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嵐：美國女詩人的《霓裳羽衣》

本文作者：江嵐，美國教育技術學碩士，中國古典文學博士，華文女作家，現執教於美國高校。出版有短篇小說集《故事中的女人》（2007）,學術專著《唐詩西傳史論：以唐詩在英美的傳播為中心》（簡體中文版，2009,2011；英文版 2017）,長篇小說《合歡牡丹》（2016）。本文原載於《中華讀書報》，由作者授權本公眾號全文推送。

用大紅繡花錦緞作封面的書，實在很少見，十分醒目，讓我在舊書攤上一眼便看見了。花兩塊美金，我買下了這本1956年出版，名為「Rainbow Skirts and Feather Jackets（霓裳羽衣）」的小書。

錦緞封面的書法題字者是「W. H. Hawley」，扉頁用壓柏葉手工毛邊紙，精緻得叫人翻著也戰戰兢兢，唯恐一不當心就弄壞了。譯者名字「Shirley M. Black」的下方還有一方小印，篆體的「馬士李」三字，應當是譯者的中文名字。書中雙數頁是原文，單數頁是譯文，總共譯出唐詩二十首，可體例簡單得過份，沒有序言後記，沒有譯者資料，也沒有譯介的情由或原詩出處。

此書問世的年代，是唐詩西傳的歷史進程當中相對冷寂的一段時期。此時唐詩英文譯介的第一次高潮已走向尾聲，到60年代末才隨著美國詩壇進入後現代主義而邁向第二次高潮期。所謂「冷寂」，一方面固然是譯介、出版的數量相對少，另一方面其實也應當是一旦有譯本問世，更容易引起一直關心這個主題的人們的注意。可當時以及後來的相關文獻資料或中國古典詩歌英譯選本之中，幾乎見不到提及這本書或這位譯者的隻言片語，未免令人困惑。

思來想去，猛然記起王紅公（Kenneth Rexroth）的英譯《中國詩百首》（One hundred Poemsfromthe Chinese）出版於同一年。王紅公是向英美詩壇介紹日本俳句的第一人，《中國詩百首》出版之前，他譯介的日本、西班牙詩歌文本已經面世，且影響甚為可觀。當時還有阿瑟?韋利（Arthur Waley）和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的寒山詩譯介，因美國社會開始追隨禪宗思想而風行。這三位都是當時已成名的詩人、翻譯家，上個世紀中期的中詩英譯乃至於東方文化興趣，有他們和他們的作品站在前台聚焦大眾目光，《霓裳羽衣》這樣一本主題並不新奇，內容也略嫌單薄的小書，大約就難免被湮沒的命運了。

王紅公（Kenneth Rexroth），詩人，舊金山詩學中心的創立者之一，著有《中國詩百首》、《李清照全集》等。

然而王紅公的《中國詩百首》前半部分全是杜甫詩，後半部分是宋詩；韋利和斯奈德文本是寒山的專門譯介，《霓裳羽衣》卻譯出了李白、杜甫、王維、陳子昂等十數位唐代詩人的作品。譯者「Shirley M. Black」顯然是一位女性，因此這本小書實際上是唐詩西傳歷史上中少見的，由一位女性獨立譯出的唐詩專門譯本。

在詩歌翻譯的過程，總會受到語言、文化等因素的制約，唐詩譯家們面臨的最突出難題之一，是對地名、事件、人名等專有名詞的處理。因為英文中沒有對等的詞，直接用拼寫呈現又往往不能完整達意，所以譯家們通常要麼乾脆剔除不譯，要麼用拼寫加註釋。Black解決這個難題的辦法是根據詩句上下文意譯，完全不用注釋，譯詩文本的界面簡潔易讀。

崔道融的《春閨》二首其二有「遼陽在何處，莫望寄征袍」兩句，《而庵說唐詩》評曰：「妙在『遼陽何處』一語，好是割斷肚腸一般；『莫望』句又來得凄折，如聽其親口向我耳邊道出來者。」Black將這一句譯作「Oh, my husband, so far from me –where are you now? How can I hope this coat I sew will ever reach you?」原詩句 「遼陽」一詞是主語，也是地名，更是閨中人思之所在。地名既難以被普通的英語讀者所了解，Black便用「很遠很遠」來替代。這一替代之後，英文的句子沒有了主語，文法上行不通，於是她就添加了 「丈夫」一詞。原詩中女主人公思念的對象，肯定是她深愛的某個人，落實成「丈夫」雖有些局限，卻無大礙。將「莫望寄征袍」譯為「How can I hope this coat I sew will ever reach you（怎能指望我縫製的這件外套到得你手裡）？」，句意十分淺近，再現出原詩「如聽其親口向我耳邊道出來者」的情態。不過「征袍」的具象被「外套」的泛指置換以後，原詩的戰爭與徵兵大背景被剔除。「Whereare you now?」這個問句顯然為承接上下文詩意的連貫性，是Black的添加，卻強調了前文「很遠很遠」之不可及，之音訊渺茫，算不得蛇足。

Black翻譯王建的《故行宮》，對專有名詞也做類似處理。原詩的「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的「玄宗」被「過去的種種輝煌（the glories of the past）」所取代，譯作「And only these white-haired palace ladies, Sit mumbling idlyof the glories of the past」。延續王建的白描手法，譯文里的「mumbling idly」用得十分傳神，將原詩中一群老年宮女百無聊賴，聚坐閑話的場景再現得很有畫面感。對應她在前面將宮花的「寂寞紅」譯為「red flowers bloom unseen」，原詩中那種感喟宮女們韶華枉逝、盛唐繁盛飄散如雲煙的蒼涼，躍然紙上。

足見Black很努力地試圖拉近英文讀者與唐詩原文的審美距離，直譯與意譯相結合的非韻體翻譯，是《霓裳羽衣》全書的基本風格。她擅於抓住原作者的筆風，再現原詩的情味，而不強求與原詞句、原格式的機械對應，譯文因此有了易讀可感的風貌。從這一點上看，她的身份更可能是一位懂中文的詩人，而不是漢學家。因為漢學家們的翻譯往往跳不出「精準對應」的局限，即便對應不了全部，也要擇定一個客觀的「要素」緊抓不放。英譯中國古典文學的大家們，前有哈伯特·翟爾斯（Herbert A.Giles，1845-1935）指出中國古典詩歌最具代表性的特徵是能吟唱，譯文必須嚴格押韻；後有阿瑟·韋利（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以為大可不必拘泥於韻腳，平仄才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音樂性之所在，譯文中用英文單詞的重音對應；還有弗洛倫絲·艾斯珂（Florence W.Ayscough, 1878-1942）與艾米·洛維爾 (Amy L.Lowell, 1874-1925)，認定詩中某些漢字的自身結構才是理解中國古典詩歌的關鍵，要把字元部件拆解開糅進詩句里，才能充分再現原詩。

翻譯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再創作過程，中國古典詩歌又是相當特殊的一種文體。哪些中國古典詩歌能夠被翻譯，首先經過了譯家們閱讀審美的過濾；一首詩歌怎樣被翻譯才能再現其「原汁原味」，又經過了譯家們創作思維與翻譯方法的過濾。這兩重過濾之外，還交織著譯家自身的文化背景、生活經歷、審美傾向、語言能力等等複雜因素的牽制，在在都影響著譯詩最終的英文樣貌。而且，儘管每一位譯家都堅稱自己翻譯的目標是最大限度「呈現原貌」，實際上他們各自對到底什麼是中國古典詩歌的「原貌」的理解卻並不一致。通常學者譯家們容易傾向於更重視客觀的「格律」與「修辭」，而詩人譯家們則更強調主觀的「情」與「意」。

Black顯然是後者。問題在於，「情」與「意」的本質屬性太抽象，文學審美中的「情」或「意」的抽象性尤為複雜。於是我們在英譯唐詩里便看到，克萊默-班把李白應詔譜成的《清平調》三首合一，成了「帝王之愛」，讓詩仙以牡丹之富麗擬貴妃之華貴的吟詠，變成了唐玄宗唱給楊玉環的情歌；洛維爾和艾斯珂則通過拆解原詩字元揣度詩意，把李白「送劉十六歸山」的《白雲歌》翻譯得如同教堂里歌頌耶穌的讚美詩……因自由發揮而詮釋過度，是詩人譯家們筆下常見的問題，到Black也無法避免。她的詮釋方法與角度之特殊，最突出的還不是前文提到的一些語言轉換上的技術處理，而更在於譯文中所體現出來的女性審美心理特點和情感取向。

金昌緒的《伊洲歌》「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是一首頗受譯家們青睞的唐詩。因其不涉艱深典故，行文清麗如白話，僅筆者所見到的英譯文本就有好幾種。其中最早的當是翟爾斯譯本，見於1898年出版的《古今詩選（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題為「At Dawn (黎明時分)」，譯文如下：

Drive the young orioles away,

Nor let them on the branches play;

Their chirping breaks my slumber through,

And keeps me from my dreams of you.

英國詩人、漢學家韋利也翻譯過這首詩，見於1916年倫敦Lowe Bros.公司印行的《中國詩選（ChinesePoems）》，此書當時由韋利私人印製，印數只有50冊。書中的這首詩沒有題目，內容如下：

I drive away the yellow orioles,

Bidding them cease to chatter on the tree;

For their song disturbs the course of my dream,

Before it reaches [Liao-hsi].

[Where her lover is.]

英國漢學家威廉·弗萊徹（William J. B. Fletcher, 1879-1933）的譯本見於1919年的《英譯唐詩選（Gems of Chinese Verse）》，題為「A Lover』s Dream （情人夢）」，譯文如下：

Oh, drive the golden orioles,

From off the tree.

Their warbling broke the dream wherein,

My lover smiled to me.

美國詩人、漢學家陶友白（Harold Witter Bynner 1881 –1968）與江亢虎合譯的文本見於1929年出版的《群玉山頭（ The Jade Mountain）》，題為「A Spring Sigh（春嘆）」譯文如下：

Drive the orioles away,

All their music from the trees…

When she dreamed that she went to Liao-hsicamp,

To join him there, they wakened her.

從上述幾種譯文中不難看到，「遼西」這個具有多重衍生意義的地名，是翻譯過程中最直接也最突出的障礙之一。翟爾斯是中詩英譯的大家，以韻體直譯知名。在此處竟然將把「不得到遼西」全句剔除，換成「讓我不能夢見你」，絕非他不理解原詩，就是「遼西」這個詞令他太為難，以至於只好用意譯來置換。韋利用拼音加註釋的方法去處理「遼西」，全詩顯得比較生澀。想來必是因為當時他翻譯漢詩還處在初步嘗試的階段，散體直譯的原則雖已見端倪，手法卻未臻嫻熟。韋利本人對這首詩的翻譯恐怕也不太以為然，因為他1918年正式公開出版的《漢詩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一書中並沒有收錄這一首。弗萊徹是翟爾斯翻譯方法的追隨者，只不過無論是在押韻還是在直譯兩方面，他都沒有翟爾斯那麼固執，遣詞造句也往往更通俗平易。他在這裡和翟爾斯一樣，把「不得到遼西」全句剔除，用一句和原文完全無關的「我的愛人向我微笑」來替代。

漢詩英譯的另外一重突出障礙，在於中國古典詩歌行文的特殊性，或者說，是漢語的句法被淬鍊到極致的特殊性。金昌緒的原詩通篇層層倒敘，句意聯屬相承：把鶯打起是為了不教啼，不教啼是為了怕驚夢。然而起句很突兀，誰把鶯打起並無確指，留下令人尋味，也由人發揮的空間。翟爾斯、韋利和弗萊徹認定的主語是後文的「妾」，也就是「我」：「我」惱恨被驚夢，自己去把黃鶯打起。陶友白和江亢虎合譯的文本，則完全把原詩的場景當作一個故事去講述：旁人唯恐驚了「她」的好夢，幫她去打。末了又添一句「剛要見到他，它們就把她驚醒了」。關於「妾」心心念念要到遼西去究竟是為什麼，金昌緒並未點明，翟爾斯和弗萊徹譯本也不過點到為止。陶江譯本倒是直譯出了「不得到遼西」，可惜先用了個「音樂」一詞形容黃鶯的啼鳴聲，再加上結句的一語道破，反而讓整首譯詩讀來像是放糖過量的點心，甜得發膩，一點兒回味的餘地也沒有了。

Black對這首詩的翻譯，和上面幾種都不太一樣。在她所呈現的場景里，被驚了好夢的閨中少婦懊惱成恨，翻身起來叫人去打樹上黃鶯，而她的好夢，是關於那個「再也沒能從西邊回來的」愛人，譯文如下：

Drive off the golden orioles, child.

Don』t let them sing in the branches.

They waked me from dreams of my lover,

Who has never returned from the West.

Black還是不拘於韻腳和格式，直譯與意譯並用，而最後兩句明顯過度詮釋了。前文列舉的數位譯家當中，弗萊徹也詮釋過度，不過他那一句「我的愛人向我微笑」是原詩句簡單的想像延展，Black 文本卻顛覆了原詩的意境：金昌緒不言愁恨的含蓄的生離之怨，成了沉重的凄婉的死別之痛。

這不可能是偶然的、隨機的自由發揮的結果，而恰恰體現出Black對原詩歷史背景深刻的了解。 金昌緒這首取材單純的五言詩，明寫春怨，實懷遠人，反映當時百姓在兵役制下所承受的痛苦與哀怨。譯家們並非不懂，但除了Black譯本，其他的譯詩中沒有體現。Black 將自己置身於原詩女主人公的心境與情境當中去感受去體會，才有了跨越歷史、時空與文化差異的想像生髮。她解讀原詩素材的情懷、再創作構思的誇張，都流動著女性獨特的細膩、善感與柔和的氣韻。

縱觀《霓裳羽衣》全書，都充滿了這種氣韻。再如Black翻譯賈至的《春思二首》其一，全文如下：

Green, green grass and yellow-green willows,

Fragrant disorders of peach flower and plum:

Why will the East wind no blow from my heart,

The burdenof sorrow this spring day increases?

賈至的原文是七言絕句：「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歷亂李花香。東風不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長」。前兩句描摹草青柳黃，桃紅李白的艷冶春景，用以反襯後兩句的愁恨之深之苦。埋怨東風之來竟不肯將愁吹去，反教此愁此恨與日俱長。將Black 文本再譯回中文比照，可以看出內容上有些微出入：「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李花歷亂香。東風何不吹愁去？此恨偏隨春日長。」其中最重要的改動是將「東風不為吹愁去」換成了設問句：「東風何不吹愁去？」，怨春的情緒更加激越，凸顯出Black女性譯筆的鮮明特徵。

中國古典詩歌是那麼特殊的一種文體，唐詩又是這種文體被淬鍊到極致的產物，其中語言的曲折，意象的深婉，音韻的玲瓏，即便我們今天用現代漢語重寫，也不見得能句句到位。境外譯家的詮釋固然有這樣那樣的偏誤遺漏，但也都是他們對唐詩情有獨鐘的解讀結果。在唐詩西傳的歷史過程當中，女性的筆蹤很少見。在《霓裳羽衣》之前，只有美國女詩人洛維爾和漢學家艾斯珂合譯的《松花箋（Fir-flower Tablets）》。《松花箋》譯出唐詩兩百餘首，自問世以來曾被多次重印，從內容到知名度，《霓裳羽衣》都無法與之比肩。然而，Black從遙遠的太平洋彼岸獨自進入遙遠的唐詩世界，沉浸於陌生的幽微深婉之中，以女性特有的細膩敏感進行再創作、再呈現，其立意角度正是「他鄉陌上望中原， 翻作霓裳羽衣曲」，令人讚歎。Black的譯筆之情感豐沛，細緻工巧，不失為英譯唐詩文本中女性譯家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