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上的瓷器貿易與世界文明再生產（下篇）

九、地理大發現與全球物質交換

儘管從唐代開始，中國的瓷器就在歐亞非舊大陸上貿易和流通，但在這之前，並未踏進美洲大陸還有大洋洲群島，即使在歐亞非大陸，由於歐洲的路途遙遠，中國的瓷器從未真正滿足過歐洲人的需求。但自15世紀末到16世紀，這一切都得到了徹底的改變。

這一改變是由歐洲的地理大發現開始的，1497聖誕節前夕，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率領的船隊終於闖出了驚濤駭浪的海域，繞過了好望角駛進了西印度洋的非洲海岸。1498年5月20日到達印度南部大商港卡利卡特。這意味著其只要穿過馬六甲海峽就可以進入中國南海，直接登陸中國直接進行貿易。這也意味著中國和歐洲的遙遙相望的歷史結束了，這兩個強勁地區的人們終於可以面對面的交流和貿易了。

還有一條航線是由西班牙航海家哥倫開闢的，他從1492年開始，四次橫渡大西洋，到達了美洲大陸。他的後來者，西班牙航海家麥哲倫，又從1519年10月開始，花了一年的時間，到達美洲大陸，穿過南美洲大陸南端和火地島之間溝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峽（後來被命名為麥哲倫海峽），由大西洋進入了太平洋，這是歐洲人以往未知的海域。1521年3月，船隊到達了菲律賓，在菲律賓的不遠之處就是台灣，以台灣為跳板，很容易到可以到達中國沿海的泉州、廈門等港口，與中國進行貿易。

這些新的交通網路聯接了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歐洲水手的水手們通過不斷的探險，終於尋找到了通往亞洲市場的新航路，並建立了聯接世界各大洋的貿易路線，開始和世界各地的人做生意。新航路不僅促進了歐洲與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亞洲的直接聯繫，而且便利了東西半球以及大洋洲之間的互動。

也就是在大約1500年至1800年間，世界各地區之間建立了廣泛的聯繫，從而把人們帶入了世界近代歷史的早期階段。歐洲的商人利用這些新航路的便利創立了真正的世界經濟體系，農產品、手工業品以及其他各種商品，包括瓷器都可以到達遙遠的異地市場。從1500年至1800年的歐洲人雖然征服了菲律賓和許多印度尼西亞島嶼，在全球化進程中獲得了最多利益，但這絕不能證明他們是近代早期世界事務的主宰者。因為面對強大的政權，如中國、印度、西南亞和安納托利亞，甚至島國日本，他們都毫無威懾力可言。

但無論如何，歐洲人「終於將馬可·波羅所形容的富饒中國，以及那裡數不清的新奇事物，拉到唾手可及的近距離內。」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民族也在探索著更廣闊的世界，然而只有歐洲人把東、西半球和大洋洲的土地與人民聯繫在一起，是歐洲的地理大發現決定性地改變了世界力量的平衡。

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的美洲新大陸的發現，以及繞經好望角前往印度航線的成功，將「寰宇」的範圍推向全球規模。世界各地的人都開始身陷與日俱增的交換活動，包括商業、科技和智識。「寰宇」的範圍轉型擴大，其中一項影響的後果便是亞洲商品可在歐美兩洲取得。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瓷器成為一項真正具有世界性身份的商品。所謂物質文化的「全球化現象」。自此時開始，中國瓷器的紋飾、色彩和形制，得到了真正的全球化式的首場展示。因為16世紀之前，中國瓷器雖然大量銷往亞非大陸，但卻很少現身歐洲，屈指可數的幾件珍品受到物主高度愛惜。因此，1497年，當達伽馬自葡萄牙出發，展開他繞過非洲前往印度的劃時代之旅時，葡萄牙王曼努埃爾一世千叮萬囑，交代他務必帶回兩樣西方最渴求的物事：一是香料，二是瓷器。

1514-1516年間，葡萄牙大帆船第一次在廣東沿海靠岸，自1540年起出現於福建，1542年之後靠泊日本。1543年，西班牙人到達東亞諸海，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門居住權。從那時開始，歐洲人終於可以直接從中國人那裡得到他們夢寐以求的，美麗的青花瓷器。

當時歐洲正值文藝復興時期，偉大的文化和思想的革命運動，需要來自方方面面的啟蒙和文化資源，歐洲遙望著東方的偉大帝國——中國，充滿著想像與嚮往：國家盛行讀書，講究禮教人倫，讓中國成為歐洲向前發展可以參照的一個先進標杆。但在16、17世紀交通的不便，文字語言的不通，使東西方的相互了解充滿了神秘的猜測。當16世紀中國大量美麗的青花瓷開始輸入到歐洲，裝飾著美麗華草圖案和木刻版畫中的戲曲故事的青花瓷，使歐洲人對中國這一遙遠的國度有了更直觀的形象認知。所以歐洲人說，青花瓷是中國送給歐洲文藝復興的最好的禮物。

十、全球化陶瓷貿易的首次登場

葡萄牙和西班牙由於航海上的優勢，使他們在地理大發現的早期成為世界貿易中的佼佼者，葡萄牙人佔領了澳門，以那裡為據點與中國做瓷器生意，並固定在印度轉口裝船，一次載運瓷器高達六萬件。其與中國建立直接貿易關係之後，每艘船裝上20萬件瓷器更成常態。

1６世紀晚期，其他國家的投資人開始組織自己的探險隊去開拓亞洲市場。跟隨葡萄牙進入印度洋的國家中，荷蘭和英國最為出色。英國和荷蘭的實業家們開始建立起了全球性的商業網路，英國商人集中在印度，在孟買、馬德拉斯和加爾各答建立商埠；而荷蘭則廣泛活躍在開普敦、科倫坡和巴達維亞（現在爪哇島上的雅加達）建立商埠。比起葡萄牙即西班牙前輩，英國和荷蘭的商人有更快捷、更廉價、裝備更強勁的船隻，使其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有競爭優勢。英國及荷蘭的商人們很快就取代葡萄牙及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

在17世紀初，英國和荷蘭商人組織了兩個非常強大的股份公司，即：英國東印度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個體商人募集的基金支持了公司的啟動，並為公司裝配船隻和海員，提供貿易所需的商品和資金。雖然有政府的支持，公司仍然是私人所有的企業。政治上暢通無阻使公司代理人可集中精力於有利可圖的貿易。1

如果翻開中國的陶瓷外銷史，我們可以看到自明萬曆天啟以後，荷蘭殖民者步葡萄牙、西班牙後塵，大搞販賣中國瓷器的行當，他們以印尼的巴達維亞（雅加達）為據點，在中國國沿海一帶釆購瓷器，或者由中國船舶將瓷器直接運到巴達維亞，再由東印度公司轉運東南亞各國及西亞、荷蘭本國。數量之巨，出人意料。1602年—164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販運到印尼各島的明瓷總額在四十二萬件以上。僅1636年一年裡，從巴達維亞運到爪哇萬丹齊里彭、亞帕拉、第加爾、貝加龍干、桑丹、答里、安汶、蘇門答臘詹卑、英德拉哥里、西巴里巨港、蘇門答臘西海岸和亞齊、婆羅洲、蘇加丹那、馬塔甫拉和文郎馬神等地的瓷器，總數約達三十八萬件，荷蘭東印度公司還根據東南亞的需要向中國訂購瓷器。。

當時的英屬印度公司也不遑多讓，在倫敦倉庫儲放了大量存貨。十年之後，一艘英屬東印度公司的船隻，載走高達40噸（約等於五十萬件），1721年又有四艘船各載了21萬件。根據當年一份銷貨單顯示，1732年某艘瑞典商船一口氣運了499061件中國瓷回航。另一艘瑞典船「歌德堡號」更厲害，1745年裝了70萬件，連同絲綢、茶葉、藤器、珠母貝和香料等，來回航期足足兩年，全程四萬公里，卻不幸在母港歌德堡近在眼前的距離處沉沒，驚傳一時。1777至1778年的航季期間，荷屬、英屬，連同其他歐洲各國的東印度公司，總共二十二艘船艦，從廣州運走了697噸，約合870萬件瓷器。

當時的歐洲人到中國來經商，並不僅僅只是為了購買瓷器，他們之所以特別喜歡載送和購買瓷器，是因為瓷器既重又不透水，是最實用的壓艙貨，可提高船隻在波濤洶湧大海中的穩定度。1672年英屬東印度公司駐越南代表回報倫敦總部：「此地以粗瓷壓艙，極有道理」，全都是運往菲律賓、泰國的現成船貨。其不僅可以壓艙，還可以和其他的貨物混裝，如「各式有用的中國瓷器，特別是盤碟之類，可以裝得很緊密。再買一些大中小各種尺寸的碗、大到可以種橘子樹的中國大花盆、種小樹小花的小盆……你買來的任何中國容器，都把它們裝滿西谷、米、椰子、澱粉或其他利潤更好的貨品。」其實不僅是可以和各種食物一起混裝，尤其重要的使其可以跟茶葉混裝。如荷屬、英屬東印度公司都用鉛襯的箱櫃運茶以保新鮮，再把茶箱放在裝瓷的條板箱上方。瓷器可保茶葉乾燥，茶葉則提供減震緩衝以減低瓷器破損。由於瓷器又如此如此的種種與其他貨物混裝的優點，所以幾乎所有來中國購物的船隻都會購買上一些美麗的各色瓷器。同時也構成了即使在今天，如果我們去歐美大陸的許多舊房子里或到一些家庭里，都會看到幾件祖上流傳下來的中國瓷器，可見當時的中國瓷器在市場上的出售量有多麼的巨大。

十一、世界瓷都景德鎮

在17至18世紀的時代，可以說沒有那座城市有景德鎮在世界的知名度高，即使沒有到過景德鎮，但是它的名字是隨著它所生產的瓷器而傳遍世界的。景德鎮掌控了全球瓷器市場，不僅僅因為產品精良，也因為生產規模與組織先進；它代表了在蒸汽帶動的機器年代來到之前，手工藝產業的最高峰，大規模集中製造生產最壯盛的成就。殷弘緒筆下的景德鎮夜間景象——全城猶如一座熊熊燃燒的巨爐——並不只是幻象錯覺，而是如實反映每日生產運作的真實景象。

雖然廣東、福建沿海數百座窯也產制了相當數額，供應韓國、日本和東南亞等地，但歐洲市場上的瓷器卻大部分是來自於景德鎮，這也是景德鎮在歐洲知名度高的緣由。

當時為了獲得中國景德鎮的瓷器，歐洲大量的銀元被流入到中國，當時的歐洲人還沒有獨立生產瓷器的能力。於是景德鎮就成為急於掌握中國陶瓷技藝的歐洲人的探訪之地，他們需要在這座城市了解到中國的制瓷秘密。

於是，1698年，法國耶穌會派遣一位叫殷弘緒的教士，來達中國景德鎮昌江邊的一所教會擔任傳教士。其目的就是為了獲得有關景德鎮陶瓷生產方面的技術資料，而殷弘緒的確不辱使命，很出色地完成了這一任務，說明他的上級早就就看出他極具打探分析的才幹。

當時的殷弘緒，對景德鎮悠久的制瓷歷史背景一無所悉，而且因為瓷器史向來未曾引起過中國文人階層的重視，所以當地沒有任何書面文獻可供他搜集，所以他只能去親自去實地考察，他靠著「出入窯坊之間，自己用眼睛觀察、親口詢問參與工作的基督徒」，很顯然，他也贏得了許多非基督徒的幫助，包括店東、瓷商，甚至幾位官員，尤其是當時的督窯官唐英。通過考察他獲得了驚人的陶瓷知識，他把這些觀察到和學習到的知識如實地記錄下來，寫成一封封長信向中印傳道事務部的司庫歐里彙報景德鎮的制瓷方法。

1712至1722年十年之間，殷弘緒寫過多封長信，些信函很快就收入《耶穌會士中國益智奇聞書簡》，全書三十四卷，是第一部可供歐洲人廣泛取得中國相關知識的巨著。這份資料後來又收入《中華帝國全志》，作者赫德曾任路易十四的專職司鐸；伏爾泰和其他多位哲學家大力推崇中國，就是深受此書影響。

在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中紀錄，景德鎮瓷器「共計一坯之力，過手七十二，方克成器。」過手72，也就是說有32道工序，這在18世紀來說，如此分工細緻的流水作業線是非常先進的，殷弘緒看到如此的場面他在信中寫道：「看到這些器皿如此快速地經過如此多人之手，真是令人驚奇。」

在元代時期，景德鎮一代又一代不識字的畫工，為了應付來自伊斯蘭國家的青花瓷訂貨，他們一筆筆忠實地描摹著那些複雜美麗的植物圖案，還有那些看不懂的阿拉伯書法，這份經驗累積到了16至18世紀派上了用場，通過長期的訓練，使他們有能力依樣畫葫蘆。當時的來樣非常複雜，有在歐洲貴族訂製的瓷器餐具上仿繪那些各種不可解的家族紋章，還有來自倫敦或巴黎的各行各業行會，諸如販魚業、屠宰業、糕餅業、家禽業、砌磚業和裁縫業的各種行業的紋章瓷器。面對外來的訂單，景德鎮的畫工除必須解讀一大堆令他們困惑不解的各家族，各行業的紋章瓷的圖像外，還要面對羅馬神話、聖經故事、歐洲當前的時事等各種畫面的繪製。因為需要特別製作處理，所以，這些飾有西式圖案的瓷器價格不菲。廣州的荷蘭商人轉告荷屬東印度公司的董事群：「歐式畫面或人物會比中國本土紋飾貴上一倍。」面對這些來自歐洲不同國家和階層所需要的瓷器，景德鎮工匠們的繪畫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此時，中國所面對的市場不僅有歐洲，還有東南亞，西南亞、東亞，北非、東非等，但景德鎮已經沒有精力再接受這些比歐洲次一等的市場的需求，因而這些市場的需求就讓位給了福建及廣東一帶沿海的窯口。

在這裡我們依舊看到了文明的反覆利用的過程，本來印刷術是來自中國，但從15世紀50年代開始，印刷術在歐洲盛行起來，印書商們在不同國家的首都彙集了各方專才：畫工、手稿飾工、雕工、金工、金屬工以及學者，共為同一種產品效力，最後在全歐創造了所謂的「知識共同體」。17世紀後期，歐洲的這些冒險創業家們，又開始將這些印製的不同圖譜送往中國不同的瓷區和景德鎮作為外銷的陶瓷紋飾的參考。經景德鎮瓷工們描繪的這些圖譜被送到世界各地以後，又成為大家爭相學習的對象，由此源自於世界各個不同文化的圖案、紋飾與符號開始進入了大規模的全球化的交換混合時代，也由此訓練了景德鎮一代又一代具有精湛繪畫能力的陶瓷工匠，這種傳統還一直延續到今。

十二、茶葉與茶壺中的文人氣

在當年的一帶一路貿易中，最重要的物產還是茶葉，當時的茶葉在歐洲是一種時尚的飲料，當時歐洲人幾乎對茶著迷，曾有人寫了一首詩：「茶，裨益我們的頭我們的心；茶，幾乎療治每個部位，；茶，令老邁者重新得力； 茶，令冷寒者小便得暖。」歐洲人還認為，茶可強化大腦和胃，具有促進消化、排汗等功能，還可「增強體力以防慢性病，因為它有一項很棒的優點：可令血液變甜而稀釋」。由於對茶葉的入迷，其對與茶葉相匹配的陶瓷茶具也大感興趣。

中國的茶壺最有名和最有特點的當屬是江蘇宜興的紫砂壺，有人認為，宜興的紫砂器以泥質細膩、呈色豐富燒成後的紫砂壺保溫性和透氣性均十分理想，是沏茶的理想用具。但筆者卻認為，它的名氣並不僅僅是在於材質，重要的和其他地方的差距比較起來其有更濃厚的文人氣。據說，將這種文人氣的出現，是由於一位叫供春的工匠帶入的。供春曾是宜興進士吳頤山家得書童，由於受過文人的熏陶，在他後來從事陶匠的生涯中，就將這些耳濡目染的文人品味帶進了自己所作的茶壺中。供春生於明正德年間（1506-1566），1522年是嘉靖元年，那是供春16歲正值青少年，於1566年嘉靖末年去世。他的從青少年直至去世都是生活在明嘉靖年間。筆者強調這一時間段就是想說明，這段時間正是歐洲人進入中國購買茶葉和茶壺的期間。供春所製作的這種帶有中國文人氣息的茶壺，被歐洲人一眼看中，並大感興趣。這種興趣也推進了宜興茶壺的行銷市場，雖然在中國的陶瓷史尚沒有歐洲人定製宜興茶壺的記錄，但在歐洲的文獻中卻有不少這方面的紀錄。

17世紀中葉，荷屬東印度公司開始在運送茶葉的同時也把宜興茶壺運抵到了歐洲，結果和在中國一樣，大受歡迎。歐洲人不僅歡迎宜興茶壺，還努力的模仿宜興茶壺，歐洲的銀匠們就抄襲了這些中國新穎的設計，並據以造出各式變化，知名的英國安妮女王銀茶壺造型，便源自一隻梨形宜興壺。

有位荷蘭陶匠專門仿製宜興壺，1678年在報上登廣告吹噓自己：「製作之紅色茶壺取得如此完美之成就，顏色、純度、耐久度，毫不遜於東印度進口原版。」宜興壺在中國也以其自然主義風格聞名，作品常采「象生」形制，如蓮花、瓜果、石榴、葫蘆、竹子等等。西方也紛紛模仿這股異國情調，因為這種有機造型令他們的客戶著迷。大約在1670年，荷蘭代夫特的阿里.德.米爾德（Ary de Milde）；大約在1690年，英國斯坦福謝爾的約翰和約瑟夫. 伊勒斯（Joseph Elers），大約在1710年，德國麥森的約翰恩.弗里德里奇.鮑特格（Johann Friederich Bottger都成功的仿製出宜興的紫砂器。

宜興紫砂器在英國女王瑪麗二世的收藏中佔有重要地位。在她的的密室「到處填滿了中國瓷器，她的披風裝飾有中國精美的紅色飾物，令人稱奇。」長期以來，中國製造各種陶瓷器的方法和材料一直都使西方人感興趣。荷蘭畫家也在他們的畫作中為這型中國茶壺留下永恆紀念。17世紀荷蘭哈倫畫家羅斯徹墩的靜物畫《茶什》描繪一張漆器黑桌，上面方了一把宜興茶壺、一個氣派茶瓮、數盞青花瓷杯，還有一塊水晶。他的另一幅靜物畫《銀器烏木盒》則有一隻銀鑲鸚鵡螺，旁邊也是一把宜興壺，蓋上還系了金色丘比特像，顯然是暗指這種流行的中國飲料具有春藥功效。

作為茶的載體的宜興壺，在歐洲人的眼裡不僅是一種器物，而是一種文化的象徵物，其仿生的造型，具有文人氣的裝飾，書法，當歐洲人拿起茶壺慢慢品嘗其中的茶水時，其是在體味一種中國的文化氣息，這種氣息所代表的是一種高雅，深邃，具有東方神秘感覺的一種心理體驗。所以對於當時的歐洲人來講，他們飲食的茶葉未必對身體有他們想像的那麼多的益處，他們使用的宜興茶壺又未必有多高的審美性，最重要的時期代表了一種時尚的引領潮流的風尚。

十三、瓷器傳播與物質文化塑造

在今天的人們的眼中，瓷器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物質產品，但殊不知，中國瓷器的發明卻是中國人對世界文化的一大重要貢獻。中國瓷器的輸入改變了許多地方的生活方式，衛生習慣和文化禮儀。

從生活方式的改變來講，在中國瓷器輸入之前，東南亞一些國家沒有理想、適宜的飲食器具。在馬來半島洛坤附近、印度尼西亞爪哇島中部、汶萊一帶古國「飲食以揆葉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有的「飲食不用器皿，緘樹葉以從事，食已則棄之」，「以竹編、貝多葉為器，食畢則棄之」。所以當中國瓷器一經輸入，就成為了他們理想的飲食器具，這種器具因其衛生、實用、便於清潔等優越性被廣泛接受和使用，以致東南亞「尋常人家……盛飯用中國瓦瓮」。當然那些地方相對比較貧窮落後，所以，中國沿海一帶燒制的粗瓷常常被銷售到那些地方。

中國瓷器的輸入不僅改變了東南亞一帶的生活方式，包括歐洲的生活方式也因為中國瓷器的輸入得到改變。在17世紀之前，歐洲很少有人單獨進食。當時的勺子、杯子、盤子非常稀有，所以，用餐是一種社會性的群體行為，即大家共用碗盤。在當時的風俗畫中我們可以看到，集體共食是常態：眾人共享一杯、一碗、一盤、一勺吃喝，當時的禮儀手冊指示：「喝前，切記先用布把你的嘴和手擦凈，才不會弄髒杯子，否則同桌的人都不想和你共飲。」其實這種習俗，在今天的某些基督教堂里還仍然保留著，當做完禮拜領聖餐，喝象徵基督血的葡萄酒時，仍然是大家共用一個杯子。

當中國的瓷器進據餐桌成為普遍現象之後，歐洲集體共享的進食風俗開始從上流階層撤退，此時，衛生觀念、自我節律、社交禮節也同樣發生改變。來自中國的全套瓷器的餐具的出現，不僅為每個人的進餐空間畫下範圍，促使同桌互動遵守自製，同時，餐桌禮儀的重點也開始從如何共享公碗，轉向如何正確的用刀叉按住烤牛肉，單獨使用屬於個人的整套杯盤刀叉的餐桌文化，使歐洲人的飲食文化進一步走向高雅化和衛生化。

瓷器不僅是一種是用於日常生活的器具，其還具有文化的象徵意義，當中國瓷器進入到東南亞的一些區域時，那些地方還處於原始的部落狀態。作為從中國一個如此高級文化中輸入的瓷器，就被當地土著賦予了一種高深莫測的神秘色彩。這些中國瓷器被土著們用作巫術儀典上擺放高級供品的器具，舉行儀典或給人治病時，少不了使用這些瓷碗、瓷碟，一邊舞動，一邊敲擊，或把該病的符寫於瓷器上，置水飲之，以求神靈的到來，讓百病遠離。這種將中國的瓷器賦予神性的習俗，不僅是在東南亞，在非洲的一些國家也一樣，他們用青花瓷裝飾城門、墓壁以及墓柱。

另外，瓷器還是一種文化的禮儀用品。當中國的瓷器到達鄰國日本時，其連同茶葉及禪宗一起，形成了茶道文化，直到今天日本仍遵循唐宋舊制的點茶法：以竹筅將茶膏攪成綠色湯花，再端給客人飲用。整個過程和技巧費時、費工，需要大約三十種茶具，遂成為「茶之湯」或謂「茶道」的中心焦點。在日本「唐茶」茶敘大受歡迎，常伴有博弈與清酒。雅緻寂靜的「茶室」自成一隅，與宅中日常起居作息區域分開，成為賞花、誦詩、賽香（參加者辨嗅各式香料）之場所。在這樣的茶空間里必備之物包括：漆畫屏風、帶軸的繪畫、帶座的瓷瓶、青銅香爐與彩綉錦緞。這些道具和享用這些道具的人構成了一種以茶為中心的文化氣氛，這就是茶道。這種茶道是唐宋時期的中國文化，但在其本土的中國這套高度結構化的社交、精神儀式已經消失了，卻完整地保存在了日本。今天，其成為了地地道道的日本傳統文化。

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一種物質產品的介入，往往改善的不僅是某種生活中的某個局部的器用方式，其還連帶了一整套的文明和習俗的再生產。

十四、被「粉碎」的中國瓷器

當歐洲人第一次進入亞洲市場，並能直接與中國人做生意以來，他們狂熱地從中國進口瓷器，透露了自從他們展讀馬可·波羅對中國的記事以來，對中國抱持的那份又慕又羨之心。當時整個歐洲的上流社會都以能擁有中國的瓷器為榮耀，但由於大量的購買中國的瓷器、茶葉、漆器等，導致了歐洲的銀元都被流入了中國。1571至1821年間，歐洲自南美與墨西哥進口的四億銀圓中，有一半供西方諸國購買中國產品之用，其中當然包括了中國的瓷器。由於銀元的不足，導致路易14國王大量融化宮中的銀器，以換取中國的瓷器。也因為大量銷毀銀質餐具，進而造成更多的白銀流向中國以購買瓷器餐具。更有甚者，某出法國喜劇曾描繪一位貴夫人打碎了俗稱為荷蘭瓷的代夫特陶，宣稱自己今後只用中國瓷器。歐洲人如此的喜愛中國的瓷器，被當時的人稱之為「瓷熱病」，這樣的「病」實際代表的是當時的歐洲向這個世上最古老帝國的文化展現的第一波最高敬意。

但這種敬意不久就動搖了。為了擺脫在經濟上對中國的仰賴，17世紀之後，歐洲開始致力於仿製中國瓷器，並進而挑戰後者的產業實力。最後終於在18世紀末完成了歐洲瓷器生產在商業方面的勝利，一舉將中國瓷器逐出國際市場。這項勝利，也預示了西方在現代世界將要獲得的壓倒性支配地位。與此同時，中國瓷開始在世界市場上全面崩盤，這種崩潰正是與中國在世界事務上劃時代的衰退同步進行，也與西方勢力上升、前進成為全球重心的時序相互對應。

中國生產的瓷器在歐洲沒落，英法工廠生產的瓷器在國際市場稱勝——反映了歐洲和亞洲之間關係的大逆轉。此時的歐洲，不再接受理想化的中國形象，巨斥了中國瓷和中國情調。中國瓷器和中國美學，此時引發的都是負面反應。熟悉中國的歐洲商人開始反駁耶穌會士描繪的，被理想化了的中國形象，並詳細地指出，他們所認為的中國官吏腐敗衰弱的一面。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當年歐洲對中國瓷的狂熱，預示了一個崇拜中國時代的到來，而一旦中國從模範榜樣的寶座上跌落下來，中國的瓷器也隨之一起摔到了地下。

多少世紀以來，景德鎮以天下瓷都的稱號一向雄踞瓷器產業的霸位，此時終於遇到了無法擊退的勁敵。景德鎮代表工業革命之前手工業的最高峰，它的勞力密集的工作方法、大規模分散化的結構，足以應付來自日本和東南亞大陸的挑戰。然而，這一切優勢、自信，卻在1800年之後很快喪失殆盡，因為世界體系的重心移轉到西北歐各國，機器代替手工，集約化，規模化代替分散化，多樣化的時代終於來臨。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有句名言，點出了世界秩序此番大洗牌的關鍵前提：「美洲大陸的發現，以及經由好望角通往東印度群島航線的開發，是人類史上最重要的兩大事件。」

正是由於這兩件大事的出現，使當初最多不過是歐亞大陸一處邊陲成員的歐洲，卻在近世初期開始嶄露頭角，攫奪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它不僅開拓了全球海運航線，還在南、北美洲植入歐式社會，並將亞洲大部分地區變成了它的殖民地，塑造出新型的政治與經濟制度，最終一手催生並主導了現代的誕生。在這新的一場較量中，中國的瓷器不僅是失去了長期以來的巨大的海外市場，還是失去了整個國家的文化競爭力。長期以來西方人膜拜的並不真正是中國的瓷器，而是中國的文化和禮儀制度，當這些東西不再能引起西方人膜拜的時候，中國的瓷器也就自然的被西方世界丟棄並摔碎。

十五「黃色」與「藍色」的中國選擇

儘管中國在歷史上曾馳俜海洋，將自己的茶葉、絲綢、瓷器等優秀的手工藝品貢獻世界，但這樣威武的業績和工作，在中國文人的筆下卻常被漠視，因為中國是一個重農輕商的國家，在這個國家中，商業向來被視為「末業」。在這樣的觀念中，代表了中國商業文化的瓷器貿易，自然會拜倒在重視商業文化的歐洲人的手上，這是一場藍色文化和黃色文化的較量。歐洲是藍色文化的代表，中國是黃色文化的代表。但如果我們翻開中國的歷史，包括我們閱讀了中國瓷器貿易的歷史，我們就可以看到，在歷史上，中國都長期處於某種可稱為「黃中國」對「藍中國」的緊張關係之中。簡單地說，前者代表黃河、長城、農業優先、大陸至上、命令式經濟體制、儒家文官制度、漠視海洋世界。後者則意謂長江下游、市場經濟、自給自足、文化互動、長距離貿易、迎向海洋。筆者認為，長期以來，雖然中國趨向於重農輕商，但也向來是「黃色」文明和「藍色」文明共存，中國人常說自己是黃河的兒女，其實也是長江的兒女，長江是一條通往大海的重要通道。從唐代一直到鄭和下西洋為止，中國人都是通過長江到達海洋，從而成為海洋上的強者。只是明中期以後的精英階級才單一的堅持大陸觀點，對他們來說，「海洋是商人的場域，是逐利而非逐位者或追求原則者的天下。海洋代表著無法治理的陌生異域，他們往往心懷憂慮而視之，且務必儘可能地避而遠之。」

而這一切的起點正是從十五世紀末開始的，當中國人從海洋退縮時，歐洲的地理大發現卻開始了。於是，一場東西方的相逢導致了世界格局的巨大改變，前者是大陸導向思維，遵奉以陸地為根基的權力中心；後者則屬海洋導向，以軍事武力為後盾開創海上商貿事業，最後以後者勝利而終結。這一後果到今天都是中國人的心結，這一心結讓我們認定，中國只有黃色文明的歷史，而沒有藍色文明的歷史。

但當我們今天重新面對的一帶一路的區域，我們看到的是，在歷史上藍色的中國和黃色的中國一樣強大。我們的祖先曾用他們的駝隊，船隊走出了一片天地，開闢了舉世聞名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後來，在這海陸的兩道上，不僅有了我們祖先的足跡，還有了許多外來者的足跡，再後來，我們不敢再往前走，於是，我們關門了。最後，外來者竟然用炮火打開了我們的大門，走進了我們的家裡，讓中國曾一度被淪為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了，我們不僅要打開大門，我們還要再次出發，但如何出發，是否需要回頭看看我們的歷史，那是我們曾經向今天走來的路。筆認為歷史是不會死的，它是在不斷地遊動，只是有時我們會疏忽它的存在，看不到它所蘊含的內在生命力，所以，我們需要了解歷史和喚醒歷史，並以此來看看通往未來的路。

通過閱讀這段歷史，我們看到的是，瓷器發明於中國，傳播於世界，又將世界的文化帶回來，滋養了中國。瓷器代表的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先進手工勞動，是農業文明的高峰之作。今天許多的傳統，包括手工藝，在新的歷史階段又在萌發它們新的生命力，景德鎮這座著名的瓷都，在沉寂了一百多年以後的今天，又開始充滿朝氣（筆者曾持續研究這座城市二十年），再次受到全世界的矚目。也許有一天在新的生態文明中，那些古老的農業文明中積累的智慧還會給予我們新的啟示。世界不同地區的文明就是如此的循環反覆在進行著新的再生產，今天是中國的發明，明天被中國以外的文明所用，在後天可能又返回其所在地生長出新的文化。

在歷史上，中國為世界文化、政治、經濟、科技等方面的發展作出過許多重要的貢獻，在今天，當我們再次出發，踏上一帶一路中我們祖先走過的山山水水，我們帶給世界的是什麼樣的新的物質和新的思想，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就像當年世界風靡中國的瓷器的時候，全世界的人們真正崇拜的並不是中國瓷器，而是中國的文化政治，禮儀風尚等，當這些東西得不到尊重時，中國的瓷器就開始破碎。今天我們在重拾這曾經破碎的瓷器，順著歷史的脈絡往前看的時候，我們應該有些什麼樣的新思考，這是本文和讀者們一起要完成的作業，也是這篇文章寫作的根本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