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布雷:曾與格瓦拉並肩戰鬥的人

德布雷1940年9月2日出生於巴黎的一個律師家庭,16歲時贏得法國文科競賽獎,18歲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巴黎高師。德布雷年輕的時候,世界正處於非殖民化運動高漲的年代,法國先是從印度支那退出,接著又在阿爾及利亞面臨困境,與此同時,民族獨立解放的浪潮波及亞非拉三大洲。

青年時代的德布雷充滿政治激情,部分原因在於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路易?阿爾都塞的高足。

這位出版過《保衛馬克思》的著名理論家,在巴黎高師影響了許多著名的學生,米歇爾?福柯和德布雷都在這個名單上。日後影響到學生們理論與實踐的討論,在校園裡早已展開,探討革命理論的興趣是那個年代的巴黎高師學生的時尚。但究竟是停留在「批判的武器」,還是提供「武器的批判」?德佈雷的選擇是後者。

加勒比海的美麗島國古巴,不僅在地理上更在文化上,為充滿拉丁氣質的革命青年提供了理想新天地。著名巴西導演沃爾特?塞勒斯的影片《摩托日記》,講述了格瓦拉革命理想的形成與青年時代的拉美旅行相關,相似的事情是德布雷在1960年代重複了格瓦拉當年的旅途,除巴拉圭之外,行程跨越整個拉美大陸,親眼見證民族解放運動的洶湧浪潮,親耳聆聽了游擊隊的槍聲在整個安第斯山脈的深谷回蕩。

旅行的結果之一是產生了政治思考。返回法國後,德布雷很快寫作了《卡斯特羅主義:拉丁美洲的長征》一文,發表在薩特主編的《現代》雜誌上。文章的主題是從革命戰略的角度宣傳武裝鬥爭在拉美完成民族革命的重要意義。

這和格瓦拉的想法不謀而合,遠在阿爾及爾的格瓦拉讀到之後,馬上把文章和作者推薦給卡斯特羅。1965年冬天,正在法國東部南錫聖女貞德中學教授哲學的德布雷收到來自卡斯特羅的電報,邀請他出席將在古巴召開的三大洲會議。德布雷從古巴開始了長達八年的拉美革命生涯,名義上是古巴大學的哲學教師,實際上卻在訓練營里熟悉各種槍械和游擊戰術。

德布雷至少寫了兩本分析戰爭的書。以知識分子身份介入革命的德布雷深信,「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1967年,他在法國出版了《革命中的革命》,書中分析了拉美武裝鬥爭的戰術和戰略,提出策源地理論,認為游擊戰的成功之道在於形成無數個策源地,在世界各地點燃武裝革命之火。這本書很快成為格瓦拉游擊戰手冊的姊妹篇。在後來總結格瓦拉主義教訓時,德布雷又於1973年出版《格瓦拉游擊戰》一書,認為要完成「持久的革命」,需要解決革命組織和戰略戰術的問題,如城市無產階級的支持、階級構成的系統探索,以及組織結構、軍事配置、活動地域、時間選擇等問題。游擊中心主義的戰略更傾向於可操作性。

被懷疑出賣了格瓦拉

德布雷最廣為人知的是發生在1967年的德布雷事件(亦稱德布雷審判)。

那一年的4月,他以墨西哥記者的身份進入玻利維亞,在一座被廢棄的游擊隊營地被俘。在被拘留的幾個月時間內,他經歷了審問、拷打、單獨囚禁,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人員參與其中,由於國際社會的持續聲援,德布雷沒有被玻利維亞軍隊立即處死。

玻利維亞軍隊指控他積极參与游擊活動,並在他出版的著作《革命中的革命》中找到了證據,在那本書里,他論述了1965年一次未遂的玻利維亞暴動的教訓。

面對玻利維亞軍隊的指控,德布雷否認自己曾和玻利維亞軍隊作戰,否認自己知道格瓦拉的下落,他否認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但堅稱自己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他說,自己只是寫過一本書,為了這個,就受到了指控。

德布雷被俘六個月後,受傷的格瓦拉在營地被玻利維亞軍方抓獲,並在次日被立即處決。

從格瓦拉隨身攜帶的日記及其他相關解密文件中,玻利維亞軍方發現,德布雷實際上是格瓦拉和卡斯特羅之間的信使,格瓦拉也曾向他介紹過玻利維亞的游擊戰發展形勢。

最終,德布雷被判處三十年監禁,不得上訴,但最終於1970年底,在被俘三年多後,在智利被秘密釋放。

一直以來,就有人要清算歷史,質疑德佈雷的清白,認為是他當年出賣了格瓦拉,但一直沒有憑據。直到1996年,格瓦拉的大女兒在阿根廷首都說德布雷被捕後可能說多了,立即遭到了其他當事人的反駁,包括當年玻利維亞軍方的特工頭目,也出來否認德布雷泄密的事情。到2001年,也還有人對此進行追究。(當年與德布雷一起被俘的阿根廷畫家布斯托被更多人懷疑,認為是他泄露了格瓦拉營地的機密。)對這段經歷,德布雷在他的作品中有過不同角度的回憶和敘述。

當年,德布雷被捕後,戴高樂將軍曾親自出面,向玻利維亞政府施加壓力,政府相關部門乃至整個法國的工會等團體都出面聲援。有消息說,玻利維亞政府曾試圖通過這件事情與法國交換軍火裝備及訓練空軍飛行員。在此期間,頻繁更替的玻利維亞政府中,也有過偏左翼的要員。最後在各種因素的合力下,德布雷重獲自由。

事後,德布雷給法國相關部門寫過感謝信,他堅定了政治上的共和主義精神(他在哲學上屬於馬克思主義,對辯證法的運用極其嫻熟)。在他的政治自傳《可敬的大人物》(人生三部曲?第二卷)當中,可以看出他對戴高樂充滿敬意。

踏入政壇,然後離開

德布雷在智利被秘密釋放後,在這個國家停留了近三年時間,之後,他告別了拉丁美洲。此時的法國,「無產階級左派」正在從影響力最高點下滑,左翼社會運動開始從極端向理性回落。1972年,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三個西歐國家的共產黨開始提出以和平競選為主要政治形式的歐洲共產主義戰略。在法國,社會黨和共產黨的聯合參選透露出社會革新的新曙光。

回到法國的德布雷,仍然是一個對社會革新充滿政治期待的人。1981年5月10日,密特朗代表社會黨和共產黨當選總統,當天晚上,巴黎共和廣場上的「國際歌」旋律一直回蕩到深夜。作為一個共和主義者,德布雷進入政界,先後出任法國總統第三世界特別助理、南太平洋理事會秘書長、法國行政法院審查官、塞維里亞世博會法國館文化總監等行政職務。

政治的不可思議性往往在於言語和行動之間的落差,或者說是主觀理想和客觀環境之間的可操作空間:法國戰後最左的政府推行的是最右的財經政策。德布雷慢慢體會到,知識分子沉溺在語言的世界中,難免會有孤立感,而要在現實世界中選擇陣營,沉默和含蓄又成為一種必須。對政治進行徹底的思考,往往是難以實現的。朱利安?班達當年就曾經指出知識分子的天職是做「非宗教的、功利主義世界」的「惡人」,做文明的擔保者和見證人,這種文明強調道義至上意識的精神崇拜。德布雷從參與政治的現實經驗中體會到失望:「我們的領導人不再區分清晰的界線:他們不再說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也不再做他們說過的事情。」政治家只需要德佈雷的名聲,並不需要他的意見。顯然,政治並非精神的嚴肅實踐。

德布雷終於在1992年徹底離開政界,決心回到高校去繼續學術生涯。

開創媒介學

豐富的經歷和廣泛的思考為學術創新積累了條件。經過《法國知識分子權力》(1979)和《政治理性批判》(1981年)等著作的準備後,1991年,德布雷出版《普通媒介學教程》一書,直接提出媒介學(mediology)這一學術創新命題。這個命題的中心是要討論技術和文化的互動關係:在人類歷史上的不同時期,人們的文化態度和文化觀念究竟和當時的信息傳播有怎樣的關係,反過來,一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又如何對信息傳播產生影響。

從口頭語言到計算機語言,從毛筆書寫的檄文到互聯網的電子動員,從原著的惟一性到複製的民主性,德佈雷的媒介學所考察的是媒介如何具有歷史的、社會的和文化的效果。德布雷特別注意到社會組織形態和技術創新格式是保證文化傳遞能力的關鍵。技術進步生產差異,推動產生在思考程序和反應形式方面有所不同的新人類出現,比如今天在互聯網上使用「火星文」的網民。

1979年,德布雷第一次提出媒介學概念。同一時期,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盧漢開始出現在美國電視上。相比較而言,德佈雷的媒介學更注重歷史質感的精準和政治選擇的道義,即便在修辭上也不無辯證法的魔幻色彩。但媒介學直到2004年才在英語學術界得到認可。

媒介學既不是媒介社會學,也不是符號學,與傳播學的路數也有所不同,它不聚焦孤立的個體,而是研究宗教、意識形態、藝術和政治思想在一個社會或跨社會的文化傳遞,這個理論最核心的內容是對象徵形式(各種符號)、集體組織(社會組織結構)、傳播技術系統(信息技術格式)的三角關係的梳理。

1993年,德布雷在巴黎第一大學通過博士論文的答辯,論文題目為《影像的生與死:西方關於觀看的歷史》,論文在伽利瑪出版社出版,今天已經有幾種文字的版本。著作的主題是關於媒介和傳播的批評,將人類傳播活動的歷史重新劃分為三個時期:口語時代、印刷時代和視聽時代,每個時代的信息傳播局限在不同的技術環境當中,並導致不同的文化態度,產生不同的文化生態。

德布雷從1996年開始編輯出版《媒介學手冊》,這一學術推廣工作差不多持續了十年。與此同時,他先後在里昂、巴黎、蒙特利爾和哥本哈根的大學與研究機構擔任教授,並不斷出版著作、發表演講、接受採訪,保持一種罕見的活力。

進入21世紀,德布雷創辦了歐洲宗教研究所,相關研究在學術上是對其媒介學的一種補充。

在德布雷看來,社會的意義在於讓大家在一起並相互信任,這必然意味著要接受或進入一個傳播和交換的網路。人對自己和別人的信任,不得不依附在符號上,依附在符號之後更為具體的政治、宗教和意識形態理念上。人們之所以會對媒介保持期待,是媒介將預設信仰和友愛。德布雷在這一方面延續了啟蒙思想家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