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裔：在柏林牆下思考政體與治理

海裔

關鍵字:種豬精液柏林牆德國工業歐債危機歐盟有缺陷的民主威權主義中國工業21世紀資本論

2014年11月9日是柏林牆倒塌25年紀念日。德國政府在柏林牆的舊址用白色的發光氣球布置了一堵象徵性的牆，計劃以放飛氣球的方式重現柏林牆倒塌的盛景。在迎接吉日到來的期待中，許多人也不禁會想起當年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中的觀點：資本主義+自由民主構成了世界歷史的終結點。

「福山的話只說對了一半，資本主義也許勝利了，但現在還不能說自由民主也取得了勝利。」 11月7日，我坐在距離柏林牆不遠的柏林社會科學研究中心（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für Sozialforschung）的一個會議室里，聽沃夫岡·默克爾（Wolfgang Merkel）教授發表高論。他主持的這個研討會名字叫做「是什麼讓威權主義的新形式如此迷人——重新思考威權主義和民主統治的陰影地帶」（"What Makes New Forms of Authoritarianism so Attractive? - Rethinking the Shades between 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Rule"）。默克爾教授回顧了一下近年的世界形勢：「阿拉伯之春」目前紛紛迎來「復辟」，經歷「第三波民主化」的許多國家紛紛發生朝向威權主義的「退化」，而像中國這樣的「非自由民主國家」正在崛起，對許多國家會起到「不良」的示範作用；而對歐洲觸動最大的其實是兩個事例：第一是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而普京的「選舉式威權主義」在俄羅斯國內居然大受歡迎；第二是匈牙利的歐爾班總理宣布匈牙利不要「自由民主」，要「基督教民主」，震動歐盟諸國。這兩個國家都存在選舉，但政治強人通過選舉而崛起，並在選後限制媒體，打壓反對派。

翹首以待「虛擬柏林牆」倒塌的人群。作者攝於柏林。

這個會議實際上是默克爾教授所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的成果總結和彙報。他們首先將「民主/專制」的二分化細化為「內嵌式民主（embedded democracy）/有缺陷的民主(defective democracy，漢語世界亦有「有保留的民主」、「不完善的民主」等譯法)/選舉式專制(electoral autocracy)/封閉式專制(closed autocracy)」四分法——值得一提的是，默克爾教授自己就是「有缺陷的民主」這一概念的首創者之一。「有缺陷的民主」和「選舉式專制」處於「民主」與「專制」之間的陰影地帶，過去的一些研究將二者相等同，默克爾教授的團隊對二者作出了區分：「有缺陷的民主」雖然在選舉上存在競爭性不足、不夠公正等問題，但對於憲政價值相對比較尊重的；而「選舉式專制」的最大問題是對憲政價值不尊重，如限制言論、結社、示威遊行之自由，因此即便有形式上的多黨選舉，選舉在實質上也成了威權統治的工具。但他們也承認，在實踐當中，二者的界限十分模糊。按照這個四分法，俄羅斯和匈牙利都可以算入「選舉式專制」，因為兩國政府這幾年都對媒體和NGO的活動進行了限制。而中國與朝鮮、沙特、卡達等國家一起，被歸入最純粹的「封閉式專制」。

研究小組用了三個概念來探討威權主義政體的生命力，分別是「正當化」（legitimation）,「吸納」（cooptation）與「壓制」（suppression）。「正當化」處理的是一個政權如何營造自己的正當性，如訴諸經濟發展的政績、民族主義、賢能政治等；「吸納」探討政權如何從社會中吸納自己的支持者，並對全社會形成示範效應；「壓制」則涉及到對潛在和現實反對者的控制和懲罰。在兩天的時間裡，研究小組的成員用這個框架探討了俄羅斯、土耳其、中國、新加坡、匈牙利以及捲入「阿拉伯之春」的中東北非諸國。基本的觀點當然是：威權主義政體仍具有很強的生命力，甚至在很多方面處於進攻態勢。這相比於過去那種一廂情願地認為所有非民主政體正在而且必將轉型的「轉型範式」來說，當然是一種更為現實的姿態。

然而，研討會的多數報告很難與會議的題目「是什麼讓威權主義的新形式如此迷人」真正對應上。聽眾只能聽到一堆馬基雅維利式的權術，根本感覺不到這些政權到底有什麼吸引人之處。如果有例外，可能是兩位研究新加坡和中國的歐洲學者的發言，他們對自己的研究對象持相當理解的態度，尤其是中國研究專家顧克禮（Christian Gobel）教授，認為中國政府與互聯網的關係絕不是大多數威權政體的研究者假設的敵對關係，實際上，中國政府很好地利用了互聯網來建立民意收集和政策反饋機制，力求及時對民眾的需求作出回應；中國地方政府層面的政策創新也層出不窮，以回應當地民眾的需求。顧克禮甚至說，中國政府在許多領域對民眾需求的回應是比較成功的，以至於在一些地方出現了「會哭的孩子有奶吃」，民眾過度索取的情況。

然而，當顧克禮做報告的時候，其他歐洲學者基本是一臉茫然，討論時所問的問題也非常初級。我事後反思，覺得不僅僅是因為這些歐洲學者對中國不了解，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顧克禮在陳述的時候，脫離了「正當化」（legitimation）、「吸納」（cooptation）與「壓制」（suppression）的三維框架。所謂對民眾需求的回應性，在這個三維框架下只能是放到「正當化」下面討論，一旦討論「正當化」，一個普通的歐美政治學者肯定會把重點放在冷冰冰的「經濟發展」和「民族主義」之上，而不會繼續分析「經濟發展」中本身就包含著對民眾需求的回應，更看不到在冷冰冰的GDP數字之外，政府通過提供日常公共服務，滿足民眾的諸多需求。

也許顧克禮教授自己都沒有充分意識到的是，一旦提出「如何回應民眾需求」的問題，形式主義政體觀的局限性就暴露出來了。從形式主義政體觀來說，中國與索馬利亞都被算成威權主義國家。但政體形式不會告訴我們，索馬利亞是個貧窮的農業國，而且長期陷於內戰，連正常的國家機器都不完備，其首都產生的政府不管是什麼形式的，跟龐大的底層民眾都沒有關係；政體形式不會告訴我們，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家，中國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能力比印度這樣的西方公認的「自由民主國家」都要高得多。更打擊歐美同仁信心的是，如果真要考慮對民眾需求的回應，近年來歐美政府在這方面做得並不算理想。

民眾的「需求」本身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話題。首先，民眾內部存在階級、族群、地域、年齡、性別等界限之分，不同群體之間的需求往往不同，甚至相互衝突。在我們的時代，大眾媒體往往被「身份政治」議題所佔據，而忽視更具有結構性意義的階級分化現象：由於失去了對資本主義的外在制約，全球都出現了貧富差距拉大的現象，在全球化中獲利最大的資本群體及依附與他們的專業中產階級與其他階層利益訴求出現明顯的分化，成為當代政治中一個較為明顯的民眾訴求分化現象。

其次，即便是同一個群體的「需求」，也是一個複雜的聚合體，其內核是穩步提高自身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願望，但由於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不確定性的增加，民眾在具體情境下對實現這一目的的政策手段的選擇，卻未必會未必能做到穩定和明智，符合自身客觀的利益狀況——故「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提倡者希望通過審議（deliberation）來培育民眾「開明的偏好」（enlightened preference），作為政策制定的基礎；但不管多麼努力，仍然有許多政策工具是偶爾關注政治的普通民眾不可能理解和掌握的。比如說，在任何國家都只有極少數的人知道貨幣政策是怎麼一回事。

最後，「需求」還存在一個代際維度——當代人的利益最大化，對於未來的時代來說，卻可能是非理性的，因為它扼殺了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導致子孫後代沒有飯吃。然而，未來的世代由於不在場，沒法發出自己的聲音，其利益是否能得到保護，也只能依靠當下活著的人的覺悟。

考慮到民眾「需求」本身的複雜性，施政者通常需要經過努力才能辨別出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但能辨認出這種利益，並不等於就能對此做出有意義的回應。有許多因素使得歐美的施政者經常無所作為，或者只對少數能能夠製造政治壓力的群體的當下呼聲進行回應。

二戰之後到八十年代之前，競爭性選舉體系在歐美可以說運行得相當成功。在這一期間，大多數歐美國家實現了成年公民的普選權，公民的政治權利和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保護程度穩步提高，中產階級發展壯大，資本在相當大程度上受到節制。皮克提在其《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以大量數據證明這一時期貧富差距的實質性縮小，並指出這一結果絕不是市場自動運行的結果。為了解決大量二戰退伍老兵的福利待遇問題，同時也為了和社會主義陣營爭奪人心，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得不下功夫防止社會兩極分化，在一定程度上節制資本；而國際上的冷戰敵對氣氛和「代理人戰爭」的盛行，使得歐美資本在發展中國家的擴展空間受到限制，因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服從本國政府的調節。

不過，歐美貧富縮小的步伐在70年代就趨於停滯，80年代則開始了一場為資本「鬆綁」的運動，里根和撒切爾夫人的改革是這場運動的典型。蘇東集團的崩潰和冷戰的結束，更將為資本「鬆綁」的運動推到全球。資本與貿易的全球化加速，互聯網從冷戰時期的美國軍工項目成果轉為民用，更是大大加快了全球化進程。而資本是天生逐利的，必然要向具有超額利潤的地方流動。作為「第一生產力」，科技的進步可以帶來「創造性毀滅」（熊彼特語），為資本找到新的利潤空間。但如果科技進步進入「平台期」，不足以為產業帶來顯著的新利潤空間，資本要獲得超額利潤，只能通過其他方法：第一是橫向進行產業布局，降低生產成本，擴展新的產品銷售市場——於是一系列生產成本低、消費市場廣大並具有一定政治穩定性的發展中國家就成為西方發達國家資本輸出和產業轉移的目的地；第二是轉向所謂的「金融創新」，通過金融槓桿來獲得短期的超額利潤。但過度的金融化，會對工業資本產生「擠出效應」。有主動流出的，有被擠出的，時間長了，許多西方國家的實體工業就萎縮了、空心化了。

在歐洲傳統強國中，德國得益於統一貨幣以及自身強大的工業基礎，工業出口保持了強勁的勢頭，暫未陷入上述惡性循環，其工業在國內保留的製造環節也相對比較完整。但在英國、法國、西班牙、義大利等國家，其製造業要麼在德國工業競爭下節節敗退，要麼大批轉移到了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誰會想到，曾經的「世界工廠」英國，中國領導人去向他們推銷核電技術，而英國領導人向我們推銷什麼呢？種豬和豬的精液。義新歐鐵路開通，火車從中國義烏滿載工業品到西班牙，拉回來是什麼呢？葡萄酒、橄欖油、火腿等農產品！因為西班牙實在是拿不出太像樣的工業品跟中國交換了。

美國是傳統製造業強國，但在全球化影響之下，其工業的製造環節大量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在本土留下的主要是研發和標準制定等環節。然而產業轉移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正在凸顯，首當其衝的當然是就業，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的勞動參與率長期在低位徘徊。2012年1月奧巴馬曾問喬布斯，蘋果在海外的組裝工作何時可以回到美國，而喬布斯的回答是，這些工作回不來了。之所以回不來，既有人才的原因——美國根本無法在一個月內提供1.2萬名工程師，也有產業配套的原因——當低端製造業搬到中國之後，許多中高端的產業也不得不搬，因為這些產業在美國獲取配件所需成變得高昂。奧巴馬試圖重新促進美國「再工業化」，然而一個債台高築的政府能有什麼辦法重振產業呢？2013年3月29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邁阿密港口發表演說，鼓勵美國更廣泛地使用「美國製造」，一陣大風吹落他背後的美國國旗，露出了國旗覆蓋著的上海振華重工的商標，更成為對奧巴馬「再工業化」呼籲的極大諷刺。

在資本全球流動的大環境下，國內的政治關係也變得更加複雜。由於資本集團有了流向發展中國家「資本窪地」的選項，如果覺得政府稅收過高，管制過嚴，就可以威脅「離家出走」、給所在國留下稅基削弱和失業等問題。[ 近期的一個重要例子就是法國總統奧朗德對法國富豪加稅，引發資本外逃。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數據顯示，2013年外國對法直接投資額下降77%，是歐盟國家中降幅最大的，而同期外國對德國直接投資額則增長了四倍。在壓力之下，奧朗德2月17日宣布了減輕稅負、簡化通關和居留手續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而在另一端，社會中下階層手裡有選票，要削減他們已經享有的福利，也可能會引發他們用手中的選票對執政者進行「懲罰」的結果，除非執政者能有手段說服中下階層，讓他們接受原有的福利水平不可持續的前景。而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的興起，讓少數人群可以在突然間通過言論或者集體行動放大自身的訴求，影響到整個社會對公共利益的判斷，從而否決必要的改革。於是，政府在治理中就出現了一種困境：既不能給富人增稅，也不能削減窮人的福利，政府誰都得罪不起，只能搞一些短期的決策，無法作長遠規劃。

一個既不能「開源」又不能「節流」的政府，財政靠什麼維繫呢？於是借債就成為常態。然而，大量發行國債會給政府帶來一些新的「利益相關方」，可能是國內的資本集團，可能是跨國公司，也可能是外國的主權基金，他們可以以拋售國債為要挾，對政府的許多決策進行否決。債台高築的政府將其財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於支付利息，沒有餘錢搞基礎設施建設，為產業升級創造條件，更談不上對一些重要產業進行有針對性的投資扶持——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大概會對此提出異議，但要知道帶來信息革命的計算機和互聯網的發明，正是建立在美國國防部大量砸錢的基礎之上的。在全球其他地方存在更好的投資環境的時候，政府無所作為，本國的投資環境遲遲得不到改善，就很難阻止資本外流和進一步的「去工業化」。而一旦大量產業轉移到國外，科技研究也會因為缺乏為其提供基礎實驗數據的產業環境而放緩進步速度，許多專業的人才也會出現斷檔現象。長此以往，積重難返，「再工業化」的難度就越來越大。

民眾有維持和提高自身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求。考慮到這個穩定的基本需求，就必須採取實際手段，延緩乃至逆轉當前的「去工業化」進程。然而，這需要整個社會做出調整，需要不少人群在短期內付出一定代價：比如說，稅收的增加，退休年齡的推遲，社會福利的結構性調整，等等，社會維持繁榮的長期需求就和一部分民眾的當下需求發生衝突。我們還不能說歐美的競爭性選舉政體在推進經濟與社會改革上是失敗的，但至少，當下許多改革已經陷入了膠著狀態。而在一個競爭激烈的世界，喪失改革的最佳時機，一步落後，往往會導致步步落後。

在美國，華爾街寡頭的超級影響以及其總統制政體下激烈的黨爭，都在阻礙著當政者對大多數民眾的需求作出積極回應。金融危機之後，聯邦政府曾對華爾街的金融活動進行了一定限制，這讓人看到一點遏制「過度金融化」的希望。不過，由於華爾街與兩黨之間的密切關聯，這些限制措施能持續多久頗值懷疑。兩黨圍繞公共債務上限問題的黨爭曾導致聯邦政府在2013年關門，2014年，在華爾街寡頭的調停之下，兩黨總算就財政預算達成了妥協，聯邦政府在2015年大部分時間內可免於關門；然而，其代價是華爾街寡頭在法案中塞進了一個與主體內容完全無關的條款，允許銀行在得到納稅人擔保的分支機構重啟衍生品交易，這就實質上取消了聯邦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相關禁令，再次為未來的金融危機埋下伏筆。黨爭使得奧巴馬想辦的幾件大事沒有一件真正辦成，其醫療改革方案經過共和黨勢力的杯葛和修改，已經面目全非，距離其原本要實現的目標日益遙遠；奧巴馬試圖推進的移民法案改革與碳排放承諾，也都遭到共和黨杯葛，時刻面臨著流產的危險。

弗朗西斯·福山對美國的局面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指出，美國的麥迪遜式民主（Madisonian Democracy）中有太多的否決點，以至於成為了一個否決政體（vetocracy）。行政部門不僅會受到通常由反對黨掌握的國會的否決，而且也會遭到來自法院的否決。而在總統制政體下，一旦陷入立法與行政的對立僵局，就沒有便捷的破解之法，往往只能等待其中一方任期結束。福山更傾向於英國的議會制政體。在英式政體下，一次選舉可以決定議會多數黨和行政內閣的構成，一個黨同時掌握行政權和立法權，同時來自法院的制約也沒有美國那麼強，因此否決點比較少，更容易集中力量來辦大事。福山甚至將他主張的英國政體稱為「民主專政」（democratic dictatorship）。

歐洲的情況則更加嚴重也更加複雜。歐盟成員國政府面臨著的不僅僅是本國民眾的壓力，還有來自布魯塞爾的壓力。作為超國家機構，歐盟一直面臨著民主正當性不足的問題，它所作出的許多決定，在成員國國內屢屢遭到民眾的抵制。但日子最難過的還是各成員國的政治家，他們經常是「風箱里的老鼠——兩頭受氣」，因而也對於民主的實際運作有深切的體會。歐盟在受援助國推行的緊縮政策，讓這些國家失業率上升，普通民眾短期生活水平明顯下降。這種強制的「由奢入儉」，引起了受援助國民眾的反彈，在國內政治層面，表現為反歐、疑歐的民粹主義政黨勢力的上升。但這些政黨的獲勝，或許為民眾的情緒提供了一個發泄渠道，但他們向民眾承諾的美好圖景，始終面臨著一個致命的問題：錢從哪兒來？要籌到錢，就要搞好經濟。但要搞好經濟，結構性的改革卻又是繞不過去的。 各種選舉折騰完了，結果只是維護現狀，而把該乾的事情無限期往後推。說不好聽點，這就是「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

2014年5月5日，義大利前總理馬里奧·蒙蒂（Mario Monti）在巴黎就任法蘭西人文院准院士時發表的演講中對歐盟國家的民主吐了一把槽。這位有「超級馬里奧」之稱的政治家指出，所有的改革都有長遠利益，但在短期內會有政治代價，但在那些政權不斷在左右派勢力中間轉手的國家裡，推動改革非常困難，因為反對黨能非常容易地動員起當下利益在改革中受損的群體來反對改革，比如在義大利，養老金改革受到左翼抵制，打擊避稅的改革受到右翼抵制。來自反對黨的否決會很容易使得執政黨幹不成事，無法作任何長遠規劃。而貿易保護主義、排斥移民等短視的提議，卻很容易受到民粹勢力的追捧。但這都會導致「短期行為的專制」（short-term tyranny），損害未來世代的利益。蒙蒂特別指出：在民主國家的所有缺陷中，這是最壞的。

如果說福山抱怨在美國體制下難以干成事，做過多年英國首相的托尼·布萊爾卻抱怨，哪怕是在福山所羨慕的英式議會制下也幹不成啥事。這位當年追隨小布希參與伊拉克戰爭、退休後到處走穴賺錢的前首相在英國名聲並不好，但在對民主制度的思考上，我們不必因人而廢言，因為在西歐「政治正確」的大環境下，要說點民主體制的壞話需要勇氣。布萊爾不久前給《紐約時報》寫了篇文章，標題就很驚悚：「民主死了么？托尼·布萊爾：為了真正的民主，光有投票權是不夠的」。布萊爾宣稱：「民主的價值是正確的，但民主制度往往無法兌現這些價值。在風雲變幻的世界中，國家、社區、企業都必須不斷調整自己去適應這些變化，民主制度顯得遲緩、官僚而又脆弱。」

在接下來的分析中，布萊爾指出了影響民主體制功效的若干因素：第一是選區劃分導致候選人過於依賴政黨提名，從而致力於討好掌握提名權的黨內活躍分子，而非立場比較中立的公眾，導致政治家越來越難作出妥協；第二是新媒體的黨派化，導致輿論環境不利於政治妥協；第三是利益集團的阻礙——布萊爾以官僚體系、教師工會抗拒必要的改革作為範例；第四是儘管私營企業不斷演化，政府體制卻不與時俱進；第五是政治領袖的基因池在逐漸枯竭，官員缺乏私營部門經驗，同時官員微薄的工資也難以吸納出色的人才；[ 需要注意的是，從首相崗位上退下來的布萊爾其實是個資本家，因此他的言論從總體上是親資的。他對政府不從私營部門吸納人才的抱怨，與此有很大關係。 ] 第六是「大V」們操縱的社交媒體很容易掀起輿論風潮，對政治領導人形成很大的衝擊。

這不是布萊爾第一次撰文反思民主體制在治理功效上的欠缺。2013年埃及軍方發動政變廢黜民選總統穆爾西時，布萊爾就曾在英國《衛報》（The Guardian）撰文論證此舉的正當性。在布萊爾看來，穆爾西確實是民選的，但他的政府根本不是一個有效政府。他指出：「民主是決定決策者的一種方式，但不是決策的替代品 （Democracy is a way of deciding the decision-makers, but it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making the decision.）」如果一個民主政府過於低效，人民就會失去耐心，不願再等待選舉。他還舉了巴西和土耳其的例子來說明，即便國家取得巨大成就，人民還是能為自己的抗議找到客觀理由。[ 布萊爾隨後被軍人總統塞西聘為埃政府經濟改革顧問，這種利益關聯會讓許多人質疑他的言論的真誠性。但最新的評論《民主死了嗎？》則可以說明他的觀點至少還是首尾一致的。]

但如何改革民主體制呢？在《民主死了嗎？》一文中，布萊爾很模糊地寫了幾句：「如果給萎靡的民主對症下藥，恐怕將改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關係。人們必須接受一點：治國理政避免不了各種艱難的抉擇，做出這些抉擇的政治家應該受到尊重而不是詆毀。」聯繫上下文來看，布萊爾建議的方向與福山建議的是一致的，即增強行政部門的自主性(autonomy)，減少對它們的否決點 （veto point）。而他花了這麼多篇幅來抱怨媒體的黨派化和網路社交媒體大V，似乎也暗示著該對它們做點什麼。但如果真做了點什麼，從沃夫岡·沃爾夫教授及其團隊的眼光來看，恐怕正是走向「選舉式威權主義」的癥狀。

因此，沃夫岡沃爾夫教授及其團隊想通過研究俄羅斯、土耳其、匈牙利等國來理解「選舉式威權主義」有何吸引人之處，恐怕真是捨近求遠了。其實他們最應該研究的是：為什麼福山、蒙蒂、布萊爾這些人如此嚴厲地批評西方自身的民主體制？如果自由民主的政體形式本身就能解決治理問題，讓各國富國強兵，人民安居樂業，各國應該早就趨之若鶩了，哪裡會有其他政體的生存空間？更何況，歐美的自由民主政體近年的治理績效並不理想，對很多急於提升治理績效的政府來說，並不具有真正的示範意義。

民主無疑是一個偉大的理想，但它與優良的治理之間的關係從來都不是那麼簡單。古典的直接民主讓民眾直接參与政策制定，但正如修昔底德指出的那樣，雅典鼎盛時期的民主，也是伯里克利這個「第一個公民」的統治；而在喪失伯里克利高超的領導之後，雅典公民集體的判斷力無法應對變幻莫測的內外形勢，最終導致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失敗。近代以來的代議制民主下，民眾通常不直接參与政策制定，他們只是選出掌舵的團隊來進行決策，這大大減輕了民眾的負擔。但是，在國家治理變得日益複雜的今天，這一體系要產生好的治理績效，還是需要 （1）真正能做到「選賢與能」；（2）使賢能真正發揮出領導力。而要產生「選賢與能」的效果，第一得有真正的「賢能」可選，從一堆爛蘋果里是選不出好蘋果的——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由於政黨的不成熟以及政治人才培育傳統的缺乏，連這個條件都不具備；第二選民還得有基本的眼光，在有賢能候選的時候，能真正選對人。要發揮出良好的判斷力，需要平和的心態；而歷史經驗告訴，一個群體要保持心態平和，通常需要一定的經濟社會環境。一個正在經歷匱乏所造成的直接痛苦的選民，很容易就會被減輕其痛苦的主張所吸引，哪怕這一主張實際上就是一劑鴉片。192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在歐洲導致許多極端政黨通過選舉上台，其中也包括納粹黨。這並不是因為多數選民突然變傻了，而是因為他們基本的生活慾望因為匱乏而無法得到滿足，很難考慮更長遠的事情。而當代世界新媒體的興起，可以在短時間內放大少數群體的訴求，增強他們對公共政策的否決能力。那些有選舉壓力的決策者變得比以往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正在經歷痛苦的個別群體所提出的訴求的影響。

但也許，歐美民主所遭遇的治理危機只是暫時的現象？我們有必要考慮一個方法論上的問題：當下因全球化、信息化和霸權體系嬗變而帶來的不確定性究竟是未來的常態呢，還是例外？在這種不確定性下，要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各國政府都面臨著巨大的改革壓力，治理能力稍一落後，就可能會引起比以往更缺乏耐心的民眾的不滿。如果這是個例外時期，我們也許就不必過於大驚小怪，因為只要「混」過這個時期，政治事務就會重新變得簡單，而競爭性選舉政體在治理上也可以表現得更好。但是，這種想法可能只是良好的願望。沒有證據表明世界霸權體系會在短期內完成改組，全球化、信息化也沒有停滯下來的跡象。也許我們需要把當下治理所面臨的大環境，當做一種「新常態」來對待，政府需要習慣於在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下進行決策，需要增強對民意短期波動的抵抗力，識別出更為穩定的民眾需求並對其進行有力回應。

但減少政體中的「否決點」，讓政府運作得更迅捷，是否就能對人民的需求做出更好的回應？這種思路恐怕是另一種形式的「政體決定論」。法定的「否決點」固然減少了，但現實世界中的政治摩擦力仍然存在，政治家仍然面對著如何應對這些摩擦力的問題。壓制的方法在短期內可能在決策環節見效了，但由此而引發的執行環節的消極怠工、拖延執行、暗中搞破壞乃至公開的抗議，照樣會給治理帶來很大的困擾，並進一步影響到下一個政治周期的選舉。政體界定了領導權的位置、範圍和繼替方式，但並不能完全決定領導權究竟該如何實施。領導權的實施之道，是一個獨立的維度。

還是回到中國的政治經驗吧。在中國，規模巨大的改革之所以順利推進，絕不僅僅是因為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下，少數反對的聲音很難對主政者的決策起到否決作用。世界上所謂「威權政府」多得是，沒有一個能像中國政府那樣能在三十多年時間裡不斷改革，動了這麼多人乳酪，最後還享有可觀的民眾支持度的。否決點較少可能是個相關的因素，但絕不是決定性的因素。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中國還存在一個決策的流程，能夠從一開始就諮詢、吸納各方意見。在諸如醫改這樣的重大改革方案的出台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主持改革的領導人自己需要做大量的調查；在方案準備階段，共委託八個單位製作了八套草案，然後進行集體會審；在確定主要依託的草案版本之後，還要不斷徵詢利益相關方意見；最後確定方案之後，也不是一攬子全面推廣，許多重要的政策，仍然要一項一項進行試點。

「搞試點」這種決策輔助手段，是中國可以貢獻給世界的重要政治經驗。有了這一手段，黨內外出現意見分歧，並不影響一些改革在局部地區先「試」起來，觀其後效，搞成功了，可以總結典型經驗，加以推廣，搞不成功的可以馬上叫停，不影響大局。這樣既避免了「霸王硬上弓」式的缺乏共識支撐的改革，也避免了一出現異議即寸步難行的「否決政體」（vetocracy）作風。一些改革試點時間甚至可能長達十年之久，未獲得共識，最終被叫停——比如一度得到中組部力挺的黨政幹部「公推公選」、「公推直選」試驗。在許多政策的試點中，辯論一直持續進行，支持者努力獻計獻策，搞好試點，以事實證明自己的主張是正確的；而反對者也可以根據「試點」的得失，對改革方案進行批評或補充。搞「試點」，在一定程度上是拉長了辯論的時間，但也大大提高了辯論的質量。有實際的經驗作為依託，辯論可以集中到公共政策的細節上來，而不是從意識形態立場出發想像和裁剪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意識形態化的站隊本身就是信息和知識不足時的廉價替代品。這並不是否認，搞什麼樣的試點，推廣什麼樣的試點經驗，必然會受到主政者的主觀偏好的影響。但如果沒有「試點」，這種主觀偏好的影響會更大。

類似的中國經驗還有很多。使得中國適應於這個高度不確定時代的，是中國體制的這樣的一些特徵：一方面，有制定和執行長遠規劃的能力和定力，政府一屆接一屆幹下去， 政策不「翻燒餅」，一些暫時「得罪」人的政策，在堅持下去之後，顯現出其積極效果，最終也能得到民意接納；另一方面，有諸多機制收集和分析當下的民意，平衡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需求，對於民眾反映特彆強烈的問題，能夠作出即時的回應。這兩方面的結合才造就了領導力。長遠規劃如果脫離了民意，終究走不了太遠；但如果只關注當下的民意，沒有長遠眼光，就會經常遭遇「民意逆轉」帶來的尷尬。這兩個方面能夠結合在一起，非常不容易。進一步的政治體制改革有必要在此基礎上作進一步的優化，而非放棄來之不易的成功組合。

我們絕不應當將領導權如何實施（用王紹光的術語，就是「政道」）這一維度輕易掃入「人治」的範疇。因為它的許多內容完全可以做到制度化，即便不是剛性的制度，也可作為具有權威性的政治慣例，對領導者起到約束作用。中國歷史中不斷發生著這種治理智慧的傳承。只是對於不願深入歷史的研究者來說，這一維度是晦暗不明的。因而，中國的政治學者需要更艱苦的努力，將中國的經驗提升為普遍的理論，讓不諳中國政情的中外讀者也能理解政治存在著不同的可能性。而這不僅對中國自己是有益的，對於歐美自身的政治體制改革，也有可能產生啟發意義。

關於威權主義的研討會11月8號下午結束。11月9號晚上7點鐘，波茨坦廣場人山人海，我沿著艾伯特大街走，想到勃蘭登堡門下看熱鬧，但還沒有擠到漢娜阿倫特大街就擠不動了。吉時到來，街道上的氣球一個接一個被釋放升空，人群中爆發一陣接一陣的歡呼聲。

柏林牆倒了，但歷史並沒有終結。相反，恰恰是因為牆的倒下，重新出發的全球化，給東西方都帶來了新的挑戰。今天，面對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各國政府都需要自我改革、不斷創新，對領導力的需求更為迫切。在這一輪制度競爭中，或許不會有單個勝利者，因為各國在治理上必須相互學習借鑒，才能應對共同的挑戰。線性的「轉型範式」已經失敗，「復調音樂」時代正在到來。

（感謝柏林高等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zuBerlin）提供的訪問研究機會，使我得以近距離地觀察歐盟國家的政治，並思考其得失。本文主體內容發表於《文化縱橫》2015年第1期，經作者修訂後刊登於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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