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流毒：反思當下中國教育體制弊端(圖)

科舉流毒：反思當下中國教育體制弊端(圖)

備戰高考的學生們

　　2005年是廢除科舉制度一百周年，自廢除科舉制度的百年來，中國的教育幾經起伏，坎坎坷坷地走到了今天。如今，中國的教育體制改革又到了一個關鍵的時刻。在這樣的時刻，反思科舉制度的得失成敗，清醒地認識和解決教育領域存在的問題，實在是非常必要的。我個人感覺，如果我們對當前教育界存在的弊端缺乏清醒的認識，那麼，中國現代教育也是極有可能重蹈科舉制度的覆轍的。

　　有人也許說：「科舉制度已經廢除一百年了，今天的學生不要說學八股文了，就連八股文是什麼樣兒都沒見過。中國的現代教育哪會重蹈當年科舉制度的覆轍？你是不是在故作驚人之語？」

　　答曰：否。誠然，我們在考卷中消滅了八股文、在課堂上剔除了四書五經、在制度上廢除了殿試和進士及第。但是，如果以為僅如此就可以徹底消滅科舉制度的幽靈的話，那實在是很幼稚的。要我說，八股文、四書五經、進士及第不過是科舉制度的外在形式，如果科舉制度的靈魂－－即精神實質－－得不到徹底清算的話，那麼，科舉制度的幽靈完全可以假現代教育(甚至是教育改革)的名義重新在中華大地上遊盪。

　　考察中國目前的教育現狀，很多弊端都帶有科舉時代的影子，有的甚至如出一轍；科舉制度的很多僵死的、迂腐的考試觀念在今天仍然存在。所以，我們必須對今天的教育抱有足夠的警惕，同時加速教育體制改革，不要讓中國的現代教育重蹈科舉制的覆轍。

　　一

　　中國的科舉取士制度自隋唐至宋再至明清，逐步由一個意在擴大統治基礎、公平、公正選拔人才的好制度轉變成了鉗制人們思想、束縛考生個性的壞制度。這其中的原因非常複雜，在有限的篇幅內不能一一細說，只能揀幾點跟現實生活聯繫密切的原因談一談。

　　在科舉制度演變的過程中，宋代是一個值得關注時期。在宋之前，科舉一直是一種先進的選拔人才的制度。與漢代的察舉制相比，科舉制有顯而易見的公正性，它有利於破除門閥體系，具有反對血統論的意味。以公平、公正、公開的考試方式來選拔人才，是科舉制度最傑出的歷史貢獻，這一點，無論如何都不能抹殺。但是，我們必須明白，一項好的制度猶如一塊肥沃、富饒的土地，如果「開發」過度，它就會「水土流失」，就會「沙化」，並最終演變成像鹽鹼灘一樣的不毛之地。用今人的語言來表述，宋朝對科舉制度的破壞性「開發」主要有以下幾項：擴招、計劃錄取、圈點考試範圍。

　　先說擴招，宋朝選士比唐朝要泛濫得多，唐朝每屆僅取進士三四十人，宋朝則動輒「錄取」四五百人，是唐朝的十多倍。比如北宋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宋朝即取進士409名，加上其他諸科1129名，共計1538名。擴招在當時滿足了一些讀書人獲取功名的願望，可是卻降低了「門檻」，降低了質量。更嚴重的是，招收了如此多的「人才」，讓他們如何就業呢？在封建社會，讀書的目的就是要升官發財，所以朝廷就只好增加官位，好讓「士子」就業，於是，宋朝就出現了臃腫的官僚機構和官僚隊伍。臃腫的官僚機構和大量的冗官耗費大量的費用，所以，宋朝儘管商業還算髮達，但財政壓力一直很重。同時，臃腫的官僚機構和大量無所事事的「冗官」必然導致相互扯皮，內耗嚴重，效率低下，腐敗和派系紛爭更是不可避免。還是以數字來說明，唐朝的中央政府官員多的時候達到過2000多，唐太宗銳意改革，一下子就將其減至634人。宋仁宗時期，宋朝的中央官員超過了1.7萬人。

　　宋朝的計劃錄取系指它的「逐路取士」。到了宋朝，中國的經濟重心已經開始南移了，各地的經濟發展和教育水平的不均衡現象也已經出現。這種狀況影響到科舉制度，就是發生了歐陽修和司馬光關於是「唯才是舉」還是「逐路取士」的爭論。歐陽修主張按統一標準對待全國各地考生，即「唯才是舉」，類似於「全國一條分數線」；而司馬光認為，應該照顧到各地經濟發展和教育水平的差異，將全國的錄取名額分配給各個地區，「逐路取士」，這類似於現在的「各省單獨劃線」。王安石變法失敗之後，司馬光「主政」，「逐路取士」的原則得到了貫徹，並一直被後人繼承。「逐路取士」的好處是照顧了地區間的現實差異，但弊端也極其嚴重，那就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破壞了考試的公正性，而且還直接誘發了舉子「冒籍」的行為。所謂冒籍，其實就是古代的「高考移民」(最近兩年，「高考移民」現象頗受媒體關注，其實，此事古已有之)。因考中進士的誘惑極大，為了確保考中，教育發達地區的考生通過種種途徑，冒各種風險，將自己的戶籍改到教育欠發達地區。為了對付「冒籍」應試，宋以後的各朝各代想了很多辦法，制定了許多極為嚴厲的處罰措施，但都沒有杜絕這種現象。濟南在清朝時出過一個狀元陳冕，他考狀元時用的就是「北京籍」，相當於今天的山東考生「移民」到北京去參加高考。

　　至於圈定考試範圍，就是宋朝通過考試改革，改原來的考詞賦為考經義。評判詩詞歌賦的好與壞，帶有強烈的主觀性，往往缺乏統一的標準，而考經義則容易評判。這其實是以考官為本位做出的一廂情願的命題思路，即，命題首先要考慮的就是如何方便閱卷打分，至於這種考法是否符合考生的實際，是否照顧到了人才的多樣性，是否壓制了一些考生的個性，是否有利於真正的人才脫穎而出，實現選拔效用的最大化……這些都是次要的問題－－能照顧到就照顧到，照顧不到也就算了。這樣的命題思路其實早在宋朝就顯示出了它的弊端。王安石最初是主張考經義的，他實行變法，也想通過考經義來選拔「經天緯地」之才，可是，改考經義後得不償失，就選拔人才的質量而論，考經義反不如考詞賦。這一點，就連王安石都為之慨嘆，說「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料「反變秀才為學究」了。

　　其實，這裡面的道理並不難。讓一直躲在書齋、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舉子們議論「治國安邦」之策，他們除了闡發(甚至就是照抄、照搬)先賢的遺訓之外，能說出什麼切中肯綮的宏論？可惜，宋朝的這一教訓並沒有被後人汲取，後世一直延續考經義的路子，直到現在，各省的高考作文也依然明確規定「不能寫成詩歌」。無論這條規定在命題者和閱卷者看來多麼天經地義理直氣壯，但是，只要以考生為本位來考察，那麼它的荒謬性就是無以復加的。憑什麼詩歌就不被認可？難道詩歌寫得好不是一種才華嗎？難道詩人不值得尊敬嗎？

　　二

　　不讓寫詩歌，卻非常鼓勵寫議論文，尤其是最近兩年高考中所出的「話題作文」，更是誘惑考生對「宏觀話題」發議論。「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考生們本來就「閱世不深」，對複雜的社會缺乏切身感受，可考試的時候卻非要求他們對國家和社會的「宏觀問題」發表意見，他們除了人云亦云，除了說一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充滿玄學色彩的空話、套話，又能怎麼辦？憑空話、套話能有效地選拔人才嗎？我懷疑。今年山東的高考作文題是「雙贏的智慧」，命題者在給材料時就把雙贏界定為「取長補短」，然後誘惑考生髮議論，結果，出來的優秀作文果然是在變著花樣論述如何「取長補短」，辭藻倒挺華麗，可要我看，這些優秀作文沒有一篇有深刻的思想和較強的現實針對性。我就想，命題者憑什麼就那麼自信而又愚蠢地將「雙贏」界定為「取長補短」？「取長補短」固然是「雙贏」，但強強聯合、共謀發展難道就不是雙贏？強強博弈，通過競爭互相提高難道就不是「雙贏」？更可怕的是，考生也很配合(這顯然是長期訓練的結果)，命題者想要什麼，閱卷者想看到什麼，我就寫什麼。彼此很默契，似乎都很有「智慧」，已經實現「雙贏」了。其實，這是一種徹徹底底的「雙輸」。命題者在「誘供」，考生像命題者肚子里的蛔蟲一樣在「招供」，高考的作文考試簡直就成了一場道德「審訊」－－不看考生是不是有自己的想法，就看你會不會「配合」。要我看，「雙贏的智慧」完全可以按照這樣的思路去寫：雙贏是博弈雙方都想追求的結果，可實現雙贏卻是有條件的。這條件就是要有智慧－－僅博弈的一方有智慧都不夠，而且要雙方都有智慧才可。若僅單方有智慧，而另一方卻不按規矩出牌，胡亂「攪局」，那也無法實現雙贏。以現實生活證之，若建立和諧社會，使各個階層、各個群體都獲益，實現「雙贏」甚至是「多贏」，就對整個社會的「智慧含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領導民眾的政治家要有足夠的智慧，而且普通民眾也有足夠的智慧；不但企業要有足夠的智慧，而且消費者也要有足夠的智慧；不但作家要有足夠的智慧，讀者也要有足夠的智慧……一句話，「雙贏」的和諧社會不會在充滿「愚氓」的土地上誕生，「有關部門」必須改變從封建社會沿襲下來的對民眾「瞞和騙」的「愚民」做法，還公眾知情權、監督權、發言權及其他各項權利，使他們越來越有「智慧」。我把自己的想法跟一些考生和家長說了，他們均不以為然，說「你這是雜文家的思維，不是寫高考作文的思維。如果按你說的寫就跑題了。」我愕然。如果非得把考生的思維限定在命題者圈定的範圍內，那麼，這樣的高考作文不是跟當年的八股文如出一轍嗎？

　　三

　　高考作文有重蹈當年八股文的覆轍，這還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當前中國教育之弊端與科舉制有相似之處遠不止於此。且讓我們沿著科舉制的發展軌跡繼續追索－－

　　到了明代，中國科舉制度已經定型了，以後的清朝，在考試方面基本沿用明朝的那一套。明朝的考試製度和唐宋時期的最大差別之一就在於考試「層級」的增多。在唐宋，考生由民間呈報地方政府，再由地方政府呈報中央，經中央組織考試，考中便是進士及第。因此，唐宋時期的進士考試，主要的其實就一次。到了明朝，因報考的人數越來越多了，僅用「擴招」一法已經不足以緩解「家長和考生的迫切要求」與「社會教育資源」之間的矛盾了。所以，只得在嚴格考試級別上來做文章－－分若干等級來考。第一級是府縣考，考中者為秀才；第二次是省試，又叫鄉試，考試地點就在各省的貢院，考中者為舉人；第三次是會試，即各省舉人彙集中央，「進京趕考」，考中者始為進士。考中進士還不算完，還要在中央讀書三年，由中央派一個老資格的進士出身的人來教，這些老資格的進士出身的人都是朝廷大員，他們其實並不怎麼嚴格地教學，只是掛個名而已。三年之後再參加一次考試，考中者入翰林院。④考試層級的增多和「學制」的增長必然導致「學銜」(學位)森嚴的等級制和名利化。而後者逐漸喧賓奪主：讀書人由最初的追求學問變成了追求學位，讀書的功能亦由最初的「養氣」「求道」變成了追名逐利，學術的獨立性和非功利性品格越來越少，而依附性和功利性追求越來越多，學風越來越壞，學界的空氣也隨之越來越污濁。到了最後，科舉制給人們的責任感越來越少，而虛榮心卻越來越重。

　　在古代，考場和官場密不可分，明代科舉的弊端影響到官場，直接就是「流品」：明代風尚，非進士、翰林不能做大官。於是，進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面，官運亨通；秀才、舉人是濁流，沉澱在下面，永遠不能超越。進士、翰林沒有當小官的，無論政績如何；秀才舉人，沒有當大官的，同樣不論政績如何。這無疑使官場喪失了活力。從兩漢到唐宋，當官自然都得先從小官做起，有了政績可以升遷，這使得人人有升遷的希望。明以後，對秀才、舉人出身的「基層官員」來說，他們升遷的路途中斷了，政治抱負和施政才華得不到充分施展，理想破滅之後，順理成章的便是追求享樂，當個魚肉百姓的貪官或酷吏；而進士、翰林出身的「高級官員」，因高高在上而脫離實際，他們只要不「觸怒龍顏」，便無「降級」或「失業」的職業壓力，自然不會把主要心思放在關心民眾疾苦、為民謀福利上。因此，附庸風雅，擺弄琴棋書畫便成了許多官員的自然選擇。

　　「流品」除了造成「基層官員」和「高級官員」之間的隔閡外，就是在「高級官員」之間也有惡劣影響。它造成了官員之間不恰當的攀比－－比出身、比學位甚於比工作成績。晚清大臣左宗棠，因只是舉人出身，雖功業蓋世仍備受歧視。他當時位列軍機大臣已是異數，但因不是進士、翰林出身，死後便不能享受最高層次的「文」字謚號。左宗棠咽不下這口氣，在進軍新疆平叛的途中仍連夜上奏，要求回京參加考試，以獲得進士及翰林學位。慈禧太后接到上奏後，下詔稱：戰事緊急，主帥不宜請假，特賜左宗棠進士出身，並賞翰林，著以原職繼續統兵平叛。左宗棠感激涕零，遂有抬棺進擊、平定阿古柏叛亂之舉。看看，當時位列軍機大臣之高位的左宗棠，尚且不能超脫於「文憑」的誘惑，可見科舉制所造「流品」之害人不淺。

　　如今，高校「擴招」早已成銳不可當之勢，中專、大專、本科、碩士、博士及博士後等文憑所標誌的教育等級已在社會上造成了相當的影響，相應的，「流品」意識也初露端倪。比如，許多單位招人都要求「本科以上學歷」，非「碩士以上學歷」不能進入高校任教，非有「博士」及博士後學歷幾無晉陞教授之可能。目前，受「流品」之害最劇者，莫若教育界。漫長的「學制」和刻板的教學模式，正在起著「逆淘汰」的作用，大批有才華、有思想的青年考不出或不屑去考一級又一級的學位，大部分學位遂被一批死讀書、讀死書、專以應試為能事的人所佔據。一方面，有學術潛質的人進入不了學術門檻，另一方面，能進入學術門檻、耗用學術資源的又多是庸才。這種情況已經引起了有識之士的反感，最近，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拒絕招收研究生一事就是極好的例證。這種情形其實跟明清時代的科舉制亦有類似之處，像蒲松齡這樣有才華的文學家在科舉的路上極端不順，而許多進士出身的人卻庸庸碌碌，學無所長。

　　四

　　對於科舉制度的弊端，改良主義思想家鄭觀應做過這樣的批判：「雖豪傑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無用之時文。即字字精工，句句純熟，試問能以之刈安國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懷柔遠人乎？不能也。一旦業成而仕，則又盡棄其所學。嗚呼，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天下之無謂，至斯極矣。」這段話切中科舉制度之要害，「所學非所有，所用非所學」實在是科舉制的一大弊端。檢討今天的中國教育，科舉制度的這一弊端，顯然也在相當程度上被「繼承」下來了。不斷地有媒體披露，有英美人答中國的英語高考試卷，所得分數並不理想；王蒙等作家曾答過高考的語文試卷，所得分數也僅僅是「及格」而已。筆者在報紙上看到了今年山東高考語文的試題，其中的「白話文閱讀理解」部分所出的幾個考題著實讓人不知所云。比如，其中的一個是：說出「鄉愁是一種文化心靈上的寂寞」一句話的意思。這句話本身就把意思說得夠明白的了，你還要考生怎麼說？我拿這個題請教過一位大學中文系的教授，他也答不上來。命題者給出的答案是：「故土文化的失落會造成人類心靈的寂寞，鄉愁由此產生。」看到這個標準答案後，我哭笑不得，這就叫「你不說我還明白，你越說我倒越糊塗了」。更讓人費解的是，「鄉愁」的產生跟「故土文化」是否「失落」沒有必然的聯繫。思念故鄉是人類的一種天然的情感，不需要特別的理由。我離開了老家內蒙古，時不時地就想家，思鄉，這很自然的，跟內蒙古是不是在刮沙塵暴沒有必然的聯繫，草原文化沒有失落，我也照樣產生「鄉愁」。如果一個人非得等「故土文化」「失落」了才產生「鄉愁」，那就像非得等父母死了才想起盡孝一樣，都虛偽得很。最關鍵的是，我實在想不出考這個題的目的何在。今天的考生不論日後是當報刊的編輯，還是當中文系的教授，還是當著作等身的作家，他都用不上這樣的「理解能力」。這些不都是典型的「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嗎？語文和英語試卷出現了「所學非所有，所有非所學」的現象，其他試卷是不是也有同樣的問題呢？難說。當一次又一次地面對著如此怪異的試題時，我們難道還不能嗅出一點科舉制度殭屍腐臭的氣味嗎？

　　所以，我要大聲疾呼：在紀念廢除科舉制度一百周年之際，我們一定要警惕科舉制度借屍還魂！中國的現代教育制度已經出現了種種和科舉制度類似的弊端，我們必須給予足夠的關注並設法加以解決。

　　中國的現代教育再也不能重蹈科舉制度的覆轍了！

　　五

　　本文寫就之際，我讀到了雜文家張心陽先生髮表在2005年第6期《雜文月刊》(原創)上的文章《邪門的教育》，深有感觸。我上面的文字主要是針對目前的高考、高校所發的，而張文主要針對的是中學教育，為補充計，容我轉述張文的大意，並節錄其精彩段落。

　　張心陽在文章中說，他的女兒讀初三，語文寒假作業中的一些題目極端邪門。他舉了兩個例子－－

　　其一，賈平凹的《讀書示小妹生日書》有這麼一段文字：「而今桌上，几上，案上，床上，滿是書籍，卻常讀十不能記下四五，這全是年齡所致也。」出的題目是：這段話可以用一句俗語概括，這句俗語是什麼？其中的兩個字形相同音不同，請寫出這句話。

　　其二，《人類需要夢想者》一文講述的是居里夫人獻身科學、不圖私利的品德，其中有這麼一段，美國記者到居里夫人的試驗室採訪，居里夫人說出了世界上每一零星鐳的所在地。記者問：「法國有多少呢？」「我的試驗室只有一克。」「你只有一克嗎？」「我，啊，我一點也沒有。」題目要求從下面四句話中選一句填入橫線處。這四句話是：A、「這一克是屬於人類科學事業的。」B、「這一克是屬於法國的。」C、「這一克是屬於實驗室的。」D、「這一克是屬於比埃爾居里和我的。」

　　就這兩個題，張心陽問了「五位文學碩士和博士及兩位老報人，第一題沒一個人能答上來。第二題五人答A，兩人答B，所答全錯，因「第二題的標準答案是C」。

　　張心陽先生不禁憤怒，寫道：「我們的教育之所以成了這個樣子，真讓人為之憤怒又傷悲。教育的根本目的似乎並不是好好培養人才，一切都不過為考試服務，以考住學生、拉開分數檔次為目的。至於學習的內容是不是與真理常理相違背，是不是合乎事物發展的規律和邏輯，是不是有助於開啟和開拓學生的智慧和思維，是不是為他們的未來打下良好的素質基礎，似乎不在教育者考慮之列。」「如果說孩子們豁出命來學習，學到的都是有用的東西，也還算沒白辛苦。可是當看到上述幾道題時，我們將作何想？這簡直無異於剝奪他們的青春和生命，也可以說是一種變相的謀殺。被毀掉的當然遠不止他們現在的歲月，還有他們的未來。」「學生們其實是在與一些垃圾知識為伍，是在垃圾知識里東奔西突，是在同垃圾知識戰鬥。我為他們心痛，也為我們的教育體制傷悲。」

　　感謝張心陽先生的文章。以前我單知道在高中、大學教育中存在「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的弊端，如今才明白，這流毒早已開始侵害中學生了。小學生所學，是不是也有「垃圾知識」呢？作者：鄭連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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