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

06-05

韋明鏵

孔子之後的又一個大儒

揚州人對於董仲舒懷有特殊的敬意，因為他曾經做過漢代江都國的相。揚州北柳巷中的董子祠，現在已經修繕一新，它可以說是漢代揚州歷史的一個坐標。王振世先生《揚州覽勝錄》云：

董子祠在北柳巷，祀漢江都王相董仲舒。漢孝景徙汝南王非王江都，董子為漢代大儒，相王多所匡正。精《春秋》之學，著有《春秋繁露》。祠舊在運署公堂後，運署地址為董子相江都王時故宅。明弘治間，運使畢亨另建祠於此。清康熙時，賜「正誼明道」額。歷任運使，屢有興修。西南大殿三楹，中供董子像，朱袍象笏，冕旒儼然。今小學校附設祠內。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漢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哲學家、經學家，漢廣川（今河北景縣西南）人。漢景帝時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武帝下詔徵求治國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提出了「天人感應」的學說和「獨尊儒術」的主張，使儒學成為中國社會正統思想。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劉非國相十年，又任膠西王劉端國相四年，後辭職回家，著書寫作。董仲舒一生歷經四朝，度過了西漢王朝的極盛時期。

儒家思想在中國歷史上一直佔據著統治地位。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統治思想的過程中，有三位思想家的作用是舉世公認的，這就是孔丘、董仲舒、朱熹，他們後來分別被尊稱為孔子、董子、朱子。西漢時代的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孔子創立的儒學從諸子百家中躍居獨尊地位，為儒學成為中華民族傳統精神的主幹開闢了道路，奠定了基礎。從儒家思想發展史來看，董仲舒的確起了至為關鍵的作用。

「尊儒」：大一統中國的理論基礎

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使得儒家之外的一切學說都遭到貶抑。胡適先生認為，獨尊儒術的精神實質同李斯的焚書坑儒建議很相像，他們的目的都是要把人們的思想定於一尊。我對儒家思想並無好感。尤其是儒家極力提倡的秩序、忠孝、中庸等等，我以為無一不與鮮活的創新意識相對立，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愈加顯得迂闊和保守。但從另一面看，我不得不承認統一的儒學思想實際上成了中華民族的獨特精神支柱。這種精神具有強大的凝聚力，當國家面臨分裂危險的時候，它維護統一、阻止分裂；當國家受到外來侵略的時候，它鼓勵抗敵、保衛家國。正是由於這種統一的民族精神，中國在兩千年中雖曾遭受過千災萬劫，卻能保持相對的完整。而這一切，不能不讓人想到董仲舒的大一統學說所起的作用。

董仲舒出生於廣川，即今河北景縣。董仲舒喜歡研究《公羊春秋》，他專心治學，三年目不窺園，在士林中傳為佳話。在家時靠教授生徒來養活自己。

漢武帝元光元年夏天，武帝劉徹詔賢良對策，全國各地都推舉賢良之士到京城參加對策，計有百餘人之多。董仲舒也是其中的一個。武帝提出許多重大的問題讓賢良們回答，例如國家興亡的原因、任用賢人的辦法、天人古今的關係等等。董仲舒在回答這些問題時，顯得胸有成竹，遊刃有餘。董仲舒的主要觀點是，人是受命於天的，所以比萬物高貴；天是不變的，所以道也不變；要讓天下成為大一統，只有用孔子的儒家學說來統一人民的思想——這就是後來被稱為「獨尊儒術」的建議。

做江都相的日子

董仲舒在京城對策之後，就被漢武帝委任為江都相。江都也即今天的揚州，西漢時是一個諸侯國。當時被封為江都易王的劉非，是漢武帝的哥哥。劉非是一個驕橫而粗暴的人，很不好伺候。但是，董仲舒依據禮義來規勸易王，言語得體，曉以利害，易王倒也很敬重他，他們看起來相安無事。

關於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不能不說是一種迷信，至少看起來近乎迷信。當然，也有學者辯解說，以董仲舒之智慧，何嘗不知道人自是人，天自是天？董仲舒之所以強調天之可畏，正如宋人趙彥衛在《雲麓漫鈔》中所說，不過是因為「人主無所畏，惟畏天、畏祖宗」，所以用天意、天災、天怒等威懾皇帝，使得人主「庶有警悟」而已。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天下所有臣民都有所約束，唯有天子沒有約束，「天人感應」說卻多少能教天子有所恐懼，有所畏憚。從這一點看，董仲舒也真可謂用心良苦。

「正誼」：古代文人從政的道德準則

「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是董仲舒對江都王說過的一句話。這句話後來成為歷代儒生自我修鍊的最高標準與最高境界。揚州的正誼巷、正誼祠和正誼書院，都是來自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這句名言。但是，即使是像董仲舒這樣的仁人，也不免受到命運的捉弄。他向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高見之後，本該受到重用，卻只做了個遠離京師的江都相，幾近發配。他在任江都相時，一度被撤職，召回京城，又被貶為中大夫。董仲舒根據自己在江都的見聞，覺得漢朝的宗室與近臣驕奢淫逸，橫行霸道，這一切若不引起皇帝的注意，漢朝就將重蹈亡秦的覆轍。恰好在建元六年（前135），遼東高廟和長陵高園便殿相繼發生火災，董仲舒就打算用他的「天人感應」說把這些歸結為上天的警示，向武帝上書進言。董仲舒認為，《春秋》中所記的魯國火災意味著魯國國君重用了亂臣，應該去亂臣而用聖人才符合上天的旨意；如今大漢相繼發生火災，當然也是因為重用了亂臣的緣故，應該把首惡分子除掉才是秉承天意。

董仲舒把自己的想法寫成文章。不料，文章尚未寫好，被當時正在受寵的大臣主父偃發現，主父偃認為董仲舒在文章中說的亂臣就是自己。於是，他偷了董仲舒奏疏的草稿，密奏武帝。一時間，朝廷上的新貴們都異口同聲地猛烈抨擊董仲舒，說董仲舒誹謗朝廷，妖言惑眾。形勢急轉直下，董仲舒竟因此下獄，並定為死罪。

董仲舒的命運富有戲劇性色彩。正當他在獄中待死的時候，武帝忽念他當年對策出色，就下詔赦免了他，恢復了他的中大夫官職。第二年，又恢復了江都相的職務。直到元朔五年（前124），公孫弘任丞相，董仲舒向公孫弘上書時還自稱「江都相」。不過，經過牢獄之變，董仲舒從此便不再講災異了。

董井和董子祠

晚年的董仲舒著作頗豐，他寫成了《春秋繁露》一書，還留下了《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董仲舒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在儒學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無論同意不同意他的思想，我們都不能不承認他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而當年陷害他的那些小人，不過是歷史上匆匆的過客。

董仲舒史稱江都相、董江都，因為他做過江都易王劉非的相。過去揚州江都縣衙署前面有牌樓兩座，東曰「績傳董相」，西曰「邑肇荊王」，就是紀念在廣陵立國的荊王劉賈和江都相董仲舒的。董仲舒做江都相的時間並不長，在揚州留下的遺迹卻不少。清代的兩淮鹽運使司，相傳是董子故宅。其中有井，人稱董井。明代鹽運使何士英曾在井上建亭，人稱董亭。清代兩淮鹽運使方濬頤又在井旁築室，名儀董軒。

董井在揚州人的心目中，無疑是一處具有象徵性的聖跡。揚州歷代綿綿不絕的文風，說起來可以追溯到董井，是董井中汲之不盡的甘泉滋潤著揚州讀書人的心田。歷代的揚州舊志，不厭其煩地記載著董井。但到清初，這一漢儒遺迹卻被圈進了八旗的軍營，任由鐵蹄踐踏。當時的布衣詩人吳嘉紀有《董井》詩云：「一泓漢家水，苔深汲者寡。當時供大儒，今日飲戰馬。」詩人以質樸的語言，抒寫了對儒家聖跡被胡馬玷污的不滿與遺恨。

董井不知湮沒於何時。清代同治年間，還有鹽運使在井旁豎立「正誼成仁」石碑，取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意。到民國間，董井已不知所在。據《蕪城懷舊錄》說：「兩淮運司署本為董子故宅，相傳舊有井，曰董井。」董井，只能存在於父老相傳之中了。

董井雖已湮沒，董子祠仍在，它的掌故仍為鄉人樂道。現在的董子祠，是汶河小學的分部。當揚州人路過北柳巷時，或許會對這座古老的祠堂投以不經意的一瞥，然後想起兩千多年前在揚州做官的董老先生。董仲舒——這位只講禮義、不講功利的漢儒，在今天的市場經濟大潮中看來已經不合時宜，但仍不失其天真可愛。

評點：

只有國家強盛，城市才能興旺，個人才有希望。漢武帝時，國家富強，迫切需要在思想上、政治上進行改革，鞏固其統治。此時，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大一統」的對策，切准了時代脈搏，為武帝所用，從而奠定了儒學在中華文化中的主導地位，鞏固了漢政權的統治，打下了漢文化的基礎。

歷史證明，董仲舒是孔子之後的又一大儒。董仲舒兩任江都相，前後約十年。在此期間，他著述了《春秋繁露》等著作，提出了著名的儒學思想，「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由於他「為人廉直」，以兼善天下為己任，興禮樂、弘教化，為揚州成為文化昌明之地打下了基石，並在這座文化古城留下了時光沖刷不去的印記，無論是董子祠，抑或是正誼書院、正誼巷等，都已成為後人追思的憑藉，而董子的信念，也成為了歷代儒生自我修鍊的最高標準與最高境界。馬家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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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前179-前104），曾任江都相，史稱「董江都」，廣川（今河北景縣西南）人。西漢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今文經學大師。漢景帝時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漢武帝即位，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提出「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獨尊儒術」主張，使儒學成為中國官方哲學，並延續至今。為中國儒學發展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著有《春秋繁露》等。《漢書》卷五六有傳。

評說：

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為世純儒。

——《漢書》本傳

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

——東漢·王充

大節當欽史閣部；通儒須法董江都。

——清·徐兆英

理念：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治身者，先難後獲。

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

印記：

漢元光元年（前134）始，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劉非國相十年。以「春秋大一統」學說，借古喻今規勸劉非，在揚州倡導並踐行「正誼明道」思想，開揚州歷史文化風氣之先河。政聲卓著，遺愛久遠。明代揚州興建董子祠，內有董井、景賢樓、儀董軒等；又有大儒坊、賢良街、正誼巷等地名；歷史上還設有正誼書院、儀董學堂等教育機構，清代江都縣衙有「績傳董相」榜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