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地理學:一個世紀的發展、轉型與演化
牛津-小裁縫 2017-01-28 06:23:48 舉報 閱讀數:5456 經濟地理學的轉型: the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of modern economic geography
大年初一,先來一頓學術早餐,一篇經濟地理學發展的綜述,猴年的工作終於沒拖到雞年完成。
早期的經濟地理學研究:19世紀後期-二戰之前
經濟地理學的學術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後半葉,但是「Economic Geography」這個術語第一次出現在哪篇學術著作中,目前已經很難精確斷定。1882年,德國地理學家W. Gotz在《geography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trade》一文中較早地使用了economic geography這個術語。20世紀的前四十年,這個學科在西方學術界迅速擴張,但出現了兩條迥然不同的研究路徑:第一,在英美世界,這類研究一開始被稱為「commercial geography」 (商業地理學),但是在1920年代,經濟地理學的提法被廣泛接受。這一時期英美世界主要的經濟地理學家包括:美國的Whitbeck, Finch, Russel Smith,英國的Wilfred Smith, Dudley Stamp, George Chisholm, Rudmore Brown. 這些英美地理學家的研究傾向於描述地理現象的獨特性,關注國家內部以及國與國之間經濟商業活動的地理特徵與模式。雖然有一部分工作試圖描繪地理活動的普遍性原理,但這不是主流。第二,在德國出現了一系列經濟地理學的學術成果,但並不是地理學家的貢獻而是經濟學家。德國的經濟學家對空間幾何學和經濟活動的區位原理非常感興趣,例如:Palander, Predohl, Alfred Weber, Walter Christaller和August Losch.其中Weber的Theory of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 (1909)和Losch的Economics of Location (1939)對二戰後英美世界現代經濟地理學的興起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戰之後的經濟地理學研究:區位論、新馬克思主義與「新」的經濟地理
在二戰後初期,英美世界的經濟地理學研究大部分依然是描述性的分析,延續了之前的發展路徑。第一是關注區域之間的共性,構建一些合成性描述分析來解釋特定地區的發展;第二是解釋區域之間發展的差異。但正如Barnes和Scott強調的那樣,1950年代之後,經濟地理學的發展不僅是顯著的,而且出現了一系列複雜的研究範式的轉型。這些轉型涉及研究問題的改變以及理論與方法論框架的顯著轉型(參考下表1)。
二戰後經濟地理學的三個階段
計量革命與區位理論時期:1950年代-1970年代初
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現代經濟地理學的發展出現了重大突破。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早期的德國區位理論模型被翻譯成英語,傳遞到英美世界。英美的地理學家獲得了一種新的概念化的透鏡來審視經濟的版圖。這一類理論主要是用來研究產業(製造業)的區位,這與二戰後西方國家區域和國家經濟的大繁榮有很大關係。第二,這種對產業區位理論的熱情逐漸把人文地理學整體納入到空間科學中去,對解釋空間社會-經濟的差異和特徵日益冷淡,而傾向於發現空間分布普遍性的法則。第三,計算機的興起和新的統計學的研究方法使大量的實證數據可以被分析,以此尋找系統性的區位特徵和驗證區位模型的假設。
直到1970年代中期,「實證主義」的經濟地理學研究融合了定量的研究方法、新古典的經濟學原理和地理幾何的空間認識論。通過模型對空間現象進行高度歸納和抽象,並強調空間分布和互動的普遍規律。這股潮流一直持續到1970s的早期,兩個範本就是David Smith的Industrial Location: An Economic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71)和Peter Lloyd, Peter Dicken合寫的Location in Space: A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Economic Geography (1972). 這一時期的經濟地理學研究主要就是產業地理研究,對產業的公司的空間結構非常痴迷,認為區位的行為是可以被預測的。相比之下,服務、勞動力、金融和消費等方面的研究非常不足。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實證導向的,這與同一時期以理論為導向的區域科學研究(regional science)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1969年是計量革命的分水嶺,Harvey的地理學分析和Tobler的地理學第一法則問世,但計量革命在70年代急轉直下。1971年Harvey在AAG上發言:複雜的理論和方法論框架與真正解釋現實之間存在巨大的溝壑;1969年《地理學的解釋》一書,使Harvey成為地理學中實證主義的代言人物。 而1973年出版的《社會公正與城市》,又標誌著Harvey的重大轉型,體現了他對邏輯實證主義「科學方法」的失望與發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興奮。1973年Massey則批判德國的區位模型在邏輯、實證、哲學和政治各個層面都是巨大失敗。一系列批判使計量革命大廈轟然倒塌,經濟地理學也迎來了轉型。
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地理學:1970年代後期-1980年代
1970年代,二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結束,這一時期,在整個老的工業化世界,城市,地區和國家的經濟正經歷大量與北大西洋福特主義危機相關的破壞性的社會空間轉型,以及跨國公司主導的新的國際化勞動分工的建立。在發達國家,老的工業地區,如底特律,芝加哥,英國中部,德國的魯爾區和義大利北部的部分地區經歷了以工廠倒閉,失業率高和基礎設施重大衰退為主要特徵的經濟危機。這一系列深刻的變化和經濟危機是區位理論無法解釋的,因此學術界來尋求新的理論方法來解釋後福特主義時代之後的西方世界。
激進的經濟地理學的轉型出現在1970年代中後期,受社會學和政治學的影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結構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框架被引入到經濟地理學的概念化和理論化的進程中來。代表著作有Harvey的 Social Justice and City (1973), Limits to Capital (1982), Neil Smith的Uneven Development,Doreen Massey的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r (1984), 以及Michael Storper與Richard Walker合著的The Capitalist Imperative: Territory and Industrial Growth (1987).Harvey認為,資本主義的危機是內生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一個給定的領地內,國家/區域內,剩餘的資本和勞動力產能不能得到充分消化的話,它們必須通過空間修復的方式發現一個新地帶以實現資本增值的目標。換句話說,資本必須不斷的尋找新的空間以創造剩餘價值,這個過程可能涉及到老工業城市的再造,也會使之前資本主義體系的邊緣地帶不斷被納進核心,因此全球化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哈維對經濟地理的概念化包括一個重要的認識:空間的不均衡發展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需的。因為:空間並不僅僅是時間的容器,相反經濟地理在資本主義的成功運行中是基礎性和內生性的。換句話說,城市與區域的不均衡發展既是資本主義增長的原因又是結果。
Harvey的資本循環理論
在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地理學的框架之下,經濟版圖是絕對和相對對立統一的世界,沒有預先給定但是通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不斷地生產和複製新的空間。和之前計量革命時期的研究相比,這類研究成果是理論導向的,極其依賴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強調資本積累、勞動過程和社會關係生產的機制,關注空間的不均衡發展和勞動力的空間分布,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被認為是一個有 的研究目標。
新的經濟地理學:1990年代-至今
1980年代末期,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地理學繼續發揮影響,但是也面臨一些問題。第一,在廣泛的社會科學的內部,對馬克思理論的概念化與實證研究的相關性的質疑在增加。新的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哲學和認識論的興起挑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元論地位,提倡本體論和認識論的相對主義和多元化的轉型。同時,在英美世界,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新的經濟哲學被逐漸認可,全球化暫時緩解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因此對資本主義批判的價值暫時變得弱化。這一時期,很多經濟地理學家轉向了法國的監管理論(regulation theory),強調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中,社會-文化-制度領域(社會監管的模式)與經濟領域同等重要(資本積累的機制)。
1990年代之後,西方的資本主義發展出現了重大的變化呼籲新的概念和解釋框架,甚至是對資本主義的定義的更新(表2,新的資本主義的興起)。資本主義已經從傳統的產業資本主義日益轉型到以服務業為基礎,知識和信息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融合了日益全球化的經濟關係,市場的去監管,文化產業的興起。這一波新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促使了經濟地理學新一輪概念、方法論和實證研究的更新。與之前兩個時期的經濟地理學相比,這一時期比沒有主導的研究範式,而是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特徵,被稱為heterodox(異化)的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包括:監管主義、新馬歇爾主義、制度的、文化的、關係的和演化的經濟地理學的轉向。代表的著作包括: Lee和Wills主編的Geographies of Economies (1997); Sheppard和Barnes編著的A Companion to Economic Geography (2000); Clark 等人主編的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1); Leyshon等人的Alternative Economic Geography (2003); Peck等人的Politics and Practice in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Leyshon等人的 The Sage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資本主義的「新」經濟
大部分經濟地理學家認為,這一時期的研究不僅僅是學科演化的一個新階段,而且暗含一種歷史的復興,這種復興逐漸逃離科學主義對經濟地理研究的束縛,而以對「後啟蒙」的哲學和方法論的基石的追尋為基礎。一種持續的概念化的創新和實驗在這個學科內部滲透,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分支從未變得如此多樣化,發展如此迅速,繼續探索新的概念化的框架和實證研究的領域。如我們生活的世界一樣,它日新月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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