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 樊樹志：明末開放海禁之爭

對「倭寇」剿與撫兩手都以失敗告終後，財政已經不堪重負，必須另謀出路，於是乎開放海禁提上了議事日程。

倭寇攻城圖

當初胡宗憲招撫王直時，曾向幕僚唐樞諮詢，唐樞寫了長篇大論，從胡宗憲的立場反覆權衡是否可以接受王直「開港互市」的請求。他畢竟是一個學者，沒有官僚的瞻前顧後，傾向於開港互市。這篇《論處王直奏情復總督胡梅林公》，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值得細細閱讀。他首先說「順其請有五利」：

其一是應允開港互市實為大利：「今方海寇熾虐，殘害地方，財費靡極，公私具困。久經四五年來，算無全策，賊未盡滅。王直自願詔諭島倭，以夷攻夷，立功報效。坐令地方安堵，東南稅賦之場，復舊生理，似亦便宜良計，實為大利者。」

其二是商道不通使商人轉而為寇：「切念華夷同體，有無相通，實理勢之所必然。中國與夷各擅土產，故貿易難絕，利之所在，人必趨之。本朝立法，許其貢而禁其為市。夫貢必持貨與市兼行，蓋非所以絕之。律款通番之禁，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遠出以生釁端……若其私相商販，又自來不絕，守臣不敢問，戍哨不能阻。蓋因浩蕩之區，勢難力抑，一向蒙蔽公法，相延百數十年。然人情安於睹記之便，內外傳襲，倚為生理之常。嘉靖六七年後，守奉公嚴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寇。嘉靖二十年後，海禁愈嚴，賊伙愈盛。許棟、李光頭輩然後聲勢蔓衍，禍與歲積。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實繫於此。夫商之事順而易舉，寇之事逆而難為，惟其順易之路不容，故逆難之圖乃作。訪之公私輿論，轉移之智，實藏全活之仁。」

其三是開市收稅一舉兩得：「開市必有常稅。向來海上市貨暗通，而費歸私室。若立官收料，倍於廣福多甚……舊時兩浙，北起乍浦，南迄蒲門，縈行二千里，衛所巡司各衙門兵卒，約二十萬有奇，歲費五十萬有奇，各縣徵發舊額已定，見今客兵大增，何以處給？且兵荒之餘，百姓貧苦，不忍加賦，若得海上之稅亦濟年例之用，則一舉兩得，戰守有賴，公私不相困矣。」

其四是使有力者得以從商，則瑣瑣之輩自能各安本業：「海上逐臭之夫無處無之，惡少易動之情亦無處無之。樵薪捕魚，逞俠射利者，原無定守，不得安於其業，則隨人碌碌，乃常情之所必至。使有力者既已從商而無異心，則瑣瑣之輩自能各安本業，無所效尤，以為適從。故各年寇情歷歷可指，壬子（嘉靖三十一年）之寇，海商之為寇也；癸丑（三十二年）之寇，各業益之而為寇也；甲寅（三十三年）之寇，沙上黠夫、雲間之良戶復大益之而為寇也；乙卯（三十四年）之寇，則重有異方之集矣。跡是而觀，能無治其乎？」

其五是此舉可以緩解目前之困境：「東南鄉兵孱弱，未易練成，所調各處驍悍之卒，前事有鑒，恐為地方不測之變。況土尚各別，長技莫施。又居民久疲，思息便宜一節，縱非經久可行，亦姑為目前紓急計。其分量蓋得算多，而眾心愿者。」

接下來他分析了「順其請有五慮」「卻其請有四利」「卻其請有四慮」。其中「卻其請有四慮」頗值得注意： 一是「如其絕望，必大肆姦猾，鼓動諸島，增益松江等諸巢」；二是「失此機會，或直惡貫而斃，則在系者不為奇貨，承應者無此才力，雖欲為此，又不可作」；三是「天順以後，市舶權重，市者私行，雖公法蕩然，而海上晏然百年。此乃通商明驗。今之議者若謂王直不當宥則可，若以市法永不當開，則恐非細思而詳考也」；四是「去年賊勢猖獗，進兵不收全效，督察趙侍郎延訪群情，故有蔣洲、陳可願之計。二人遠涉紆謀，略有次第，卻之是棄二人而罔小丑，非所示信矣」。

倭寇劫掠圖

由於胡宗憲臨事變卦，唐樞的建議未被採納，更談不上付諸實施了。用歷史的眼光來看，這些主張是務實的，具有前瞻性的。這位仰慕聖賢之學，受業於湛若水的儒者，深造實踐，留心經世略，並非浪得虛名。在他的文集中，還有不少精彩的論述，例如：「海寇之熾，自嘉靖五六年始，彼因商道禁嚴，橫行劫掠，然止以南紀澳為巢穴，居有定處。至嘉靖二十年後，許棟、李光頭等掠人責贖，聲勢衍蔓，然止偶遇佛郎機船數只，黨有定伙。昔時在倭為寇，在中國為我民；行者為寇，居者為良民。今則華夷深處，內外連結，善惡莫辨」；「惟其商道不通，而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不免巧生計較，商轉而為寇。商道既通，則寇復轉而為商」。又如：「海寇小劫，自嘉靖五六年後始，其擄人索贖，自嘉靖二十年後始。若今日之事，則又所創見者。賊頭許棟、李光頭既敗，張月湖、蔡未山已死，陳思泮為汪五峰所殺，今只林同泉、王萬山、陳太公、曾老輩而已，而皆服比於汪。是昔日之寇尚各自自立門頭，今已渾同一夥，若欲用間除之，頗有機會。」

由此可見，他答覆胡宗憲諮詢所提出的建議，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為此他還為胡宗憲設計了「開市事宜」十條，宗旨是突破海禁政策，允許人民出海貿易，政府設關收稅，使走私貿易轉化為合法貿易。具體事宜有： 一、 「收稅則例，悉准廣東夷貨事理定額」；二、 「夷商泊船烈港，內地人往彼處交易，事畢各散，毋得久居本處」；三、 「內地人齎貨出海，先於定海關開遞報單，驗周取照，隨赴提舉司起票，赴收稅衙門納稅，才往烈港成交。其買回夷貨，亦先於定海關開遞報單，驗周取照，復赴提舉司起票，赴收稅衙門納稅」；四、 「收稅專設布政司官一員，往札定海關，稅場隨送定海縣貯解」；五、 「齎貨往來，定限海港一路，不得別由他道，違者即同私自通番」。如此等等。令人遺憾的是，這些精心的設計，沒有被採納，淪為一紙空文。

抗倭圖卷

聯繫到王直受撫後在監獄中所寫的《自明疏》，就更加凸顯出唐樞見解之高明。王直有一定的文字功底，這篇《自明疏》寫得情真意切：「帶罪犯人王直，即汪五峰，直隸徽州府歙縣民，奏為陳悃報國、以靖邊疆、以弭群凶事。竊臣直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屢立微功，蒙蔽不能上達，反罹籍沒家產，舉家竟坐無辜？臣心實有不甘。前此嘉靖二十九年，海賊盧七搶擄戰船，直犯杭州江頭西興壩堰，劫掠婦女財貨，復出馬跡山港停泊。臣即擒拿賊船一十三隻，殺賊千餘，生擒賊黨七名，被虜婦女二口，解送定海衛掌印指揮李壽，送巡按衙門。三十年，大夥賊首陳四在海，官兵不能拒敵，海道衙門委寧波府唐通判、張把總托臣剿獲。得陳四等一百六十四名，被擄婦女一十二口，燒毀大船七隻，小船二十隻……以夷攻夷，此臣之素志，事猶反掌也。如皇上仁慈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馬微勞，馳驅浙江定海外長塗等港，仍如廣中事例，通關納稅，又使不失貢期。宣諭諸島，其主各為禁制，倭奴不得復為跋扈，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

一方願意招撫，一方願意歸降，在開港互市這點上達成共識，可惜以王直處死而告終，不僅令王直遺憾，也令唐樞及其他持相同觀點的有識之士感到遺憾。

與唐樞同時代的人，也發表了類似的主張，雖然深度與廣度遠遠不及，但已經難能可貴了。

嘉靖三十九年（1560）正月，巡撫淮揚都御史唐順之，向朝廷條陳海防經略，其中第三條「圖海外」，談及「招赦逋逃」與「宣諭日本」，對於此前招撫王直的變卦，頗有微詞。指出：「逋逃不歸，東南誠未可以息肩也」；「至於宣諭日本，則浙江軍門亦嘗請命遣使矣，竟不能盡得其要領，使者坐罪，而其事遂罷」。為了從長計議，他主張恢復日本的貢市：「倭夷素性貪詐，利我中國之貨，既不與貢例，無復望矣，因此遂被奸徒勾引同利，為寇不止。則以偶磋一年貢期阻回之故也。為今之計，乞題請聖裁，令行各衙門遵照，今後夷人復來求貢，果有真正表印勘合，別無詐偽，姑不計其限例，就與奏請，起送赴京……則倭夷知有貢路之可通，而詭計自銷，黨類自攜，勾引之徒亦可暫縛矣。」其中第六條「復舊制」，主張恢復市舶貿易的舊制：「國初，浙、福、廣三省設三市舶司，在浙江者專為日本入貢，帶有貨物，許其交易。在廣東者，則西洋番船之輳，許其交易而抽分之。若福建，既不通貢，又不通舶，而國初設立市舶司之意漫不可考矣。舶之為利也，譬之礦然，封閉礦洞，驅斥礦徒，是為上策；度不能閉，則收其利權而自操之，是為中策；不閉不收，利孔泄漏，以資奸萌嘯聚，其人斯無策矣。今海賊據浯嶼、南澳諸島，公然擅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濟，殺之而不能止，則利權之在也。宜備查國初設立市舶司之意，毋泄利孔，使奸人得乘其便。」

徐光啟保衛北京

嘉靖四十三年（1564），原任福建巡撫譚綸在回籍守制前，向皇帝條陳「經久善後六事」，其第四事是「寬海禁」：「閩人濱海而居，非往來海中則不得食。自通番禁嚴，而附近海洋魚販一切不通，故民貧而盜愈起。宜稍寬其法。」

看來開放海禁業已成為有識之士比較一致的共識，因此，隆慶元年朝廷准許開放海禁，決非偶然之舉。

關於隆慶元年（1567）朝廷批准開放海禁，應是確鑿的事實，卻不見於《實錄》等正史的記載。學者們大多引用清人張燮《東西洋考》的文字： 隆慶元年，福建巡撫涂澤民上疏請開放海禁，准販東西二洋，朝廷允准。

更早的記載，也許是福建巡撫許孚遠寫於萬曆二十年（1592）左右的《疏通海禁疏》，他用追述的語氣寫道：「迨隆慶年間，奉軍門塗（澤民）右僉都御史議開禁例，題准通行，許販東西諸番，惟日本倭奴素為中國患者，仍舊禁絕。二十餘載，民生安樂，歲徵稅餉二萬有奇，漳南兵食藉以充裕。」「隆慶初年，前任撫臣涂澤民，因鑒前轍，為因勢利導之舉，請開市舶，易私販而為公販。」這兩段話，比《東西洋考》具體而精準，從明初以降延續二百年的海禁政策開始宣告廢弛，允許商民可以前往東洋、西洋與外國商販進行貿易，使得「私販」轉化為「公販」，即走私貿易轉化為合法貿易。這是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

萬曆二十年（1592），日本豐臣秀吉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明朝應邀派兵前往援助，戰事驟起，海上形勢吃緊，兵部重新申嚴海禁：「凡有販番諸商，告給文引者，盡行禁絕。敢有故違者，照例處以極刑。官司有擅給文引者，指名參究。」皇帝批准了兵部舉措，下達聖旨：「著該撫按官嚴加禁緝，犯者依律究治。」

許孚遠的奏疏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列舉了再度申嚴海禁造成的危害，希望二十多年開放海禁的政策能夠正常延續。因此他的《疏通海禁疏》，對於評估隆慶元年開放海禁的意義，具有重大價值，值得細細分析。

首先，反映了沿海商民對於申嚴海禁的不滿情緒。根據福建按察司巡視海道僉事余懋中報告，海澄縣番商李福等連名上訴： 本縣僻處海濱，田受鹹水，多荒少熟，民業全在出海貿易，賦役也都仰給於此。往年海禁嚴絕，人民倡亂，幸蒙建縣通商，數十年來，餉足民安。近因倭寇進犯朝鮮，廟堂為防奸人接濟硝黃，通行各省禁絕商販出海，因而貽禍海澄縣商販引船百餘只，貨物億萬計。生路阻塞，商者傾家蕩產，從業者束手斷餐，闔地呻嗟，坐以待斃。又據漳州府海防同知王應乾報告，漳州府所屬龍溪、海澄二縣，地臨濱海，半系斥鹵之區，多賴海市為業。先前官府顧慮勾引外夷，一再嚴禁，人民手足無措，漸生邪謀，遂致煽亂，貽禍地方。自從隆慶年間開海禁，准許出海貿易東西二洋，二十餘年，民生安樂。近來再度禁絕番商，民心洶洶告擾。

其次，指出海禁有四大隱患：

——「沿海居民憑藉海濱，易與為亂。往者商舶之開，正以安反側、杜亂萌也。乃今一禁，彼強悍之徒、俯仰無賴，勢必私通，繼以追捕，急則聚黨遁海，據險流突，如昔日之吳、曾、林、何，變且中起。」

——「東西二洋，商人有因風濤不齊，冬未回者，其在呂宋尤多。漳人以彼為市，父兄久住，子弟往返。見留只守者，蓋不下數千人。一旦舟楫不通，歸身無所，無論棄眾庶以資外夷，即如懷上之恩既切，又焉保其不勾引而入寇也。」

——「邇者關白陰蓄異謀，幸有商人陳申、朱均旺在番探知預報，勝為預防，不至失事。今既絕通商之路，非惟商船不敢下水，即如宣諭哨探之船亦無由得達，設或夷酋有圖不軌如關白者，胡由得而知之？」

——「漳南沿海一帶，守汛兵眾數千，年費糧賞五萬八千有奇，內二萬則取足於商稅，若奉禁無征，軍需缺乏，勢必重斂於民，民窮財盡，勢難取給。」

他還針對有關當局申嚴海禁的理由——戰端既開，戰略物資硝黃之類必須禁止運往日本，予以反駁：「若緣此而禁絕商路，不幾於因噎廢食乎？」他鄭重向朝廷請求弛禁、復舊通商，為此目的，再度重申弛禁的理由：「東南濱海之地，以販海為生，其來已久，而民為甚。閩之福、興、泉、漳，襟山帶海，田不足耕，非市舶無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濤而輕生死，亦其習使然，而漳為甚。先是，海禁未通，民業私販，吳越之豪淵藪卵翼，橫行諸夷，積有歲月，海波漸動，當事者嘗為厲禁。然急之而盜興，盜興而倭入。嘉靖之季，其禍蔓延，攻略諸省，荼毒生靈，致煩文武大帥殫耗財力，日尋干戈，歷十有餘年，而後克底定。於是隆慶初年，前任撫臣涂澤民用鑒前轍，為因勢利導之舉，請開市舶，易私販而為公販，議止通東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國，亦禁不得以硝黃銅鐵違禁之物夾帶出海，奉旨允行幾三十載。幸大盜不作，而海宇晏如。」

因此他認為，開放海禁已是大勢所趨，「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禁商猶易，禁寇實難，此誠不可不亟為之慮。且使中國商貨通於暹羅、呂宋諸國，則諸國之情嘗聯屬於我，而日本之勢自孤。日本動靜虛實，亦因吾民往來諸國，偵得其情，可謂先事之備」。

隨著戰事的消停，海禁也漸趨鬆弛，直至廢止。或者說，沿海商人可以合法地前往東西二洋貿易，但是與日本的貿易仍舊處于禁止狀態。這實在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政策，而且很難收到實效。許孚遠已經察覺到這一點：「同安、海澄、漳浦、詔安等處奸徒，每年於四五月間，告給文引，駕駛鳥船，稱往福寧卸載北港捕魚，及販雞籠、淡水者，往往私裝鉛硝等貨，潛去倭國，徂秋及冬或春方回。亦有藉言潮、惠、廣、高等處糴買糧食，徑從大洋入倭，無販番之名，有通倭之實。」

徐光啟與利瑪竇

明末的徐光啟在回顧這段歷史時，也看到了這一點，對於開放東西二洋貿易的同時仍然禁止日本貿易，頗為不解，事實上也難以做到。不僅中國商人出洋後難以控制，而且西洋商人也會乘虛而入，填補空缺。「官市不開，私市不止，自然之勢也」——這是他的基本觀點。他在《海防迂說》中寫道：

倭自知釁重，無由得言貢市，我邊海亦真實戒嚴，無敢通倭者，即有之，亦渺小商販，不足給其國用。於是有西洋番舶者，市我湖絲諸物，走諸國貿易，若呂宋者，其大都會也。而我閩浙直商人，乃走呂宋諸國，倭所欲得於我者，悉轉市之呂宋諸國矣。倭去我浙直路最近，走閩稍倍之，呂宋在閩之南，路迂迴遠矣，而市物又少，價時時騰貴，湖絲有每斤價（白銀）至五兩者。其人未能一日忘我貢市也。

因此在他看來，既然開放東西二洋貿易，卻要把日本作為例外而繼續禁止，是不合時宜的，開通與日本的民間貿易，是合乎世界潮流之舉，而且對雙方都有好處：

向者固雲官市不通私市不止矣，必明與之市，然後可以為兩利之道，可以為久安之策，可稅應稅之貨，可以禁應禁之物。論者徒恐貢市往來，導之入寇，不知入寇與通市兩事也，來市則予之，來寇則殲之，兩不相妨也。必絕市而後無入寇，必日本通國之中無一人識中國海道者，然後可，此必無之理也。絕市可以無入寇，必日本通國之中，並絲帛、瓷器、藥品諸物，悉屏去不用，然後可，又必無之理也。

徐光啟與進入中國的耶穌會士有深入的交往，對世界大勢瞭然於胸，說得有理有節。日本所需中國商品，通過月港、澳門、台灣、馬尼拉等渠道，源源不斷運入，海禁已經沒有實際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