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鮑勃·迪倫刷屏煩到你了嗎？那關於諾獎我們再說點正經的
從昨晚到現在，你可能已經被美國歌手鮑勃·迪倫刷屏了。
現在，人們紛紛議論著諾獎到底該不該頒給鮑勃·迪倫，為什麼頒給他，頒給他到底產生什麼意義，問題一個接著一個。
實際上，諾貝爾文學獎一直爭議頻頻——政治的隱喻，語言的門檻，不知名的作家，未曾被照耀過的土地，以及中國人的諾獎情結，今年或許又要加上一條——獲獎者可以如此「跨界」嗎？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的汪劍釗教授、該校亞非學院的穆宏燕教授，一起談談諾獎引發的質疑。
政治一個具有爭議的話題
「鮑勃·迪倫折桂，也算是對多年沒有獲諾獎的美國文學有了一個交代。」汪劍釗接受青閱讀記者採訪時說，「我並不認為諾獎頒給一個音樂人是『爆冷』，因為詩從歌而來，最早詩也是吟唱出來的，《詩經》也是歌曲。鮑勃·迪倫的很多歌詞都是出色的詩，也充滿批判精神。另外，選擇非主流的作者也是諾獎的傳統之一。」
「搖滾老炮兒」鮑勃·迪倫的作品曾是一代反叛青年的「聖經」，不過其鮮明的政治性如今已不再那麼刺目。要說諾獎的政治性，去年以紀實文學獲獎的白俄羅斯女作家、記者阿列克謝耶維奇，遭受的質疑之聲最為強烈。有評論家指出，在西方與俄羅斯關係緊張的時期，她的政治立場幫她得了獎。
「近年來諾貝爾文學獎確實在個別獲獎者身上存在與政治有關的爭議，其中爭議較大的應該是阿列克謝耶維奇和2009年的獲獎者赫塔·米勒。」汪劍釗教授告訴青閱讀記者。他從事俄語文學研究多年，並在2000年前後對諾獎有過較為集中的研究，在他看來，文學完全脫離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政治在其中扮演太重要的角色，肯定會影響藝術的感染力。我個人感覺，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在可讀性上屬於新聞的東西太多，而作為藝術能反覆咀嚼的東西還是少了一些。」
檢索新世紀之後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名單，其實很多人身上都存在類似的爭議——帕慕克被認為是西方攻擊土耳其的工具；品特或因其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立場而獲獎；從羅馬尼亞流亡至德國的赫塔·米勒，有人猜測是她對齊奧塞斯庫「集權時代」的控訴使其獲獎，在政治上遭到非議的甚至包括中國作家莫言……有人認為，這體現了諾獎「一以貫之的政治傾向」，也有人指責諾獎的「歐洲中心主義」。瑞典文學院一再宣稱在評判標準上採取政治中立，但曾任文學院常務秘書的於倫斯坦院士曾變相承認：「我們的政治信念或偏見，也許只是在我們作出抉擇的時候才起某種下意識的作用。」
「我並不認為評委是有意在用政治做判斷。現在的評委是希望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但是他們又沒法超越這種局限。實際上評委們並不是故意想把這個獎項弄成政治獎，而是文化偏見造成的政治判斷。」汪劍釗說，文化帶來的慣性或偏見，是每一種文化環境里的人都不可避免的。
「文學獎是諾獎中唯一的人文學科的獎項，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一個最大差異，就是其本身內含強烈的意識形態。」穆宏燕教授接受青閱讀記者訪問時說，「諾獎是由歐洲人設立的獎項，由歐洲人組織相關評審和評獎，不可能不含有其本位主義的立場和價值觀。諾獎評委們不可能脫離他們自身所處的意識形態，與他們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比較吻合的作品，或與他們所期望體現的某種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作品，倘若在藝術表現方面比較突出的話，那麼獲獎的可能性就比較大」。
有關諾獎的政治性，或許要從諾貝爾的遺囑說起。遺囑將「富有理想傾向」作為文學獎評選的唯一標準，但「理想」確實太過「模糊」。2012年10月，現任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佩爾·韋斯特伯格在回答中國記者如何理解「理想」這一評選標準時說，「我不認為我們還堅持這一觀點。諾貝爾說的是一個方向，而我們並不是很確定如何定義這個方向……所以我們已經不把理想主義當作唯一標準了。文學評選並沒有具體的標準……文學獎的頒獎，是由我們這些有深厚文學閱讀經驗的人，挑選出認為非常傑出的作家和作品來，就這麼簡單。」
「根據時間的推移、評委會人員的變化，評委對與『理想傾向』的定義也在變化。」在汪劍釗看來，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依然是諾獎的兩面旗幟，「這兩點恰恰又跟政治密不可分，這就容易讓評委的目光投向政治傾向性比較激烈的作家，所以相對來說一些明顯抱有批判立場的作家更容易引起他們的關注。」他認為，所謂的批判，不只針對政治，「有的是來自政治的，有的指向倫理，有的指向宗教，有的可能指向了其他層面，有的時候甚還是針對自己的自我反省，甚至對美學一些成規的反思和突破，都在諾獎的關注之列。」
「沒有必要因為諾獎的政治傾向責備它，評委本身是不以政治作判斷的。」汪劍釗說，「已經有和平獎在承擔政治功能了，何必再去頒一個『文學和平獎』呢？文學獎不是以政治來衡量，最後還是要憑藉作家的作品說話。有一部分是名實相符的作家，他們獲獎之後依然不停寫作，奉獻更好的作品；還有有一部分作家，即便得了獎，讀者也不買賬；也有更多的作家並沒有獲獎，但他們的光輝也沒有受到損害。他們沒有獲獎，確實令人遺憾，但更遺憾的是評獎委員會。」
一道跨不過去的門檻
政治的選擇或文化的偏見，具體到作家作品，則往往體現在語言的門檻，地域的差異上。
瑞典文學院的院士們也在儘力放眼世界，在歐洲文學之外擴展諾獎的版圖。1913年泰戈爾成為第一個獲獎的亞洲人，20世紀30年代之後，授獎對象逐漸擴展到拉美、非洲、澳大利亞。但是獲獎者大部分還是以歐洲語言創作，1968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獲獎，是諾獎首度頒發給非歐洲語言的作家，但是非歐洲語言與歐洲語言的獲獎比例依然懸殊，有統計稱，1901年諾貝爾文學獎設立以來，112位獲獎者中，歐洲作家達83位。
「我一直認為，每一個民族都可能有大作家，即便使用這門語言的人口稀少，並不意味著就沒有成就，包括像越南語、柬埔寨語、斯瓦希里語甚至更小的語種，也有很多出色的作家在以此創作，但他們所受的關注度肯定是不足的，這可能跟一個國家的經濟、綜合國力等有關。」汪劍釗認為，「評委們也想擺脫語言的局限，但他們所能利用的又只有幾種主要的歐洲語言。」
瑞典文學院院士們一般都精通四五門語言，能直接閱讀英、法、德及北歐語言的原著，有的還熟悉俄羅斯、波蘭、捷克、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等歐洲語種。在歐洲語言文化的範圍內，院士們尚可應對，但這也是使得歐洲語言以外的文學世界較少被關注的重要原因。
主修波斯語，長期從事伊朗文學研究的穆宏燕老師對此有自己的看法。「伊朗至今沒有作家獲獎，但這並不代表這裡沒有好的作家。」在她看來，伊朗現代詩人阿赫瑪德·夏姆魯（1925—2000）以及書寫當代伊朗的女作家西敏·達內希瓦爾（1921—2012）的作品在世界文學史上都有重要的意義，前者被提名兩次未能獲獎，後者已經去世，亦無緣諾獎。「夏姆魯的詩歌作品，我個人認為就是因為具有較濃厚的基督教博愛精神而受到青睞以及提名，在歐美有很大影響。而西敏是伊朗第一個寫作現代小說的女作家，在創作上，她始終保持一種獨立性，不論是在伊斯蘭革命前還是革命後，不盲從，更不屈從，也不迎合，對伊朗社會的現代歷程始終保持著一種清醒的獨立思考。但這些與評委們的、或他們所期望作品體現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不相吻合的作品，即使有比較突出的藝術表現，獲獎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即使不談價值觀，語言的限制也確實帶來了問題，「文學作品需要被閱讀、被理解、被欣賞。被閱讀是第一位的，是前提條件。因此，這就涉及語言。倘若一部作品的語言較少人懂得，那麼就意味著這部作品較少被人閱讀。文學獎評委中尚有馬悅然懂中文，不知是否有評委懂波斯語。倘若一部作品所採用的語言，某一獎項的評委們完全不懂，那麼勢必無從了解作品的價值，無法對之進行評價，如何評獎？」穆宏燕說。
這又牽涉到諾獎的另一個爭議——它究竟是文學獎還是翻譯獎？「不掌握非通用語的文學諾獎評委，去評判他不懂得的非通用語作品，只能藉助於翻譯。對非通用語來說，諾獎可能更多的是一個翻譯獎。」穆宏燕說。
「對於非歐洲語言，如果只有極少的文學院院士懂得這門語言，也會造成問題。」汪劍釗指出，「如果只有一個人懂，那麼他的權威性就不可能動搖，他認定的這個語言的作家就更容易進入評委會的視野。但是僅憑一個人的閱讀，又怎麼能了解到這種語言的文學全貌呢？有時候一個並不是特別有實力的作家，因為一些偶然的渠道被他知道，他就會覺得這個作家是非常了不得的，這也是不利的情況。」
「儘管諾獎在現在被塑造為一個世界性的最高文學獎項，儘管2000年之後，諾獎的獲獎作品在語種和地域上有一些新的突破——我想，這在較大程度上也是受新世紀以來的全球化的影響所致——但我個人認為這並非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性。只有當其評委們具有較大程度的世界性，即對世界各國文學有比較充分的了解，才有可能做到較大程度上的、相對的一種世界性。」穆宏燕說。
獎金一個潛在評審因素
讀者常常在諾獎公布之後感嘆，「這次竟然又是沒有聽說過的作家！」預測屢屢失敗，文學獎常常青睞小眾作家，或許原因之一在於——獎金。
雖然經濟的波動使得獎金數額有所調整，但在今天800萬瑞典克朗仍是不小的數目。20世紀70年代以來，諾獎評委會對評獎標準的解釋做了拓展，即從獎金的實用角度來挑選獲獎者。在《諾貝爾文學獎內幕》中，前評委會主席埃斯普馬克曾談到這一點：「評選不是決定誰是當今最偉大的作家明星，而是發現那些重要而又還沒有出名，生活和創作亟須諾獎這筆大獎金支持的未來之星。」他表示，獎金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利用，比如一位有創新精神的作家藉助它可以繼續創新，一種被忽視但成果豐富的文學類型由此得到重視和支持，沒有受到人們足夠重視的語言或文化領域由於其文學作品受到諾貝爾獎金的支持而得到促進。
「我覺得這幾年，獎金也成為評獎的原則之一。」汪劍釗說，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名聲很大的作家會落選，反而常常是那些知名度較小的作家獲獎。「評委會可能會認為，名氣大的作家已不再需要獎金來支持創作，反而是有寫作潛力的作家需要這筆獎金，使他們不再為寫作發愁，可以專心創作。但是這條原則在執行過程中有沒有徹底被貫徹，則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人曾開玩笑說，大概是因為村上春樹是文學界的暢銷作家，賣得太好，所以年年陪跑。「在這樣的標準下，對那些已經成名的，特別是暢銷的作家確實有影響，村上很多年沒有獲獎多少會存在這樣的原因。」汪劍釗說。
可以肯定的是，作為成名多年的巨星，鮑勃·迪倫也不需要這筆獎金的鼓勵，諾獎對他來說，不過是一個可有可無的「終身成就獎」。
態度我們有沒有足夠的自信
如何看待諾獎，如今意味著一種文化態度。對作者來說如此，對讀者而言亦如此。
汪劍釗在接受青閱讀記者採訪時談到一個問題——有作家為了獲獎而寫作。「有一些中國作家和詩人，甚至是為了漢學家寫作，好像寫作只是為了獎項，或者通過翻譯讓作品走到國外，走向世界。」在他看來，「走向世界」這個提法很詭異，「為什麼要把自己拋棄在世界之外？難道你不在這個世界上嗎？」對比他所研究的俄國文學，汪劍釗認為在中國這樣的情況極為明顯，「我相信當初的蒲寧、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他們在寫作時絕對不會想著諾貝爾文學獎。他們只是寫他們要寫的，甚至獲獎的時候，自己都會覺得很意外。而且我所接觸的俄國作家和詩人，好像還沒有誰那麼迫切地想要一個諾貝爾文學獎來證明自己，如果一個作家對自己的作品自信的話，哪還會在乎一個獎項對他的影響。」
說到底這還是文化自信的問題，不僅關乎作者，也關乎文學受眾。汪劍釗在2000年前後、諾貝爾文學獎百年之時，曾做過問卷調查和相關研究。他記得，那幾年媒體和網路還沒有那麼發達，每到10月前後，人們都會用簡訊猜測中國某位作家獲了獎。「中國人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一直都在，一直很焦慮，直到莫言獲獎之後才算真正被解開。現在，了解的渠道多了，讀者也漸漸地更為客觀、理性了。」
談及和諾獎有關的文化自信問題，穆宏燕說：「這關鍵是一個自我認知的問題。只要自己有足夠強大的主體意識，就不會對這個所謂世界性的獎項凝聚出如此深厚的、糾結的情結，更不會有受傷害的感覺。這也是個話語權的問題，只要自己有足夠強大的主體意識，就不會被人家的話語權所左右。」
在2000年的問卷調查中汪劍釗還發現，我國讀者的文化趣味存在著與所謂「文化大國」趨同的傾向，絕大多數答卷者的閱讀範圍主要局限在西歐和美國作家身上，閱讀過馬哈福茲、索因卡、海頓斯坦、卡爾費爾德、揚森等出自非洲或北歐國家的獲獎作家的作品者寥寥無幾，而在被遺漏的作家中，對亞非文學的忽視則更為嚴重。「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許多人儘管一直在指責歐美中心主義的文化霸權，內心深處依然認可西方的標準和判斷，不自覺地成了後者的傳聲筒，甚至幫凶。」時至今日，這個問題依然懸而未決。
「我個人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確具有『歐洲中心主義』色彩。那是人家歐洲人設立、歐洲人評選的獎項，不可能不具有其本位主義的立場和價值觀。但這並不意味著評不上就一定被傷害，『被傷害』的感覺本身就是一種缺乏主體意識的表現。這就如同聖誕節，那是人家的節日，人家邀請你參加聖誕聚會，當然是件好事，大家同喜同樂。若人家沒邀請你，也不必自怨自艾，更不必自輕自賤，咱快快樂樂過咱自己的春節。」
「任何文學獎項，把它看成一個遊戲就好了。諾貝爾文學獎也不例外，這無非是一個規則更複雜的遊戲。」汪劍釗曾經在課堂上這樣對學生說，「能從遊戲中獲得快樂就好，如果天天琢磨遊戲規則的話，就沒必要去參與。」
正是如此。就在昨天，新晉諾獎作家誕生了，2016年的「遊戲勝出者」已經出爐，而出版、閱讀、創作以及諾獎話語等方方面面的小賽事又重新拉開帷幕。作為玩家，你準備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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