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 | 「莫斯科不相信眼淚」：在俄華商的生存策略

華商淘金莫斯科

——一個遷移群體的跨國生存行動

于濤/著

中國向俄羅斯的人口遷移歷史比較久遠。早在17世紀，沙皇俄國就已同當時的中國明朝開始貿易往來。而兩國的民間交往，尤其是邊境居民，一直沒有間斷，即使在20世紀早期和中葉中蘇關係最困難的時期，這種交往也沒有中斷過。這主要是因為中俄兩國擁有全世界最長的陸地邊界線，歷史上形成了多個跨境而居的民族。

在當代，去俄羅斯的中國公民，以東北三省、內蒙古自治區的人最多，他們主要集中在俄羅斯的遠東和西伯利亞地區。蘇聯解體後，隨著中俄關係的正常化和雙邊關係的不斷升溫，前往俄羅斯的「倒爺」不斷湧入俄羅斯。他們最開始主要在遠東、西伯利亞，後來莫斯科郊區的「大市場」成為最集中的地區，逐漸形成從事規模化經營的在俄華商群體。

到如今，這部分華商群體在莫斯科打拚已有20多年。華商群體是中俄關係中最活躍的行為主體，對兩國關係產生深遠影響。然而，對於這部分群體無論是中國學者還是俄羅斯學者的研究都鮮有涉及。俄羅斯媒體有一些報道，大多充斥著「中國移民威脅論」等負面的看法和排斥心態。國內學者對這部分群體關注也很少，以這部分群體為研究對象做社會學研究的更是未見。于濤無疑為此領域研究做出了可貴的貢獻。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導師 任國英

華商在當地的融入

從中國海外華人社會文化適應融入的已有研究成果來看，主要還是以北美和東南亞地區的華人研究為主，並且是以傳統的華人作為研究對象。而隨著全球化和中國對外開放的深入，中國又掀起了一撥向海外遷移的浪潮，特別是到海外經商的華人開始增多。這些人由於各種原因並未打算在遷入地定居，他們只是在遷入地和遷出地不斷地進行跨國流動。他們在遷入地還未有固定的居住區域，不想或者不能融入進當地社會，僅僅是在當地賺錢生存，文化適應和融入的問題並不是十分突出。本書所研究的莫斯科華商就是這樣的一個群體，他們遷入的時間較短，大部分不想在俄羅斯定居，但其中少數人也嘗試著融入當地社會，從其所表現出的特徵中也能看出未來的趨勢和問題。

少數華商的融入嘗試

華商來到莫斯科，主要目的是淘金賺錢，他們每天的活動就集中在市場，很少有市場以外的活動。在市場中維護好同客戶的關係，同客戶有正常的商業往來即可，無須跟當地人進行更多的互動和交往。由於語言和文化的問題，大部分華商也很難走出市場，更不能與當地社會再進一步地進行族際互動。但早期到來的華商其中一些人已經走出了市場，開始嘗試融入當地社會。這些人往往已在莫斯科有了固定住所，配偶孩子基本全部遷過來了，他們的事業重心也已轉移到這裡，並想方設法辦理在莫斯科長期居住的身份。有的人尋找當地的工作單位，希望能找到穩定的職業和身份，還有些人與俄羅斯人通婚，取得俄羅斯的國籍，這樣可以更便利地往返於中俄之間。通過這些融入的嘗試，可以更多地與當地人交往，從而能夠更好地在這裡淘金與生存。

筆者的一位調查對象李敏就是準備在莫斯科長期發展的一位華商，他講述了自己的經商經歷及未來的打算：

李敏2012年8月26日訪於李敏家中

我1992年就來到莫斯科，那時主要目的是讀書，但找了很多學校都不接納，後來遇到了俄羅斯科學院的一個人，這個人對我非常好，讓我到科學院去讀書，這才落了腳。讀書的時候我就在市場上做生意，當時也並不是所有中國人都賺錢，實際上我就賠了不少錢。後來我就決定不在市場上賣中國貨了，也不賺錢，就把一個住宿樓承包了下來，那時沒人敢像我這樣做，我就是膽子大，這樣一點一點的就賺了錢。在2000年左右，我又在這個宿舍樓開了一個中餐館，生意非常好，不僅在莫斯科的很多中國人在我這吃飯，甚至俄羅斯的政府官員和警察都到我這裡。有一次我記得來了40多輛警車，最後都沒有地方停車了。那次他們玩得非常開心，為了讓他們玩得痛快，我這也不關門了，通宵開放，後來喝的酒吃的東西也不要錢了。我敢保證，在莫斯科再也找不到像我這裡這樣能讓他們玩得如此開心的地方。那次就賺了將近1萬美金。在這待的時間長了，認識的俄羅斯朋友也越來越多了。這邊有幾個非常能幫忙的俄羅斯朋友，我認為，朋友不用太多，只要能真心幫忙的就行！我現在已通過俄羅斯朋友辦了綠卡，在莫斯科我也買了房子，我們兩口子準備長期在這邊發展。雖然我的父母都在北京，在北京買了幾套房子，也要經常回去看望老人，但我認為還是莫斯科這邊賺錢機會較多，未來還是把重點放到這邊。

(以上兩圖為莫斯科最大日用品批發市場——切爾基佐沃市場，曾是數萬華商安身立命、發家致富的地方）

當前，已有越來越多像李敏一樣的華商開始嘗試著在莫斯科當地興辦實業，如賓館、酒店、餐館等，還有一些具有中國文化特點的中醫診所、武術館等也在莫斯科陸續出現。華商們通過這種嘗試不僅改變了傳統的只在市場中銷售中國商品的單一的經商方式，也可以更多地與當地人接觸，加強與當地社會的關係。同時俄羅斯人對華人也有了更多的溝通和了解，改變了對中國人只想賺錢不想融入當地社會的不良印象。

在筆者的調查對象中，老李的淘金經歷也很有特點。他的父親是蘇聯時期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他就出生在莫斯科，後來中蘇關係緊張，他們全家都回國了。蘇聯解體後，兩國關係改善，他又來到莫斯科，早期從事「倒爺」貿易，後來又開餐館和賓館。同時，他還找到莫斯科一家電台的工作，有了這個身份，在此經商也更為便利，他講述了自己在莫斯科的經歷及對俄羅斯的一些看法：

老李2012年9月28日訪於老李家中我是20世紀50年代在這邊出生的，父親在中國駐俄羅斯大使館工作，後來中蘇關係緊張，我們全家就回北京了，當時我6歲，我妹妹也在這邊出生，後來也一塊兒都回去了。那時候很多華人在這邊感到危險，都不敢上街，但也不敢回國，因為國內當時正進行一些政治運動，把他們都當作叛徒，只能待在這裡。他們的孩子也都出生在這裡，現在基本都被同化了，就會說幾句簡單的漢語，能使用筷子，會做點中國飯，剩下的跟俄羅斯人沒什麼兩樣，在這邊單位工作 ，和當地人結婚。我1992年又來到這裡，早期就是「倒爺」，那時候這邊比較亂。後來我通過認識的莫斯科的老華僑找到了俄羅斯對華廣播電台的工作。俄羅斯的工作並不是很好找，大部分中國人都很難找到。我找這個工作是需要擔保的，我的父親原來認識的很多在這裡的老華僑幫助我擔保才能在這樣的單位工作。一邊工作我又一邊做生意，我開過飯店，也開過賓館。有了當地工作的身份辦事也比較容易了，也不怕警察查，警察也不敢查。我來莫斯科，基本沒被查過。有一次，我護照交上去辦延期，沒帶護照，被帶到警察局，我把工作證拿出來給警察局長看，警察局長立刻就讓放人，並嚴厲地批評了下屬。我在工作單位也交了很多俄羅斯朋友，我認為跟俄羅斯人還是比較好交往的，他們比較直接，遇到事情也是很願意幫忙的。我的兒子很早就被帶過來了，在這邊讀的中學，現在也在這邊做生意，俄語好，跟俄羅斯人容易溝通，生意也做得不錯。我現在還沒辦綠卡，我工作的身份是能辦的，但一直都沒想辦。現在莫斯科的工資待遇也越來越高，各種保險以及養老金都有，所以我現在也想辦俄羅斯身份。正在辦，再等等就下來了，辦下來後就可以享受俄羅斯的各種保險和養老金，今後待在這邊也挺好的。我認為俄羅斯雖然歷史淵源和文化同歐美聯繫較緊密，長相上也沒太大區別，但俄羅斯和歐美各方面還是有很大差距的。俄羅斯這個國家公共道德水平也趕不上歐美其他國家，你看我們家附近的一些野地里，到處都有吃喝剩下的各種垃圾，都是現在俄羅斯的年輕人弄的，現在俄羅斯的公共道德水平也一代不如一代了。

從老李的講述可得知，在莫斯科華人很難進入當地的正式單位工作，他主要是利用了一些老華僑的關係才能找到這樣的工作。到當地單位工作，可以很容易地解決身份問題，不用害怕警察的盤查，同時也能認識和交往更多的俄羅斯人，拓展自己的經商空間，更好地在莫斯科淘金。當然也能給自己提供更多的選擇機會，有利於融入當地社會中。老李現在正在辦在俄羅斯長居的身份，再加上他的工作身份，就可以享受俄羅斯的各種社會保險待遇了，退休後也可以領退休金。但他骨子裡對俄羅斯還是有一種負面看法，這種看法也影響著他融入俄羅斯社會。

此外，還有個別的華商與當地人結婚，這也是華商進行「融入嘗試」的重要方式。但與俄羅斯人結婚，很多人都是基於現實的考慮，即為了獲得一個俄羅斯的當地身份，因為俄羅斯法律規定，與俄羅斯人結婚就可以獲得長居權，可以加入他們的國籍。有了這個身份華商就不會再被護照簽證問題所困擾，也不會受到警察的盤查和敲詐，可以更好地利用自己的這種身份從事經商活動。高麗就是這樣的一位商人：

我1990年就來莫斯科了，當時來的時候一句外語也不懂，在地鐵站里還走丟過。那時，也沒身份，就怕被警察查。後來，有人幫我找了一個混血，他有俄羅斯國籍，他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俄羅斯人，也會說些中國話。在國內我離婚了，有兩個孩子。在這找的這個人比我大挺多，平時我照顧照顧他，做個飯什麼的。在這邊只要找個具有俄羅斯國籍的人，就可以辦俄羅斯的國籍和當地身份。現在，我已經有俄羅斯的身份了，非常方便，在這邊遇到警察也不害怕了。最開始的時候我也在市場做生意，現在主要做的就是從國內到莫斯科的快遞工作，因為我的身份來回往返都沒問題。忙的時候一周就得來回往返一次，賺的也挺多的。現在我準備把我女兒也帶過來，在這邊收入還是比國內多。

因此，很多華商和當地人通婚更多還是基於生存的考慮，有了當地的身份他們才可以更方便地在兩國往返從事商業活動。客觀來說，與俄羅斯人結婚生活在一起，不僅可以便利地學習俄語，而且也可以深入了解他們的文化，是融入當地社會最好的一種方式。但和俄羅斯人組建家庭後由於文化等方面的差異雙方容易產生矛盾，很多家庭也並不是十分幸福。

實事求是地講，華商在融入的過程中面臨著極大的困境，那就是明顯感覺到俄羅斯民族的排外性。俄羅斯並不是一個移民國家，對外來移民是極為排斥的。這主要源於俄羅斯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所生成的民族主義。俄羅斯民族起源於東斯拉夫人，在15世紀80年代之前，俄羅斯基本上被外族統治著，並未形成自己的民族和國家。為了擺脫外族人的統治，一些小公國和族群陸續歸於莫斯科公國的領導。在爭取獨立的戰爭中，各個族群開始逐漸形成了統一的意識，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俄羅斯民族。國家的形成，使得俄羅斯人產生了空前的民族自豪感，民族主義也隨之產生。隨後，俄羅斯開始進行對外擴張，把周邊大大小小100多個民族及其所屬領土都納入了自己的版圖。在這種領土擴張過程中，俄羅斯人的民族意識也極度發展，極端民族主義思潮也開始出現，他們認為自己民族是高貴的民族，歧視其他民族。隨著十月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推翻了沙皇的統治，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強調各民族一律平等，並在蘇聯建立初期，列寧實施了一些促進「民族平等」的政策。但這些政策並沒有真正持續實行下去，列寧之後的斯大林及其後繼者們在國際關係上仍然推行大國沙文主義政策，在國內同化甚至鎮壓其他民族。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民族主義思潮卻並沒有消退，俄羅斯的經濟發生下滑和社會發展遇到問題，民族主義又重新抬頭，當前又主要表現為民族利己主義。當今俄羅斯人對外來人並不歡迎，甚至把經濟困難、就業難的原因歸結為國外企業和移民的進入。在俄羅斯許多政黨和社會集團都高舉民族主義旗幟，以排外政策作為自己的主要政治綱領。一些政治黨派和團體還利用民眾的排外情緒，在競選活動中通過宣傳排外觀點來拉攏選民，攻擊競選對手。一些學者和媒體也宣揚移民是威脅，他們認為，大規模且不加限制地移民會造成勞動力市場的不穩定，侵佔當地居民的勞動機會和社會資源，破壞社會的穩定局勢。在莫斯科、聖彼得堡等大城市還出現了極端排外組織——光頭黨，把外國人特別是亞洲人作為襲擊對象。華人也是「光頭黨」重點襲擊的對象。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等俄羅斯歐洲地區經商、留學和工作的很多華人都遇到過「光頭黨」，並受到程度不同的歧視和襲擊，有些人被打傷甚至致殘。

俄羅斯人的這種排外性使莫斯科的華商感受強烈。他們在這裡經商和生活，明顯地感覺到俄羅斯人並不是十分歡迎他們，感覺到當地人對外來人的排斥。俄羅斯人口較少，又缺少輕工業品，因此需要中國的勞動力和商品。但中國人來到之後，他們又感覺到一些威脅，認為中國人搶了他們的飯碗，賺了他們的錢，並誇大華人在莫斯科的一些負面影響。在遇到一些文化上的不同和衝突後，也不能以寬容的態度來接受。王熊的QQ日記中記載了他在莫斯科的一些遭遇，真實地反映了某些俄羅斯人對中國人的態度。

王熊QQ日記我在服裝商場看中一件衣服，問多少錢，售貨員說：「2000盧布」，我砍價「1500盧布」，「這裡不是中國市場」，售貨員厭惡地回答。在小巴上，看見對面坐著一個俄羅斯小女孩，大概三四歲，長得很像芭比娃娃，沖著我笑，然後把舌頭伸出來舔自己的下巴做鬼臉，太可愛了。於是我也把舌頭伸出來，她媽媽當著全車人的面嚴厲地對我說：「先生，請不要騷擾我女兒！」在路上碰見一個老太太牽著一條臘腸狗，我想逗那條狗，就對它「汪、汪」叫，老太太微笑著說：「年輕人，我的寶貝不懂中文。」一天餓了，就進了一家俄羅斯快餐店，我點了盤雞蛋乾飯，結果上來兩盤，一盤雞蛋，一盤乾飯，我跟服務員解釋說我要的是雞蛋和乾飯一起炒，他親切地回答：「對不起，我們只會煎雞蛋。」沒辦法，我把雞蛋搞碎拌在飯里，嘗了一口，沒有任何味道，就罵：「媽的，連鹽都不放的？」「先生，難道你沒有看見鹽瓶和胡椒瓶都擺在桌上？」服務員更親切地回答。

俄羅斯民族所表現出的這種明顯的排外性，再加上俄羅斯經濟政治還不是十分穩定，特別是俄羅斯對外來人口的政策也是經常變動，使得華商對自己在這裡的未來也很難把握，能否在這裡長期經商也不能確定。他們實際上處於一個漂泊的狀態，雖然很多人在這裡已經買了房子，全家人也都一同過來了，但是很多在這邊的華商表現得很無奈，也沒有歸屬感。在筆者的調查中，張利民的案例就很有代表性，他講述了自己現在所處的一個兩難境地：

張利民2012年8月12日，2012年10月22日訪於張利民家中我1999年就來莫斯科了，在國內有一份不錯的工作，但在單位感覺不是很自由，你得會溜須拍馬才能混得開。我大學本科就是學俄語的，那時中俄貿易挺火的，當時我就跟著我的一個同事過來了，開了一個公司，國內的工作就不要了。後來朋友回國了，我就一個人留在這裡。那時我在老市場也做點生意，趕上的機會較好，那幾年還是比較賺錢的。後來我就把妻子孩子都帶過來了，並在莫斯科買了房子，兒子也在這邊學校上學，馬上要畢業了。女兒是在這邊出生的，現在俄羅斯的小學讀書。在這邊也認識一些俄羅斯朋友，有的還行，但大部分人不行。俄羅斯人的交往方式跟中國人不一樣，他們不太重人情，也不太講朋友情誼，頭一天晚上在一塊吃飯聊得挺好的，但第二天見面就不那麼熱情了。實際上俄羅斯人，像周圍的鄰居對我們並不是很歡迎，他們總用另一種眼光來看待中國人，認為中國人把他們的錢賺走了。我今年50歲了，但孩子還小，還得奮鬥。現在在市場上有一個箱位，生意不好，我就沒做，租了出去。國內我也買了房子，準備以後回去住。在這邊雖然生活這麼多年了，也習慣了，回國感到不適應了，吃的、環境什麼的都不是很好。但不管怎樣，在國內有家的感覺，在這經歷的風風雨雨多了，就是想回去。在這邊我們沒有根啊，我們不像到美國那些發達國家的移民，他們已經紮根到那裡了，在這邊說不定哪天就攆我們走了。現在就是因為孩子的原因暫時不能回去。女兒在這邊出生，從小在這長大，受教育，回國後處處都不適應。尤其教育方面更不適應，國內學校留的作業多，她受不了，在這邊，不留什麼作業，還有各種文體活動，特別是對音樂藝術方面的教育很注重。我現在也非常為難，如果沒有孩子，我們早就回去了，回去生活成本低，以後還可以領養老金，不用在這受排斥，也沒有那麼大壓力。

正如張利民所說，在這裡的華人是沒有根的，這種沒有根的狀態是指由於俄羅斯的這種排外的社會環境使其不能在這裡紮根，不像美國和東南亞那些國家的華人已經移民了，說不定哪天在這兒的中國人就得離開。儘管很多華商長期在這邊居住和生活但普遍沒有歸屬感，由於家庭和生意的原因又很難離開莫斯科，也習慣了這裡的一切，這就是華商所處的兩難境地。

華商能否像早期美國的華人那樣最終融入當地？

早期去美國的華人主要是一些礦工和淘金者，剛剛到美國時他們也都是抱著臨時僑居美國的心理——掙夠錢了就回去。不幸的是，當大部分礦山已經枯竭，橫跨大陸的鐵路又已竣工時，中國工人發現自己尚未掙夠錢，就想留下來多干一段時間再回家鄉，就這樣他們最終留在了美國，在美國結婚生子。當然，早期的這些華人從來就不想真正融入美國社會中。只是由於後來美國移民政策的變化，取消了排華法案，又有很多華人新移民來到美國，這些人則放棄了僑居者的心態，已經下定決心並積極爭取融入美國社會。而在莫斯科的華商和最早到美國的華人很相似，他們的語言能力很差，又不努力學習當地語言，不了解俄羅斯文化，經常產生一些文化上的不適，大部分華商還是抱著只想賺錢不想融入當地社會的態度。但和美國不同，俄羅斯並不是一個移民國家，並且其民族在形成之初就具有較強的排外性。

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對外來民族的排斥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更加強烈。大部分華商的想法只是暫時在此生存，平時只生活在自己的社會圈子中，除了生意上的事情很少同當地人交往，而較少和當地人接觸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也阻礙了華商進一步融入當地社會中。因此，對於第一代華商來說，他們很難真正融入當地社會。當然，有很多在這裡出生或者很早就來到莫斯科的年青一代，他們已經適應了這邊的文化和生活，並能和當地人進行很好的交往，相反卻不能適應國內的生活，這些新生代更喜歡在俄羅斯居住，也更能融入當地社會。

那麼華商會不會像美國華人社會那樣形成自己的「唐人街」，通過這種方式來逐步融入俄羅斯社會中呢？周敏在美國社會學家波斯特民族聚集區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華人唐人街的「民族社會經濟聚集區」的適應模式，華人生活的「唐人街」就是一個深具社會經濟潛質的民族聚集區的觀點。她認為：一百多年來，唐人街仍充滿生機和活力，主要在於唐人街為很多華人新移民提供主流社會無法提供的生存與發展的機會，也使華人移民得以保持自己特有的文化習俗，而不至於在融入主流社會的過程中喪失殆盡。作為少數族裔聚集區的唐人街並沒有按照經典同化論所預測的那樣，其最終結果會衰落和消失，而仍然會發揮它應有的作用。這就是唐人街的「民族社會經濟聚集區」功能。最早到美國的那批華人，也受到了很多歧視，特別是在和美國的工人在就業方面產生競爭後，政府就出台了排斥華人的法案。華人在勞務市場上受歧視，加上移民身份的種種劣勢，這一系列的障礙導致的結果就是中國勞工被迫進入唐人街，在這裡，他們發現了可以繼續實現僑居目標的就業崗位。稍晚來到的一些華人移民由於不懂英語、缺乏市場適用的職業技能、對美國社會毫不了解，這些大大減少了他們融入美國社會的機會。他們也通過唐人街，調動民族資源來開闢一條可融入美國社會並最終同化到美國社會的途徑，並使得移民在新的國家裡最終取得成功。而在俄羅斯，政府已經明確規定不允許華人有自己的聚集區，更不允許存在華人自己的「唐人街」。所以，華商在莫斯科很難形成自己的「唐人街」。在市場中雖然初步形成了以華商為主體的華人社會，華商生活在當地的華人社會中，各種需要都可以得到滿足，和國內並沒有多大差別，但這種華人社會和「唐人街」有很大差異。因為在莫斯科華商很少有自己的固定住所，大部分都是租住當地人的住所，他們是和當地人以及其他國家的商人共同生活在一個區域中，在這裡主要是為了經商賺錢，經商對象主要還是以當地人為主，並不像唐人街是以華人為主。因此，最終也不可能以唐人街的「民族社會經濟聚集區」的方式融入當地社會。

本文摘自《華商淘金莫斯科——一個遷移群體的跨國生存行動》第二章「族際互動與融入」，內容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