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大哲學家,順便拿了一個諾貝爾文學獎(下)

3.195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威廉·羅素

威廉·羅素——英國著名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1872年5月18日生於威爾士的特萊勒克,1970年2月2日卒於威爾士的普拉斯·佩恩林。羅素曾就讀於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習數學與哲學,後曾在母校執教,1916年因參加和平運動被政府剝奪教職,兩年後甚至遭監禁6個月,1920年遊歷蘇聯,隨後來北京講學,1938年赴美,在一些大學講學,40年代被重新選為三一學院的研究員,他在數學、哲學和邏輯學等領域做出了巨大貢獻,對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數學上,他與懷特海合著的《數學原理》(1910一1913)三卷,力圖建立邏輯主義數學體系,把整個數學歸結為邏輯學,他還提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著名原理「羅素悖論」。在哲學上,他繼承洛克、休謨等英國經驗主義的傳統,從最初的新實證論轉向邏輯實證主義,提出了邏輯原子論,他被認為是現代分析哲學的奠基人,在這方面他的主要成果是《心的分析》(1920)、《物的分析》(1927)、《意義與真理的探究》(1940)、《西方哲學史》(1946)、《人類的知識:它的範圍和界限》(1948)等。在政治上,他與愛因斯坦、薩特等人一起致力於反對戰爭的各種和平運動,60年代後,出版了三卷本的《自傳》。

頒獎詞——瑞典文學院常任秘書奧斯特林致詞(節選)

從最佳的意義上可以說,羅素的哲學恰好滿足了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設立這項獎時的願望和要求,他們對生活的看法有一些驚人的相似處,他們都是懷疑論者,同時也是烏托邦主義者,都對當代世界持陰暗的觀點,但又堅定地相信給人的行為制定出邏輯標準的可能性。在慶祝諾貝爾基金會設立50周年之際,瑞典文學院希望授予羅素這―榮譽,承認他是我們這個時代理性和人性傑出的發言人之一,是西方高揚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無畏戰士,而且它相信這樣做符合諾貝爾的心愿。

勛爵閣下——整整200年前,讓·雅克·盧梭接受第戎科學院授予他的獎,這份獎褒揚他對一個問題作出的著名回答,這個問題是「藝術和科學是否對改善道德做出了貢獻」,盧梭的回答是「否」。這個回答當時可能未必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回答,但無論如何卻產生了最重大的後果,第戎科學院的授獎也並沒有革命的目的,瑞典文學院現在獎賞您的哲學著作,因為這些著作為人類的道德文明提供了服務,還因為您對諾貝爾本人的意願和精神做了最為著名的回答,瑞典文學院同樣沒有什麼革命的目的,我們尊敬您,把您當作美好人性和自由思想的光榮戰士,今天您能來參加諾貝爾基金會設立50周年的慶典,我們感到十分榮幸。現在,請您從國王陛下的手中接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羅素講演詞——《什麼慾望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節選)

政治與群體的關係比與個人的關係更大,因此,在政治中起重要作用的激情是一個群體的不同成員都能體驗到的那種興奮,作為政治大廈基礎的廣泛的本能機制之一是一個群體內部的合作以對抗其他的群體,群體內部的合作從來不是完滿的,總有一些人不講團結,從辭源學的意義上說是「太特殊」,也就是不合群,這些人不是在普通水平線以下,就是高出水平線之上,他們是;白痴,罪犯、預言家、發明家,一個明智的群體應該學會以寬容的態度對待那些行為古怪的不同凡響的人,同時也以最小的兇狠對待那些弱智的或犯罪的人。

至於說到和其他群體的關係,現代技術造成了自身利益和本能之間的衝突。在遠古時代,兩個部落發生戰爭,一個把另一個消滅了,把它的領土肢解了,從勝利者的眼光看來,整個行為是十分令人滿意的,殺戮絕不是代價昂貴的,因此引發的激動是使人感到愉快的,在這種情況下,戰爭當然會繼續下去。不幸的是,我們今天仍然有和原始戰爭相適應的感情,而戰爭的真實面目已經完全不同往昔,在現代戰爭中殺死一個敵人是要付出高昂代價的,如果你知道上一次戰爭中有多少德國人被殺死,勝利者為此付出了多少所得稅,你就能算出殺死一個德國人的代價,同時你也會發現這個數字是相當可觀的,在東方,美國的敵人們趕走了戰敗國的人,佔領了他們的土地,西方的勝利者沒有獲得這樣的好處。顯然,從錢財的角度看,現代戰爭是絕非有利可圖的事,儘管兩次世界大戰我們都勝利了,但假若沒有這兩次戰爭我們今天會更富裕,如果人的行為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除了少數聖賢之外),整個人類都願為此合作,那就再不會有戰爭,再不會有軍隊,再不會有海軍,再不會有原子彈,再不會有宣傳隊,煽動A國反對B國或者B國反對A國,再不會有官員在邊境阻止外國的書刊思想人境(而不管其價值大小),再不會有海關壁壘以維持許多小的企業的生存(儘管一個大企業會更經濟), 如果人們渴望自身的幸福像渴望鄰居受難一樣真誠的話,這一切將會來得更快些,但是,你可能會說,做這些烏托邦式的夢幻有什麼用呢?道德家們保證我們不會變得完全自私自利,當我們不完全自私自利時,太平盛世就可能實現。

4.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爾貝·加繆

阿爾貝·加繆——法國戲劇家、小說家,1913年11月7日生於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1913年1月4日卒於法國約訥省維爾布勒萬。加繆出身於無產者家庭,早年接近有強烈革命傾向的知識分子團體,對哲學寄予濃厚興趣,25歲投身法國投身反法西斯運動,成為報紙專欄作者,後放棄新聞工作種而潛心創作,除小說和隨筆外,同時還寫作戲刷,著有《卡利古拉》(1944)等劇作,隨筆《西西弗斯的神話》(1942)闡明了世界的荒誕,小說《局外人》(1942)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上述隨筆的觀點,《鼠疫》(1947)的主題同樣也是人類的荒謬世界的抗爭,其他重要著作包插中篇小說《墮落》(1958)和《流放與王國》(1957)以及其他戲劇作品,這些作品中的道德秩序的求索與藝術上的古典主義的審美觀相關聯,顯示了文體大家的風範。

頒獎詞——瑞典文學院常任秘書奧斯特林致詞

就加繆個人而言,他已經遠遠地擺脫了虛無主義,他嚴肅地思索著,覺得有責任不事稍息地恢復那已經遭到蹂躪的東西,以及在這個非正義的世界上伸張正義,這使他成了一個人道主義者,他從未忘記對在地中海沿岸的蒂帕薩那一度向他昭示出來的希臘之美與勻稱的膜拜。

加繆生機勃勃,極富創造力,即使在法國以外,也處於文學世界關注的核心之中,他受到一種真正的道德事業的激勵,全身心地投人於人生重大的基本問題,毫無疑問,這種激勵與設置諾貝爾獎的理想主義目標相吻合,在他不斷肯定人生狀況的荒謬背後,絕沒有貧瘠不毛的懷疑主義。這種對事物的見解在他身上由一種強大的命令即「儘管如此」所補充,這就是對於喚起反抗荒謬那種意志的一種籲請,也由於這種原因創造出了一種價值。

加繆講演詞(節選)

對於我個人來說,我的生活不能沒有藝術,但我又從來沒有把藝術擺在一切事物之上,就另外一方式而言,我倘或需要藝術,那是因為它不能同我的同胞相分離,因為它使我這樣的人能夠跟同胞生活在一個水平之上。藝術是憑藉為人們提供普通人歡樂與痛苦的畫面,來打動絕大多數人的一種手段,它迫使藝術家個人不脫離人民,使他服務於最卑微,最普遍的真理。情況往往是一個由於自以為與他人不同而選擇了藝術家生活的人,很快就會認識到,除非他承認與別人毫無一致,否則他就既不能維持他的藝術,也不能維持他的與眾不同,藝術家在他不可或缺的美感和他不能使自己擺脫的社團中間,便與他人熔鑄到一起了,這就是真正的藝術家不能蔑視任何事物的原因;他必須去理解而不是去判斷,而且,他們倘或必須在這個世界上選擇立場的話,那麼或許只能選擇與社會站在一起的立場。根據尼採的不平常的說法,在這個社會裡進行統治的不是法官而是其創造者,而無論這個創造者是工人還是知識分子。

出於同樣的原因,作家所起的作用不靠脫離困難的義務,跟據這一界定,他今天就不能使自己服務於那些創造歷史的人們,而是服務於那些受到歷史折磨的人們。不然,他就會孤立無源,失去藝術。具有百萬人馬的暴政大軍並不能都使他擺脫自己的孤立處境,即便是(以及特別是)當他與這些大軍沆瀣一氣的時候。然而,在世界另一端,一個受到羞辱的囚犯的緘默,卻足以讓作家擺脫自己的離群索居,至少是每當他在自由的特權之中還做到不忘記這種緘默,並為了使緘默通過他的藝術手段迴響於世界而努力傳達緘默的時候。

5.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讓·保羅·薩特

讓·保羅·薩特——法國作家、哲學家,1905年6月23日生於巴黎,1980年4月15日卒於巴黎。薩特在1924年至1929年曾就學於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後在巴黎等地任中學哲學教師多年,1932年由法蘭西學院提供資助赴柏林學習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哲學。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完全以寫作為生,是法國戰後的要要文學流派存在主義的倡導者。1948年發表《什麼是文學》,闡明了文學是負有使命的,藝術創造是一種道德活動的觀點。早期作品多為哲學著作:且相對而言未受公眾注意。第一部小說《噁心》(1938)和短篇小說集《牆》(1938)立即使他獲得成功,得到公認。這兩部作品生動地表現了薩特早期的存在主義的主題,即異化和承諾、通過藝術獲得拯救。主要哲學著作《存在與虛無》構築了他的有關存在的概念,現代存在主義在極大程度上由此演化而來。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1946)一文中他鼓吹存在主義的人道主義,這種思想在多卷本長篇小說《自由之路》(1945-1949)中可見一斑。他的劇作也頗負盛名,《群蠅》(1943)闡明人要用意志和行動去爭取自由,完成生存的使命,《密室》(1944)說明客觀世界(包括他人的存在和自己的積習〕直接刺約著人的生存和活動。

聲明———瑞典文學院院士奧斯特林聲明

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已由瑞典文學院頒給法國作家讓保羅·薩特。「因為他的作品思想豐富,充滿著自由的精神和對真理的探求,從而對我們的時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人們會想起,這位獎金獲得者已經宣布他不想接受本獎,他婉言謝絕這項殊榮,但並未絲毫減少本獎的有效性。然而,在這種情況下,瑞典文學院只能宣布,這次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儀式無法舉行。

在《費加羅報》1964年10月23號所發表的一項公開聲明中,薩特先生對他謝絕諾貝爾文學獎竟招致非議詆毀表示遺憾,並希望說明,他並不知道瑞典文學院的決定是不可撒回的,而曾去信以免選中他。在這封信中,他詳細說明他的拒絕決非看輕瑞典文學院,而是基於他自己個人的和客觀的原因。

關於個人原因,薩特先生指出由於他對作家任務所持有的觀念,他始終謝絕官方的榮譽。因而他當前的舉動也就並非絕無僅有,他曾同樣拒不當法國榮譽勛位團的成員,不想進入法蘭西學院,如果把列寧獎金頒給他的話他也會拒絕。他說明,一位作家如果接受一項榮譽,那就無疑會使他的個人承諾與頒獎的機構聯繫起來,而且最重要的是,作家不應讓自己變成一種機構。

就他的客觀原因而言,薩特先生所列舉的一條就是他相信東方與西方之間的交流,必須在沒有任何機構的預下,在人們與人們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產生。另外他感到,既然有他看來,以往諾貝爾文學獎的授予並未平等地代表具有所有意識形態、來自所有國家的作家,因而他若接受,就會招致非議,得不到公正的解釋。

薩特先生以他對瑞典公眾的親切問候結束了他的話。


為什麼福柯的著作晦澀難懂卻那麼多人讀?

我們該如何看待福柯的思想?

福柯對於我們有哪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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