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千帆：極權主義的建構與結構（之一）

內容提要：

極權主義消滅一切誠實，消滅一切天賦，消滅一切自發力量，而以一群白痴、騙子、唯唯諾諾的小人取而代之，因為卑鄙無能是政治忠誠的最可靠保障。本文梳理極權主義的概念、特徵與建構條件，並以中國和前蘇聯等國為例，探討極權體制的蛻變過程與解構、轉型的可能路徑。中國轉型不僅是一個世紀命題，而且也是世界性難題。但歸根結底，戰勝極權的鑰匙握在中國人自己手中。我們應該有這份信心。

一、引言

二十世紀是一個兩極分化的極端世紀。在一些國家，自由民主得到建立和鞏固；在另一些國家，專制主義登峰造極。第一次世界大戰拖垮了沙俄帝國，並於1917年建立了第一個極權國家——蘇聯。1929年經濟大蕭條之後，法西斯幾乎同時在歐洲大陸和日本崛起，再次把世界帶入大戰的深淵。二戰結束後，蘇聯控制或影響下的中東歐、古巴、中國、朝鮮等國組成的「社會主義陣營」先後建立了極權體制，為這些國家的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1966年在中國爆發的「文革」就是極權體制肆虐的後果之一，至今正好是半個世紀（按：2016年）。對於今日仍在求索如何走出這種體制的中國而言，尤有必要探討極權主義的建構、結構與解構機理。

極權主義是人類歷史上一場最深刻的政治革命，其原始目的是以國家機器來改造人性。在此之前，任何政府——不論是民主還是專制——都只是專註於管制人民的行為，極權主義還要管束人民的思想和信仰。一般的威權統治只是治「行」，極權政治則要治「心」。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最本質的分權是上帝與凱撒之間的分權，掌握信仰的權力和管控行為的權力之間有一堵憲政意義上的「分離之牆」。極權政治則要掃除一切權力分界，將一切都牢牢掌控在國家手裡——當然，這個所謂的「國家」最終僅歸結於最高領袖兼「教主」一個人。

雖然神權政治也同樣有政教合一的特徵，但是極權主義的危害遠甚於神權政治。在伊斯蘭等傳統下的神權國家，宗教的壽命畢竟比政治長得多，政治權力未必能全面接管一個等級森嚴的教會體系。加上教會本身就是一種組織形式，宗教國家的教徒們從來不是孤立無援，而總是可以期待同伴們的保護，神權國家很難真正建立一個教主的個人統治。然而，極端形式的極權政治卻要憑空創造一種世俗宗教，並通過國家掌控的宣傳機器將其植入每個人的內在思維之中。事實上，極權主義正是一種世俗化的「政治宗教」，1以建立在世俗「真理」基礎上的權力崇拜替代日益衰微的宗教崇拜。如塔爾蒙指出，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之後，歐洲傳統秩序逐漸瓦解，宗教失去了知識和感情支撐，基於身份的封建社會也為抽象個人所替代，社會功利成為衡量制度和價值的主要標準，而世俗國家則成為社會道德的唯一守護者。2宗教世界觀轉化為世俗國家的理性主義世界觀之後，神教權力也就蛻變為集真理與力量於一身的國家權力。

本文梳理極權主義的概念、特徵與建構條件，並以中國和前蘇聯等國為例，探討極權體制的蛻變過程與轉型的可能路徑。今年也正好是「文革」發生半個世紀，而「文革」正是極權體制結下的苦果。要防止「文革」悲劇重演，只有深入反思極權體制的本質並積極探索走出極權之路。這或許是對「文革」的最好紀念。

二、極權主義的形態特徵

1.極權主義定義

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也被翻譯為「全權主義」，本意是指一個全能政府對全體個人進行全面管制的政體形式。學者康奎斯特對此做了精準的定義：「在極權主義政體，國家不承認任何限制，並盡其所能力求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個方面。」3

1參見A.James Gregor,Totalitarianismand Political Religion: AnIntellectual Hist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2J.L.Talmon,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New York: Praeger(1960),pp.1-3.3Conquest, Robert. Reflectionsona Ravaged Century. W.W. Norton&Co.(1999),p.74.

一般來說，極權國家確實會把權力用到極致，全能政府把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都「管起來」，但是極權的本質不在於它實際上管了多少事，而在於其想管什麼就管什麼的所向披靡的能力。國家權力無極限，國家要管什麼就管什麼，要怎麼管就怎麼管，國民個體的一切自主、自治、自衛權利則均被剝奪殆盡。在國家權力面前，社會和個人沒有任何抵抗能力。在其鼎盛時期，極權體制不僅管住每一個國民的身體和行動，而且也有效管束了每一個國民的思維和靈魂。

如果用電路做一個形象的比喻，極權主義是一種國家權力「零阻抗」狀態。社會阻抗等於零，權力電流無窮大。這當然是一種極不正常的政治狀態。電流短路，會把電路燒壞；極權肆虐、橫行無阻，必然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災難，「文革」等一系列為禍慘烈的政治運動就是極權體制的必然結果。事實上，極權體制不僅僅造成權力「短路」，而且利用巨大的國家「發電機」對每一個社會個體進行充電、洗腦；這些個體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本來是抵制極權戕害自己的「阻抗」，現在卻被改造成積極擁護極權、主動接受奴役的「蓄電池」。即便當極權國家的「發電機」趨於枯竭，每一個「蓄電池」仍有可能延續極權壽命。極權國家的本質就是用短路的公權力實現國民大腦的集體短路，而國家權力和國民思維的雙重短路互為因果；只要有一個國民保持清醒的獨立思考，就是對極權統治的莫大威脅，國家就不可能實現完全的權力「零阻抗」乃至「負阻抗」。

極權主義雖然是一種極端的現代現象，卻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事實上，從定義上看，絕大多數傳統威權國家或多或少都帶著極權主義基因，因為限制國家權力的憲政思維是十分晚近才發展起來的。古代國家如果君主虛靜無為，那麼國家權力會自我限定在一個相對適度的範圍內，但是沒有什麼能夠阻止一個暴君上台並無限度地擴張國家權力。英國約翰王之所以被迫簽署了《大憲章》，是因為機緣巧合使得國王和貴族之間存在事實上的力量均衡，但是這種均衡狀態在多數國家是不存在的。尤其在孟德斯鳩等人批判的「絕對主義」(absolutist)國家，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即被認為是至高無上、沒有邊界、不可限制的。如果再加上賦予全能國家正當性的意識形態，以及一個全方位控制和行使國家權力的強有力政黨，那麼絕對主義國家也就是極權國家。只不過古代社會既沒有發明出大眾政黨機制，也沒有政黨發展的政治綱領及其宣傳工具，官僚機構效率相當有限，國家權力也受到各種道德倫理和慣例習俗制約，因而無法發揮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現代大眾政黨的興起為極權主義創造了政治條件。雖然大眾政黨是1830年代美國首創，但是那裡沒有極權主義土壤，因而極權主義的發軔有待歐洲大陸法西斯意識形態的形成，並藉助大蕭條的惡劣經濟與社會氣候而發展壯大。早在1923年，墨索里尼就宣稱，極權主義是將人類一切物質和精神政治化的政體：「一切國有，國家之外一無所有，一切服從國家。」4

施密特在1927年《政治的概念》一書中，系統闡述了「全能國家」概念。5當然，早在1917年，蘇維埃政權就已經開始這麼做了，只不過馬列主義被當時的西方理論界當作旁門左道，並沒有引起廣泛的興趣。等到法西斯力量隨著戰敗而覆滅、東西方進入冷戰之後，極權主義這個概念也被用於蘇聯式共產政權。雖然一個極左，一個被公認為「極右」，二者實際上分享共同的本質特徵。

在《極權專政與獨裁政體》一書中，美國學者弗瑞奇和布熱津斯基對極權主義總結了六個基本特徵：全面的主導意識形態，通常由獨裁者領導的單一大眾政黨，使用秘密警察和國家暴力等機制的恐嚇體制，對武器和軍隊的壟斷，對通訊手段的壟斷，以及通過國家計劃對經濟實行中央指導和控制。6換言之，全能國家意義上的極權主義只是一個用來指稱一系列制度與文化要素的表象符號。一個國家之所以走向全能主義，首先因為國民主動或被迫接受了一套承諾實現偉大目標的意識形態，以及一個自命唯一正確、以實現偉大承諾為己任的政黨。其餘特徵都是這兩個基本特徵的題中之意或自然結果，或其在特定社會狀態下的維持手段。

2.極權與威權

極權主義是威權(authoritarian)統治的登峰造極，並和一般意義的威權專制存在相當本質的區別。一般意義上的威權統治限於政治專制，並不全面擴及社會其它領域。這主要表現於獨裁者或執政黨操控選舉，並壓制政治言論與新聞自由。當然，政治獨裁往往會產生「溢出效應」，其後果未必嚴格局限於政治領域。譬如完全可以想像，一個專制政府會和國有乃至私營企業產生各種任人唯親和裙帶關係。但是因為一般意義上的威權統治沒有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政府並不試圖全面管制經濟和社會，因而社會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自由度。在智利等南美國家，自由市場正是皮諾切特之類獨裁者積極推行的經濟哲學。

弗瑞奇認為，一般威權體制不具備極權體制的三個顯著特徵：一是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二是秘密警察所支持的政黨，三是極權國家對工業化大眾社會的壟斷控制。當然，威權政府也可能偶爾利用秘密警察，針對反對派的一般警察暴力更是不在話下，但是由於當局並不存在一套控制國民的意識形態，至少自己的統治合法性並不建立在政治意識形態之上，因而也不存在一般意義的「思想犯罪」，政府不會大規模僱用秘密警察作為維持統治的工具，而只把打擊對象鎖定於對自身統治構成直接威脅的反對派領袖。事實上，部分因為執政黨或政府並不壟斷「真理」、「正確」或「偉大」話語，威權國家通常允許反對派乃至反對黨的事實存在。

4「Everything with in the state,nothing outsidethe state,nothing against the state」，參見Stanley G.Payne, Fascism: Comparisonand Defini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0),p.73.5.CarlSchmitt,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22.6.Carl FriedrichandZ.K. Brzezinski,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2ndEd.),Praeger(1967)

如果把「威權」作為非民主政體的一般範疇，那麼可以把一般意義的威權國家稱之為「威權1.0版」，而把登峰造極的純粹極權狀態稱為「威權3.0版」。版本越高，獨裁程度愈烈。不妨再次沿用電路比喻，如果說民主政體下國家本身無「電壓」，國家「電壓」來自多數選民的個體「電壓」，而選民對於來自國家的侵犯表現出很高的「阻抗」，那麼威權國家本身即具有相當高的「電壓」，而把剝奪了政治權利的國民降格為一個個弱「電阻」。10版威權國家的一般特徵是一當專制，黨內實行領袖獨裁，但是上下級關係可能受制於精英規則或派系力量對比的調整，並可能默認黨外力量的事實存在，只是限制它們的政治功能；人民沒有實質意義的選舉權，表達自由受到限制，但是人身權、財產權與經濟活動自由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極權國家則不僅本身具備超強「電壓」，而且幾乎剝奪了人民的所有基本權利，使之出於近乎「零阻抗」狀態，甚至通過洗腦教育將國民訓練成自己的「蓄電池」、後備軍。作為威權3.0版，極權特徵包括嚴格的一黨專政、黨內外實行高度的領袖崇拜、強大宣傳機器對全民進行高效洗腦、無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有效甄別並消滅政治反對力量；人民則不僅沒有政治權利和表達自由，而且人身自由、財產權、經濟活動自由都受到生產資料和土地公有制等國有化措施的嚴格限制，對國家產生了高度的財產、人身和心理依附。

作為威權統治的特殊型態，極權體制是威權的強化與升華。威權1.0為威權3.0準備了必要的政治和社會心理條件，譬如大量「不明真相」的群眾、薄弱的民間自治力量、對魅力型政治領袖的普遍鍾情，因而是威權體制「進化」到3.0版的社會起點。反過來，在民主化過程中，威權從3.0向1.0版的蛻變也是不可跨越的必經之路。極權國家達到巔峰狀態後，會逐步向一般威權體制退卻，由此產生處於威權1.0和3.0版之間的「後極權」體制，其主要特徵有領袖崇拜的弱化、正統意識形態受到質疑與挑戰、宣傳洗腦基本失效、公有制在相當程度上解體、私有財產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與保護、人民獲得了私人空間的表達自由、公民社會迅速成長並開始介入公共治理問題。

雖然威權專製為極權主義準備了政治土壤，並非所有威權國家都會走向極權主義；走向極權的威權國家通常都已先天具備極權主義的政治文化基因，那就是絕對君主制(absolutist monarchy)，而這在迅速現代化的民族國家尤其容易產生。譬如在18世紀初期的俄羅斯，彼得大帝在短時間內建立了現代軍隊、工業、稅收和教育制度。由於這些現代化成就只有通過魅力型領袖樹立絕對權威才有可能，強勢君主的個人決斷對民族歷史進程發揮決定性作用，現代化成為俄羅斯絕對主義的淵源。7

從歷史淵源上說，絕對主義是從建構西方中央集權國家開始，包括民族自決、稅收等經濟與社會融合、固定的法律與政治機構網路、中央化的行政程序、常設軍隊和理性化官僚作為維護政權的必不可少工具等特徵，但最重要的是通過意識形態確立單一主權原則。8

當然，彼得大帝所建構的是絕對主義的現代改良版，也就是開明專制，其主要特徵是中央集權加依法治國，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實現社會現代化。開明專制有時也被稱為「警察國家」，因為它通常意味著政府對社會關係和公共生活的全方位法律與行政干預。對於國家現代化而言，開明專制是一種歷史進步，但在政體實質上只是絕對主義的翻版。

18世紀的前25年，彼得大帝已基本完成絕對君主的制度構建，但是俄羅斯文化畢竟在一定程度上留存著控制王權的貴族傳統，在這一點上和《大憲章》時代的英國似曾相識。繼任人卡特琳娜一世和未成年人彼得二世並不具備魅力型領袖的特質，因而不足以充分行使絕對君主制賦予的權力。然而，俄羅斯的社會權力結構還是和英國有本質不同，貴族並未形成一個足以逼迫君主讓步的政治共同體。一旦遇到強勢君主，俄羅斯貴族並不能凝聚起一股約束王權的強大力量。1730年，安娜伊萬諾瓦女皇執政，一群貴族主張女皇必須尊重他們的領導作用，但是最後失敗。

2月25日，800貴族來到克里姆林宮，向安娜宣讀了請願書，請求女皇建立由每戶貴族出一兩名代表的代議機構。但是遍布皇宮的衛士和官員齊聲高喊，要求立即接受君主獨裁。另一名代表接著宣讀了他的請願，要求立即回歸獨裁，而安娜則當眾撕毀了紳士們的請願書。雖然縮短服役期限等貴族要求逐步得到了滿足，但是這一切均沒有阻擋女皇的集權步伐。安娜利用紳士對最高樞密院的反對廢除了這個機構，建立了藐視一切限制的絕對統治。9

對於一個民族來說，絕對主義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即便俄羅斯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統治，建立了臨時政府和國民大會，確立普選權並準備制定憲法，憲法方案仍然體現了絕對君權的影響。憲法採用了強總統制，總統和沙皇類似，享有解散議會等絕對權力，而在法律責任上則享有豁免權。國民大會準備12月開始運行，但是從臨時政府到國民大會的權力轉移機制還沒建立起來，就發生了眾所周知的「十月革命」，10由此進入一場空前的極權主義運動。

7參見Andrey N. Medushevsky,Russian Constitutionalism: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06),pp.61-139.8 Ibid.,pp.61-63.9 Ibid.,pp.72-73.10 Ibid.,pp.126-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