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和韓國政治領袖為何一再出事？

導讀：韓國和台灣都在八十年代後期開始民主化，是亞洲重要的民主化範例。然而，他們民主化之後的政治領袖許多都命運多舛：台灣的陳水扁已被判刑，馬英九在今年被以泄密和教唆泄密起訴，韓國的歷任總統更沒有好下場：好幾人因為貪腐入獄或道歉，甚至還有人自殺。為什麼是如此？是台灣和韓國不適合民主嗎？韓國和台灣都在八十年代後期開始民主化，是亞洲重要的民主化範例。然而，他們民主化之後的政治領袖許多都命運多舛：台灣的陳水扁已被判刑，馬英九在今年被以泄密和教唆泄密起訴，韓國的歷任總統更沒有好下場：好幾人因為貪腐入獄或道歉，甚至還有人自殺。為什麼是如此？是台灣和韓國不適合民主嗎？民主本來就不是一蹴可就的。台灣和南韓都經歷長期威權統治，有太多舊時代的制度和習慣（如政商勾結）延續下來，而政治以及經濟精英們經常按照既有的思維和做事方式、輕視法律規範，因此犯罪。戰後美國主流的政治學界認為民主體制的存續有賴於「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的存在，認為民主需要特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但八十年代後，政治學界的新理論是，一個威權國家出現政治轉型可能是由於各種原因，並不是因為經濟發展到某個程度，或者已經有了成熟的公民文化。也就是，公民文化常常是民主的產物，而非民主的前提。1986年，兩位政治學者Philippe Schmitter and Guillermo O"Donnell出版經典著作『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為上述理論提出重要論證。作者之一的Philippe Schmitter在2010年反省這二十多年來的民主化，更提出幾個新的反思：1.民主化比他們當初預期的更容易達成，亦即雖然這些新興民主國家遭遇很多波折，也可能缺乏成熟民主的若干條件，例如經濟和就業率沒有威權時代表現好、社會並沒有更平等、對精英的信任度不斷惡化、所謂公民文化的指標也下滑，但卻很少國家出現威權的徹底逆轉。他也提到，雖然在許多民主國家都出現民眾對於實際民主運作的失望與冷漠，但民主仍然是他們的唯一信仰：「對民主的失望並未導致專制，反而會帶來不同甚至更好的民主形式。」2.也許因為民主化比預期的來得容易，所以民主化帶來的實質改變比他們當初預期的少，尤其是「在最可能影響權力和影響力的長期分配的因素方面。」亦即，新民主下看似有了新規則，有了新政黨，但實質的政治權力和社會資源的分配，並沒有太大改變。Philippe Schmitter說在某些國家，新民主的統治者和舊專制政權的統治精英關係密切。尤其是在那些政治轉型不是由下而上的革命造成，而是由舊威權勢力和民主運動談判導致的轉型，甚至是由舊時代執政黨來推動（雖然是在壓力下）的民主化，看似和諧，但卻容易讓既有的特權與舊勢力難以動搖。關於上述第二點，Schmitter強調的是中東歐的新興民主國家，但台灣和和南韓何嘗不是：別忘了朴槿惠是誰的女兒，台灣國民黨如今的精英們也大部分和威權時代政黨有關，而台灣更是由威權時期執政黨主導轉型的典型，甚至是到解嚴後的十三年(2000年)才政黨輪替。這說明了，舊時代的權力和資源分配確實在民主化的時代改變緩慢。對上述第一點來說，Schmitter的判斷或許過分樂觀，因為許多國家確實出現民主機制的故障、對人權的打壓，或者民粹主義強人。早有數據顯示，過去幾年，全球的民主出現嚴重停滯與逆轉。然而，他的論證卻適用於台灣和南韓：因為即使出現這麼多問題，民眾仍然願意相信民主體製作為唯一的選擇，而且公民社會仍然可以去制衡政治精英的失職或腐敗。民主是一個永無止盡的過程，需要精英和民眾的不斷學習，學習對於制度的尊重與遵守，懂得政治責任與政治道德，而公民可以學習政治參與，監督政客。政治人物會犯錯，但民主國家可以容忍犯錯，只要司法能獨立，公民有權力，媒體有力量，這個國家的民主就可以一步步前進。台灣與韓國正在學習（美國人也正在學習吧），但香港與中國大陸呢？他們的精英與公民何時可以開始學習民主的第一課？（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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