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文明衝突時代的世界體系?

Karim Douglas Crow，哲學博士，世界伊斯蘭文明高等研究院教授

劉勇，南京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博士後流動站;揚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自2008年9月以來，世界仍處在持續大規模的全球性經濟衰退當中，你不可能保持樂觀，指望回到過去的繁榮是危險的、天真的。不是緊緊抓住「復甦」的希望，而是要從歷史批判的視角去反思根源，反思正在發生事情的真正實際意義以及它們將來的隱含意義。金融危機只是當今全球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的表象，它說明「剝削」資本主義經濟已達到其經濟、政治、社會和道德的極限。它不僅是對我們社會的威脅，也是對大自然的威脅，危及到當今世界及未來世界。

在新自由主義階段金融全球化導致的全球危機，同時是系統性的結構性危機，涉及維度包括經濟、地緣政治、社會、生態、道德等，並且加速與此密切相關的糧食和能源危機。奧地利學者阿爾諾·特魯指出：在危機中，那些邊緣國家或半邊緣國家如東亞、俄羅斯最近在土耳其G20峰會上對「華盛頓共識」——認為只要市場力量正常發揮，實施經濟自由、私有化、緊縮貨幣政策，特別是放開私人外資直接投資，將會「修復」危機——提出了質疑。包括全球化的批評者、環保主義者、各派解放神學的反對陣營，以及最近從新自由主義陣營分裂出的持不同意見者，一致認為不受約束的全球化加大了各國國內以及在全球範圍內社會貧富差距。大多數這個陣營的追隨者同意這樣的觀點……在世界體系中，收入分配在全球化時代已經惡化。①此外，第三屆世界論壇主席薩米爾·阿明強調：這場危機也同時是美國霸權的危機……軍事全球化服務於寡頭，民主衰落，掠奪地球資源，放棄南方發展等因素的後果。

在這裡，我們關注的是全球歷史和文明軌跡，其是表面激流下隱埋的力量運動。缺乏反思的觀察者只看到了外表明顯的騷動和顫抖，而其實這是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的結構逐漸轉移後，突然爆發的一個猛烈地震或破壞性海嘯。要理解其更廣泛的意義和影響，還需要冷靜理解晚期的現代世界體系，以及如何展現並發展了前哲的思想和「神話」的功效，其中最主要的是理性和進步。從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延展出來的思考，隨著科學發展、技術進步和帝國主義的傳播以及新自由主義時代資本主義轉變為普遍的世界體系，而必然出現的結果。這些都構成了市場化條件下資本主義金融全球化的潛在基礎，當今的金融階層和統治精英促進了這一政治進程。市場社會呈現出「現在已經變得如此廣泛，它們構成了對人類未來的真正威脅；由此產生的危機正是這樣真正的文明危機」。

我們主要是針對最近的趨勢，用更廣泛的文明影響來喚起人們及時反思。我們首先討論啟蒙運動的思想遺產及其晚期現代性的枯竭；其次討論依附發展理論對隨之而來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心」與「邊緣」)的全球發展進行總結；最後在世界體系理論框架下討論「歐洲崛起」，表明歐洲例外論是錯誤的。遵循的是介紹新自由主義時代資本主義金融市場的負面影響，從人類社會的需要及文明維度出發，批判性理解人類的動機和目的。所有這些，也許可以提供一個必要框架來思考目前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體系的真正替代品。

一、啟蒙與現代性

薩米爾·阿明認為現代性是基於下列原則：作為社會的個人和集體負責他們的歷史並塑造自己的未來。現代興起於大約300年前的西歐，是伴隨著一個新興階層——知識分子階層而興起，他們試圖從傳統的基督教(主要是羅馬天主教)的控制下解放出來，湧現出一批受過良好教育的思想者，他們渴望吸收新思想來結束封建君主的特權。隨著科學發現的潮流，用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理性原則取代教會的專制教條，構建一個平等的社會秩序。一種新的社會思潮把不同的參與者統一起來，形成一個更廣泛的智力運動，在普遍的世界性精神方面有著相似的政治理想和社會目標，從整個歐洲的城市擴展並延伸到北美。這些公共知識分子自封「哲學家」，他們強調法治以限制國王、貴族和神職人員任意行使制度權力。他們宣傳民主和平等、革命和改革、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懷疑主義和科學主義，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有閑階級和中產階級的想像力。

各種趨勢的基因來源於這種「啟蒙」或「理性時代」，紮根於批判性反思的信仰，對自然的物理法則充滿信心，也樂觀地對物質進步的烏托邦主義充滿信心。他們贊成以下的信條：宇宙從根本上是合理的，可以通過使用單獨的推理加以理解。真相可以通過經驗，觀測人類內在的推理和系統的疑問來實現，而傳統的權威(君主或教會)不可優先於經驗。人類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物質和理性進步的歷史：人類可以通過開發對自然世界的科學知識以及通過技術來操縱物質世界，克服愚昧、迷信和宗教，通過社會進步和政府機構來減輕其殘忍和暴力，通過教育來改善和發展其理性。

這些啟蒙運動中新出現的「偽哲學家們」試圖從政治和宗教的限制中解放個人，使他們能按照人性自由行動。他們確信已經發現了人類永遠幸福的一種確定模式。在人的個性發展、社會動態以及政治和經濟組織理論中，啟蒙思想家拋棄舊的宗教和道德的解釋，對人類活動和動機的規則進行經驗分析和機械解釋。物質現實被接受作為唯一的現實，影響到人類社會的自然法則被認為是基本機械的。該模式聲稱追求自由自身利益將有利於整個社會；同時還聲稱人的自由理性會產生健康的道德判斷，把人從教條主義和有組織的宗教迷信中解放出來。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自由觀點認為，如果人類被賦予了行動自由，出於自身追求最大的個人利益，其結果將「最大程度地符合整體社會利益」。自主的個體自由鼓勵和塑造人類活動和組織，應用自然的物理法則。相信他們現在明白這些科學規律，許多18世紀的理性主義者都相信，他們已經找到了永無止境的進步秘訣。

在由啟蒙思想家闡述的社會科學中，純經濟學很好地論證了「工具理性」的概念。經濟學探討「經濟規律」如何限制人類活動，試圖操縱這樣的規則和條件，提出這些規則像自然物理定律一樣經驗有效。經濟生活被認為由人的「理性」(等同於人的本性)要求所掌控，包括私人財產、企業自由和市場競爭，這導致了社會生活的經濟和政治領域之間的分離。

啟蒙運動的突出特點，或許就是輕視宗教信仰和人類存在的超越價值。自由內在理性被推崇為倫理、政治權力，經濟「科學」和社會組織的主要來源和合法存在。在科學主義基礎上，當代「物理主義」概念出現是腦功能或「精神事件」的發展階段。人的社會和政治活動管理原則其實和自然法則是一致的，這是啟蒙思想和接近工具理性的主要特徵，現被批判為是一個完全無理由的假設。

法國的人權宣言和市民宣言、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權利法案的簽署者都是受到這些啟蒙運動思想的影響。1789年法國大革命經歷了歐洲最深刻的精神和智力危機，當時啟蒙運動培養的共同目標讓位於分裂的衝突。偽哲學家們通過革命的手段和持反對意見的政治運動對舊封建秩序進行了攻擊。從1789年到1939年，甚至到目前，進行長期的國際爭奪戰，不但發生在自由主義和受啟蒙思想激發的社會主義力量之間，而且還在那些宗教的反應力量、保守偏見的力量和封建地主的特權力量之間，其靈感來自於以賽亞·伯林所謂的「反啟蒙」。堅信歷史必勝的歐洲中心主義認為它保持不僅通過科學和技術的變化在歐洲造成了工業革命，從而給整個世界帶來了經濟繁榮，同時也把「文明」傳播到世界其他地區，該主義直到20世紀中葉都未受到有效挑戰。

現代西方政治、經濟、科學和知識文化的基礎都依賴於啟蒙運動，其對宗教具有普遍敵意，促使國家從教會分離出來的世俗主義，以及應用理性的特權來保障人的自由和物質進步。「宏大敘事」供奉的那些壓倒性原則在19世紀佔據主導地位，試圖在一個新的科學範疇內重構一個逐步進步的連續體，包括實證主義、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社會主義以及唯物史觀，成為真正的「現代」。在一定意義上，所有的「現代」都是啟蒙運動的產物。

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奧多·阿多諾在其開創性的啟蒙辯證法研究中嚴厲批評了「啟蒙」，強調了啟蒙運動的「黑暗」面：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1793-1794)恐怖統治的革命政權，20世紀法西斯的殘酷極權主義以及俄羅斯時代的社會主義。此外，通過促進商業和工業資本主義的迅速蔓延，有不可否認的動力，啟蒙運動賦予歐洲帝國主義一切不公正和壓迫。因此，從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開始，經過兩個世紀的剝削、戰爭和帝國主義征服，「現代性」一直捲入流血和恐怖。

關於評估啟蒙運動傳統的當代辯論最近被放大了，從政治左派到原教旨主義以及到歐美思想的保守右派。德國社會理論家尤爾根·哈貝馬斯尖銳地問道：啟蒙思想家仍然有奢侈的期望，藝術和科學不僅會促進控制自然力量，而且還會促進進一步認識世界、認識自我，將促進道德進步、制度公正甚至幸福人類。20世紀已經打破了這種樂觀……我們是否應該堅持啟蒙運動的思想?儘管也許它已有氣無力。或者我們應該宣告現代性整個丟失的原因是什麼?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辯論說：啟蒙運動的科學方法可能原本打算為人類解放的理想服務從而對宗教教義進行攻擊。然而，科學的理性力量最終不僅是用來反對神，而且反對所有形而上的想法，包括良心和自由。「知識」和「信息」分離，標準和事實及科學的方法分離。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發生三件「世界歷史性事件」：第一，伴隨蘇聯垮台出現了經濟和政治的變革；第二，「9·11」恐怖襲擊導致了美國領導的「反恐戰爭」和軍事干預進入亞洲的心臟地區；第三，金融市場資本主義的危機。約翰·格雷察覺到這一系列事件是有結構性聯繫，我們已進入後現代時期，啟蒙運動正在枯竭。他更進一步進行無情分析、剝光了在過去幾十年里這個星球上的有害妄想和自大狂妄，例如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資本主義危機，探詢現在需要走什麼樣的啟蒙之路?

二、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

在二戰後的早期，佔主導地位的「現代化理論」把「不發達」的第三世界發展遲緩的原因歸於未形成資本主義制度。該發展理論認為，所有社會進步都經過類似的發展階段，因此欠發達地區都處於發達地區(主要是歐洲和北美)過去的某個類似階段。欠發達地區擺脫貧困的任務就是沿著共同的道路加速發展，通過投資、技術轉移、更緊密地融入世界貿易市場。

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啟發而形成的「依附理論」認為，資源從貧窮不發達「邊緣」國家流向富裕工業化的「中心」國家，富裕了後者，而犧牲了前者。依附理論認為，貧窮國家雖然融入了「世界體系」，但貧窮國家卻更加貧窮、富裕國家更加富裕，因為貧窮國家提供廉價的原材料和勞動力，又必須通過貿易和市場購買富裕國家的產品。否則，這些富裕國家不可能享受他們現在的生活水平。富裕國家積極應對貧窮國家抵制他們影響力的意圖，通過經濟、財政或脅迫手段(包括軍事力量)以維護它們經濟的差距。關於邊緣資本主義和世界收入水平發展的大量實證研究表明，不平等和世界體系內國家的相對貧困，是和邊緣國家的經貿特點及貿易結構息息相關的——邊緣國家依賴原材料的出口，而製成品又依賴進口。

依附理論認為，「欠發達」國家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原始版本，而且有它們自己的獨特的特點和結構。首先，在世界市場經濟中，它們都是實力較弱的成員國，幾乎都是「發達」國家的前殖民地。基本是「中心」與「邊緣」的依賴關係，因為中心國家控制技術和產生技術的系統，邊緣國家沒有能力發展自主技術創新。在1960-1970年代的依附理論學者曾主張，反對建立自由市場，認為「落後」國家必須減少它們與國際市場的聯繫，因為只有這樣的「脫鉤」，才能使他們追求的路徑更符合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否則，「依賴」發展形式形成「邊緣」國家的統治階級和富裕階層服務於「中心」國家的利益和需求，同時他們追求國外奢侈產品進行炫耀性消費，固化了社會和經濟差距，從而延遲或抑制了社會的民主改革。他們構成了邊緣國家的「買辦」階層。最近改進的新依附理論學者強調，依賴關係不再反映在技術複雜程度的差異上，而是反映在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之間的金融實力差距上，尤其是邊緣國家不能借入自己的貨幣。他們斷言，由於美國金融市場的重要性及其控制的國際儲備貨幣，其霸權地位變得更加牢固。

可以說，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演變已經打上了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之間依賴關係的烙印。起源於匈牙利社會主義學家卡爾·波蘭尼的著作，對世界體系分析傾向於確認並擴大這種依賴性的說法。美國的社會歷史學家和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理論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通過與薩米爾·阿明、喬萬尼·阿瑞吉和安德烈·岡德·弗蘭克積極合作，發展了世界體系理論。該理論認為，只存在一個世界，一個經濟交換關係複雜的網路連接同屬一種世界經濟或世界體系。沃勒斯坦把16世紀西歐的「現代世界體系」和美洲聯繫起來，認為是一個逐步擴張的過程，最後導致當代全球網路或經濟交換體系。到了19世紀，幾乎所有地球上的區域被納入這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

沃勒斯坦假定了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之間有第三個範疇，即半邊緣國家，一個從中心到邊緣或從邊緣到中心的地帶。半邊緣國家即那些已工業化的國家(如東歐、中國、巴西)，但和中心國家相比，技術先進性不夠，金融控制能力也不強。邊緣國家的資本主義，會隨著中心國家，呈現嚴重的周期性波動特徵，政治和社會關係結構失衡(它包含一個強大的買辦階級的存在)，國家資本主義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世界分為中心國家、半邊緣國家和邊緣國家，這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固有特徵。它不同於以往的全球帝國，如今已經沒有政治中心了，而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集中在世界市場上，分為中心、半邊緣和邊緣國家。一般情況下，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認為貧窮落後的區域(如穆斯林世界)是由於在國際勞動分工上處於邊緣位置造成的。

世界體系的學者們認為，今天的衝突是由資本主義積累而形成的世界經濟地位決定的，而不是文化的衝突(比如塞繆爾·亨廷頓的觀點)。由於資本和勞動的二元分法，競爭代理或民族國家永無止境的資本積累終將造成摩擦。世界體系的擴張意味著東西被不斷被商品化，包括人類勞動。自然資源、土地、勞動力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正逐漸被剝奪其內在價值，通過市場化而具有交換價值，從而變成了商品。沃勒斯坦站出來明確反對把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妖魔化，認為反對目前世界秩序的力量將不可避免地增加。

沃勒斯坦後來更多地集中研究現代世界體系的知識基礎，該體系「知識結構」被認為根本上是以歐洲為中心以及追求人類行為的普遍理論。他始終認為，現代世界體系現在已經達到了終點，並聲稱今後50年將是不穩定的混亂期，會產生一個新的體系——一個比現在或多或少平等的體系。該世界體系的分析方法受到相關思想家——包括安德烈·岡德·弗蘭克、薩米爾·阿明、喬萬尼·阿瑞吉、克里斯托弗·切斯·鄧恩等人——支持後產生了顯著影響，沃勒斯坦在紐約州立大學厄姆頓分校創立了研究基地致力於該理論研究。這也吸引了來自「改變全球化」運動(也稱反全球化或全球正義運動)的興趣，該運動尋求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替代模式——就是公共政策要建立在團結、正義、和平和社會民主化的基礎上。

三、歐洲的崛起

為什麼持續的工業增長開始在西北歐而不是東亞?西歐社會又是如何在啟蒙運動之後飛躍進入了工業化並統治世界?歐洲霸主是必然的嗎?歷史必勝的歐洲中心主義觀點認為技術變革源自歐洲，造成工業革命和商業資本主義，給全世界帶來了經濟的變化，也為世界其他地區送來「文明」。

世界體系的思想家持不同看法，他們撰寫了大量著作來說明在近代初期「西方的崛起」和「東方的衰落」的系統關聯和相互促進。該理論一個公認的基本觀點是：「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歷史體系，比它摧毀的以往歷史體系更進步，這是完全不正確的。」安德烈·岡德·弗蘭克和薩米爾·阿明強調了歐洲通過殘酷剝奪海外殖民地而完成初期資本積累，即馬克思所稱的資本「原始積累」，他們奴役了美洲的印第安人、非洲人，還有歐洲的下層階級。

在西班牙征服美洲時期，無論在技術發展、國民財富還是在軍事力量上，歐洲都不領先。和大家普遍認為的觀點相反，直到大約1750-1800年，歐洲在這些方面大部分是落後的，其上升是在美洲發現白銀和開拓亞洲市場之後。直到19世紀，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總體上是全球經濟的中心。從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1800年，中國、印度、中亞、東南亞和中東是全球貿易的主要成員。這五個地區擁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最先進的技術、最大的工商企業、最好的藝術形式(文學、哲學、音樂風格等)、最成熟的政府、最好的基礎設施(道路、橋樑、運河、內河和海洋運輸)。

換句話說，直到工業革命，亞洲人比歐洲人更有效率和競爭力，處於全球經濟的中心。弗蘭克用令人信服的細節表明，在此期間，歐洲國家與亞洲國家特別與中國和印度，一直有貿易赤字；歐洲的貿易赤字——無論黃金或是白銀——均超過歐洲出口總量的三分之二。正因為如此，新世界的白銀變得對歐洲人非常重要，因為它幫助他們彌補與亞洲的貿易赤字，並在亞洲經濟中成為一個更積極的貿易成員。他評論說：「……歐洲沒有依靠自身經濟白手起家，不存在歐洲『例外主義』。近代早期，歐洲既不是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成員，也不比世界其他地區更為先進。」

此外，弗蘭克認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重要批評家如卡爾·馬克思、費爾南·布羅代爾和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無法逃脫嵌入他們批評理論中的歐洲中心主義。歐洲並沒有創造一個世界體系，或納入世界越來越多的其他地區；而是自身融入亞洲市場，「踩著亞洲脊背爬上去的」。弗蘭克的結論是：歐洲人沒有「創造」世界經濟體系，而是用來自新世界的金條「購買」一個現有的體系。他由此斷言，「西方的興起」一定是從同期其他國家發展中而得到的。在提供的這種「結構、功能、動態、轉型的全球分析和我們不得不共同生活的理論單一的世界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中」，弗蘭克充滿激情地呼籲從「一個更以人為中心的視角去理解」。他提醒我們說：「……我們需要從一個全球的角度去欣賞、理解、解釋、說明『西方興起』、『資本主義的發展』、『歐洲霸權』、『大國的興衰』……『東亞奇蹟』。」在他看來，「歐亞非大陸是在地理上和歷史上都相關的」，他推測，東亞地區目前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潛力，在不遠的將來使它最終重獲經濟霸權。

埃倫·伍德對資本帝國主義的研究作出了發人深省的貢獻。他認為，中世紀的伊斯蘭、威尼斯及後來荷蘭商業帝國都致力於貿易路線和市場優勢的保護；而英國是資本帝國，特點是在被征服地區強制推行市場。今天，我們看到了「我們稱之為全球化新帝國主義」。按照目前的經驗，全球化是一個多國體系的產物，由美國資本領導，維持金融和軍事霸權。他挑戰了全球化支持者——他們強調的跨國公司和國際機構的作用，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伍德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比以往更加依賴於民族國家維持秩序，美國是強大帝國的執法者。金融市場資本主義的經濟實力要求由主要國家提供超經濟力量的支持。

伍德並不認為，越來越多的相關國家已成為從屬於一種新型的「全球政權」——一個「市場化國家」，或者一個沒有邊界的國家。他認為，全球化的政治形式並不是一個全球化國家，而是多個國家的全球體系。新帝國主義的特定形式複雜而矛盾，資本擴張經濟實力，但維持超經濟力量卻受到限制。因此，今天全球化資本主義不能看作已經邊緣化了國家領域。全球化的唯一可能的結果必須是一個多國體系。她還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普遍歸宿必然是普遍戰爭(如「無休止的戰爭」或全球反恐戰爭)。薩米爾·阿明持有非常類似的立場，新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永久性階段。

缺乏對過去的認識，必然削弱我們感知現在和規劃未來的能力。為瞄準打破目前的僵局以尋找我們星球上文明危機的替代方式，我們必須牢記歷史揭示及構成人類動機和滿足的觀念。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市場化可以理解為服務於政治目的，其關注的是少數精英分子的利益，他們對國家或社會不受約束，不盡義務，更遑論人類。經濟體系產生於特定的社會關係，並反映人類的一個明確的圖像——人類學。替代導致選擇，隨著現代世界體系危機的嚴重程度不斷加深，許多替代方案被提供，其中有些方案互相補充或殊途同歸，有些方案互相矛盾或相互敵對。

全球市場動蕩觸發的變化和調整給那些自以為是的政客和專家以明確的警醒——或者標識著一個歷史階段的結束或另一個歷史階段的開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對此充滿了矛盾並對以市場擴張為特徵的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生命力表示質疑：「真正的問題是有無能夠取代西方金融模式的替代方案。」這種方案能夠兼容各種經濟模式和文化模式，並在一個新興的多極化時代，開闢出一條滿足真正的人類需求的新道路。約翰·格雷以令人深思的方式給出他的思考：

「我們今天還生活在啟蒙運動方案的昏暗廢墟中，這是現時代的統治方案……和現時代浮現的啟蒙思想家的願望相反，我們發現正在接近特殊主義、文化部落主義和宗教主義的現代復興……在西方文化中，推進人類理性自由、根據科學的特權地位理解其他所有形式的啟蒙方案，已經成功地腐蝕和摧毀了道德和社會知識的屬地和傳統形式，但並沒有生成類似於新文明中的任何事物。不破壞傳統文化，不侵入啟蒙的幻象而實現現代化……這不僅是合理的，而是事實上是必須的，為抵禦西方社會經濟制度發展的要求，必須使西方模式的神話破產。」

正如弗蘭克所觀察到的：「如果不能意識到統一性自身是如何產生並不斷轉變為多樣性，我們就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欣賞世界的多樣性。我們都必須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多樣性必須被容忍並且在統一性中被加以欣賞。」

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員、經濟財務顧問和所有明白是什麼導致目前現狀的思考者，必須發揮其聰明才智，持續關注並尋找可行的替代方案來有效地滿足人的需要以服務永恆的價值。他們必須認真關註：在歷史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發展理論方面，培訓中層經濟、規劃和社會制度的官員；為可持續發展密切關注推進社會經濟機構的全球化和智能化模式，以反映他們自己特定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把有意義的物質和人力資源投入到開拓周邊國家和社會的網路中，他們的經驗和資源可以在具體任務上提供實實在在的幫助和援助，從而促進地區團結、自強不息，從中心統治中進一步「脫鉤」出來，實現真正的民主改革和進步。

《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4期

本期編輯：sweety