境，一個少年成長在這夾縫中，很難保持心理的健康發展。他對張居正管教的不滿已在潛滋暗長，

　　神宗最親近的太監是馮保，自小由馮保抱大，長大後的一切飲食起居也由馮保照料。這馮保又是太后的心腹，張居正忠實的支持者，秉承太后的囑咐，經常要向太后彙報，免不了打些小報告，這就招來神宗的不滿。起初他與馮保尚能保持良好的關係，但又不堪馮保的管教，有一次他在書寫大字時，馮保在旁侍候，身體稍有前傾，神宗突然將醮滿墨汁的筆，擲到馮保身上，馮保和張居正都大驚失色。這看來是一件不經意的事，卻使張居正驚惶失措，可見其份量不可小視。

　　值得玩味的是，神宗對張居正由敬畏而生嫌隙，是在「帝漸長」時發生的，這預示神宗隨著年齡的長大，權力意識開始蘇醒，他本是受萬眾山呼萬歲的皇帝，權力之大所向披靡，無所不能，也無所沒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不斷地刺激他享用至高權力的慾望，在他尚未親政時就已表現出這一傾向。神宗大婚以後，有一次喝醉，強令小太監唱戲，由於太監唱不好，神宗一怒抽刀就斬斷了他頭上的髮髻，這是僅次於斬首的懲罰。此事驚動了李太后，在太后的嚴厲叱責下不得不悔過，寫了檢查交給張居正。皇帝對奴才隨意生殺予奪，是專制主義制度賦予皇帝的權力，太后的批評只是道義的教誨，這種教誨只能在一定範圍內發生作用，皇帝一旦親政，沒有任何約束，擁有專制制度提供的窮奢極欲的享受和濫殺無辜的權力。神宗從一個乖巧的小孩，變成為所欲為的帝王，是制度的造就，這是皇權專制主義賦予帝王的特權，面對這一制度鑄就的特性，一切道德說教都蒼白無力。

　　綜觀中國歷史上的君主教育，以聖哲先賢為榜樣的禮義教誨，以天道儆世的天人感應說，以及規勸帝王的諫議制、史官制等各種理論和方法，都不外乎通過道德教育使君主自律，以達到約束君主的目的。這種教育並非完全無效，歷史上也有開明的君主，但昏憒的帝王又何其多! 張居正在《帝鑒圖說述語》中說:「 自堯舜以至於今，代更幾世，主更幾姓矣，而其可取者，三十餘君而已。....卓然可為世表者，才什一耳。」(3)值得後世效法的君主才佔十分之一，可見對君主的教育更多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效。無疑的是，在歷代君主教育中，張居正擁有教育小皇帝的條件最優越，可失敗也最慘重。

　　對君主是自律還是他律，實際上是人治和法治的問題，不論儒、法、道、佛的主張有多少差別，但都崇尚道德自律，張居正努力實踐帝王教育的結果得到的是失敗回報。他本是裕王府的講官，又是神宗的老師，為父子兩代君王授課，對小皇帝兼有老師和顧命的情誼。作為首輔又得到皇帝和太后的充分信賴，這是他放手教育小皇帝的極好機會和條件。按理說，皇帝自小就受到他嚴格的教育和訓練，本應成長為一名他所期望的聖主，事實上全都化為泡影，這一失敗，證明依靠道德自律來約束君主根本行不通，促使人們丟掉對君主自律的幻想。只有拋棄對自律的幻想，才能從自律以外的途徑，尋找限制君主的方案。黃宗羲、唐甄的抑制君權，成為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飛躍，就在於突破傳統的道德制約說，提出以權力制約權力的新思路。雖然因為社會條件的不成熟，這一思想沒有實踐的可能，可貴的是在中國終於出現了具有近代因素的新思想。張居正君主教育的失敗，是他君主觀念的破滅，這種破滅必然促發人們對君主專制的反思，所以這也可說是抨擊君主專制主義思潮醞釀中的陣痛。

這種陣痛，是對帝王教育難以化解的艱難，不身處其境者，不足以理解這難點的發生和發展。張居正死後，神宗失去最後的顧忌，猶如脫韁的野馬，貪婪地掠奪社會的一切財富，甚至踢開地方官府，派出太監特使到各地徵稅，把本該收歸戶部的稅金，納入皇帝的小金庫，橫徵暴斂，殺人奪產，激起全國性的反對礦使稅監的風潮。神宗是「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4)人們憤怒地痛斥皇帝是:「 驅率狼虎，飛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剝膚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災地坼，山崩川竭。」(5) 因此清代學者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中說:「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雲。 」這禍害就起自神宗的瘋狂掠奪，自己搬起石頭砸向自己的統治基礎。

　　返觀張居正的的道德教育，真是莫大的諷刺! 君主教育的徹底失敗，有力地證明，再優越的教育條件，再嚴格的自律要求，也無改於制度造就的帝王本性。張居正有清醒的君主觀念，卻醉心於君主教育，漚心瀝血地想造就的聖主，竟成為一代暴君。連自身都保不了，又何從保民、保天下? 超越自律，在他律中尋找制約君主的力量，才是唯一的出路，明清之際啟蒙思潮的興起，以抨擊君主專制主義為主題，就是最好的回應!

　　(1)丘浚《大學衍義補》卷一《正朝廷.總論朝廷之政》。

　　(2)丘浚《重編瓊台稿》卷三《青宮勉學》。

　　(3)《張居正全集》第一冊，卷三，奏疏三。

　　(4)《明史. 馮從吾傳》

　　(5)《明史. 田大益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