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佛的生死觀念

06-05

儒、道、佛的生死觀念

湯一介

　　生死問題是人類關注的終極問題，無論哪種重要的哲學和宗教都對生死問題有所討論。儒家、道家和中國化的佛教禪宗在生死觀上都對中國人有著深深的影響。雖然它們對生死問題的看法不同，但卻都反映中國文化的特點。

　　1．儒家的生死觀：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業之未能竟。

　　儒家生死觀的基本觀點是「死生由命，富貴在天」，因此，它重視的是生前，而非死後，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生時應盡自己的責任，以努力追求實現「天下有道」的和諧社會的理想。人雖是生活在現實社會中的有限之個體，但卻能通過道德學問之修養（修道進德）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以體現「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一個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養自己的善性，以實現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長壽都無所謂，但一定要修養自己的道德與學問，這樣就是安身立命了，就可以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這種「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因此，儒家認為，雖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達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所謂「三不朽」之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明朝的儒者羅倫有言：「生必有死，聖賢無異於眾人。死而不亡，與天地並久，日月並明，其惟聖賢乎！」聖賢不同於一般人只在於他生前能在道德、事功和學問上為社會有所建樹，雖死，其精神可「與天地並久，日月並明」。這種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會、道德上的意義，而和自己個體的生死沒有直接聯繫。宋代張載《西銘》的最後兩句說：「存，吾順世；沒，吾寧也。」人活著的時候應努力盡自己的社會責任，那麼當他離開人世的時候是安寧的、問心無愧的。

　　由此看來，儒家並不以死為苦，那麼儒家的學者有沒有痛苦呢？照儒家看，從個人說，如果「德之未修，學之未講」是個人的痛苦，而更大的痛苦是來自其社會理想之未能實現，南宋的文學家陸遊在他臨終前寫了一首詩留給他的兒子：「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陸遊在死前的痛苦不是為其將死，而是沒有能看到宋王朝的統一。南宋末還有一位儒者文天祥，在他臨刑時的衣帶上寫著：「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盡義，所以至仁，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何，庶幾無愧。」文天祥視死如歸，因為他以踐履孔孟的「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道德理想而無愧於天地之間。因此，對於儒家說，痛苦不在於如何死，而在於是否能作到「成仁」、「取義」。在儒家的生死觀念中，所感到痛苦的是「苦在德業之未能竟」。

　　2．道家的生死觀：順應自然，與道同體，苦在自然之未能順。

　　道家生死觀的基本觀念是「生死氣化，順應自然」。照道家看，生和死無非都是一種自然現象。老子討論生死問題的言論較少，他認為如果人不太重視自己的生命，反而可以較好保存自己，這和他所主張的「無為」、「寡慾」思想相關聯。他還說：「死而不亡者壽」，王弼注說：「身沒而道猶存。」照老子看，「道」是超越的永恆存在，而人的身體的存在是暫時的，如果人能順應自然而同於道，那麼得道的人就可以超越有限而達到與道同體的境界，所以老子說：「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同於道」即是「與道同體」，它是一種極高的人生境界，是對世俗的超越與升華。莊子討論生死問題比較多，在《大宗師》中說：「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生、老、死都是自然而然的，死不過是安息。進而莊子認為生死無非是氣之聚與散，所以《知北游》中說：「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如果死和生是相連屬的，我對之有什麼憂患呢？《至樂》載，莊子妻死，惠子往吊，見莊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不以為然，但莊子認為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時運行一樣，所以「生之來也不可卻，其去不能止」（《天運》）。西晉的玄學家郭象對莊子的生死觀有一重要的解釋，他說「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生死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者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這就是說，生和死只有相對意義，只是事物存在的不同狀態，對「生」說「生」是「生」，但對「死」說「生」是「死」，對於「生」說「死」是「死」，但對於「死」說「死」是「生」。因此，說「生」、說「死」只是從不同的立場上所持的不同看法，故應「生時安生，死時安死」，這樣就可以在順應自然中得到超生死，而與道同體了。

　　那麼道家在生死問題上以什麼為苦呢？照道家看，以不能順其自然為苦。在《應帝王》中有一個故事：「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這個故事說明，一切應順應自然，不可強求，雖出於好心，但破壞了其自然本性，則反受其害，這是莊子的憂慮。照莊子看，人往往喜歡追求那些外在的東西，從而「苦心勞形，以危其真」，這樣就會遠離「道」，而陷入痛苦之中，故「苦在自然之未能順」。

　　3．禪宗的生死觀：明心見性，見性成佛，苦在無明之未能除。

　　佛教認為，人世間是一大苦海，人生有不能逃避的「八苦」，即生、老、病、死、愛離別、怨憎會、求不得、五蘊聚。人之所以不能逃避這種種苦難，是由於「無名」（不覺悟）引起的。佛教的教義就是教人如何脫離苦海。要脫離苦海就要照佛教的一套來修行，出家和坐禪等等都是不可少的。佛教傳入中國，經過五、六百年，在中國形成了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若干個宗派，其中以禪宗影響最大。

　　禪宗的真正締造者是唐朝的和尚慧能，這個佛教宗派以「明心見性」、「見性成佛」為其生死觀的基本觀念。慧能認為，佛性就是人的本心（或本性），明了人之本心，即洞見佛性，「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佛性」是什麼？照慧能看，佛性就是每個人的內在生命本體。如果一個人能夠自覺地把握其生命的內在本體，那麼他就達到了超越生死的成佛的境界。用什麼方法達到這種超越生死成佛的境界呢？禪宗立了一直接簡單的修行法門，它把這門法叫作「以無念為宗」，即以「無念」為其教門的宗旨。所謂「無念」，並不是「百物不思，念盡除卻」，不是對任何事物都不想，而是在接觸事物時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響，「不於境上生心」。因此，人並不需要離開現實生活，也不需要坐禪、讀經、拜佛等等形式的東西，在日常生活中照樣可以達到超越生死的成佛境界，「挑水砍柴無非妙道」。這種達到超越生死成佛境界，全在自己一念之悟，「自性迷，佛即眾生；自性悟，眾生即佛」。「悟」只是一瞬間的事，這叫「頓悟」，瞬息間克服「無明」（對佛理的盲無所知）而達到永恆的超生死的境界，這就是禪宗所追求的「成佛」境界。

　　中國的禪宗雖不否認在人生中有「生、老、病、死」等等之苦，但是只要自己不以這些「苦」為「苦」，那就超越了「苦」，而「苦海」也就變成了「極樂世界」，這全在自己覺悟還是不覺悟。因此，人應該自自然然的生活，「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一切聽任自然，無執無著，便「日日是好日」，「夜夜是良宵」。超生死得佛道，並不要求在平常生活之外有什麼特殊的生活，如有此覺悟，內在的平常心即成為超脫生死的道心。所以照禪宗看，人的痛苦是在於他的不覺悟（無明），苦在於無明之未能除，只要人克服其迷悟，就無所謂「苦」了。

　　總觀中國的儒道佛對生死問題的看法雖不相同，但是否其中也有共同點？照我看，儒道佛都不以生死為苦，而以其追求的目標未能達到為「苦」。儒家以「德之不修，學之不講」為「苦」，即以不能實現其道德理想為「苦」；道家以「苦心勞形，以危其真」為「苦」，即以不能順應自然為「苦」；禪宗以「於外著境，自性不明」為「苦」，即以執著外在的東西，而不能除去無明為苦。

　　今天在現代化的社會中，科學技術有了空前的發展，把人作為自然人看，對人的生和死都可以或者大體可以作出科學的解釋，但人們的生死觀仍然是個大問題，因為它不僅是個科學問題，而且也是個人生態度和價值觀念的問題。由於人們的生活態度、價值觀念和社會理想的不同，因此會形成不同的生死觀，這大概是無可置疑的。因此，我們把中國古代儒道釋對生死問題的不同看法作為一種理論問題來討論，這大概和其他理論問題同樣有著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