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笑俠：夾縫中的法學人生

　　北京大學法學教授沈宗靈（1923-2012）2月16日辭世，這不啻中國法學界的一個重大損失。他是國內法理學和比較法學領域的學科奠基人，《法理學》一書多次再版，至今仍然是法學院法理課的入門教材。

　　多數出生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前輩學人，都無法免於類似的坎坷命運：長於戰亂之際，深懷報國之心，青壯年時經歷蹉跎歲月，年至半百後才得以發揮才幹和能量。沈宗靈也不例外。他1923年出生於杭州，1942年中學畢業後，考入光華大學政治學系，一年後轉入復旦大學法律系，後獲法學學士學位。1947年赴美，於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系獲碩士學位。與許多當時懷抱愛國熱情的海外學子一樣，他畢業之後毫不猶豫選擇回國，在母校復旦大學任教，自此開始長達50年的教學生涯。在之後歷次針對知識分子的運動中，這位法學泰斗和許多海歸知識分子一樣，遭受種種審查，直到1977年，54歲的他才得以回到講台。此前20年，他只在1962年講授過12個小時「資產階級法學流派」課程。

　　個人命運遭受種種不公，沈宗靈卻未悲觀泄氣，更未有過憤怒謾罵。在重新回到法學教學與研究工作之後，他很快進入狀態，厚積薄發，陸續出版了重要的著作與譯著。《法理學》《比較法導論》《法律社會學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都是該領域的扛鼎之作。

　　沈宗靈始終保有強烈的家國情懷。他以研究西方法理學-法哲學著稱，亦時刻關心中國現實問題，不斷把學術視角投向鮮活的中國法制建設實踐，嚴謹地探索中國法治的本土性問題。上世紀80年代初，正值中國法律體系初建，他撰寫了《論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研究法的概念的方法論問題》，引起法學界對法的階級性和共同性問題的熱議。1988年國內民主風氣甚濃，理論界關注人與法的關係，實務派重視法制建設與法律實踐，沈宗靈發表了《論法律的實行》和《「法制」、「法治」、「人治」的詞義分析》。90年代前後，全國上下又一次討論人權問題，他則發表了《人權是什麼意義上的權利》《二戰後西方人權學說的演變》。

　　法學與政治天然地緊密相連，但同時，在政治性與意識形態性之間做出區分，是沈宗靈與同時代的許多法學家的區別。這一特點在其論著中非常顯著。中國法學脫胎於蘇聯「維辛斯基法學」，整個20世紀80年代的法理學界，實質上都圍繞要不要「去蘇聯化」、要不要「去意識形態化」這兩個問題，展開左與右的拉鋸戰。他的《法理學》教材可謂當年在這兩個「去」上最早定型的教材之一，這也體現了沈宗靈在掣肘中尋求法學中立性立場的智慧。

　　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來，思想界仍然有一些禁錮和反覆，可是沈宗靈不顧風險，接二連三把哈特的理論、佩雷爾曼的正義理論、塞爾茲尼克的法律社會學、波斯納的經濟分析法學、盧埃林的現實主義法學、拉德勃魯赫的相對主義法學、霍菲爾德的權利理論、哈特與德沃金的理論分歧等，引介到中國法學界。與此同時，他也把各法學流派介紹到中國，比如歷史法學派、分析法學（注釋法學派）、美國現實主義法學、相對主義法學、人文主義法學、女權主義法學、法律全球化理論等。這一系列對西方法學理論的引介，對開闊中國法學學者的視野和思路，促進法理學的多樣性，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沈宗靈對此並不以為意。1998年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如果說貢獻的話，我深感不安。在我看來，我只是在盡自己的努力。在法學理論的研究上，我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對此難得統一，也不應強求統一。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才有了法學研究的繁榮。事實上也正是如此，對許多問題的認識都是在爭論的過程中形成的。至於我個人在法理學上的貢獻，我寧可使用『創新』這個詞。」

　　對於剛剛走出意識形態的學術界來說，沈宗靈所從事的法理學-法哲學研究，是法學領域最具風險的地帶。他是這個地帶造詣傑出的法學家，因此承受的風險也最大。夾縫生存，更顯學者本色。國家的命運客觀上限制了沈宗靈這一代法學家的成就，不然，他們的學術貢獻會更大。

　　作者簡介：孫笑俠，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

　　文章來源：財新《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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