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極安放<BR/> 鄉村女性命運令人不適

06-05

徐剛

對於《極花》來說，女性的主體性早已被驚人地漠視，她們的犧牲彷彿理所當然。

在長篇新作《極花》中，賈平凹出其不意地以「婦女拐賣」為敘事焦點，充分表達他由來已久的對於鄉村命運的現實關切。然而，小說鮮明的情感傾向與略顯偏執的想像性方案，卻也不經意間冒犯了大眾的性別觀念，從而引出一系列的倫理爭議。事實上，這是小說所試圖切入的問題視閾，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但小說本身，卻在城市與鄉村，女性主體與農村命運之間，構成了一種深切的情感矛盾與倫理困境。

一方面，作為文本的正義，賈平凹顯然是極為痛恨鄉村的原始、蠻荒，以及人心險惡的。《極花》中大西北這個不知名的礆畔，雖是現代文明的一塊「飛地」，但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當今鄉村之「惡」的集大成。在這個只有破破爛爛的土窯洞和一些只長著消化器官和性器官的光棍們的村子裡，人們的生命無比卑微。但另一方面，作為鄉愁的呈現，《極花》又對鄉村的命運抱有深切的同情。

正是基於這樣一種對於鄉村的根深蒂固的情感認同，《極花》中礆畔的野蠻便有了自己合理的解釋。整部小說雖以鄉村蠻荒之地為背景展開，但批判的矛頭卻分明指向的是從未出場的城市。在賈平凹看來，鄉村之惡的根源不在自身，而在於城市對鄉村的掠奪與無情擠壓。正如作者所言的，「中國大轉型年代，發生了有史以來人口最大的遷徙潮，進城去，幾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擁聚。而偏遠區域，那些沒能力也沒技術和資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裡，他們依賴著土地能解決溫飽，卻無法娶妻生子。」他將農村的「剩男悲劇」歸咎為城鄉遷徙，尤其是城市對於鄉村女性的掠奪。

而從主人公胡蝶的角度來看，她作為進城的鄉村婦女，其行動本身便是城市掠奪鄉村的具體表現。小說中，農村女孩胡蝶隨母親來到城市，靠撿廢品維持生計並供弟弟讀書。她在城市的邊緣苦苦掙扎，卻也不忘自己的小小虛榮。對她來說，城市的真皮高跟鞋，以及由此而來的對於物的迷戀，見證著城市的誘惑將一個可憐的鄉村姑娘牢牢捕獲的完整過程。這也難怪，在這個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城鄉的巨大差距已然清晰，而鄉村的貧困所表徵的屈辱也早已令人尊嚴喪盡。當此之時，挖空心思去做一個城裡人，怎麼可能不是鄉村姑娘的畢生夙願？然而也正是這種對城市的渴望導致了胡蝶的被騙，這個輕信城市謊言的幼稚之人，為自己的盲目付出了代價，並使其永墮鄉村的無底深淵。

但接下來的故事，似乎有了另外一層解釋的可能。小說其實意在強調鄉村女性對城市的嚮往本身所包含的罪孽。《極花》的諷喻意義也在於，主人公胡蝶被城市消費文化所裹挾，而喪失了認清自己真正需求的能力，但在她一番苦痛的掙扎和精神歷險之後，反而在被拐賣的處境之中意外地體認到自己的真正位置，進而獲得一種無可奈何的精神認同。小說中，胡蝶於慘烈的創痛中重新建立自己與鄉村的血肉聯繫，這也是一個可憐的女性在絕境之中對命運屈服的過程。在此之中，原本是鄉村的逃離者，卻帶著永遠無法擺脫的負罪，又重新絕望地回到了鄉村。於是「拐賣」之於胡蝶，就變得意義含混起來，它彷彿就是欠缺教訓的鄉村之女所理應領受的人性功課。這究竟是一種自我認同的復歸，還是新的壓迫的輪迴？無疑是值得討論的。

其實，我們從胡蝶無奈的適應中分明讀出的是一種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極端狀態的偶然來臨，對其無望的反抗，以及最後無可奈何的順從，其目的就是為了讓她放棄自己對於城市的虛妄追求。就像小說所言的，「她已經聞不到臭了，或許是白皮松上烏鴉天天在拉屎，已經習慣了臭味就不覺得驢糞的氣味了。」小說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設置的「老老爺」這個神秘人物，他以神的名義出場，刻意突顯某種「超拔」的力量，但其透露的「天機」卻是讓遭遇不幸的胡蝶安然認命。儘管這種安慰人心的方式，避免了女主人公以酷烈的方式自我毀棄，卻終究無力救其於水火。或許作者真的以為，對於重新適應鄉村生活的胡蝶來說，「睡到哪裡都是睡在夜裡」，一切沒有什麼不同。這無疑是在消極的意義上重新安放鄉村女性所命定的位置，而這顯然與五四以來人們所熟知的女性解放、個性自由的現代觀念大異其趣。

對於《極花》來說，女性的主體性早已被驚人地漠視，她們的犧牲彷彿理所當然。這不得不讓人思索小說的標題，故事中那束被虔誠供奉的風乾的「極花」所具有的象徵意義：它耗盡生命留存的植物標本，只為呈現一種永恆卻了無生機的「美感」，這或許就是賈平凹為鄉村女性所認定的命運。因而《極花》縱然在城市與鄉村，女性主體與農村命運的關切之間，打開了通向情感矛盾與倫理困境的討論空間，但其想像性的解決方案所包含的偏執還是令人倍感不適。

「寫一種

社會的痛」

近日，網上對作家賈平凹一片討伐聲，批評他的新作《極花》是為拐賣婦女辯護。賈平凹回應說，《極花》寫的是被拐賣婦女的苦難，「對於當下農村，我確實懷著兩難的心情，這不是歌頌與批判、積極與保守的問題。我就是在兩難之間寫出一種社會的痛和人性的複雜。」

漫畫/王鵬

從《帶燈》到《極花》，

賈平凹的疼痛表達

路艷霞

三年前，作家賈平凹的《帶燈》出版，今年，他又在63歲之際推出新書《極花》。兩部長篇小說都觸碰了當下最令人關注的社會問題，主人公又恰恰都是女性，這或許不是偶然的巧合。

女性是脆弱的，但又是堅韌的，她們對苦難、痛楚的感知，往往更敏銳、更豐富。賈平凹正是借女主人公的敏感神經，傳遞出他對社會現實的思考，並進行著疼痛的表達。《帶燈》的主人公、鄉村基層女幹部帶燈處在社會最底層，每天接待各式各樣的上訪人員，作家通過她關注到社會基層太多的難，「它像陳年的蜘蛛網，動哪兒都落灰塵」。《極花》表面上寫了被拐賣女孩極花的各種不幸遭遇，但實質上書寫的是鄉村文明淪落給人帶來的深深的痛，那是一種無法言說的社會的痛。

賈平凹的這兩部作品都是寫人，但其皆為對社會現實的反思，可以說，他比很多同時代作家思考得更深、更細。通過《帶燈》，作家認為，我國城鎮化進程中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和困境，很多時候在現有體制下也無力解決。而《極花》甚至比《帶燈》在社會問題的思考上更獨特、更深入。《極花》不僅講到社會事件（拐賣人口）對個人命運的改寫和改變，更講到這個社會到底該如何善待個人，如何尊重生命個體。而在關注拐賣人口這個社會熱點的同時，作家對人物描寫更豐滿，在層次感、矛盾感、衝突感的處理上，比《帶燈》要成功。

中國現實的複雜性，甚至已超過作家的表現力，克服文學與社會熱點之間的距離，對作家是個很大難題。事實上，近些年來，作家們沒有放棄探索，但不斷觸碰尖銳社會現實題材的作家們，受到的質疑也最多。余華《第七日》被批是社會新聞素材的堆砌，方方《塗自強的個人悲傷》被評調子有點太暗，《極花》也被質疑是為拐賣人口辯護。

梁文道說，文學或一切寫作，對現實的關注應該是輕盈的，永不直視現實，而是要側著臉、歪著臉看現實。但賈平凹、周大新、閻連科、張煒等作家顯然沒有選擇這樣的姿態，他們更願意直面現實。那是他們這一代作家秉承的傳統，就像衝鋒陷陣的戰士一樣，義無反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