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潔 | 關於列寧《國家與革命》的理論、論爭與啟示

作者簡介：

任潔,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室主任。

2017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偉大的十月革命「建立了蘇維埃這種國家類型」，「在世界歷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即無產階級政治統治的時代」^[1]。在全世界贊成和選擇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和人民共同紀念這場偉大革命的同時，我們不能忽視為十月革命的爆發奠定理論基礎的《國家與革命》。這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寫的一部關於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經典著作。這部著作的出版在當時至少具有三重意義，正如列寧在本書第一版序言里所說：「國家問題，現在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政治實踐方面，都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我們要考察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國家學說，特別詳細地談談這個學說被人忘記或遭到機會主義歪曲的那些方面」；「與『國家』問題上的機會主義偏見作鬥爭，使勞動群眾擺脫資產階級影響」^[2]109-110。100年過去了，這部著作遭到哪些誤讀和曲解？100年後的今天，我們重讀此書又能獲得哪些思想啟示？

一、偏離還是繼承：《國家與革命》與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關係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公認：列寧於1917年8月至9月撰寫的《國家與革命》是系統闡述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重要著作，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中最卓越的經典著作之一。然而，西方「列寧學」卻通過所謂細緻的文本考證，「發現」在國家觀上，列寧與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並非一脈相承，列寧的國家理論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學說存在矛盾之處，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國家學說的偏離和違背。

比如，美國學者諾曼·萊文認為，在政治理論問題上，列寧並沒有繼承馬克思的思想，而是與他「分道揚鑣」了。他的理由是列寧的政治理論存在兩個理論黑洞，一是他沒有對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區別投入足夠的關注，二是他對馬克思的治理原則視而不見。諾曼·萊文認為，導致列寧政治理論偏離馬克思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列寧生前不可能看到馬克思的四本著作，即《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詹姆斯·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評一個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以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而馬克思關於市民社會—國家∕治理理論的核心恰恰主要蘊含在這四本著作中。具體到《國家與革命》一書，諾曼·萊文認為列寧在公社問題上違背了馬克思。馬克思視公社為市民社會中的組織，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頂點和結果，而列寧視公社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階段，未來將會被共產主義的最高階段所超越的進步階段^[3]。

比如，法國學者雅克·泰克西埃在《馬克思恩格斯論革命與民主》一書中提出列寧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馬克思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進行了一系列的修改、加工和歪曲。他認為，列寧沒有繼承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在某些國家有和平過渡的可能性的觀點，並且取消了和平過渡的觀點。

事實果真如此嗎？1917年3月俄國二月革命後，實際上形成了兩個不同性質的政權——工兵代表蘇維埃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並存的局面，革命具有和平發展的可能性。列寧領導布爾什維克黨設想通過「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實現革命的和平發展。只是因為7月時革命形勢急劇逆轉，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發動事變，奪取了全部政權，才使革命喪失了和平發展的可能性，武裝起義不可避免。所以，是革命形勢不允許國家政權的和平過渡，而不是列寧主觀取消了和平過渡的可能性。這不僅不能說明列寧對馬克思恩格斯國家理論的歪曲和偏離，反而說明列寧並未奉馬克思主義為教條，而是視其為行動的指南。

再比如，2001年日本共產黨前議長、理論家不破哲三在《歷史地解讀〈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提出，在國家觀上，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存在著對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嚴重誤讀。「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中完整的表述是「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4]，其原意是指「改造舊的國家機器」，而列寧卻在《國家與革命》中認為「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就是全部「破壞」「粉碎」的意思。

問題的關鍵在於，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裡，「不能簡單地掌握」究竟是「改造」還是「打碎」或「摧毀」呢？我們知道，列寧撰寫《國家與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澄清歪曲和篡改馬克思恩格斯國家學說的機會主義思想。在批判伯恩施坦、卡爾·考茨基對馬克思恩格斯國家學說的「偽造加工」時，列寧曾說，馬克思在總結1871年巴黎公社經驗時，明確提出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後，應當打碎、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只是簡單地奪取這個機器。如果只是簡單地奪取，而不是廢除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常備軍、警察等武裝力量，那麼資產階級依然有可能會反抗。不破哲三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是要改造舊的國家機器，他的論據是恩格斯在1883年4月寫給菲力浦·范—派頓和1884年寫給伯恩施坦的信。在這兩封信中，恩格斯明確說，無產階級在取得勝利後，需要對現成的國家作很大的改變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職能^[5]10。「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在能夠利用舊的官僚的、行政集中的國家機構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之前，必須把它加以改造。」^[5]81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必須對它進行「改變」和「改造」，以便為工人階級利益服務。不破哲三認為這才是馬克思恩格斯「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的原意。這種抓住幾封書信作為文本依據闡述馬克思恩格斯相關思想，進而製造「青年馬克思」和「老年馬克思」的對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對立、馬克思和列寧的對立，是西方「馬克思學」「列寧學」慣用的手法，他們欠缺全面歷史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視野，所以得出的結論難免片面和偏頗。

二、馬克思還是恩格斯：《國家與革命》的主要思想來源

西方「馬克思學」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術思想存在重大差異，由此衍生出的問題便是：列寧的思想源自馬克思還是恩格斯？西方「馬克思學」的結論是：列寧的思想主要源自恩格斯而不是馬克思。

在諾曼·萊文看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是恩格斯與列寧思想的綜合體，而不是馬克思與列寧思想的綜合體。在關於共產主義的政治理論問題上，恩格斯、列寧的思想都與馬克思不同，而列寧卻是恩格斯思想的追隨者。與馬克思的分離意味著恩格斯與列寧二人齊肩並立的關係，恩格斯與列寧的思想都是斯大林主義的靈魂。馬克思重視市民社會對自身的治理，而列寧則把共產主義看作是一種處於所有治理階段以後的狀態，看作是一個消除了市民社會立法以後的、只剩下核算和管理規則的社會狀態。由於沒能看到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列寧忽視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區別，忽略了馬克思的社會管理理論。列寧還受到恩格斯的影響，在《國家與革命》中想像一種無差別地對待不同人的嚴格的機械化社會編製形式，以代替市民社會，充當社會立法和管理的源泉^[3]。

儘管分析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是諾曼·萊文的觀點卻與馬爾庫塞不謀而合。馬爾庫塞在《蘇聯的馬克思主義——一種批判的分析》一書中也認為，從恩格斯到列寧再到斯大林，他們的思想之間存在明顯的繼承關係。這種看法代表了一些西方學者的觀點。在該書中，馬爾庫塞主要批判的是斯大林的國家思想，他認為在國家問題上，馬克思關於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期保持國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設想，包含了為國家消亡逐漸創造條件的含義。但是在「資本主義包圍」和「一國社會主義」的條件下，蘇維埃國家作為一種政治機構的體系不但繼續存在和發展，行使壓抑性的經濟、政治和教育職能，並且這種職能日益加強，凌駕於社會之上，成為與社會相對立的力量。馬爾庫塞認為這與馬克思原來的思想已經相去甚遠，違背了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的最初設想。

諾曼·萊文認為，「列寧完全依賴於恩格斯的遺產」，恩格斯對列寧的絕對性影響通過《反杜林論》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兩部著作發生作用。恩格斯對列寧《國家與革命》和《唯物主義和帝國主義》兩部著作的影響是絕對性的。這些影響也使馬克西米利安·魯貝爾、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喬治·豪普特的觀念有了直接依據。正是恩格斯製造了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6]。霍布斯鮑姆在《如何改變世界：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傳奇》一書中的確肯定了恩格斯對列寧國家思想的影響，他說：「主要是在1870年之後，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概述了國家——作為階級社會發展的結果——的歷史起源和發展的更一般的模式，最全面的闡述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中，這一文本後來意外地成為列寧討論的起點。」^[7]

西方學者關於列寧的國家思想究竟來源於馬克思還是恩格斯的文本考證，實際上暗含著一個前提，即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學術思想是對立的。西方「馬克思學」最先開啟馬克思與恩格斯學術思想關係問題的討論。究竟如何看待馬克思與恩格斯之間的學術思想關係？目前國內學術界大致有「一致論」「對立論」「差異論」三種主張。客觀地說，馬克思恩格斯是兩個人，不是一個人，二者在氣質、稟賦、知識背景、致思取向等方面存在差異，但是這種差異不足以製造馬克思、恩格斯之間的學術對立，在共同創立馬克思主義這一指導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的科學理論方面，二者是同路人，是一致的，並無根本的差異對立。堅持這一理論前提，便不會再糾纏於列寧的國家思想究竟是來源於馬克思還是恩格斯的瑣屑考證中。我們當然不是完全否定文獻考據在研究列寧國家思想方面的重要意義，只是缺乏正確立場觀念的細枝末節的文本考證會導致「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偏頗。比如，在時間節點上，不能因為列寧生前未能看到馬克思的部分著作，就斷定列寧不能完整理解、繼承馬克思的思想，而是更多地傳承恩格斯的國家思想；在具體內容上，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修正和偏離馬克思主義之間並非沒有界限，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是在恢復和捍衛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基礎上，批判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歪曲，結合俄國社會實際和具體國情，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

《國家與革命》為各國無產階級政黨和革命人民提供了一個推翻資本主義國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明確綱領，這對於後來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都起了極大的指導作用。

三、政治斷裂還是一以貫之：《國家與革命》與列寧其他思想和作品的關係

西方的「列寧學」通過文本考證，不僅「發現」列寧與馬克思恩格斯國家思想的矛盾和對立，宣揚列寧與恩格斯國家思想的一脈相承，而且還製造列寧國家學說發展史上所謂的「政治斷裂」或「自我拋棄的轉折點」。

美國學者羅伯特·文森特·丹尼爾斯（RobertV.Daniels）認為，《國家與革命》闡述了一種「人人平等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的綱領」，「浸透著理想主義甚至烏托邦精神」，這與「列寧以前的思想和以後的實踐活動不一致」。而導致列寧《國家與革命》充滿烏托邦狂想的原因，西方很多學者解__釋為：1917年沙皇政府的崩潰、民眾軍事起義和激進主義以及無產階級革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極大地激發了列寧的樂觀主義，促使他轉而同情左翼布爾什維克的熱切願望，由此導致列寧出現「智力上的偏航」。

對這一觀點，西方也有學者表示反對，如西恩（RolfTheen）在《列寧：一位革命者的起源和發展》中認為，《國家與革命》在實用主義的背後存在一種強有力的烏托邦想像，「不一致只是表面的」。巴菲爾德認為，講求實際的現實主義和烏托邦理想主義都是列寧思想的內在組成要素，它是一部「面向未來的理論著作」，與列寧的普遍世界觀具有一致性。尼爾·哈丁認為，《國家與革命》與列寧的其他作品並不矛盾，不過，該著作並不致力於為未來的社會提供理論指導，而是「提出一套連貫的方針政策，以此為社會主義者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現實任務提供指導」^[8]。

列寧自己在《國家與革命》第一版序言中說：「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正在顯著地發展，這個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已經具有實踐的意義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不僅具有政治實踐的意義，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義，這個問題是要向群眾說明，為了使自己從資本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他們在最近的將來應當做些什麼」^[2]110。如此，列寧撰寫《國家與革命》最直接的思想動機是為了讓群眾從資本的枷鎖下解放出來，知道在最近的將來應當做些什麼。如此迫切的實踐意義具有明顯的「現實主義」色彩，無論如何不能說是烏托邦狂想曲。至於列寧所說的「國家的自行消亡」，也不是列寧的憑空想像，而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基礎上，根據國家發展演進的趨勢和規律得出的結論。他明確說，只有當「國家以整個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以後即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時期」，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發展到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任何階級的時候，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了，國家才會自行消亡。資產階級國家當然不會自行消亡，而是需要無產階級在革命中消滅的。

法國著名哲學家和社會學家亨利·列菲弗爾認為，《國家與革命》中列寧關於國家「自行消亡」的設想與之後發生的事件和事實並不相符。他在《論國家》中寫道：「1917年，列寧常思考一個宏偉的計劃：摧毀現存的國家，建立一個正在消亡的國家。其結果是：恰恰相反，出現一個更加強有力的國家。更有甚者，國家的加強和世界化進入了一個主要階段。」^[9]206據此，列菲弗爾認為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的革命設想是空想主義、樂觀主義，是一種「便當的唯理論」^[9]201。在列菲弗爾看來，1917年，列寧的思想出現了「政治斷裂」，由之前的「空想主義」轉變為「實用主義」。

如何理解列菲弗爾所說的列寧1917年十月革命後對國家力量的不斷加強？這是否意味著列寧的國家思想出現了「政治斷裂」？《國家與革命》是列寧國家思想發展史上「自我拋棄的轉折點」嗎？實際上，列菲弗爾對列寧國家思想的質疑恰恰反映他對列寧國家與革命思想的不理解。如前文所述，列寧的「國家消亡論」在共產主義社會才會發生，在階級社會，國家不會自行消亡，不僅如此，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力量還必須加強，以維護無產階級的階級統治，鎮壓資產階級，對付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專政是從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共產主義社會所必經的過渡時期的國家政權形式，由無產階級專政走向「國家消亡」是人類歷史演進的客觀規律。他指出：「我們在投入戰鬥——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容。以為只要說服大多數人，只要把社會主義社會的美好遠景描繪出來，大多數人就會擁護社會主義那種天真的、空想的、虛構的、機械的和書生氣的社會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拿這些童話供自己和別人消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承認階級鬥爭的必要性的馬克思主義說：人類只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達到社會主義。」在廢除國家還是加強國家的問題上，列寧說：「為了廢除國家，必須暫時利用國家權力的工具、手段、方法去反對剝削者，正如為了消滅階級，就必須實行被壓迫階級的暫時專政一樣。」^[10]這充分體現了列寧在國家問題上，堅持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卻不僵化理解、不教條化運用的辯證思想。

四、暴力還是和平：《國家與革命》的主題

《國家與革命》由兩篇序言、一篇跋和正文六章組成。列寧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國家學說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觀點，闡明了國家的起源、本質、特徵、職能和消亡；論述了無產階級專政產生的歷史必然性（過渡時期必須要採取的政權組織形式）、實質（暴力但又不僅僅是暴力）、作用（鎮壓資產階級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力量（無產階級）、歷史地位（是否承認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是檢驗馬克思主義者與否的試金石）等問題；通過批判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歪曲和篡改，強調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列寧進一步闡發了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的關於共產主義社會劃分為兩個階段的學說，論述了兩個階段的基本特徵，指出它們是共產主義在經濟上成熟程度不同的兩個階段。指出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國家才會消亡，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必須保持國家，這一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

在理解《國家與革命》的主題問題上，西方一些學者普遍認為暴力是這部著作的主題。比如，辛格（RustamSingh）就認為，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主要關心兩大問題：一是對於推翻資產階級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社會而言，革命為何是必要的；二是為何要進行暴力革命。埃文斯認為，《國家與革命》的主題就是：無產階級不能簡單接管現存的資產階級國家為己所用，必須打碎資產階級國家，並且以新的國家形式取而代之。列寧堅持「打碎」的絕對必要性，並且指出這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在大眾當中系統傳播這種暴力革命觀是馬恩全部理論的根基」。科萊蒂也贊成《國家與革命》的基本主題就是宣揚暴力革命^[8]。

在《國家與革命》中，列寧堅持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思想，認為「國家是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資產階級國家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資產階級國家不會自行消亡，無產階級國家代替資產階級國家，即「消滅作為國家的國家」決不能通過「自行消亡」，只能通過暴力革命。列寧和馬克思恩格斯對暴力革命的看法是一致的，馬克思恩格斯曾頌揚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是社會運動藉以為自己開闢道路並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列寧認為：「這種頌揚決不是『過頭話』，決不是誇張，也決不是論戰伎倆。必須系統地教育群眾這樣來認識而且正是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2]128。

但同時需要說明，列寧並未把暴力革命作為奪取政權的唯一方式，若具有運用和平方式達到革命目的的可能性，列寧會採取和平方式，並且在實踐上他曾經為爭取革命和平發展作出過努力。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列寧當然清楚，革命的和平發展可以避免非常殘酷的流血戰爭，對無產階級也最有利，一旦這種罕見的和平機會出現，就要儘可能抓住不放。列寧強調如果蘇維埃抓住革命和平發展的最後一個機會，那麼無產階級一定會全力支持蘇維埃^[2]231。在如何奪取政權的問題上，列寧深知要根據具體的客觀形勢的變化，採取相應的靈活正確的策略和方法。這是他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並能結合俄國客觀形勢調整革命策略必然得出的結論。列寧反對唯暴力革命，但同時批駁那些借口「時代」變化而片面鼓吹「和平過渡」，否定和攻擊暴力革命的觀點，他認為那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五、專政還是治理：《國家與革命》的當代啟示

100年前，列寧發表的《國家與革命》澄清了人們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國家問題上的思想混亂，為偉大的十月革命奠定了理論前提。在當時，「國家問題是一個最複雜最難弄清的問題，也可說是一個被資產階級的學者、作家和哲學家弄得最混亂的問題」^[11]24，無論是從理論角度還是從實踐角度，《國家與革命》的發表都正當其時。

100 年後，革命和專政淡出，改革和治理凸顯，人們更願意多談些經濟發展、民主制度建設和社會改革問題，少談些國家政權、階級專政和階級革命問題。尤其是蘇聯解體後，西方國家有意淡化色彩濃烈的意識形態鬥爭，轉而加強隱蔽的和平演變戰略，國家、政權、階級、革命話語日益少見於公共視聽領域，似乎那只是屬於上個世紀的話語名詞。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逐漸遭到了冷遇。相比之下，人們更多地關注研究列寧晚年「政治遺囑」(列寧的「政治遺囑」，是指列寧第二次中風後，從1922 年12 月23 日至1923 年3 月，以口授的形式留下的珍貴的思想遺產。參見何萍.在社會主義入口處——重讀列寧《國家與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35.)中的民主和經濟建設思想。甚至有西方學者根本否定馬克思和列寧有國家學說。路易·阿爾都塞就說：「在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中，有兩項理論空白，其意義十分重大：一項是關於國家，另一項是關於階級鬥爭的組織。我們應該坦率地說，確實不存在任何『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12]這種觀點恰好迎合了當前一些學者只談國家治理，不談國家階級專政的思想傾向，在他們看來，國家進行階級專政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現在已經進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代。這一點在資本主義國家更為明顯，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專政職能已經基本消失。一些學者認為，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界限日益模糊」，甚至是「無產階級是否存在都成問題」的時代，在「發展成為國家第一要務」的時代，再大談階級專政不是別有用心，就是思想上重新滑向「左」，客觀上必將導致國家發展的重心偏離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歷史錯誤會再次重演。這些觀點和主張集中反映出當前在國家階級專政職能和治理職能認識上的問題和錯誤。重讀《國家與革命》，有助於我們正確理解國家的階級專政職能和治理職能的關係。

首先，國家同時具有階級專政職能和管理經濟等其他職能。在《國家與革命》中，列寧確實反覆強調國家是特殊的強力組織，國家的實質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列寧主要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家，特別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家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歪曲，他們把國家說成是「階級調和的機關」，認為國家不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壓迫，而是對階級衝突的調和，從而達到秩序；調和就是抑制衝突，不是「剝奪被壓迫階級用來推翻壓迫者的一定的鬥爭手段和鬥爭方式」。由於當時面臨的理論鬥爭和實踐任務，列寧比較多地強調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階級專政職能，而較少地闡述國家的其他職能，但是不能因為列寧闡述的相關內容少就忽略或否定這部分內容的存在。比如，列寧曾提到國家政權職能的分化問題，指出國家也具有經濟職能。他說：「既是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也是為了領導廣大民眾即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者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2]131

十月革命勝利後，國家政權面臨更多的經濟、政治建設職能，列寧的講話對國家政權的服務職能就講得比較多。1920年，列寧在全俄省、縣國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員會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現在我們主要的政治應當是：從事國家的經濟建設，收穫更多的糧食，開採更多的煤炭，解決更恰當地利用這些糧食和煤炭的問題，消除饑荒，這就是我們的政治。」^[11]308-309此時，列寧最看重的是新勞動組織的建立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不再像革命勝利前那樣過於強調「國家是特殊的強力組織，是鎮壓某一個階級的暴力組織」。他明確說，要擺脫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並不僅僅意味著暴力，它還意味著比先前的勞動組織更高級的勞動組織」^[2]835。

列寧還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不僅在於暴力，而且主要不在於暴力。它的主要實質在於勞動者的先進部隊、先鋒隊、唯一領導者即無產階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2]202這表明，列寧已充分認識到全部國家機關不僅僅具有暴力作用，而且同時具有管理職能，具有民主的和經濟的職能。其次，國家的階級專政職能和治理職能是辯證關係。國家的階級專政職能與治理職能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國家階級職能是治理職能順利履行的政治條件，國家的治理職能反過來進一步加強國家的階級專政職能。在階級社會，階級鬥爭始終存在，這是不變的方面，變化的只是階級鬥爭的範圍和形式。只要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國家的階級專政職能就不能削弱。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專政職能不斷弱化，治理職能不斷強化的說法，不是書生氣十足，就是無視當今資本主義國家利用法律、行政和先進科技手段，牢牢控制國家政權、加強階級專政職能的客觀現實。在保證國家政權穩定的前提下，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協調治理職能才能更好履行。

當前，國家的治理職能不斷擴大，主要是因為社會經濟發展複雜性的要求所致，但治理職能的擴大反過來又強化了國家的階級專政職能。從某種意義上講，國家治理職能是國家階級專政職能的表現，國家治理職能依附於國家的階級專政職能。馬克思曾指出：「因為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各個人藉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該時代的整個市民社會獲得集中表現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結論：一切共同的規章都是以國家為中介的，都獲得了政治形式。」^[13]通過履行高效良善的治理職能，國家的階級統治變得更穩固。

本期編輯：吉先生

本文來源：《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