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生活的隱逸文化傳統

天下先有隱士，後有隱逸文化，隱逸文化的流布、承繼，即成隱逸文化傳統。

《易·坤·文言》：「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蓋言謹也。」

天地運行變化，草木滋長茂盛；天地閉合滯塞，萬物凋零蕭條。賢者應考量時勢，適時而隱。如「囊」之「括」（紮起口袋），謹言慎行，不會有災難，也不會有稱譽。

「出世」而隱

孔子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現），無道則隱。」（《論語·泰伯》）孔子認為，古代之「士」，「篤信好學」之旨歸，在於愛惜道、守住死，不與危亂之邦為伍，天下有道則「入世」而現，施展才能，弘道揚善；天下無道則「出世」而隱，韜光養晦，以身守道。

孔子之理念，在於「士志於道」，堅守「道統」，保持自己的精神獨立，與不「王道」的「政統」保持距離，不同流合污，更以「邦無道，富且貴焉」為恥！在「無道」之邦，「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隱居以求其志」。在孔子看來，「隱逸」，是一種對「道」的捍衛和維護；是一種「生存」方式；一種「適時」的處事態度。

與儒家相對的道家莊子，則以上古禪讓傳說來談論「隱逸」：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莊子·讓王》）

善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衣食自給自足，相較於治理天下，其更願意「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這裡體現了一種對於率性之「自由」的訴求！

與善卷行為相反的，是一些世俗之所為：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惽惽，久憂不死，何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莊子·至樂》）

世俗所尊崇看重的，是富有、尊貴、長壽和善名；所愛好喜歡的，是身體的安適、食品的豐盛、漂亮的服飾、絢麗的色彩和動聽的樂聲；所輕視看低的，是貧窮、卑微、夭折和惡名；所痛苦煩惱和憂懼的，是「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

在莊子看來，富者、貴者，勞累身形，苦心經營，處心積慮，患得患失，其對待自身（「其為形也」）可謂「愚」（愚蠢）、「外」（身外）、「疏」（疏忽）、「遠」（遠離），真是「何苦也」！

莊子以為此是「天之戮民也」！

可見，對於「隱逸」，莊子認為，是一種對於「天下」之位的權勢的否定、「無為有國者所羈」；是一種對於世俗 「富貴壽善」身外之物的否定、「不為軒冕（權勢）肆志，不為窮約趨俗」。是不「危身棄生以殉物」、為物所累的「自由」人生！

儒道思想匯合，便構成了中國獨特的隱逸文化價值觀，即堅守道義、適時生存、率性自由等。

「歸園田居」

在「隱逸」價值觀下，避世隱士，其生活方式的選擇呈現多種多樣，迥異於世俗之常規：

「古之人隱於農、於工、於醫卜、於屠釣，至於博徒、賣漿、抱關吏、酒家保，無乎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後為隱。」（元好問《市隱齋記》）

但一般來說，往往選擇曠野山林、浩渺江湖之間。「就藪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閑暇者之所好也。」（《莊子·刻意》）

晉陸雲《逸民賦》描寫到：

世有逸民兮，棲遲乎於一丘。委天刑之外心兮，淡浩然其何求？陋此世之險隘兮，又安足以盤游？杖短策而遂往兮，乃枕石而漱流。載營抱魄，懷元執一。傲物思寧，妙世自逸。靜芬響於永言，滅絕景於無質。相荒土而卜居，度山河而考室。

曾丘翳莽，穹谷重深。叢木振穎，葛藟垂陰。潛魚泳沚，嚶鳥來吟。仍疏圃於芝薄兮，即蘭堂於芳林。靡炎飆以赴節兮，揮天籟而興音。假樂器於神造兮，詠幽人於鳴琴。挹回源於別沼兮，食秋菊於高岑。蒙玉泉以濯發兮，臨浚谷而投簪。

這裡的「逸人」，即隱士，杖策而往，枕石漱流，行走於深谷幽林之間，與潛魚嚶鳥為伴，吟詠撫琴，採食秋菊，濯發玉泉，過著耽於自然、超塵脫俗的生活。

在縱情山林江湖的隱士生活中，鄉村田園，成為隱逸生活的一個重要圖景。「世外桃源」的始創者陶淵明，對隱士田園生活作了經典描述：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抱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

此外又如：

「小池聊養鶴，閑田且牧豬。草生元亮徑，花暗子云居。倚床看婦織，登壟課兒鋤。」（王績《田家》）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孟浩然《過故人庄》）

「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白菜花稀。日長籬落無人過，唯有蜻蜓蛺蝶飛。」 （范成大《四時田園雜興》）

鄉村生活，一年四季，春華秋實，變化有序；花開花落，和緩平靜；夏雨冬雪，景緻不同；瓜熟蒂落，自然農法。鄉村環境，「土地平曠，屋舍儼然」；「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陶淵明《桃花源記》）。同時，鄉村民風淳樸，情感樸實，「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王維《終南別業》）；「數片飛飛猶臘雪，村鄰相喚賀年豐」（陸遊《立春日》）。

另外，古代鄉村管理，主要依靠宗族制度，國家政權對基層鄉村社會控制相對薄弱，所謂「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秦暉《傳統中華帝國的鄉村基礎控制》）。鄉村，這個相對寬鬆、獨立的社會生活空間，恰好為性好自由的隱士提供了一片施展天地。

鄉村所擁有的這些自然人文環境，與隱士逃離束縛、適時生存、率性自由的訴求正相吻合，使得鄉村及鄉村生活，與隱士及隱逸文化緊緊聯繫在一起。田園生活、隱逸文化，相得益彰，共同構成了鄉村文明的一個特色。

現代「心隱」

南懷瑾在其《禪宗與道家》一書中認為，隱士思想，和歷史上的隱士們，實際上是操持中國文化的幕後主角。

歷史上，文人、士大夫們無論是否功成名就，都把「歸隱」作為一種人生歸宿，是由於「隱士」修為是一種德行的體現，是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歸隱」，雖有「不合作」之意，也更有掙脫世俗「樊籠」約束，「回歸自然」、「人格獨立」的訴求。

現代社會，雖然不再存有古代社會的「隱士」，卻依然傳承了「隱逸文化」傳統。現代之人，雖不多見隱居于山林江湖、過著田園生活的「身隱」之士，卻也不乏許多心懷衝破塵世之網、逃離城市、回歸田園的「心隱」之士。

作為現代人來說，其所面臨的壓力來自於更多方面：社會政治、資源環境、食品安全、道德信仰，甚至城市痼疾、鄉村衰敗等等。強大的身外之「物」的力量，充斥了幾乎所有人類的生存空間、甚至心靈空間，人的異化加劇，越來越不能承受生命之重！「道」的失落和缺席，又使人陷入無「道」可守的尷尬、迷茫境地。

這些因素，使得許多人雖然無法「身隱」，卻「身在曹營心在漢」，於鋼筋水泥之中「心隱」田園，神遊于山林江湖之間，或於短暫駐留鄉村之中，放鬆疲憊的身心，獲得精神的慰藉，調整失衡的心靈。

也正是這種「心隱」的願望，使人們無論行走何時何地，無論人生潮起潮落，總是念念不忘那片些許業已凋零的鄉土，內心中存有無盡的鄉愁。

時下鄉村旅遊的興盛，既是經濟發展、休閑文化勃興的結果，同時，也是隱逸文化傳統的因應。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鄉村旅遊開發，需要凸顯隱逸文化的內涵，方能增加鄉村旅遊的文化含量。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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