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匠之門(作者：韓祖倫）

大匠之門

韓祖倫

「返國空餘掛墓劍，斫泥難覓運風斤」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九年六月九日以後，每次憶及康殷師，當年郭沫若追悼魯迅先生的這兩句挽辭便立時浮上腦際且揮之不去。此時便會痛切地意識到，康師駕歸道山的這份哀痛，康門弟子承載不了，學苑藝林從此失卻了一位運斤成風的大匠，這才是難挽之憾。

相知康師，始於一個偶然的信息。一九八二年底，在翻檢舊報刊時，無意中發現了刊載於一九八○年十二月二日《人民日報》上的一則「記者來信」，標題是《康殷應當被錄用》。文中介紹了康師在古文字研究和書畫篆刻等多個領域的成就以及目前的處境，署名是新華社記者楊建業。當時，我正狂熱地迷戀於書法和古文字學，但又苦於求教無門，這短短兩三百字的信息，無疑是在漆黑的曠野上讓我看到了希望之光，儘管那時康師仍處於磨難和困厄之中。此後，為了與康師取得聯繫，又經過了種種尋找的艱難曲折，歷時將近一年，終於在一九八三年的十一月收到了康師的第一封來信。捧讀著這夢寐以求的文字，當時真有一種冥冥之中神明向我導示的感覺。

然而，真正認識康師學術和藝術成就的巨大意義，對我而言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早在一九八○年下半年，我就曾購得康師的古文字學專著《說文部首》，當時，對康殷這個名字我是生疏的，我那時所知的古文字學大師，僅只郭沫若、王國維、唐蘭等幾人而已。但我卻知道東漢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乃研習古文字學的入門嚮導和必讀經典，並初有涉獵。而翻閱康殷的《說文部首》，卻發現對許慎《說文》多有否定，這使我頗感困惑，況且我其時也確實難以看懂這些艱深的文字。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書中精美的手書文字，其次是每個部首字的甲骨文或金文的形體。我不知道康師的第一部古文字學專著《文字源流淺說》其實已早於《說文部首》在一九七九年底出版，只是因「文革」十年後普遍造成的「書荒」，康師這本古文字學研究的啟蒙著作與我無緣面遇。

在空間的阻隔下，我以「通信弟子」的方式向康師開始了問學的經歷。雖然我當時的古文字學基礎近乎空白，但《說文解字》先入為主的因素還是無形中影響著我最初的認識，我向康師提出的許多問題，不免帶有陳說的印記。對於我的急切和淺陋，康師向我最初的開示是：「古文字是很生動的科學，拙著《文字源流淺說》或許對你有些用處」。但同時，他還是應我的要求，在當時古文字學科論著奇缺的情況下，為我提議了兩本書：魯迅的《門外文談》和唐蘭的《古文字學導論》。《導論》的價值毋用置疑，這本成書於三十年代當時作為北大教材的古文字學專著，第一次構建起了科學地研究古文字學的框架，奠定了古文字學科研究的地位，其價值和貢獻都是空前的。一九八一年正式出版後，我及時獲睹，實為有幸。然《導論》僅是唐氏「古文字學七書」中的第一部，在唐蘭先生整個古文字研究和著述的計劃中，還有《殷墟甲骨文字研究》《殷周古器文字研究》《六國文字研究》《秦漢篆研究》《說文解字箋正》和《名始》等六種尚未成書《名始》一書，據唐蘭先生的原意，是替代《說文解字》的專著。我讀《導論》後的感受是深覺意猶未盡，卻沒有從康師的指點中去體悟《導論》中透出的信息——為何唐蘭先生要在對各系古文字作系統研究後，打算著《名始》替代《說文解字》。對建議讀魯迅的《門外文談》，我則感到有點不解，因我一向認為《門外文談》是魯迅先生以通俗形式寫的一篇表達文學起源觀點的文章，雖然文中也有文字起源的觀點，而落腳點主要還在文學起源。其實，《門外文談》雖非古文字學專論，但對文字的起源深具真知灼見，持論層面頗高。可惜由於我的魯鈍，在尚不知古文字學科體系全貌的情況下，對於康師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高層面進行的指點不得要領。

一九八四年春節，我意外地收到了康師寄贈的《文字源流淺說》。這是在此書絕版了幾年以後，他費了許多心替我覓得的，我當時的心情非常激動。從那時起，我開始對康師古文字學術研究有了逐步的了解。同一年，我又購得康師的另一部重要的古文字學專著《古文字學新論》《新論》以翔實的資料和大量的例證歸納了古文字構成的百餘條規律，發前人所未發。《新論》所顯示的研究觀點與方法，已無可爭辯地構成了康氏獨立的研究體系。在《淺說》和《新論》兩書中，我注意到有許多論述的關鍵處，常出現「詳見《發微》」的提示，我知道這是指康師的又一部尚未出版的古文字學專著《古文字形發微》，因此十分渴望早日看到此書，但《發微》的出版似乎特別艱難，直到一九九○年才出版面世。至此，康氏古文字學論著的大要在成書十多年後，基本公之於世。約而言之，《淺說》是介紹研究結果的專著，兼有字書的性質；《新論》是介紹研究方法、揭示研究對象構成規律的專著，亦即理論體系的闡述；《發微》是對每個具體對象研究過程的論證，既是《淺說》內容的來由所據，又是《新論》的依託；《說文部首》原是《新論》中探討許慎《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首正誤得失的一個專門章節，因內容過多，遂循其體例另成專書。在《新論》面世後，康師就曾對我說過：「我的見解，都可見於《新論》之中，請你看後多提意見。」給我寄贈《發微》以後，他又來信詢問：「沒有聽到你的意見，很不易懂嗎?」但是我讀書一向拘泥，只注意表象而缺乏思考，對康師的研究成果，僅是著眼於他精闢的字形分析並為之深深折服，還不能從整個研究體系的全局去把握，當然就更談不上從其認識論的高度去發表見解。雖然如此，在這段時間我還是十分注意搜集各方面對康著反映的信息，並及時反饋給康師。據我搜集到的消息和有關資料看，不少初學者都把康著作為入門嚮導，甚至有些大學的文科學生置文字學教材於不顧而沉湎於《淺說》和《新論》。也有一些學術性的文章和書法作品中對康師的考釋成果有所引用。最有影響的一例，是當時中央電視台拍攝的《面向大海》大型電視資料片（註：或許叫《尋找大海》，片名已記不確切，反止是針對《河殤》電視片而發)的解說詞中，在對 「人民」一詞作定義時，引用的正是康師的考證結論，電視畫面上 同時出現的，是《發微》第706頁的頁面上對「民」字的考釋文字。不過我也注意到古文字學術界對康師的學說保持著謹慎的態度，沒有輕率地予以評價。

對康師學說的評價下力最多的是武漢大學的夏淥先生。一九九一年下半年，夏先生出版了《評康殷文字學》一書，篇幅洋洋20餘萬字，基本傾向是對康師的研究方法持否定態度。應該說，夏先生的出發點主要還是學術探討和爭鳴，在該書的前言中作者也有比較誠懇的說明。他的主要觀點是：語言的音義是內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形義是形式，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將形義放在首要地位而將音義放在次要地位是本末倒置。因此康氏以辨析古文字形體為主要手段的考釋方法是不足取的。他以大量的篇幅，列舉了康師考釋的許多古文字予以否定，認為是臆想和臆說。但當我拜讀了夏先生的大著以後卻感到比較失望，因為他所否定的這許多文字，其實他也並不能給以確釋。我帶著對這些文字考釋孰是孰非的閑惑求教於康師，康師坦言「這種力排多人舊說的一個新的體系，豈有順利無阻的幸運呢?」但康師認為一個學者將如此多的精力花在最終無法揭示真理的著述中，這是很可惜的，而他迫切希望聽到的是真知灼見，不管是高屋建瓴還是抉微發隱。現在想來，從某種角度講，或許我還是應該感謝夏淥先生的這本專著，因為正是它作為參照物的提出，使我得以在康師的啟迪下，逐漸感覺到自己在學科把握上目光的局限，從而獲得認識層面的提升。我可以非常坦率地說，我並不認為康師的考釋字字經典，在古文字研究史上，即使是公認的、建樹卓著的大師，也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但至少，康師在他所構建的古文字研究體系的每一個具體環節，他都能做到從形體的辨析出發，通過邏輯的推理和論證，最後在古器物、古文獻和古文字資料中得到印證或合理解釋，尤其是他為了辨析字形的正確，遍尋資料中每一字的初文和衍文，並據以列出衍變軌跡的字表，窮其源變，其間所耗費的巨大精力和所下的苦功，足以令人驚嘆，非一般的辨形之說所可並論。因而這一體系的根基是紮實的。同樣我還可以肯定地說，後人對康師的研究成果必然還會有新的突破，並對其進行完善和糾止，但這些都並不會否定或貶低康氏古文字研究體系的存在價值。康氏古文字研究體系真正的價值和意義在於：它跳出了傳統的、權威性的由經典出發研究古文字的路子，從人類生存的歷史現狀出發獨闢蹊徑，開拓出了一條全新的路子。當傳統的研究考釋方法在經歷了它的輝煌以後，面對著攻堅破壘日益顯得步履艱難的時候，康氏的研究體系異軍突起，顯示了蓬勃的活力且成就斐然。

學術史上常有這樣的情況，某一學科造就出一位傑出的人物，往往需要特定的環境和條件，康師的經歷正是如此。從古文字研究的歷史看，東漢的許慎可稱開山鼻祖，以他所處的時代之早，他可以看到比後人多得多的上古典籍和秦漢刻石，但他卻無緣得見甲骨文和金文，故他只能著成以小篆為載體的文字學巨著《說文解字》，難以據為考釋卜辭金文的不二法門。至宋代雖有少量商周有銘文的銅器面世，且金石考據之學盛行，但這些原器和拓片大多深藏內府，流傳的多為摹本，失真、訛誤不可避免，故薛尚功著《歷代鐘鼎彝器款識》也只能是等而下之的著錄，不能有大作為。自十九世紀末殷墟甲骨文字的大量出土以及其後金文材料的流布漸廣，古文字研究勃興，近現代一批古文字學大師如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郭沫若、唐蘭、於省吾等卓然而出。他們雖然都重視《說文解字》的價值，但他們同時也洞察《說文解字》的不足，因此注重運用對古文字形體的辨析、偏旁的比較和推勘、古音與形義的內在聯繫等綜合性的考釋方法，而且在辨形上有不少成功的範例。然而由於他們終身的書齋生活和經歷，他們辨形目光的敏銳程度畢竟有一定的限度，因而他們的成就不可能建立在辨形的基礎上，這是客觀的事實。而康師的經歷與所有的大師都不同，他自小酷愛篆書、篆刻和繪畫，雖然當時並沒有認真想過要去研究古文字，但大量的篆字形體卻早就瞭然於心，且對篆字結體的繪畫之美如醉如痴。他求學選的是美術專業，所用卻是文物管理，得以有機會見到許多古器物和古文字原跡，同時還研讀了不少文獻古籍。當他憑著自己的勤奮和藝術秉賦在書畫篆刻藝術上嶄露頭角時，又因一個偶然的機因立下了編輯《印典》的宏願，並遍搜古譜盡觀古璽奇字。可以說在他的前半生，古文字於他的藝術活動和職業生涯一直如影隨形關係密切。但要真正研究古文字，卻總是缺少一個轉機。當然，這是命運的玄機，康師自己並不知道。「文革」驟起、劫難臨頭。當命運將康師置身於一個嚴酷的生存之境，逼迫他從事先民的生存勞作時，卻同時又為他展示了這個玄機：他的畫家觀察物形的敏銳眼光，在特定的情景之下，撥通了人類勞動、生活各種現實生存圖畫與古文字形之間的關鈕，並且在這靈光的導引下一發而不可收。悟出了大量的讓學者在書齋中幾十年來百思不得其解的古文字形體。又因他並非傳統派的學者，終能不為學院派的成說和戒律所囿，在悟辨字形的基礎上，總結出了構形的眾多規律，進而構建起了一個以辨析形體為特點的古文字研究新體系。這情形，看似因苦難而成就了一位大匠，實質上，康師的才情天賦、毅力、悟性、知識積累以及對民族文化的摯愛、對生命價值的追求等眾多方面則是內因。雖然他的成功之路和所有大師都不同，但特殊的生活經歷終於使這些內因完成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借用柳宗元《封建論》中的名言，即「非聖人意也，勢也」。

康師以非凡的睿智和毅力為後人留下了一座豐碑，他是知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大匠。在我有幸忝列康門受教的十多年歲月里，我愧無慧根成就一點學業。而今與康師天人睽隔，回首往事歷歷如在眼前。在他的學說創建後，他一直「真心的盼望聽到一些中肯的反駁意見」以便不斷修訂和完善。同時，他也希望自己「苦心研究的成果被後來者及同行們接受，不再重走彎路，給人一點方便」。這種胸襟和情懷，體現的是一份獻身和光大民族文化的赤誠。他對民族文化的貢獻，歷史自會作出評價。我雖無能力弘揚康師的學說，但堅信必有後來俊彥為康氏古文字學說添磚加瓦，使其逐步臻於完善。 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本文作者系：上海離合器廠工人，自由撰稿人)

註：本文選自《憶大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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