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學的自內解殖

　海派文學的自內解殖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抗議中國政府對日採取妥協政策並且引發持續地全國性起義，這一天是個無比重要的日子，因為它正式揭開中國往後三十年歷史上演現代化過程的序幕(注1)。「五四」現今已成為指涉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整段時期；在這個時期里，不同階層的中國人民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操的感染下，努力以民主及科學的精神反思傳統，進而建立一個新國度。不單如此，「五四」的現代化精神發揮在文學上，展現的是一個以白話為書寫基礎的改革階段，中國新文學的正當性地位經過早前的蘊釀由是建立。歷來相關中國現代文史的研究里，對於「五四」這種狂飆、基進的現代精神，莫不給予相當的肯定與重視；而事實上自「五四」以後的三十年間(1919--1949)，中國的確一直向著除舊布新邁向現代的目標前進。　如果我們將「五四」及其稍後的三、四○年代文學置於一個特殊的後殖民歷史語境(Historicalcontext)下思考，那麼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過程似乎是相當複雜和矛盾的。近幾年來的中外研究紛紛指出，應該重新思考五四思潮背後的一個新的意識型態和歷史觀，並且釐清西方的現代性對中國造成的影響，特別是在與中國特殊政治環境的結合後發生的轉換和改變(注2)。尤有甚者，周蕾更在其著名的《婦女與中國現代性-東西方之間閱讀記》一書中，對於西方理論思想的霸權地位導致在「閱讀」中國現代文學的方法論上的種種囿制，提出強烈深刻的質疑和批評。周蕾標舉當時的報章雜誌如《新青年》、《新小說》、《新學報》、《新女性》、《新紀元》、《新中國》等「新」字的頻繁運用，顯示中國社會文化在經過與西方的接觸下，一切象徵著「進步」的西方現代文明對於當時腐敗封建的中國而言都是「好的」。這樣的結果意味著，「即使中國在最後自列強手中收回了租界地，但是長期的文化帝國主義卻在那時開始正式上演…」(注3)。　正如上述幾位學者對「五四」及其以後的中國現代化過程的研究中所強調，閱讀新中國似乎不能再像往常一味地持以樂觀主義的態度。事實上，二十世紀初期東、西方的接觸帶動了帝國主義微妙的散播，促使中國掙脫舊傳統邁向「新」發展更加地矛盾與複雜。既然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現代化無法分割，而且對新文學的研究也早已象徵為中國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符碼；那麼現代化與帝國主義的密切關係是否使得中國文學裡的現代性表述需要重新思考？現代文學究竟是中國在一定程度上的文藝復興？抑或只是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複製？　在探討這些問題時，本文必要將「五四」稍後的三、四○年代文學置於東方/西方對應的歷史語境下，並且以「上海」這個代表著中國最進步的、孕育過新文學裡多樣寫作形式的城市，重新思考。因此，本文擬就三○年代初特具歷史意義的都市文學社團---上海新感覺派，與名盛當時的女作家沈櫻、白薇及稍後的施濟美、蘇青、張愛玲為代表；藉由對這些不同的創作形式與主題的分析，探討繼「五四」之後，「新」文學在歷史物質條件與性別主體差異的影響下所產生的不一的接受程度與相應策略。　I.　中國現代文學「新感覺派」的成形，應是第一株在上海城市裡發芽的奇花異卉；它的出現，明確標舉著中國第一個吸取西方現代派理論(包括日本的新感覺派主張)來創作的文學社團(注4)。二○年代末在上海相繼發生五卅運動和四一二政變，許多知識分子面對國家社會的劇烈變化，向左向右都有了明確的方向，唯獨最難的是兩無依傍的「第三種人」(注5)。時代動蕩的壓力與主體方向的不明，形成他們的迷惘焦慮；然而這種漂泊無定的情緒與感受，卻也成為溝通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脈搏。再者，這些新知識分子敏銳直覺於環境變動下的「現代」氣息，這也許是把他們引向新感覺派的更直接原因(注6)。身處在早有「東方巴黎」之稱的上海，如何表現出最現代的生活與最現代的精神，遂成了三○年代新感覺派的使命。　以劉吶鷗、穆時英、施蟄存等人為代表的新感覺派小說，將西方根植於工業文明的現代派文學搬移到東方的大都會，嘗試描繪中國現代都市的圖像。新感覺派作品裡充斥著對「都市」這個能指的迷戀，因為「都市」具體指涉著「現代」、「進步」等一切美好的象徵。但是當他們在文學想像中構築「家園」的同時，在情感上則靠攏了世界主義，因此「家園」在本質上仍是帝國的歐洲大都會，是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帝國的強烈認同和追隨(注7)。我們從《都市風景線》的第一道風景─<遊戲>一文，就可以窺視劉吶鷗在他所有作品裡呈現對都市生活之迷戀和憧憬的剪影(注8)。劉吶鷗以現代城市為他創作的表現對象，在他筆下展示的是一個特定的都市空間：賽馬場、夜總會、電影院及富豪別墅等；而他筆下出現的也是特定的都市人物：少爺和舞女、資本家和姨太太和公司職員。劉吶鷗把都市的時空交織和人物類型的取角就定位在這幾個重點上，認真地勾划出一個城市的輪廓，他精工於外在物質環境的描寫，並且以此襯託故事人物空虛頹靡的生活面相。或許劉吶鷗過於著重渲染這種物質文明的幻境，一個聲光化電、酒色財氣的世界，所以他只停留在表面描寫的層次，並未深入探討都市文明對現代人的深刻影響。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穆時英的小說里；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上海的狐步舞>、<夜總會的五個人>、<街景>等等，描寫大都市生活與精神上的頹廢荒誕，充斥形形色色的慾望，基本上與劉吶鷗所創作的內容和形式有一致之處。雖然在穆時英筆下也可以看到與劉吶鷗作品出現的些微不同，例如對都市失落者內心層面的階露：中，潘鶴齡非常執著於對自我的確認，追求精神層面的溝通，但在文本最後的主角對「進步」的種種追求卻都以失敗告終。現實中人與人的心靈隔膜、內在的痛苦寂寞…在穆時英創作中不但沒有成為美學上的批判精神，反而只能化作夢囈般喃喃的宣洩。　施蟄存擅長以表面上的都市生活做基礎，描寫人物變態異常的心理，如＜魔道＞、＜夜叉＞、＜在巴黎大戲院＞、＜凶宅＞等，這類作品也都忠於新感覺派的基調。作者在小說中設置了一個看似真實的舞台：上海的鐵路站台、電影院和熟悉的街道，配以日常生活中的角色人物。但是這些現實的框架不過只是支離破碎的背景而已，戲劇性事件在人物日常生活里發生，故事的進展並未對動機或意圖作過分析(注9)。因此，事件不論是正常或異常，只是簡單地在人物身上發生，激起混亂的反應。施蟄存展現不同風格的是利用外國人物融入中國的歷史傳說題材，如＜鳩摩羅什＞、＜將軍底頭＞、＜石秀＞、＜李師師＞等，這類作品較劉、穆二人更帶有異國情調的神秘色彩。在這些作品裡，施蟄存不斷把「性慾」和「怪誕」主題纏繞在文本現實的背景上，他把中國古代的歷史傳說雜繪許多怪誕色彩，試圖將幻想、慾望、潛意識等與現實聯繫起來。儘管如此，文本里表現對中國古代歷史的強烈興趣甚至種種想像的靈感主要還是源於西方，以佛洛依德等精神分析學說的理論做為寫作的先行概念。在他的小說中，我們只能看到西方理論學說的運用，卻看不到現代派叛逆精神在文本整體意識上的變革，以及透過作品所要表達的訊息。從劉吶鷗、穆時英到施蟄存，新感覺派里描繪的城市與人文，構築出上海高懸於中國本土之上的都市風景線；但是，就是高懸，使得它難以為繼，使得它在認同都市的時候，只能停留在一瞬間的表面印象上。　新感覺派小說的「學舌」特性至此展露無疑。博埃默(EllekeBoehmer)在《殖民與後殖民文學》一書中特別指出，二十世紀初，在一片帝國主義權威的限制下，「西方與西方之外的審美碰撞，充其量不過是一種裝飾性的傾向，在根本原則不變的前提下的一種"趨同"」(注10)。五四以降，中國與西方世界的接觸關係使得中國傳統快速解體；「現代」中國的概念既是承繼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產物，因此，具有向西方尋求「新奇」、「科學」與「進化」的前瞻性特質。然而在此需要仔細區分的是，許多中國現代作家透過書寫表現追求「現代化進程」的渴望，是植基於感時憂國、救亡圖存的情感與道德使命之上(注11)。很可惜的，新感覺派作家一開始以背反傳統和極端的個人主義姿態出現，他們表現疏離、陌異感的文字鑄就大都會情感的構型，但最終卻沒有通過他們的藝術創作來重新確立現實的觀念及態度。他們篤信西方中心地位、強調啟蒙優越的文明成就以及資本經濟發展模式的結果，不但無法達至「富國強種」的目的，反而促使現代中國處於從屬及邊緣的地位，無形中更加速西方霸權通過自我複製繼續衍生在中國這個「他者」之內。終結新感覺派小說里許許多多堆砌的都市意象，只能做為「西方」、「帝國」的象徵符碼，令人深陷在蒼白消極的虛無氛圍與迷幻頹廢的精神狀態中；而失敗、厭惡以及絕望感的充斥，則是導引新感覺派作家們的創作走向靈魂死亡一途的主要原因。　II.　同樣是描寫都市生活、關注時代的大問題，三、四○年代海派女作家的創作卻呈顯出在東、西兩種文化的碰撞影響下，屬於中國女性的現代性表述。三、四○年代海派女作家的創作，明確表達植基在性別意識上的現代文化論述；她們對現代性的追求主要體現在愛情題材上，在作品裡集中探討婦女同時面對性別主體與個人情愛的複雜反應。　在二○年代「五四」風潮的襲卷下，在當時中國高舉「科學」、「進步」這一面現代性大旗的庇蔭里，中國第一批現代女作家才得以在大時代里展現女性身份，藉此書寫自我、個性、情感與愛情等語彙。但此時代表「婦女解放」的女性創作中，女作家對「性別」、「主體」這些概念的認知還是遵循男性主導文化的詮釋(注12)。因此，女性身份的出現只是一個民族追求自由、科學、強調個人主體的現代象徵，男∕女在概念或形式上的平等卻遠遠不能意味著性別意識的覺醒。迄至三○年代以降，婦女才能算是真正體認到一個新興的父權體制和意識型態對女性在現實以及精神層面的種種囿限，於是開使投注各種質疑的眼光和不信任的態度，從女性主體的發聲抗議(注13)。緣此，下文擬舉三○年代的女作家沈櫻、白薇以及在四○年代成名的蘇青、施濟美、張愛玲為例；說明中國「新」文學在與帝國主義無法分割的後殖民語境里、在無可忽視的現代∕父權情況下，這些身處上海從事創作的女性，她們透過文本所突顯的不同的接受模式與相應策略。　對作為第二代的女作家而言，沉櫻(注14)寫出了與第一代女作家廬隱、凌叔華等人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現代生活裡帶著懷疑和猜忌的愛情(注15)。<愛情的開始>、<喜筵之後>、<時間與空間>、<生涯>、<下午>似乎成就了沈櫻解構愛情神話的一系列創作。她筆下的男女主角不再有信賴與忠誠，不再有生死之誓，甚至也不在乎愛情真假的區別；文本里愛情成了災難的代名詞，最後只是給尋求幸福的一般女子帶來身心的痛苦和恥辱。這些女主角對於男性的背叛先是忍受、哀怨與猜忌，繼而她們也學會了競爭的技倆與虛偽的周旋。<愛情的開始>那位被男性玩弄到幾近崩潰的女人，最後放棄希望，開始謀劃報復的手段。<喜筵之後>處境相若的女主角在另一位男子那裡得到感情創傷的彌補，覺得乏味淡漠之後，又試圖藉由這個男子刺激初戀人的醋意。<下午>從共產革命中退縮下來的女性，只願談逢場作戲的愛情…通過這些描寫，沉櫻企圖瓦解五四男性文人筆下完美愛情的迷思，道出新時代女性的真正困境，在中國付出巨大代價努力追求的現代化過程里，包括愛情自由的理想，對婦女而言只是換了另一種包裝的父權壓制。除此之外，沉櫻創作中的一般女性更多地表現了軟弱、怯懦的一面。她描寫猶豫不決、憂柔寡斷、痛苦糾纏在為難中的女性，探討在平庸生活與陳舊愛情里如何磨平了稜角與光芒。<回家>的麗塵本欲在投奔「偉大神秘的國度」之前回家告別，但見了久違的親人後心中又十分不忍。<下雪>的女主角，當年曾勇敢反叛家庭的她，如今卻在丈夫的挽留下無力堅持自己的志願。文本里一次又一次地透露，現實的困境仍然是套在婦女身上無形的枷鎖；中國的現代化並不意味著性別上的光明，婦女還是無法因這些人道概念得以獲取真正的平等。　如果說沉櫻透過描繪現代女性的「負面」特質質疑男性愛情神話的完美，那麼同時期的白薇，就是以新時代里的「地母」形象，瓦解新式愛情性別平等的迷思(注16)。在中國現代文學女作家裡，白薇的寫作也許可稱是最具自傳性的一位。一九三六年，在愛情破滅、病魔纏身、「書不成身先死」的恐懼下(注17)，白薇寫出了女作家筆下少見的長篇自傳《悲劇生涯》，為我們今天解讀三○年代女性處境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文本。《悲劇生涯》的愛情自傳，突顯出男女主角各自對「地母」身份的要求與遵循。女主角碧葦是一個過於自尊自強的新女性，在與一個自私孱弱的男性---威展的愛情模式里，她註定要成為一個拯救者、寬恕者和奉獻者。威展可以同時愛上許多女人，更可以在愛紅與愛碧葦之外陶醉於與酒吧年輕女郎談情說愛或與風流闊綽的寡婦晝夜廝混。但是碧葦卻不能不專一，甚至在與威展斷絕戀人關係二年後，偶然接受某一男子的擁抱，便要深深責備自己巷一個蕩婦。白薇《悲劇生涯》里的悲劇，直接挑明了「不專」是男性永遠的特權，女性無論是維持遊戲或是退出遊戲，其實並無多大差異，新時代里勇於追求理想愛情的女性一樣得不到期望中的平等對待。　對四○年代的女作家而言，質疑愛情的性別模式、解構父權的愛情神話，可能不足以表明現代女性的真正理想；這個時期的女性創作中，她們乾脆直言女性對戀愛自由以及家庭責任的雙重要求。不論是施濟美、蘇青或張愛玲，她們透過女性的文學世界傳達出自我對整個大時代的感受。這些女性角色的形塑都有一種時代人所未有的清醒與明白：一是對自身處境的清醒，明白女性在社會關係中的位置和價值，二是對自身目的的清醒，明白自我必須選擇的生活方式，並儘力為此而鬥爭。　施濟美筆下的女子嚮往愛情自主，不但對於買辦婚姻有堅決的反抗，她們也要求植基在自由戀愛上的婚姻責任(注18)。施濟美的創作一開始是以短篇小說為主，大多取材於學校和家庭生活，以描寫少年兒童的心理見長(注19)；但是在她後來的中短篇小說里，對於主題的選取和人物的塑造已有明顯的區隔和轉變。<鬼月>、<鳳儀園>與<十二金釵>不僅描寫男女知識青年對封建傳統的抗拒，表達自由追求愛情的決心，文本更強調突顯的是海棠、馮太太和其它諸多女子，她們在愛情的取與舍之間一致表現出女性堅決的自主權。雖然這些作品屢有讚頌聖潔人性與愛情的旨意，這一點難脫傳統書寫中對女性道德要求的思維框架；但是文本對女性角色的刻劃安排已透露作者對性別鬥爭的關注。　蘇青的文風鮮明果決(注20)，她以一種閑適平淡且富趣味的散文化創作，帶著女性面對時代變換的緊迫敏感，時而勇敢堅決，時而踟躕矛盾。這種不斷自我解嘲的文章顯得尖銳明快，與上海淪陷區退出真實生活的「隔世」主流風潮形成鮮明對比(注21)。《結婚十年》是蘇青的成名之作，這部作品所涉及的生活場景大致上分兩部份；一是講述女主角在結婚前後的生活，二是描寫抗戰時期一家人的逃難(注22)。如果說《結婚十年》的後一部份對當時的戰爭與平民生活有所反應，因而多少觸及現實層面的話，那麼前一部份則可以說是對市井小民生活細節的展示。在蘇青的文章里，舊中國的中產階級家庭傳統的生活樣貌，以及它在西風影響下產生的許多變化，由此得到藉由女性敘述視角在不同層面的反映。該書第一章，一個半自由戀愛下「中西合璧」的婚禮形式帶出一對接受新式高級教育的知識分子夫婦的婚姻生活；妻子面臨丈夫外遇和經濟拮据的雙重困局，不但堅持寫稿賺錢並且忍受丈夫的外遇行為。　蘇青與施濟美的文章平實但敏銳的挑點出在東∕西文化的碰撞下，女性在某些制度上的鬆綁與選擇，她們在精神上受西方思潮的影響，強調女性追求戀愛的自由，但同時也不放棄男性對婚姻家庭應付的責任。不由分說，相同的或謂更細膩的文化思考模式重複在張愛玲的小說中。<傾城之戀>里的流蘇、<金鎖記>里的七巧、<紅玫瑰與白玫瑰>的嬌蕊…張愛玲對女性的刻劃有著雙重特質；一方面，她描寫女人典型的負面呈現:精於算計、心地狹窄、爭多道少的女人，但另一方面，正由於這類負面的女性特質才使得她們久居社會劣勢卻仍有求生策略。即使在婚姻制度下成為犧牲者，這些女性不論是經濟保障或愛情追求，對於該爭取的並沒有任何道德或責任上的負擔。　儘管二十世紀初的現代化運動摧毀了中國的封建傳統，然而男性主導的社會結構卻未曾有絲毫的更動，因此「個人」還是指涉男性主體，「自由」也依舊是隸屬於父權體制下的論述。　III.　本文試圖分析比較新感覺派小說、以及上海女作家的創作，在三、四○年代這塊備受西風吹拂浸潤的土地上、在面對整個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鯨吞強食里、在政治立場和性別意識型態互異的許多因素中，這些文學作品書寫出各不相同的接受程度與相應方式。從「五四」的現代感所衍生出來的「現實觀」，表現在三○年代新感覺小說里，只是耽溺在西方的現代派美學氛圍或表現技巧之中，簡化了「西化」在現代中國的社會、文化和各種表述形式上的轉變。在放眼一片人道主義的文字標號里，我們唯有從女作家筆下才能看到從性別角度對現代/男性社會的觀察與質疑。也許正因為當時殖民勢力的政治主張與新文學的民族主義立場相互抵觸，男性的意識型態戰爭忙於用實際的武力分出勝負，海派女作家沈櫻、白薇、施濟美、蘇青等人更得以透過不同文學形式及內容的書寫，表達屬於另一個性別主體的文化思考。在戰爭與殖民的一片煙硝迷霧裡，在東方男人與西方男人的廝殺叫喊中，這些女性的寫作，反而是清醒地透露整個複雜的政治、文化、性別、階級衝突下的冰山一角。　注釋　　請參閱周策縱著、楊默夫編譯《五四運動史》第一章＜五四運動的定義＞以及十四章〈五四運動的闡釋和評價〉(台北，龍田出版，1984年)，頁1--7、493--495。另外，從歷史層面來探討五四現代性的過程，已有不少學者指出早在一九八五年左右中國已開始了五四運動的歷史前兆。詳細請參閱CharlotteFurth著、陳弱水譯＜五四的歷史意義＞（原文題目MayFourthInHistory）收錄於周陽山編《五四與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現代化》（台北，時報出版，1985年），頁284--294。在文學方面可參閱李歐梵著《現代性的追求》輯三〈中國文學的現代化之路〉（台北，麥田出版，1996年）。　　　見"In　Search　of　Modernity:　Some　Reflectionsona　New　Mode　of　Consciousness　in　20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yand　Literature,"in　PaulA.Cohenand　Merle　Goldmaneds.,Ideasacross　Cultures:　Essaysin　Honorof　Benjamin　Schwartz　(Cambridge:　Harvard　EastAsian　Monographs,1990),p.109--136。特別值得一提的便是李長之早在一九四六年於其著作《迎國的文藝復興》這本書指出，中國的五四運動做為文化運動，最初是一種文化援借的運動。他特別提出這種移植西方文化到中國的過程，顯然沒有帶來根植於西方文化土壤中的球莖，因此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過程與西方國家之間存在許多不同。見李長之著《迎中國的文藝復興》（上海，商務出版，1946年），頁12--13、19--20。　　　請參閱周蕾著《婦女與中國現代性---東西方之間閱讀記》（台北，麥田出版，1995年），頁78--79。　　　早在新文學運動初期，以魯迅、郭沫若等為代表的文學先驅就開始介紹傳播乃至實踐西方現代文學技巧的創作了。現代文學作家在引介西方現代思潮的同時，並且在其創作里得到實踐。郭沫若的＜殘春＞、＜葉羅提之墓＞、郁達夫的＜沉淪＞、＜茫茫夜＞等都是傑出的作品。魯迅本人在《故事新編》序言中，亦明確指出是「取了茀蘿特說，來解釋創造－人和文學的緣起」。雖然自五四文學革命開始，魯迅、郭沫若、郁達夫等人都相繼寫出了一批富有現代派色彩的作品，但他們只是偶爾或部份地採用現代派某些表現技巧，既非他們創作的主要基調與精神，在當時也還未形成一個流派。唯至以劉吶鷗等人為代表的新感覺派出現，才是中國第一個吸收西方現代派方法寫作的獨立文學社團。　　　從五四走來的新知識分子面臨二○年代末政治社會上的劇烈動蕩，他們在要求變革、追求創造與主體自覺的同時，其內在意識也發生變化。有一部份人毅然投向革命，另一些或者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或者在思想上左頃而政治態度上則拉開相應的距離。但是正如「第三種人」代表蘇汶指出，在那些階級鬥爭下，許多人紛紛選擇向左或向右的明確方向，唯獨最兩無依傍的是「第三種人」。相關資料可參閱蘇汶著<"第三種人"的出路---論作家的不自由並答覆易嘉先生>，收錄于吉明學、孫露茜編《三十年代"文藝自由論辯"資料》（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再者，相關於自由人與第三種人論辯，可參閱吉明學著＜"自由人"－"第三種人"＞，收錄於賈植芳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下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年），頁616--630。　　　王文英主編《上海現代文學史》第十章〈現代主義文學---新感覺派文學與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55--358。　　　詹明信(FredricJameson)著<現代主義與帝國主義>，收錄在《馬克思主義後冷戰時代的思索》(香港，牛津出版，1994年），頁21--43。　　　劉吶鷗創作著重在於描寫都市資產階級男女空虛靡爛的生活，文本里強調一切的人際關係簡化為赤裸裸對金錢和性愛追逐。如＜熱情之骨＞、＜遊戲＞、＜兩個時間的不感症者＞等，可以說這些作品展現新形式技巧的意大於作品的意識。　　　例如<在巴黎大戲院>對觀賞電影毫無興趣的男主角，卻因為隨行女友得手帕產生戀物般的浮想。<魔道>敘述一個中產階級的城市男子應朋友邀請，從上海搭乘火車到郊外別墅渡假而展開；在列車上一位龍鍾老婦突然出現在他面前，駝僂背脊、滿面皺紋，由此引發神經日益緊張的主角一連串的幻覺。參閱李歐梵編《新感覺派小說選》（台北，允晨出版，1988年）。　　　博埃默(EllekeBoehmer)著、盛寧譯《殖民與後殖民文學》，第四章<宗主國及其模仿複製>。(香港，牛津出阪，1998年)，頁157。　　　請參閱夏志清著〈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以及李歐梵著＜現代性的追求（1895-1927）＞。二文分別收錄於《中國現代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1年)，頁533--552。《現代性的追求－李歐梵文話評論精選集》(台北，麥田出版，1996年)，頁229--299。　　　參閱史書美著、李善修譯＜林徽因、凌叔華和汪曾祺：京派作家的現代性＞收錄《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5年，頁17---23。　　　請參閱盛英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35--42、185-197、367--384。　　　沉櫻本名陳瑛。一九○七年出生，山東淮縣人。一九二七年入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並開始文學創作。次年以《回家》一文刊登《大江月刊》上，署名"沉櫻"。茅盾讀到這篇文章隨即寫信給編者，詢問：「沈櫻何許人，是青年新秀，還是老作家化名？」可見這位年輕女作家出手不凡。稍後她又在《小說月報》上刊登反映女性婚姻生活的短篇小說<妻>，由此引起廣泛注意。一九四七年沈櫻與家人定居台灣，教書之餘還翻譯了二十多種西方文學名著。　　　沉櫻在三○年代出版的作品有《夜闌》、《喜筵之後》、《某少女》、《女性》等中短篇小說集。她探討的題材多與女性現實生活有關，諸如戀愛熱潮退落時的女性心理，還有女性在面臨家庭與事業選擇時的兩難等等。　　　白薇原名黃彰。一八九四年出生，湖南資興縣人。白薇自一九二二年開始創作，寫過詩歌、小說、散文等，最主要的成就是在戲劇方面。重要劇作有《琳麗》、《打出幽靈塔》、《北寧路某站》等。《炸彈與征鳥》是白薇第一部長篇小說，描寫二○年代共產黨革命時期的女性命運，而《悲劇生涯》則是作者的長篇自傳體創作。　　　請參閱白薇著《悲劇生涯》書前序言(上海生活書店出版，1936年)，頁6。　　　施濟美(1920---1968)筆名方洋、梅子等。在中學時期即有創作，就讀上海東吳大學期間因作品表現優異被譽稱為東吳女作家之一（四○年代的上海，有一群活躍文壇的女性創作者，她們都曾就讀東吳大學或東吳附中，故人稱"東吳女作家"）。施濟美自抗日戰爭起，尤其筆耕不綴，發表了數十萬字的散文和小說，大受讀者歡迎，因此又被譽為「瀘上才女」。1947年出版《鳳儀園》、1948年出版《鬼月》，皆堪稱代表作；其長篇小說《莫愁巷》在香港出版，並改編成電影上演。抗日期間，施濟美因為與抗日份子往來而成為日本特務住意的對象，險遭逮捕。五○年代起即專註教育工作，不再見跡文壇；文革時期遭受迫害，1968年自縊身亡。　　　例如<愛的勝利>寫兩個孩童的友誼冰釋了上代人的仇恨、<口哨>和小天地>寫師生情誼、<小三的惆悵>描述幺妹飼養小動物的種種過程，拚命儲錢為了買藍大衣最後卻因為物價不斷高漲而買不起的<藍天使>、家庭變故對十歲女孩帶來永遠的陰影的<珍珠的生日>….請參閱施濟美著《鳳儀園》，民國女作家小說經典(柯靈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蘇青(1913--1982)本名馮允庄。浙江寧波縣人。蘇青早期發表的作品署名馮和儀；就讀寧波中學時，即不斷在校刊上發表自己的文藝習作；就讀南京國立中央大學中途便輟學與李欽後結婚。婚後因為家庭經濟的因素，蘇青開始文學寫作以賺取稿費維生，上海淪陷時期並曾創辦天地出版社，並主編天地文學月刊，同時有作品發表。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結婚十年》、《續結婚十年》；散文集《濤》、《逝水集》、《浣錦集》等。抗戰勝利後，蘇青被攻擊在敵偽控制區賣文為生，五○年代起蘇青的名字消失於文壇。1955年又因胡風事件間接受牽連，被關進提籃橋監獄，一年半後始獲自由。　　　葉凱蒂著<在淪陷區上海寫作---蘇青以及她創辦的文學雜誌《天地》>，收錄於澎小妍主編《文藝理論與通俗文化》下卷（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出版，1999年），頁651--653。　　　請參閱蘇青著《結婚十年》，收錄於《蘇青文集》上冊（上海書店出版，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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