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標準有很多變化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朱又可 特約撰稿 姜豐 聽譯 李卓遙 發自：斯德哥爾摩 2012-12-14 11:45:12

「我們經常說到馬爾克斯在莫言身上的影響。但有時這種影響可能也被過度強調了。在我來看，莫言的風格是傳統和現實的融合。這種融合對莫言來說是非常親切和私人的，而我們不應該把馬爾克斯的影響強加到他身上。相反，馬爾克斯的表現手法通過莫言表現出來，更像是馬爾克斯拍拍莫言的肩膀說：『你的選擇是正確的。』」

——埃斯普馬克

「你就是一個小世界，但你必須強迫周圍的大世界來展現它的面貌。」2012年12月7日晚，在瑞典學院的演講大廳，莫言發表諾貝爾演說之前，諾貝爾獎文學委員會前主席埃斯普馬克對莫言的創作做出簡要評論。

82歲的埃斯普馬克是前斯德哥爾摩大學文學歷史系教授和瑞典學院終身院士，同時是詩人和小說家，他的七卷本系列長篇小說《失憶的年代》第一部最近有了中文版——是由作家余華引薦給出版社的。

2012年11月，埃斯普馬克曾到上海和南京宣傳他的「失憶」系列。這是他第五次來到中國，他已經能講幾句簡單的漢語，看得懂「上海」兩個字。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正在教育自己的孫子孫女去學習漢語。

在作為院士的三十多年裡，瑞典學院帶給埃斯普馬克最大的樂趣是「探討我們讀過的書」。每年，學院要為六十多項瑞典文學獎做評選。院士們必須大量閱讀，一起探討。每周四的下午5點，院士們在圖書館集合，討論上兩個小時，然後一起前往一家開業於1722年的餐廳——餐廳的房子是學院的，但廚師不是。院士們會在那裡接著探討。

在瑞典學院院士中，埃斯普馬克固定坐第十六把椅子，位置在進門左手第二個。他習慣性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他的旁邊，是瑞典學院常任秘書的座椅。 （南方周末記者 王軼庶/圖）

選出沒有名氣的女作家

南方周末：從1981年至今，你已經歷了三十年諾貝爾獎的評選，和以前相比，2012年文學獎的儀式有沒有不同？

埃斯普馬克：儀式本身是一樣的，但評選標準是有很多變化的。因為每代委員會的品位和喜好不同。比如，1930年代的評選標準是作者受歡迎的程度。當時委員會認為，如果獎項頒發是為了全人類，那麼全人類都應該能夠閱讀。所以詩歌很大程度上就沒被考慮，暢銷作家卻常被提名。從而產生了像辛克萊·劉易斯和賽珍珠那樣的獲獎者。之後這樣的標準受到批評，委員會就試圖把標準變得更為嚴肅。

二戰之後，標準更傾向於文學上的創新者，比如T.S.艾略特和威廉·福克納。這是非常重要的變化。

新的標準強調應該給獲獎者提供他們應得的知名度，也就是將一些人們比較陌生但非常優秀的作家置入公共視野。最好的例子是艾·巴·辛格，獲獎前他完全沒有名氣，因為他用意第緒語寫作。今天他的作品被世界各地的讀者欣賞。

南方周末：辛格當時的知名度那麼低，怎麼會有人提名他呢？

埃斯普馬克：我們的提名推薦來自世界各地，還是有人知道他的。

接著探討評選標準的變化，另外兩次變革也很重要。一次在1991年，我們要選擇文學的創新者，可有個範疇一直被忽略——女性作家。她們通常不是創新者，比如內丁·戈迪默。她希望繼續的是巴爾扎克和托馬斯·曼的傳統。馬克思主義著名評論家喬治·盧卡斯談到批判性現實主義，意思是整個歷史其實都沉澱為那幾個重要的歷史人物，所以他們既是平常人但又代表了他們的時代。戈迪默就是想維持這樣的傳統。儘管沒有創新，她仍是非常優秀的作家。

另一個變革，就是選出沒有名氣的優秀作家。這也跟女性作家有關，很多女性作家在二戰後到1991年這段時間就被忽略了，只有一位女性作家獲獎，她是奈莉·薩克斯，她和薩繆爾·阿格農分享了那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1991年後，就有了好幾位女性作家獲獎，這個變革非常重要。

最後一個標準在21世紀初被採用。2001年學院召開了一次關於「脆弱文學」的研討會。很多作家目睹了上個世紀很多的災難性事件。奈保爾獲得那年的文學獎，是因為他在他加勒比的家、在印度、在印尼都目睹了災難。參加研討會的作家中，最重要的是來自匈牙利的凱爾泰斯·伊姆雷，他親歷了二戰集中營；還有一位是赫塔·穆勒。這兩位後來都分別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就是脆弱文學的重要性。

南方周末：如何運用「無名氣」、「創新」這些標準來衡量作品？

埃斯普馬克：這需要通過討論來達到。如果我的工作中有些令人不愉快之處的話，那就是當我發現一個我喜歡的作家，卻發現其他人並不同意。或者也有可能我不同意大部分人的觀點。但我們必須做決定，這也非常困難。

我們的五位委員會委員只是給學院提出建議，而不能做出最後決定。每年有兩百多位作家在這裡逐漸被淘汰，最後的五位候選人將會被提交給學院。極少數情況下，學院會要求換掉一位候選人。針對這五個候選人，委員會做出評價。8月中旬前，學院會閱讀這些評價，討論後做出決定。所以你看並不是評選委員會的五位成員做出決定，而是整個學院。但我在中國的時候，很多人認為委員會主席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實際上並非如此。

我曾有17年時間是諾貝爾獎文學委員會的主席。但當我將近75歲的時候，我意識到更加年輕的人應該接任。但你知道主席和其他成員沒有太大的區別，他沒有什麼特權，他只是維持委員會的穩定和統一。

為18位院士專門翻譯

南方周末：做決定的過程中，哪些非文學因素會被考慮？你們會考慮到學者的性別、國家、風格等等嗎？

埃斯普馬克：這又是另一個評選標準，它在1980年代興起。二戰前我們幾乎沒有接到來自中國甚至亞洲的推薦。所以為了讓諾貝爾獎真正全球化，我們必須要讓來自世界各地的推薦進入我們的視野。但如果讓國家推薦，他們會傾向傳統和老資歷的作家，事實上那些國家的年輕作家可能更優秀。所以我們必須有自己的評選標準，我們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推薦，如果有些作品沒有被翻譯為主要語言，我們要求自己的專家進行翻譯。

南方周末：那也就是有時一些作品只被翻譯出18本？

埃斯普馬克：是的，這發生過。但也意味著1980年代後我們要有自己的專家才能夠起到幫助作用。你可以從中看到效果，1986年的獲獎者是來自奈及利亞的索因卡；1988年的獲獎者是來自埃及並且用阿拉伯語寫作的納吉布·馬哈富茲等等。1988年如果沈從文沒有去世的話，他就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非常喜歡他的作品，尤其是他通過衣服來講述歷史的能力。

南方周末：在儀式上，韋斯特伯格先生沒有提及莫言最新被翻譯成瑞典文的《生死疲勞》。

埃斯普馬克：我想韋斯特伯格先生只有五分鐘時間，所以他必須選擇性地舉例，而他的報告會更加詳細。我喜歡他的近期作品。我記得只有三部作品被翻譯成瑞典語，大約六部作品有英文版。而法語有十六部，所以我基本上讀的都是法語版。現代文學講究視角，比如亨利·詹姆斯就這麼說過，而莫言的作品就運用了不同的視角表現中國現實，這非常了不起。

這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和其他圖書獎的區別。我們評價的是一個作家的畢生作品，所以這也使得獲獎者的年齡一般都很大。

當然我們有些獲獎者還是比較年輕的，比如加繆和布羅茨基，莫言也很年輕，55歲而已。有一種說法是一位作家一旦得到諾貝爾獎他的文學生涯就畫上了句號。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很多作家最優秀的作品誕生在獲獎之後。

南方周末：但沒有人會再度獲獎。

埃斯普馬克：這一點我們進行過探討，尤其關於托馬斯·曼。他獲獎後的作品，比如《浮士德博士》太重要，以至於我們建議他再次獲獎。但學院認為，獲此殊榮一次就已經很難得了。不過規定中並沒有制止，也就是說再度獲獎的可能性是有的。

南方周末：諾貝爾獎的保密期是50年，那你能告訴我們1962年前有哪些中國作家被提名嗎？

埃斯普馬克：可以。但其實並沒有太多人被提名。

被提名的還有林語堂，他在1940年被賽珍珠和斯文·赫定推薦，1950年賽珍珠又推薦了他一次。我們閱讀了林語堂。胡適則在1939年被斯文·赫定提名。

我知道沈從文在1988年非常接近獲獎，但是他去世了。如果他沒有去世的話就很有可能成為中國大陸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更重要的是魯迅，他沒有從中國被提名，而是學院成員寫信給魯迅，問他是否感興趣被提名。魯迅回答說他不配被提名，他非常謙虛。我不確定這件事是否確切發生過，它記錄在瑞典的一些文件里。

二戰期間諾貝爾獎沒有頒獎，之後中國自己發生戰爭，也就阻止了提名。

「我們盡最大可能去關注文學本身」

南方周末：有沒有什麼時候，你突然意識到其實更應該提名另一位作家，而那位作家卻沒能入圍？

埃斯普馬克：當然有。有時一些優秀作家沒能獲獎，我覺得他們可以過幾年再被提名，但後來他們就不幸去世了。學院也被批評忽視了一批重要作家，比如卡夫卡和普魯斯特都沒能獲獎。但是卡夫卡的作品都是在他去世後才被發表的，我們顯然不能把獎頒給他。普魯斯特在他作品發表的過程中去世，剩下的作品是之後才發表的。

在最後三位候選人中，只有一人能夠獲獎，這往往很讓我痛心。比如1969年，我們最後的候選人包括是格雷厄姆·格林和奧登，都是非常優秀的作家。而最後塞繆爾·貝克特獲了獎，也是非常優秀的作家。這讓我很痛心，因為其他優秀的作家沒能獲獎。這些情況下，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只能接受事實。

南方周末：也許一百年後，人們會說諾貝爾獎沒有選出最優秀的作家，學院要怎樣維持諾貝爾獎的聲譽？

埃斯普馬克：我們能做的就是真正選出最優秀的作家。總有傳聞和其他意見說諾貝爾獎的選擇沒有代表性，尤其是一些帶有政治色彩的評論和攻擊，但人們對諾貝爾獎的關注程度沒有降低。

我在這裡想做一個區分：政治目的和政治效應是不同的。任何世界性的事件都有可能產生政治效應。

南方周末：在瑞典，也有很多關於莫言政治上的探討。

埃斯普馬克：政治很多時候掩蓋了真正有意義的探討。有時沒有政治目的的探討可以產生政治效應。比如，1970年的獎頒給了索爾仁尼琴，這一決定在當時被認為是有政治動機的，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學院常任秘書出乎意料地寫信給瑞典駐蘇聯大使，問是否有針對索爾仁尼琴的個人威脅。大使回答說沒有，但他同時說，今年不要頒獎，等幾年，瑞典和蘇聯的外交關係穩定後再做決定。

但學院最後的回答是「不」。我們認為索爾仁尼琴是理所應當的獲獎者。這說明了兩點：第一點，學院不受任何政府和政治力量控制；另一點，這樣的決定可能會有政治效應，肯定有風險。但這個決定本身沒有任何政治目的。

南方周末：委員會成員會有自己的哲學和政治傾向嗎？

埃斯普馬克：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傾向，但我們需要努力做到客觀公正，盡最大可能去關注文學本身。有一個例外，那就是龐德，著名美國詩人。他當時被提名，但他是個盡人皆知的叛徒，他通過義大利無線電廣播攻擊自己的國家，同時支持對於猶太人的摧殘。這樣一個人品低下的詩人，是不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因為諾貝爾本人非常反對這樣反人類的傾向。所以你可以說拒絕這樣的人的確是有政治目的，但諾貝爾獎的公正和正直沒有受到損傷。

南方周末：委員會會考慮挑選學院之外的評委嗎？

埃斯普馬克：加入第六位學院之外的委員會委員是有可能的，這也是發生過的。通常我們只聽取專家的建議。假如有一種語言我們沒有掌握，我們會要求專家進行翻譯和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